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人们都在关注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的遇难者，对于事故的原因和防范的措施讨论得很多。本人在汽车公司工作多年，也来谈谈我的一己之见。说得不对的，欢迎补充、指正。
两车相撞时，车内人员受伤的程度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第一，是撞车前的相对车速；车速越快，危害越大，而且是按速度的平方增加。
第二，是汽车的重量（指汽车本身的重量，不包括车上装的可活动的人或物）；两辆车中，重的沾光，轻的吃亏，基本如此。
第三，是车内乘员的保护系统，如安全带、气囊等；尤其是安全带在前撞时的保护作用很大。
儿童因为承受能力弱，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在发达国家，汽车的撞车试验中，用专门模拟儿童的假人来测定车的安全系数。
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美国的校车和“悍马”相撞的照片；悍马头被撞得稀烂，校车却毫发无损。其实这并不奇怪：美国的校车比悍马大很多、重很多，悍马当然不是它的对手。而甘肃正宁幼儿园的出事校车，和撞它的大卡车相比是太轻太小了，根本没有幸存的机会。即使车内没有超载，我敢说也是个惨祸，只是受害人数要少得多。 —— 所以，安全的校车要大、要重。
撞车后，车子嘎然而止，里面的人却按惯性继续向前，撞到前方的人和物，造成伤害。为了防止这种惯性运动，才有了安全带。安全带可以把人和座位绑到一起，帮助人减速。 —— 所以，安全的校车要有帮助乘员减速的装置。
最重要的，是防止相撞；这个不说自明。不幸的是，我国现在的交通事故正以极快的速度上升，也许很快就要赶上“世界水平”了。
可是安全的校车，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学生家长们出得起吗？
我先说说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公立学校的校车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学区”，一个学区和中国的一个区差不多大，有多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学校的上学、放学时间不一样，比如校车先接了中学的学生，再接小学的，等等。一辆校车每天通常要接送几次。学校放假的时候，校车也可以用来接送夏令营的学生等等。
买/租校车的钱、司机的工资等，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州政府（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政府）从本州居民交的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给各学区，按学生人头计算；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的部分，是本学区居民所交的房产税，按房产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上缴，这个百分比由本地居民投票通过。房产税用来办本地一切公共事业，包括市级政府、警察局、学校、公共图书馆、消防队等，每年公布账目。如果需要提升房产税收，必须经过居民投票批准。所有的房主都要缴房产税；如果你租房，那你的房租里一定也包含了房产税；所以这是全民有份的。当然，富人的房产价值更高，税也交得多；穷人交得少。州政府补贴的那部分，会在穷学区与富学区之间作些调剂，“劫富济贫”。
至于私立学校，接送学生一般是家长的事，或由家长请人接送。有的私校也有自己的校车，一般也是比较大的面包车，而且必须经过特定的检测才能运作。
美国校车享有优先权，校车为大。当它停下来让孩子们上车下车的时候，司机会把一个写着“停”的牌子伸出来，那么在它后面、旁边的所有的车都必须停下来等。等孩子们上、下完了，校车关好门，司机收回“停”牌，别的车才能接着开。如果我上班的时候不巧跟在了一辆校车后面，不管我有什么急事，也只能耐心地等。有一次早上开会，我的老板打电话来，说对不起，今天堵在一辆校车后面了，开会要迟到一会。大家也都理解。
再说中国。哪些措施是适合中国的呢？下面提几条，大家看看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实际可行：
1. 立法规定校车要有统一、醒目的标志；要让别的车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校车。让着它，绕着它，别撞它；同时，规定对于冒充校车的处罚方法。这一条应该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地方政府应该能办到（假如他们想办的话）。
2. 立法规定校车的优先权，校车为大。校车可以打“停”牌，其它车辆不得越过。这一条应该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不过每个开车人，包括政府用车的司机，都要遵守。
3. 立法规定校车的最大限速。校车不应该开得太快，无论路上交通情况如何，这是为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这一条也不用花很多钱吧？怕做不到吗？把举报电话号码写在校车上，别人看到校车超速可以举报。
4. 在考驾照时，加入如何礼让校车的考题；答错的拿不到驾照。这一条不是太花钱的，却需要每个开车人的配合。
5. 对校车司机设立专门的规章，发给专门的职业执照。校车司机应该经过有关保护儿童安全方面的训练；包括出事时应急的知识。这一条要花一些钱，但是不应该太多吧？
6. 立法规定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乘员人数、改装要求、撞车试验、乘员保护等等。校车必须定期检查车闸、转向系统。这一条可能比较花钱，一时办不到；但是要有计划地逐步推行；也许可以先在大城市推广。
如果能做到上面这些，我相信校车就会安全得多。
