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排练，我们的“山寨戏”得登台啦。最后的准备工作是服装；《海港》编的是六十年代的故事，便装就可以当戏装。只有马洪亮马老头的衣服费点事儿，是中式大褂；不过这也不难，港务局的工宣队脱一件就有了，呵呵。
第一次“公演”是在港务局的大礼堂。那时镇江是长江上的重要港口，客运、货运有九个码头；港务局的办公区也很大。礼堂的舞台演戏没问题，还有后台可以化妆、换衣服。
舞台化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假如你脸上啥也不抹就往台上一站，被灯光一打，那准是煞煞白，面无人色。而且从台下看上去，人物的眼睛鼻子就像是雾里看花似的。所以戏剧妆都是很浓很夸张的：眼睛描得又大又黑，嘴唇抹得又鲜又亮，几十米外大概也不会认错呢。假如是古装京剧，那还有特别的妆，画成花脸、小丑、花旦什么的。幸好《海港》是现代戏，所以用的是话剧妆。
虽说话剧妆简单些，也有好几道工序：先打底妆，变成一张粉红的脸；再涂腮红，两颊就有了血色；闭上眼，用粉扑沾了定妆粉扑得满脸，再用软软的大毛刷把多余的粉掸掉。接下去就是精细活了：用眉笔描眉画眼，用口红勾出唇线，再涂满嘴唇；马洪亮得加几道皱纹，点一脸胡茬子。钱守维得画得丑些，眉毛向下，凸显“阶级敌人”的阴险…
用的都是粘粘的油彩，从牙膏一样的管子里挤到左手的手背上；那手背就是调色板，根据各人的肤色和角色，调成不同的底彩。再用手掌上妆，有时左右开弓，好像在打耳光。几个主要人物，都是董老师、李老师给化妆；其他的演员，大家先自己打底妆，再排了队，让别人像流水线似的给定妆、画眼、点唇。咱这打板鼓的不上台，也没闲着；替别人化妆，自己也沾了一身的粉墨油彩，还觉得挺好玩。
化妆、穿戏服就得花上俩小时。方老师和顾老师指挥大家把布景道具放好，乐队坐进舞台右侧的“乐池”，一切就绪。大幕拉开，只见台下黑压压一片，不但座无虚席，连靠墙也站满了看戏的。
张同学剪了一头短发，画上妆，一条白毛巾搭在肩上，英姿焕发，还真有几分正宗方海珍的模样，一出场就博得满堂彩。马洪亮的一段“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哈哈哈哈！”就更是受欢迎了；要知道，台下坐的是成天在码头上干活的人哪！
戏就这样一场一场地演下去，没失误，也没笑场，连个咯噔都没打。咱的板鼓虽然敲得不专业，好歹滥竽充数蒙混过去，没出乱子。最过硬的当然是张同学的金嗓子，高音低音，散板快板，一点都不含糊，在业余演员里是很出类拔萃的了。
一戏终了，观众鼓掌，演员谢幕。大家涌进后台，叽叽喳喳，都很兴奋。老师们也松了口气，几个月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接下去是卸妆；把凡士林一团团抹到脸上，再拿细草纸擦去油彩。都收拾完了，食堂给我们准备了夜餐，每人一碗面条；这时离我们的上一顿饭已经六、七个小时了。
这台戏在我们那儿演了有十几场吧，记不清准确的数了。那时娱乐太少，“山寨戏”也很热门呢。提起一中来，大家都知道我们排了一出连台大戏，“方海珍”演得很棒。张同学不久就当了兵，听说是被部队文工团招去了。不知道她如今在哪里？还记不记得这段轶事？
几个月后，我初中毕业了。那是文革开始后第一届没有下放的毕业生，我的同学们大都进了工厂当学徒，像《海港》里的韩小强一样成为体力劳动者。我因为随母亲下放，户口在农村，不能分配工作。幸好高中恢复招生，我得以继续念书
——“塞翁失马，安知祸福”啊！
上高中以后，董老师继续教我音乐。我组织学校的文艺活动，像每周一次的广播教唱啦，每学期一次的文艺汇演啦，一直都有董老师指导。几年前回家乡，陪另一位老师去参加退休教师的文艺汇演，意外地见到了董老师。她两鬓有了白发，却还是那样热心，从台前忙到台后。
顾老师也教我的高中美术。她曾经有心培养我正经学画，让我去参加课后的绘画小组；可我那时给学校的黑板报当总编，从约稿到抄写，忙得实在没时间学画，忍痛放弃了。不过回过头来想，我并没有绘画方面的特别天赋，放弃还是对的。因为这，对摄影却有了兴趣，好歹可以弥补一些不能画画的遗憾吧？
高中最后一学期，李老师教我们班语文。他上课和导演戏剧一样，也是声情并茂，不负“李激动”的名声。那年，毛泽东在搞“反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交白卷的张铁生成了风云人物；我们这些高中生也跟着反对考试，包括我自己，尽管我并不怕考试。那个学期，李老师只讲了两个内容：一首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剩下的时间，就全用来讲《红楼梦》了。那年头《红楼梦》是上层也喜欢的，不是禁书，但也不是教材。李老师是想教点真正的文学作品，同时又不至于给他自己带来麻烦，用心良苦啊！
期末考试，李老师让我们任选一题：或者在课堂上朗诵那首【菩萨蛮】，或者写一篇关于《红楼梦》的作文。想偷懒的可以偷懒，想表现的可以表现，可算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多数人选择了朗诵，我选择了写作文，评关于探春接手管理大观园的那一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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