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破产的那些天



(本图转自互联网)
   

看了新出的DVD《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感触良多。影片以纪实的方法,重现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惊涛骇浪:“雷曼兄弟”的倒闭,AIG、两房债卷的贬值,议会围绕是否救市的斗争,信用的冻结,实体经济濒于瘫痪…,连锁反应,一损俱损,像是比桑迪更大的飓风,排山倒海地冲击着全美以至全球的经济;又像一列列多米诺骨牌,从华尔街向寻常百姓的家里推进。 

那场飓风中的一波,那些骨牌中的一张,冲倒了我所在的汽车公司。一方面,失业的和害怕失业的民众不再买车,美国汽车市场的年销售量从2007年的一千六百多万辆下降到2008年的九百万辆,公司的收入砍去了一半;另一方面,汽车工业需要大量资金运作,而银行收紧银根,公司贷不到款,每天现金大出血,眼看着财政就要维持不下去了。公司管理高层一直采取鸵鸟政策,相信政府会贷款给公司,帮助度过这个难关,没想到布什政府和议会不肯轻易贷款。等到弹尽粮绝了,才不得已申请破产重组。而那时奥巴马已经上台;派了几个精明人组成了一个“特派队”进驻公司,主持破产重组。 

所谓“破产重组”,说到底就是合法“赖账”。一旦进入破产程序,股东们手上的股票就成了废纸一张;公司欠别人的钱就可以暂时不还,要和债主们协商是还一部分,推迟还,还是彻底不认账。工厂可以关闭,品牌可以卖掉,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可以削减,董事和高管可以重新任命,白领可以裁员…,如此等等。目的是“金蝉脱壳”,减少负债和结构性开支,让重组后的公司有可能生存下去。这是起死回生的唯一途径。

从字面上看,破产重组是一个有序的过程。可是它的每一步,都面临着各方利益的尖锐冲突。代表债主的投资银行,代表蓝领的工会,代表纳税人的“特派队”,各自要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谈了一轮又一轮,进两步退一步或是进一步退两步;局内人打得针锋相对,局外人看着七嘴八舌。

在这漩涡中最无能为力的,是白领技术人员。我们既没有工会代言,也没有合同保障。一旦被裁,我们领几个月的失业救济,另找职业。那段时间,我们白领人心惶惶,等待着“另一只鞋掉下来”。如今翻看三年前的笔记,公司破产的情景历历在目,贴出来作个纪念吧。 


吉姆

我工作部门的主任是个美国人,名叫吉姆,2009年他刚满55岁。吉姆大学本科毕业,在公司做了多年的主管。我和他认识,是在1993年。那时我在另一个部门,但是分管他的部门的产品可靠性,所以也去出席他的“干部会”,为他做事。后来他做副总工程师的时候,又让我去给他解决一个生产线上的紧急问题。2000年,他来我们部门做主管。 

吉姆对员工很好,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有了成绩他倍加赞扬,另一方面又常常向我们提出挑战,鼓励我们去解决难题。他平易近人,从来没有架子。有时间他会到我们的办公室看看孩子们的照片,问问家人的情况,也谈谈他的女儿们。我们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找他,给他发个“伊妹儿”,他总是亲自来找我们,谈清楚了为止。多年来,我们也习惯了他的关心。 

这次公司裁员,我们部门要减员40%,也包括一些主管。 在这种形势下,吉姆选择了提前退休。但在退休之前,他竭尽全力为手下的员工想办法,看能不能在公司内部找到要人的部门调过去,尽量减少失业的人数。他为我们大家所做的努力,使我们深受感动。 

吉姆临走前,和我聊了一会。他说他的感觉是泰坦尼号快要沉了,他有幸坐上了救生船,却把妇女和小孩留在了泰坦尼号上,不安于心... 


老吕

公司有一位中国来的同事老吕,裁员时也选择了退休。他是吉林大学毕业的,在国内汽车行业工作了20年,又在美国工作了30年。他说已经在南方一个大学里注了册,退休以后去修音乐和传教的课程。这两件都是他的热情所在,不过我是到了他退休的时候才知道的。 

老吕走后的一个月,每天在我们的“咖啡站”都能见到一盒点心或是一罐果汁,让大家享用。旁边放着一张纸,写着他的名字。原来是他托了另一位同事,每天替他买一样礼物给大家,意思是说他惦记着我们。 

他的真诚,使我们感到温暖,特别是在那样严酷的情势下。回想起来,我们同在一个部门几年,也就是那一年才对他有所了解。可惜刚交了朋友,就分手了。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老印 

同组有个印度同事,一直让我头疼。他参加我负责的一个课题,可干活总是拖拖拉拉,从来没有按时完成过。我想了各种办法鼓励、帮助、督促,也毫无效果。他最擅长的是聊天:印度的宗教、哲学、风俗,他都侃得一套一套的;假如在咖啡站碰到他,非得被他拉住聊到我不得不告辞为止。也许他生来就是喜欢“形而上”的,对于“形而下”的事既不上心,也不着急,悠哉游哉,真让人觉得他选错了行当! 