非洲人有一句谚语：“养育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事”；我觉得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重要的不是“有钱”，而是“有心”。
说服我考大学的人
我曾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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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在念中学。学校有个医务室，就在大门的右首。小小的两间屋子，外间看诊，里间有一张床，医生需要“摸肚子”的时候用。校医室只有王医师一个人，看病、护理都是他。他给我们上过一次生理课，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耐心很好，和蔼可亲。
我偶尔去医务室，总看见一屋子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想让王校医给开病假条的。王校医摸一摸他们的额头，看一看他们的喉咙，说“你没有病，不要调皮。”学生们却不走，在那儿缠着他；他也不发火，等到上课铃响了，他就催着他们快回教室。
知道王校医的故事，却是在中学毕业以后。那时我常去化学老师家，零零星星地从他那里听说，王校医年轻的时候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他在驻地认识了一个姑娘，两个人相爱，但是姑娘的父母不肯把女儿嫁给军队上的人。于是两个人私奔，结为夫妻。但是年轻的妻子很快因为难产去世，只留下一个孩子。王医师后来又结了婚，有五个孩子。文革时他和妻子都被斗得很厉害，夫妻终于离异，孩子们都跟着他。他对儿女们很好，觉得每一个都很可爱，是个慈父。
骨子里，王校医是个浪漫的“性情中人”。他喜欢文学，古今中外的都喜欢。有一次在化学老师家，他给我们讲述刚刚读完的一个印度爱情故事。我不记得情节了，但是还记得他讲到男女主角为了爱情而双双死去的结尾时，眼睛里闪着的泪花。
一九七七年底，全国高校宣布恢复招生， 我们省先要初试。当时我在工厂当学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在抽空自学微积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而我却无心应试。原因是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多年，我从小就在各方面受到牵连，自认上大学的机会几乎为零；“与其让自己失望，还不如不寄希望”，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那天下班，我在路上遇到王校医。他关心地问我有没有报考，我只得如实相告。他听了，耐心地劝导我不要放弃希望。他告诉我上大学不但能增长知识，而且会开拓眼界，让我千万不要错失机会。寒风里，我们站在街头谈了半个小时。他对我说：“好孩子，听我的话，你一定要争取去上大学。”我被他真诚的关心所感动，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这个决定让我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我开始懂得，成事或许在天，谋事却还在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失去希望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正如多年以后我听到的一首美国歌曲所唱，“如果你没有梦，又怎能让梦想成真？”
王校医在两年前过世了。我常常想起他：他风中的白发，他慈祥的面容，他谆谆的教诲，至今犹在眼前耳边。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为我指了路，令我感激终生。
同性恋与平常心
T是个美国孩子，和儿子曾经是室友，也和我们打过几次照面。这孩子个头高高大大，性格温和，和儿子同修数学课。因为儿子的作息时间从来不规则，T常常在他早晨睡过头的时候叫醒他，为此我和先生都对他心存感激。我难以相信T会是同性恋，他看上去和一般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怎么确定自己是同性恋呢？” 这问题大概太小儿科了，儿子耸耸肩说，“他当然知道，他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被哪个性别所吸引了。”
看来是确定的事了。我下一个想到的就是T的爹娘知道了会怎么反应。虽然同性恋在美国受到很宽容的待遇，设身处地地猜想，同性恋孩子的父母总会有些失望吧？
“他告诉爸爸妈妈了吗？”
“还没有”，儿子回答我，“T的爸爸妈妈是天主教徒，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原来儿子是在为朋友担忧。
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同性恋者被叫做“公母人”。我那时当然并不懂其中的意思，但是能感觉到那称呼里的轻蔑和猎奇；得出的结论是，那一定是些“不正常”的人。
第一次真正接触同性恋者，是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次去省城，母亲让我替她送一本工作上的材料给一个省委干部，一个“很干练”的阿姨。我去了她家，却看到两个阿姨：一个高高瘦瘦，浓眉大眼，说话干脆利落；另一个矮矮胖胖，慈眉善目，说话柔声细气。她们家的墙上挂着两个人的合照，地上是两双拖鞋，一双黑色男式，一双红色女式。她们领养了一个孩子，叫一个“伯伯”，叫另一个“妈妈”。母亲说这两个阿姨是同性恋，但是因为工作上很能干，又没碍着别人，所以没有“受处分”；我母亲谈起她们的时候，完全没有不敬的语气；不过我知道，那时候的同性恋，多数没有她们那样幸运。
后来到圣路易斯华大念研究生，认识了我的“主人家庭”。“主人家庭”是一些自愿帮助来美国读书的外国学生适应环境的美国人。 这是一家四口，奶奶玛丽在中学教书，儿子史蒂夫是个诗人，兼写歌唱歌，没有固定的工作；儿媳爱琳娜在医院当护士长；夫妇俩有一个六岁的男孩。他们一家对我很好，常常接我去家里吃饭聊天听音乐，一来二去，我们就很熟了。
