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转自互联网。鸣谢！）
我一生至此，在美国度过的岁月略多于在中国。假如把人生比作一棵树，那我的根有一半在家乡。离乡多年，那一半的根系虽然稀疏了，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她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养分。那根系和我父亲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却成了他病中最有力的支撑。
38年前，我在家乡的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那是我当学徒的第二年，月薪刚从13元升到15元。厂里新设计了“电子电话交换机”，是那种不需要接线员动手，就能把电话接通的机器，每台可以管200个用户。信不信吧，那时在中国这就算是新技术了。我们厂原来是做电器零件的，开关插座什么的，技术力量不强，总共只有两个大学生和一个中专生。所以我们那批高中生一进厂，就被派了用场。我在高温压塑车间实习了两个月后，被分配去焊电路板，几个月后又被调去做总机调试。调试是个技术活，要懂电路原理，我于是开始自学微积分。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十几小时后，再花几个小时啃那些电路图，并不觉得累。不久，我也带了一个女“徒弟”，新新。
新新是南京人，父母在部队医院工作，文革中全家搬到苏北又迁来我的家乡。她比我大一个月，梳着两条短辫，漂亮活泼，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热心肝直肚肠，我和她相比就算沉稳低调了。她跟我这个还是学徒的“师傅”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结成了一辈子的知交。
那年公司评先进，让各个车间自选，然后报到厂里去。我们车间推选了我。因为父亲是右派，我从小就学会了看淡荣誉，是不是“先进”对我不重要。当然我很感激师傅们的肯定，心里也是高兴的。谁知不一会儿消息传来：有人到厂长书记的办公室里拍桌子：“某某怎么能当先进？她爸是右派你们知道吗？” 问话的是个和我一道进厂的女孩，我们是街坊、同学，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认识，她知道我家的“底细”。她在另一个车间，没选上先进，心理很不平衡，就去找书记厂长发飙。我至今都佩服她的“底气”；她一定有着坚定的信仰，认为我那样家庭出身的人就该比她矮一截。但是新新听了不依，瞪起眼睛说，“右派子女怎么了？她有本事让他们车间选她呀！”我说算了随她怎么说吧我不在乎，新新却执意要为我打抱不平。结果下午上班，她就跑去那个女孩工作的线切割机房，伶牙俐齿地替我出了气。
几年以后，我嫁给了新新的表哥，新新嫁给了她父亲的学生。她父亲是骨科专家，先生是脑外科主刀，姐姐是心电图内行，姐夫是中医内科主任，他们家中医西医内科外科都有，我们开玩笑说可以开医院了。这么多年，我父母有病总是先去向他们讨主意。这次，他们也是我最信赖的人。家乡的几个医院，治疗我爸的病，哪个最有经验？哪位医生诊断比较准？哪些中药可以吃？流感症状如何控制？他们的参考帮我做了决定，他们的安慰也给了我希望。在我最悲观、最舍不得老父亲的时候，我和新新相拥而泣，那是一种超出言语的理解——她母亲病故于癌症。
能让我伏在肩上流泪的，还有我弟媳的母亲。她做得一手好菜，我爸胃口不好，不适应医院的伙食，劳她和我表妹轮着做饭送饭。你爸想吃什么？要不要鱼汤？肉丸？煨排骨？烂面条？红枣炖白木耳？菜肉饺子？腊八粥？五香牛肉？豌豆苗？藘蒿苔？… 她想着法子变花样，买最新鲜的肉，摘最嫩的菜。饭菜做好了，她用棉垫捂着放进大包，骑电驴子送到病房，哪怕是冷天风天雨天雪天，饭菜也还热着。有几天我和母亲都得了流感，她不顾自己有心脏病，让我们住到她家，悉心照顾。我不知道还有谁比她更善良、更为别人着想。她深厚的同情心，让我自然而然地把她当作母辈，而不必在她面前表现“坚强”。她让我想起我的外婆。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外婆有一家房客，说是房客，却并不收房租。我们住在一个大门里，合用一个天井，两家的孩子们一道长大，两家的大人互相帮扶。