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毕业典礼时

每年56月份,是美国的毕业典礼季节,从大学到小学都在开毕业典礼。以大学为例,那一天的大清早,毕业生们穿上黑色长袍,戴上学士帽、硕士帽、博士帽,随着隆重的音乐鱼贯入场,坐到为他们预留的会场中心的椅子上,周围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人人喜气洋洋。庆典开始,校长讲话、学生代表发言,然后是一位名人嘉宾给大家作励志演讲,毕业生们挨个上台和校长握手、接受毕业证书。典礼的高潮,是宣布“xxxx届学生毕业了!”一言既出,人声鼎沸,毕业帽高飞,年轻的笑脸随处可见,握手、拥抱、祝贺、拍照
 “大学毕业典礼”,英语叫做“Commencement”。有趣的是,这个词的确切意思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按照正常的入学年龄,大学毕业生应该在22岁左右;他们生气勃勃,是社会的“新鲜人”,即将开始职场生涯。在其后的若干年中,他们将成为生力军,成为中坚,成为领袖。他们的前面有漫漫的人生路,毕业,只是第一步。
今年也是我大学毕业30年。我的大学是在中国读的;已经忘了当年毕业典礼的情景,倒是记得入学典礼时校领导的训话:“你们77级不要以为自己是考进来的,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我同意做人都不能翘尾巴,但是不理解为什么77年考上大学的人就特别容易翘尾巴,要让领导那么操心。其实,我们那一届的大多数人,都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知道上大学的机会难得,总体上来说,比后来的大学生们更加珍惜在校学习的光阴——这是我们毕业多年后,当年的老师们对我们的评价。
对我来说,大学毕业只是个开始。我走了长长的路,走到了下一个“开始”—— 研究生毕业。到公司工作以后,才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倒觉得那是不足道的;真正“恨少”的是书上没有、课堂不教的东西。
励志的话由名人们说最好,咱聊点实用的:我觉得工作以后最需要补课的技能,都和人际交流有关。首先是如何做presentation,对上司和同事解释你的想法和工作。讲什么,怎么讲,都大有学问。这学问当然也有书可读,但是光读书没用,要实践。其次,是如何说服别人。这比解释和介绍又进了一步,需要做更多的功课,还要有“审时度势、识人知心”的本领。这方面的技能,也只有从实践中学习,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
西方的人际交流,不同于中国的“圆滑世故”,不是仅仅为了搞好“人际关系”。无论是不是在领导职位,一个人如果具备交流和说服的本领,都可以起到中坚的作用,发挥自己的特长。遗憾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对这类技能教得太少;多数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在“毕业”以后的社会大课堂里跌跌撞撞地学习这些本领。
其实,岂止毕业,人生每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回头看,是一个个“结束”;向前看,是一个个新的“开始”。等到看不见下一个“开始”的时候,生命也就终结了。不过,也有人相信,那是另一段生命的开始,呵呵!

赣东行:婺源茶圃

江西婺源一带的山,有黑色的土,也有红色的土,看上去好像是完全不同的地质带,却又相隔得并不远。

那天我们从婺源县城开车到理坑,中途看到一群人在地里忙活。如今的农村,人烟稀少,如此密集的劳力显得很不寻常。远远望去,他们好像是在黑色的地里铺上一层红色的土,但又看不出是干啥。我的好奇心冒了出来,念念不忘,想看个究竟。

开车的是我的大学同窗。回程中,我央他路过红土的时候停一下,看看热闹,他一口答应。我于是一路伸着脖子,找车窗外的那片红色。终于看到了,老同学立马把车刹在路边,我拿着相机跑过去。

人群劳动的地方,一畦畦的地已经整好,上面铺了几寸红土。红土上有人洒了水,用塑料布盖上,再拿板子夯实在了,接着又密密地插上绿色的小枝枝。我问人家种的是啥?回答是茶树。

婺源出茶叶,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依山蜿蜒的茶园。原来这红土是用来育茶树苗的。插进去的是剪成一段段的茶树枝,每枝带着一片绿叶,无性繁殖。可为什么要用红土呢?回来一查,才知道这红土略带酸性,合适茶树生长,叫做“床土”;那一畦畦的地,叫做“茶床”,挺美的名字。

正午的阳光,本来是摄影者忌讳的。不过此刻,阳光在红土上折射出的丰富色彩,配上油绿的茶树叶和生动的人群,让我为之心动,不由得拍了几张。








与子同学

我生性好奇,而且“喜新厌旧”,最不能忍受做重复、同样的工作;学习新知识,认识新人,读新书,做新事,去新地方旅游,对我来说就像吐气吸气一样地要紧。

小时候学绣花,别人要绣就是一对枕头,咱从来都是只绣一只;因为第二只和第一只是重复的花样,左右翻一下而已,毫无新意,还不如换个花样呢!