公司裁员40%的消息一出,我们心里都在想:他这次大概逃不掉了。可第一波裁员的名单里并没有他,我们也为他松了口气,因为他太太当时正怀孕待产,假如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失业,那就比较严重了。可是过了两天,他却来和我告别,说他选择辞职了,而且满脸的轻松快乐。他说太太要生孩子,他正好在家照料;孩子生出来,太太有工作,他可以在家当“奶爸”。“工作嘛,等经济好一些再找吧,没问题的。”

我惊讶之余,不得不佩服他的潇洒。凡事放得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有福的? 


君子 

20094月底,是公司的“黑色周”。 

整个一星期,公司不同部门都在裁人。我们部门不知什么缘故,这次损失惨重,尤其是技术人员。裁的裁,降级的降级,但是管理层安然无恙。 

走掉的四个人,全是技术级别最高的人才。升到那个级别不容易,说让走,老板谈几分钟套话,签个字,再给几分钟收拾东西,就被保安送出门。我那天不在公司,第二天才知道,实在寒心。看着那么优秀的人这样离开公司,咱也免不了“兔死狐悲”。刚退休的主任就曾经评论:若干年以后,也许商学院的教材会把这个教训写进去:“该汽车公司之败,败在不会用人。” 

四个人中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华人,和我的工作关系最近。这位先生真正是有涵养的君子,脾气极好,待人宽容,处理事情也很冷静。他走后,我和他通过两次电话,他毫无怨言,反而鼓励我不要因为他的结局而泄气;这让我很感慨。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得以保存,我信。 

人的风骨,是在逆境中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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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过去了。吉姆退休后被一家汽车部件公司聘做顾问,做得很开心,前不久还见过他,除了胖了些,没什么变化;老吕一直没有消息,想来学音乐、学传教忙得不亦乐乎;潇洒的老印不知有没有过足“奶爸瘾”;“君子”后来去加州的Tesla参加研制高档电动车,当了撞车安全方面的主管,胜任愉快。


《大而不倒》的视频链接:http://v.pps.tv/play_31H48P.html

扫地的“质量控制”



西方有句谚语:“假如你手上只有榔头,那你看啥都像是钉子。”(If all you have is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这谚语深层的意思咱先不谈,那字面上是说:一个人擅长做什么,就总看到做什么的机会。比如牙医总看到人家的牙齿不整齐,园丁总看到人家花园里的杂草没拔干净,检查官总看到人家博文里的“敏感词”欠删,, 就都属于这类“职业病”吧?

(本图转自互联网)

咱的工作和提高汽车质量有关,您可以猜想到我的职业病是什么。昨儿个,十二岁的小侄子洋洋一时高兴,要帮我打扫厨房。咱家厨房地上铺的是白瓷砖,用拖把前先得把“固体垃圾”扫干净。洋洋拿着扫帚,左一撇,右一捺,跟“散财童子”似的舞来舞去,很带劲。我一看,忍不住犯了职业病,要教他“质量控制”:
“洋洋,你知道扫地的目的是什么啊?”
“啊?”洋洋瞪着眼睛看我。
“扫地啊,是为了把脏东西扫到垃圾桶里。”
“噢!”明白了。
“你先得看得到脏东西在哪儿。找找看,哪里脏?”
“我看不见。”洋洋的眼睛有点散光,没戴着眼镜。
“那你去戴上眼镜再来扫地吧。”蹬蹬蹬,把小眼镜找出来戴上。
“看到了吗?”
“看到了。这儿脏。”洋洋踩了一块瓷砖。
“那好。再看看怎么样才叫干净了。你说哪里干净?”
洋洋找到一块还算干净的瓷砖。
“好。扫地啊,就要把脏东西扫到一堆或者两堆 你自己决定要多少堆,然后用箕装到垃圾桶里。姑姑不管你怎么扫,不过扫完了要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干净了。不干净的话,还要再扫,一直扫到干净为止,好不好?
“好。”姑姑忙别的去了,洋洋接着扫地。
我很得意:咱这是用了质量控制的理念:首先定了质量标准,怎么样是干净;其次用了测量仪器(眼镜)和手段(视觉辨别);再加上技术培训,还让他自己时不时地按样本检验,应该不成问题了,呵呵!
晚饭前问了洋洋的妈:
“洋洋的地扫得怎么样?”等着听好消息。
“嗨,他扫完了我又扫了一遍。”—— 哈哈!
看来“检验”这道工序,洋洋还没学会。不过这“自我检验”的能力,是要经过培养练习的。咱们大人尚且不一定能做到呢,所以才需要独立的监察部门,像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之类的,可以去检验中情局的局长。(两天前美国中情局局长辞职,因为他的婚外情被联邦调查局发现,正在接受调查呢。)
又扯远了,打住。

