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北利亚”。作者是把苏北比作俄国的西伯利亚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里都写了什么?我很好奇。
这时有个中年人背着手在大院里踱步,时不时地朝我们这边看看。见我也在看他,就走过来问我们找谁?听我解释后,他笑着说他是场长,姓单,邀我们坐下聊。单场长中等个子,平顶头,江苏农业大学毕业,看上去挺朴实。如果不是他自我介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江苏最大的国营农场的场长。和裴书记一样,他也建议我去洪泽湖农场找档案资料,还关照小顾送我一本黄海农场的场志,是他们为纪念农场成立60年编写的。
谈到《苏北利亚》,单场长说他也读过,很好;书里讲了很多故事,但好像没提到我父亲。他问小顾有没有找到书,小顾说没有,因为大家传着看,现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听了很诧异:一本描写右派劳教的书居然能引起农场年轻人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农场的历史啊,再说看看他们当年那么艰苦,我们今天的苦就不算什么了。” 小顾说,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要知道那是2016年底,中国的政治舆论已经开始收紧,“反右”“劳教”这样的话题绝对不合潮流,不符合“政治正确”。而这里有一群年轻人,渴望了解这块土地的过去,有兴趣去读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出乎我意料的还有午餐。不但丰盛,而且用的都是农场自产的食材。肉丝炒韭菜,番茄炒鸡蛋,清蒸鱼,羊肉汤,样样新鲜可口。饭是用“苏垦”稻米做的,又香又滑溜,口感极好,小顾说亩产能有1400斤。想到父亲当年吃的苞米糁子饭、照得出人影的胡萝卜稀汤,差别犹如地狱天堂。大有镇,如今真是“大有”了。如果父亲和他的难友们今天能来此吃这样一顿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小顾是盐城人,读了南京邮电学院信息工程专业,搞计算机软件的。我问他为什么会来此地工作?他说毕业时正好农场公开招聘,他觉得这里也不错,就应征了。待遇虽然比不上城里,但是生活水准不高,房价低,刚工作的人也买得起。场部其他的年轻人也一样,都是应聘而来。“那你是给农场搞计算机网络吗?”“我们的计算机网络不大,我只是兼职。主要是做文字工作。”“什么样的文字工作呢?”
小顾说正忙着筹建农场的史料馆。“那你是改行了吗?”他说正学着写文章,也挺有意思。
是了。他们是一群淳朴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劳教农场的历史只是历史。那些土圩子、岗亭、工棚、盐碱地,那些苦难与血腥,那个巨大的冤案,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他们可能从没见过一个劳改犯,他们的手上没有血,良心上没有重负。不但是小顾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张会计、裴书记、单场长,他们无保留地提供线索,真诚地帮助我们寻找那早已模糊的历史真相。在这样一个深秋的雨天,他们的善意和同情温暖着我的心,就像那一桌热腾腾的饭菜抚慰着我的肠胃。
饭后小顾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场志,捧在手上足有5斤重。听说我们想去看中山河上的老渡口,他又向人打听到老渡口在哪儿,然后骑着摩托为我们带路。
当年父亲解除劳教后,挑着行李出了农场总部的大门,来到中山河边,就是在这里上了渡船,到对岸简陋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回镇江的。那时中山河上没有桥,全靠这个渡口连接南岸和北岸。对父亲和难友们来说,向北是与世隔绝,是寒冷与饥饿,是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结束的被改造;向南是家,哪怕是破碎的家;是生路,哪怕是屈辱的生,总还有重新做人的希望。而对我的外婆和爷爷,向北,是和心中挂念的人见面的期待;向南,是揪心的别离,漫长的等待。这小小的渡口、摇晃的渡船,承载了多么沉重的负荷?
如今中山河上已经架了几座桥,这渡口只用来装卸货物了,难怪多数人不知道它。假如不是小顾带路,只怕我们也找不到这曾经的码头。
站在荒芜凌乱的渡口,我似乎看见54年前的清明节,瘦骨嶙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父亲,在河滩上留下一串脚印。他心中满怀着期待,却又忐忑不安:期待着回到曾经的家,见到曾经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不安的是他还戴着“极右”的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还没有被改造好,又将如何面对等了他四年,盼望他摘帽以后复婚的我的母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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