工作以后,公司对员工培训很重视,二十多年来,咱有机会进修了各种各样的课程;除了和专业有关的,还有金融投资、项目管理、人际交流、技术写作等等。虽不能样样专,至少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吧。更何况我做的“稳健设计”,本来就可以用到各行各业中;多学一门,工具箱里就多了一把“螺丝刀”,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不是?

三年前,公司紧锣密鼓地开发电动汽车。那时的美国汽车行业,工程师们大多数是搞机械出身,没几个电学科班的,更不用说和新能源有关的各种新专业了。为了适应设计电车的需要,本州最好的大学密大向我们公司员工开放了“能源系统工程”硕士学位的课程。拿这个学位,要修十门研究生的课,入学、毕业的标准和全职学生一样。除此之外,因为名额有限,还要得到公司管理层的批准。一旦批准,公司出学费,员工出时间和力气;成绩必须保持不低于B(良好)才能接着学下去。不过,学完了并不能升级、提工资,那是两码事;所以这完全是“周瑜打黄盖”,得员工自个儿心甘情愿才行。 

这机会让我心痒!我对环保、新能源的兴趣由来已久,一直都在关心那方面的进展,这回正中下怀。赶紧申请,得到上司批准,再去找几十年前的各样毕业证书、成绩单,折腾了几个月,终于又正式地进了大学。同事们不解,说:“你已经有了博士学位,怎么又倒过头来去修硕士呢?”其实我不是为那个学位,是在乎那个知识更新。同事们没说出来的是,“你这年纪,教课还差不多,去上什么学啊?”他们不知道,咱现在是把年纪减掉20岁来忽悠自己的,呵呵! 

进修是业余的。为了不影响日常工作,公司规定我们每学期最多只能修一门课;一年三学期,一共十门课,就是不停地修,也要三年多才能毕业。那时大儿子刚进了同一所大学;算了一下,等他毕业的时候,我还没修完呢。不过,咱在乎的是过程,谁先到终点并不重要,对不?

学校离公司有一小时的车程,我们在职学生是远程学习。虽然是和儿子“同学”,体验却很不一样。儿子去的是真实的课堂,听大活人老师讲课;我进的是“虚拟”课堂,到网上看视频,老师答疑是用视频开电话会议,每学期和老师只有几次真正的“面对面”。儿子每天从一个楼到另一个楼,一堂课接另一堂课;我每天照样上班,忙里偷闲再来戴上耳机、打开视频听讲。儿子的周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的“同窗”们都是已经工作的工程师。不过,我上课的认真可并不输给儿子,呵呵。

到了我这年纪,反应速度是无论如何比不上年轻人了,唯一自信的是理解能力不亚于他们。好在网上听课不用赛跑,听不明白的可以重复N次,而且可以下载到iPod上,一边做锻炼一边听。人说“笨鸟先飞”,其实,也可以“笨鸟多飞”啊,只要能捉到虫子就行。 

咱就这么着“笨飞”了两年半,上星期刚刚结束第六门课程。中国人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按这个说法,咱还没走完一半呢!

上周末大儿子回家,告诉我有一个六十多岁、满头银发的学生,是他的数学班里学得最好的,“他的大脑快得像刀!”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那人年轻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去工作,现在又回过头来圆自己的梦,要把那个学位证书拿到手。儿子说到这里,一脸的钦佩。我不禁笑说,“你妈妈也是啊,虽然咱的大脑没有刀那么快,好歹也还不太钝呢!”

再过几个月,小儿子也要进同样的大学了。咱母子三人同学,可不得更热闹!算下来,咱有希望比小儿子早毕业,不算太慢吧? 

想到孩子们小的时候,做妈妈的也是他们的老师。现在孩子们大了,能和他们做“同学”,也是福气哦!