鸡的“参与”和猪的“献身”



西餐有一道早点,叫做“咸肉和鸡蛋”(bacon-and-eggs)。这是典型的高脂肪、高蛋白早餐:几条西式五花咸肉,在煎锅里烤得发脆;再加上几个或煎或炒的鸡蛋,配上烤面包,那香味隔着墙都能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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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菜还有个生动的寓言:
从前有一只母鸡,在路上遇到了一头猪。
“嗨!猪大哥!俺正在琢磨着咱俩开个餐馆呢!”
“嘿,鸡大婶好主意啊,说不定还真能成!那餐馆该叫个啥名呢?”
“就叫‘咸肉和鸡蛋’,如何?”
猪低着大脑袋想了一会儿,说“不行,谢了,您哪!做咸肉和鸡蛋,您只是参与参与,俺可是献身了!”
美国人拿这个故事来比喻人们对一件事所承诺的责任。这里的母鸡,只把下的蛋送去煎炒,自己毫发无损,是“参与”;而猪呢,是要割肉的,不死也要了半条命,那痛苦和损失不言而喻,当然是“献身”啦。
生活中,这样的区别比比皆是。举例说吧,一对男女谈恋爱。起初两个人都是做“鸡”的(“一见钟情”的朋友除外哈~):试试看,花点时间和精力“拍拖”, 成就成,不成也伤不着谁。等到有一方投入了,认了真,那ta就开始做“猪“了;如张爱玲所说的,“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假如两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做了“猪”,一辈子不再计较谁出的肉多,谁出的肉少,那是真正的功德圆满。但要是有一方做“猪”,另一方存心做“鸡”,那就不得安宁了,呵呵!
咱们中国父母对孩子,绝大多数是愿意做“猪”的:不但用自己的血肉造出下一代,辛辛苦苦把他们养大,有的还让他们“啃老”一辈子;至于“回报”,最多期待他们将来能“常回家看看”,贡献几个“鸡蛋”而已。不过这“周瑜黄盖”也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培养出来的哈!
德兰修女(Mother Theresa)对慈善事业,是真正的献身。从12岁到87岁,她毕生的精力都给了贫病无助的底层人民。别说肉体,就连她的灵魂也属于慈善事业。相比之下,我们捐点钱、出点业余时间做善事的,就太微不足道了,连“母鸡的参与”也未必算得上
做一盘“咸肉和鸡蛋”,既需要猪的献身,也需要母鸡的参与;并不是说下蛋的就不重要。同样,在现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既需要有担当的人做主导,也需要有积极性的人参与促成;红花绿叶,缺一不可。
美国总统的候选人,不用说是要做“猪”的;光是那竞选过程中被人查账本、找茬子、批评谩骂,就要脱层皮。不愿意做“猪”的人,趁早别去竞选。而选民们好比一群“鸡”,出钱出力助选,掰谎辩论推动,当然还要投票;可以说,没有选民的参与,就没有民主制度的成功。
咱在公司做课题,谁是“猪”、谁是“鸡”,就分得更清楚了。每个零部件都有人负责,那是做“猪”的。Ta有一帮人支持和帮助,包括管设计的,管质量的、管试验的、管制造的、管预算的,…, 那些都是“鸡”,各自贡献自己的技能。不过,这些“鸡”也不轻松,因为当“猪”的有权不要他们;而且做得不好的话,车子卖不出去,大家都受损失。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利益在课题里,即便是做鸡也得好好生蛋,呵呵!
在我看来,一件事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不是能让“猪”和“鸡”既责任分明、各司其职,又因为有共同的利益而精诚合作;后者要求的是各方的“荣辱与共”。比如“房改”的设计,不能只让政府得好处,要对各方都有好处;“医改”的设计,不能只让医院得好处,病人也应该得好处;“教改”的设计,不能只让学校得好处,学生和社会也该有实际的好处。不然的话,谁愿意去做那挨刀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