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小心地开着车,我和韩老师帮他看路。几乎处处都在修路架桥,就连GPS也赶不上更新。有时候明明地图上有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断了,我们只好另寻途径。离黄海边还有几十公里时,我们下了高速,准备从县道过去。但开下去才知道,这些县道其实是国营农场的机耕路,只比一辆车略宽,车子单向开没问题,如果需要掉头或者会车,那就得退到路口了。幸好路上车很少,我们只遇到一两次这样的情况。
从地图上看,这里已经离黄海边很近了。父亲的描述和眼前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重叠交错着:如今这每一块地,每一条水渠,每一棵庄稼,它们的起源是什么?不是挖土机,不是拖拉机,也不是种籽,而是被强制劳动的人的身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他们的苦难。父亲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那一段岁月:
“大跃进”的狂风,刮遍了全国……。58年秋冬,我只在报纸上看到密植的稻株上可以躺着睡觉、亩产8000斤,又是大兵团作战、深翻、绞关化……,还有“吃饭不要钱”、“全民大炼钢铁”、“不出几年,超英赶美”等。进入59年,这阵龙卷风毕竟刮进了劳教农场。
我们这里只种棉花,不产粮食。但要通过深翻、密植,种植大豆、小麦;无钢可炼,但要开盐滩。劳动时间、定额,都要翻番,要白天干,晚上干,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看来,农场领导和全体干部,是创造性地实施着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
于是,我们的劳教生活,也来了一场“大跃进”。
天不亮,高音喇叭就播来铜管吹奏的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多美好…… 右派分子要反,反呀反不掉。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春天里大跃进,丁等劳力要干甲等劳力的活(风铃注:我父亲体弱,是丁等劳力)。我被指定到排河底里打锹掘泥,将河泥一锹一锹抛上二丈高的河岸。夏天里大跃进,我们进行“深翻”,一锹要下挖一尺半,连挖三层;每人自挖自挑,每天两立方、三立方。欢迎检查团,白天整天干,晚上通宵干,一天吃五餐,十几天不睡觉。人们干不动,小组长将人马偷偷分成两班,一半人哼唷哼唷的喊声连天,一半人睡上几个小时;之后,再互相换班。完成了多少土方,翻土翻了几层,上报时玩“客里空”。
秋冬大跃进,来真个的了。整个中队将凡能走动的人,几乎全部调至东北角五六十里外的黄海边海滩上,安营扎寨,开掘盐场。海滩上,长着稀稀朗朗瘦得象狗尾巴草一样的盐蒿,刮着漫天大风。我们一早起来,走了大半天才走到目的地。先头部队已在这里架筑“滚地龙”。他们先挖上两条平行的浅沟,再用两层芦扉扎结成半圆形,作为屋面墙面;下端插入浅沟,用竹扦将芦扉钉联地层,然后壅土。两端出入口,各用芦扉挡住,当作门户。我们每人在荒原上割几捆枯萎的盐蒿、黄蒿,铺摊在“滚地龙”内地面上,队干部挨个儿将我们编号,分配到铺位,放上铺盖。这便是我们的“工棚”。
我被分配“修小堰子”。打锹掘土和出土挑运,则是作为主力的乙等以上劳力干的。他们平地挖土,按石灰粉打的线迹倒土,堆成棋盘格形两公尺半高的“小堰子”;按要求成形后,再由人打夯。然后,就由我们在两侧按规定角度铲修堰堤。这是除了病号伤员之外最轻的活计。然而,技术要求颇高,免不了受到吆喝训斥,会返工和延长工时。至于吃饭,据说按丙等标准,可打在盆儿里却并未见多。
秋天里这儿的日子比较好挨。早晚在工地可以观赏海边日出日落的美景。太阳比平日见到的要大几倍。鲜艳的红日,扁扁地挂在天边,酷似一盏巨大的宫灯。周围天色,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可是不知怎末,总觉得这朝暮的景色既是美丽的,又是凄惨的。尤其是落日余晖,竟这么惨淡而短暂。
活儿不能说重,多亏父母给邮寄来一身三轮车工人穿的漆布制雨衣雨裤。裤脚管上扎根小绳,腰间束一条腰带,上衣有连在一起的斗篷。劳动时,可以全身贴在堰堤斜面上铲土,既不怕潮湿,身子上也进不了七、八级的大风。哪一面来风,我就拉上斗篷背向大风作业。这一套装备,使我安然挨过了二、三个月。可是,一到寒冬腊月,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和每天十四、五小时的艰辛作业中,忍着辘辘饥肠,终于,我挨不下去了。
冬天,是可畏的。在寒冬的海滩上大跃进,是可怖的。
这一溜海滩紧连着淮北盐场,向北望去,一座座盐滩,象连绵着的雪山冰峰,远处的云台山露出淡淡的身影。它是一个半截子梯形的几何立体。云气常常掩盖着这座苏北平原唯一的山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采。海在我们的视界内,是苍黄色的,只有日出时才变得金光耀眼。一早一晚海鸥成百上千在我们上空盘旋,觅不到食,又飞向大海。冬天没有雨雪,就是有雨雪,也早在高空就被大风刮走了。
这年,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零下26°C。尽日呼啸的北风如刀剑割裂着手足和人体;夜里人们穿两层棉衣,套两只棉帽,还冻得无法入睡。有人不小心,擤鼻涕时扒去半个鼻子,脱鞋上床时拖出两段脚趾。吐口痰,砰然作声;小便到桶,竟成了一截冰棱。霜花每晚无声自息地钻进滚地龙的芦扉,散落在被上、脸上。有了经验以后,我们都蒙头而睡,上端将被子塞得紧紧的,只留一道缝透气;下端将被子用绳子扎紧,以免冻坏脚趾。
我已经记不清如何由铲修堰堤调为清洁工了。大约是有好几次躺在堰堤上不能动弹,自己觉得眼睛变小,眼皮启动困难,该是浑身浮肿,行动无力吧。这是两个多月后的事。“清洁工”是抬抬粪便桶,打扫打扫工棚,我大概干了十来天。有一天,被人用担架抬着回队部,这天正是60年初的旧历除夕前一天。多亏队部干部给了我人道待遇,如若再在海滩迷迷糊糊地干下去,我这条命非报销不可。事后,我有些奇怪,他们为何待我特厚,对“最危险的敌人”施起了“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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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小堰子”,就是如今灌溉着大片农田的渠岸的前身吗?父亲和难友们裹着棉衣睡过的工棚,是化成了这里的泥土,还是卷进了黄海的浪涛?我模糊的泪眼找不到它们的痕迹,只能想象着父亲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哆嗦,渴望着阳光的温暖,期盼着重得自由,再见到亲人,包括他心爱的女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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