我外婆出了名的能干，有见识也有胆量。一个冬日，邻居伯伯阿姨出外谋生，早晨煮了一锅饭，捂在稻草编成的“饭捂子”里，用棉垫子塞紧了保暖。也许是锅底沾了火星，慢慢地把饭捂子的稻草点着了。等外婆在南屋看到北屋客堂有浓烟漫出来，火苗子已经高过人头。她冲过去推开房门（那时候出门连锁都不上），只见床上的帐子烧得正旺。她一把拽下帐子扔到天井里，又把着火的饭捂子连锅一起踢出去，抄起脸盆舀水浇熄了火，前后只有几分钟。外婆家的老房子全是木结构的，连窗户也是木格子上糊了纸，见火就着。外婆说她当时想也没想，事后才意识到有多危险。那是五十年前了，当年邻家的伯伯阿姨仍然健在，他们的小女儿，如今也有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了。这次我父亲住院看病，是她鼎力相助，找了关系（如今在国内看病没有关系真不行）。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前我外婆结下的善缘，会在如今得到回报？
记住外婆的，还有和我异父异母的大弟弟。他七八岁时在我家住过几年，那是文革期间，他刚从农村来，既好奇又淘气，动不动就在外面闯祸，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啦，把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搞坏了啦，邻居们常来向外婆告状，让外婆操心。我母亲和继父分手以后，我和大弟弟几乎没有联络，只知道他去沙特工作过几年。如今他已是沉稳好脾气的中年人，小时候的顽皮被生活磨得连影子也没有了。是他开车带我父亲去外地做PET CT检查、住院出院搬东西、送我去上海机场。姐，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爬树吗？怎么会不记得？那是外婆后院的一棵黄杨木，树干被我们爬上爬下，磨得光溜溜。那棵树和后院的一切在文革中被征走了。几十年物非人是，难得他对我父母如此照顾。
父亲的病房里常有访客。他的老朋友，他的忘年交，他的“单位”领导。有时候，父亲在昏睡；他们放下带来的水果、营养品，听我汇报一下爸爸的病情；有时候，他们正赶上父亲做放疗，也跟着轮椅，把我爸送进治疗室。这些患难与共的朋友，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我知道，在父亲的记忆深处，有着他们刻下的印记。
一个有阳光的早晨，大平来看望父亲。大平是父亲好友的女儿，小我一岁，我们从小就认识。她说她爸让她来给我爸“加油”，劝他安心治病养病，言谈笑语中透着乐观开朗，但谁能想到她自己正被癌症折磨着？大平08年查出癌症，去年不幸转移到肝脏，当时正在同一个医院做化疗。过去几年间，她一面治病，一面参加民间慈善工作，赞助青海西藏的孩子们上学，去监狱给少年犯人作心理辅导。她也是家乡癌症病人协会的，常去看望病人，鼓励他们别被癌症吓着——据说癌症病人有一半是“吓死”的。我由衷地佩服大平的坚强和乐观：假如换了我，能像她那样积极地生活吗？（一个多月之后，我在美国接到大平病逝的消息，止不住流下热泪。我不能相信美丽的大平已经离去， 不会忘怀她在生命的最后对我父亲的关心。报载她做慈善的朋友们从全国各地送来花圈吊唁，她生前做的善事被大家接手，她的老父亲替她给“赞助”的孩子继续捐生活费。我为她骄傲！）
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当我把父亲转到一个医院，却因为医保不批准而不能办入院手续的时候，多亏母亲从前同事的女儿出面解决了问题。我念研究生时的同窗，如今是美国一个医学院的放射科专家；有关放疗的问题，我只要给他发一个电邮，他很快就会回复。他给我解释了放疗的方方面面，帮助我选择了治疗的路径。“假如是我的父亲，我会选择这样做…”看到这样的答复，我怎能不感动？还有一位兄长般的朋友，每天和我笔谈，问候父亲的病情，听我发感慨。面对父亲的疾病，我没有精神准备，毕竟不曾演练过。而朋友是过来人，理解我的心情，我和他感谓着种种人生况味。尽管这听上去不是“务虚”的时候，对我却是少不了的一课，且因父亲的病而显得格外紧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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