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北利亚” (2)


滨海县是江苏省最北端濒临黄海的一个县份,原为阜宁县的一部,盐碱土,位于废黄河以北,本是一片莽原,尽长盐蒿草、黄蒿草。解放后,在这里推行过军垦,有若干规模甚大的农场,东直农场是其中的一个。东直,是华东军区直属的简称。之后,改为劳改农场,是劳改犯聚押之地。一九五八年初,改为劳教农场,但所有的管理人员、规则和设施,悉依旧章,都是劳改农场的一套。”—— 摘自父亲的回忆录

百度百科对东直农场的介绍在“黄海农场”的词条之下:
农场的由来
1949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决定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战俘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三野的高级军官训练团”(对内简称战俘团”),即华东三野教导团,对他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当时,在如何对待战俘问题上,党采取了改造战俘给出路的政策,这也就是新中国劳改事业的肇始;
1951年,华东三野教导三团改为军法处四科;
1952年,成立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新人农场(黄海农场前身),军法处四科集体转业到农场织犯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干部带领犯人一寸一寸、一亩一亩的开垦盐碱地,进行开荒、割草、挖河、修路、打海堤等劳动;
19629月至1963年底,南京、淮阴、苏州、无锡知青2303人到洪泽湖农场(含南京下放职工56人);
196511月,为了国家边防安全的需要,防止劳改犯和国民党集团里应外合,党中央决定,把大有附近的五个劳改农场与洪泽湖农场成建制对迁。就是把五个农场的劳改犯都搬到洪泽湖农场来,原洪泽湖农场的所有人员和物资都搬到黄海农场去;
1966110日,国家将大有、民生、东直、新荡、潮河五个农场合并为黄海农场,黄海农场正式宣告成立。原来的五个农场分别用其原名,成为五个分场,如黄海农场新荡分场;同年响水县成立。
1966年至19696月,先后有南京、涟水、灌南、沛县、新沂、徐州、丰县、泗洪、宿迁、淮安、苏州等地知青10510人来场;
196911月,黄海农场以民生河为界,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七团和第八团。这就是后来七团、八团名称的由来。兵团期间,连云港、盐城、阜宁、陈港、南京、灌东盐场先后迁来知青2057人;
19758月,建设兵团撤消,七团更名大有农场,八团更名黄海农场。兵团撤消后,响水及灌东盐场仍有知青陆续来场;
1976年末统计,两场知青总数为7357人;
1978年底开始,知青大批返城;
19801月,大有、黄海两农场合并,称江苏省国营黄海农场,隶属江苏省农垦集团总公司;
......

朋友您注意没,这里头只字未提1958-1962年几千名右派在那里劳教的事儿,后来我受赠的一本《黄海农场场志》中也一样。显然右派分子们远不如战俘们重要,也绝对比不上下放知青的声势。因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俘是党的宽大政策,而知青接受再教育是最高指示,二者放在场史里都属名正言顺。唯有反右这个曾经席卷中国,把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从精神或肉体上消灭的运动,却在1979年被中共中央作为扩大化定性,除了十几个真正的右派以外,其他活着的都被改正,回归人民的队伍。没能活到改正的,有不少就死在黄海农场的前身。也许因为这一段场史说好也不是,说坏也不行,暧昧尴尬,所以干脆就免提了。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三个地方:大有舍的东直农场场部,他所在的四大队二中队,还有黄河故道中山河入海口的黄海海滩。大有舍如今是响水县大有镇,也是黄海农场的场部所在,这个好找;不过那里能看到什么呢?父亲当年只是经过,并没有停留。四大队,按父亲的描写,在大有北面大约三十里的地方,步行得三个小时。但经过六十年的变迁,GPS也好,百度地图也好,都搜不到,找起来恐怕不会顺利;能不能找到,说实话我一点也不乐观。只有中山河的入海口明白无误地标在了地图上,而且有公路可通。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第二天有雨。于是我们决定赶在大雨之前先去入海口。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 (1)



20161125日,我和画家张老师、编剧韩老师两位朋友,一道去苏北的滨海、响水一带寻访父亲当年被劳教的东直农场旧址。
我们的三人行,缘于一个已故的老人,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父亲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党籍、公职都被开除,被迫和我母亲离婚。1958年元宵节刚过,他被两个民警押送,顶着凌厉的寒风过了长江,去江苏东北黄海边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接受劳动教养。这一去就是四年零四十天的艰难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他写下了几万字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段往事。父亲过世后,我一直有个心愿,要找到他受难的地方,站在那块泥土上,替他向那个非人道的年代告别。
张老师是父亲的忘年交,曾在他被监督改造的宝堰中学当老师,和他共处六年。那六年中,张老师给我父亲的温暖和同情是我这个女儿远远不及的,我在以前的几篇博文中写过。听我说要去苏北寻旧,张老师自告奋勇:“我开车带你去吧!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听说苏北的城际公路修得不错,每天也有几班长途汽车从镇江出发,但是一个早已在地图上消失,谷歌、百度也查不到的劳改农场恐怕不是坐公共汽车能找到的。张老师的热心肠让我感动,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特殊的友谊,让我觉得跟他一起去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坐进他的银灰色赛欧,去苏北如东县城和韩老师会合。
韩老师是位话剧编剧。1979年,他曾经采访过刚刚摘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也和正在南京上大学二年级的我交谈过一次。那时的中国文坛,打破了多年的禁忌,出现了《大墙下的红玫瑰》、《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灵与肉》一类的伤痕文学作品。韩老师的本意是以我父亲当右派的经历为原型写一个剧本;但是中国的政治风向说变就变,“反自由化的潮流一来,那剧本也就没能出娘胎。我因为搜集父亲的史料而想到了他,或许他还保留着当年采访父亲的笔记?但那是三十七年前了,我只依稀记得他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好像是个记者,但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我一概没印象,要找到他怕是没指望了。哪晓得我对母亲一提起这事儿,她马上念出他的名字,说他当年是省话剧团的编剧。母亲八十多岁了,只见过韩老师一面,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记着这么一个人,也算是小小的奇迹。我从网上搜到一些韩老师的信息,知道他已经退休了,仍在写作。又经过杭州和南京几位文学界朋友的帮助,居然挖出了他的手机号码。当我的越洋电话找到他时,韩老师正在南京新街口的商场采购,再也没想到电话的这一头是我。难得他还记得我父亲,记得和我的一面之缘。惊喜、寒暄之后,我问他是不是还保留着当年采访我父亲的笔记?他说替我找找看,但是希望不大,可能搬家搬没了。“不过你父亲给我的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我还保存着呢!”听说我想去苏北看一看,他欣然答应替我打听劳改农场现在的位置,陪我去 —— 我老家在苏北,熟悉那里的地理,我们一起找吧。
就这样,趁着我回国探亲的当儿,我们三人约定了行期。但直到上了路,我们也还不知道当年的东直农场四大队如今究竟在哪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