史蒂夫和艾琳娜上中学时，两人就恋爱了。美国孩子中学恋爱很平常，不过那只是“实验性”的，很少“终成眷属”。可这两个人却是一直爱下去，大学里就结了婚。史蒂夫身材高而瘦，留着络腮胡子，却是温文尔雅，有着介于学者和艺术家之间的风度。艾琳娜是丹麦人后裔，会做一手出色的点心，还喜欢在后院种花。她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而史蒂夫在家的时间多，家务也帮着做，这一家人三代同住，母子、夫妻、婆媳、祖孙关系都很和睦。家里的财政，主要是靠两个女人的收入，两人都是任劳任怨。他们并不富有，却常常捐助穷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离开圣路易斯以后，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一年年过去，玛丽退了休，偶尔还去学校代课；史蒂夫终于改行，到中学去教书；艾琳娜还是一如既往地忙，医院里精简人员，她更辛苦了；他们的儿子也长大了，自食其力，而且有了固定的女友 …
大约在五年前，我收到玛丽的一封长信。老太太告诉我，史蒂夫向家人坦白他是同性恋，说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幸福；说他有一个男友，请求家人原谅他，让他搬出去和男友同住。老太太说，一家人包括艾琳娜都理解史蒂夫；同性恋是生来就有的性向，不能怪他；他们爱史蒂夫，帮他安了新家；就连艾琳娜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让女儿把家里不用的床单被褥找出来，送给前女婿；已经搬出去的孙子对父亲也表示谅解，像成熟的男人一样拥抱了父亲…
读完信，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难以置信的不单是史蒂夫的同性恋，更是这一家人的反应和处理的方式。我心里责怪着史蒂夫：他和妻子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都是假的？就算是假的，既然隐藏了这么久，人到中年了为什么反而要“出柜”？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又由衷地同情艾琳娜，她为这个家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现在反而失去了丈夫；她怎么告诉别人？怎么面对亲友？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她最有可能的反应是大哭大闹，痛不欲生，甚至和丈夫婆婆反目成仇。我尤其想不到的是艾琳娜的老母不但没有责怪女婿，还帮助他安家；九十几岁的人，居然这么开通！而史蒂夫的儿子正在血气方刚的年龄，能这样冷静地对待父亲的“背叛”，也不容易。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关键的人物是艾琳娜；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人的反应。我对她除了同情，更是充满了敬佩。不过，这件事总有点像天方夜谭，让我将信将疑。
三年前，我去圣路易斯开会，顺便去看望玛丽和艾琳娜。打电话告诉玛丽的时候，她高兴地请我去吃晚饭，说要全家聚会一下。
没想到，“全家”有六个人：多了史蒂夫的男友鲁迪，还有艾琳娜的儿媳。鲁迪在一家餐馆做经理，不像史蒂夫那么文雅，但是善于处理实际事务。他在玛丽家显得很自然，里里外外地帮忙，还抽空和我聊了一会儿，我对他的陌生感与戒备心也很快地消失了。艾琳娜和鲁迪像朋友一样地对话，没有做作，也没有尴尬。史蒂夫带去一摞作业，一直在那儿改；对我说他现在很忙、很满足。晚饭后，我和玛丽老太太聊天，她告诉我，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蒂夫和鲁迪能够长长久久，不要再有变故…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充满了爱和宽容，让我深深地感动。
我不知道史蒂夫是怎么向妻子坦白的。想象中，他可能会说自己一直试图能像正常的男人那样爱她，但是没法控制自己被同性的吸引；他可能会说自己由衷地感谢妻子对他的爱和多年的支持，但是这样地凑乎下去是对她的最大不公； 他可能会说尽管他们不能继续做夫妻，却能做回真实的自己；他可能会说这辈子欠了她太多，如果有下辈子，要当一个完全的男人来让她幸福… 如果他这样说，我能责怪他“自私”吗？不，我也会同情他。
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同性恋的认识。我开始相信人的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且存在着介于两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我相信这种性取向勉强不来，硬要压抑反而不人道；我也看到了在宽容和谅解的环境中，家庭的危机可以得到化解，过去的错误多多少少可以得到纠正，掺了假的婚姻也多多少少可以由真实的友谊来补偿。
不过，如果T的父母对儿子的同性恋感到缺憾，我也完全能理解，尽管我不歧视同性恋者。我这么告诉儿子，他却觉得有点失望：“妈妈，我以为你的观念会更进步一点的。”
前几天和一个同事聊起这件事，她说了一番话，让我深思。她说医学界目前认为，同性恋是会遗传的。以前的同性恋者怕被社会排斥，隐藏着，尽量像“正常人”一样结婚，有的繁衍了后代。那么这种基因就会显性或隐性地传下去，久而久之，也许会使同性恋的人数更多。反过来，如果社会对同性恋以平常心看待，不排斥他们，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勉强结婚，他们的同性恋基因也就减少了繁衍的机会；久而久之，人类性别的“灰色地带”就会趋近消失；这也许就是造物主的本意吧。所以，以平常心对待同性恋，似乎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态度。
这倒真是更“进步”的观点，也许我的大儿子会同意吧？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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