赣东行:庐山寻墓

2010年秋回国,和大学同窗们游了庐山。庐山植物园是很有名的,可惜我们停留的时间太短,没能好好参观。不过我心心念念想看的,却是植物园里陈寅恪的墓。尽管不是旅游景点,我和导游一说,他居然知道那墓地在哪儿,带着我们去造访。

从五老峰山脚走几分钟,就进了植物园。正是秋风夕阳,霜叶红于二月花


拾阶而上,穿过一座朴素的柴门,就到了陈寅恪的墓地。幽静的黄昏,除了我们一行,再没别人。
 

陈寅恪夫妇之墓


20026月,陈寅恪夫妇的骨灰,经过二十多年的曲折,最终在这里入土为安。大半人高的墓碑上,刻着画家黄永玉手书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原是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话,但用来形容陈的为人决不为过;从这个意义上看,陈寅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人。他是研究历史、文学的,精通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但是我们普通人,对他的学术并不懂,除了他讲的柳如是的故事。他值得我们尊崇的是人格,是脊梁骨,是独立思考,是不屈不挠。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都不加入,不奉承;解放以后,他公开宣布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参加政治学习。像他那样负有盛名而又一生清白,在中国过去的百年之中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易中天在电视上出名后,受到的批评不少。但是他2006年写的一篇《劝君免谈陈寅恪》,我觉得极其中肯,也很有可读性。大意是说,在饭碗受控制的情况下,学习陈寅恪难于上青天;如果不能“豁出去”的话,还是免谈吧!

对陈寅恪,咱只有敬仰的份。


附: 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标题:
一. 不该热的热了起
二. 事出有因,原因也是多方面
三. 孤傲怪僻之
四. 人品与气
五. 自由思想,独立精
六. 劝君免谈陈寅
七. 最是文人不自
八. 豁出去,就能


陈寅恪墓迁庐山,其中也有二十多年的曲折故事,读来令人唏嘘。有兴趣的朋友可读张求会写的《陈寅恪、唐筼骨灰安葬侧记》
http://news.guoxue.com/article.php?articleid=18035

赣东行:古窑新妆


2010年秋回国,和几个好友去游江西。从婺源出来,原本要去瑶里;可因为行程紧张,大家决定直接去景德镇。瑶里和景德镇其实都是瓷都:瑶里比景德镇更早,因为瑶里做瓷器的高岭土用完了,烧瓷业才西迁到景德镇。

旅馆前台的瓷壁画

既然是瓷都,最有意思的当然是了解景德镇瓷艺的历史了。同行的两位男士到旅馆的服务台打听了一阵,就带着我们去参观“古窑民俗博览区”。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曾名景德镇陶瓷历史博览区) 位于景德镇西市区的枫树山蟠龙岗,于1980年开始建设。当时为配合城区改造,保护一批历史文化遗迹,政府决定把散落在市区的部分古窑场、古作坊、古建筑异地集中保护,形成了占地83公顷,集文化博览、陶瓷体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 2004年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AAAA级景区。整个博览区由古窑和景德镇陶瓷民俗博物馆两大景区组成,是景德镇最重要的陶瓷文化旅游区之一,也被国内外专家和陶瓷爱好者称为“活的陶瓷博物馆”
—— 摘自百度百科

进了博览区,首先看到的是一排小店,古窑瓷行。大家不免去逛店;逛了又忍不住要买,从灯罩买到餐具,从耳环买到手镯。有些小物件,简直是爱不释手。大家开玩笑说,“冲动是魔鬼!”

接下来,是参观传统工艺作坊。这里请了八、九十岁的老艺人,从制坯、上釉、到画画、上色,让人仔细地看。作坊旁边又有精品展示,让人尽情欣赏。当然如果你有收藏的冲动,立马就可以成交。

老师傅在给碗坯整形

上釉:精准的操作
手画的青花瓷
镂空的地方涂上釉,就成了半透明的图案。
晾干
浮雕花瓶
这位师傅不用打草稿,直接作画。



晶莹剔透的浮雕瓶,标价逾万元。一不小心就会“碰瓷”哦!

巨大的九龙瓷屏

瓷坯做好、晾干,下一道工序是放到窑里烧。瓷坯放到陶瓷圆筒里,送进窑里摞起来。从点火到出窑,差不多一个星期。

古窑博览区,当然少不了古窑。除了蛋形镇窑,还有仿制的明代葫芦窑,和清代龙窑。葫芦窑是根据《天工开物》里的一幅图复制的。

堆得整整齐齐的陶瓷圆筒
小柴窑介绍
专烧仿古精瓷
柴窑的木柴堆得很有形
葫芦窑介绍
修复的葫芦窑

龙窑建在坡上,从下面烧,烟和热向上走,烧出瓷器。

 
陶瓷博物馆里,还有一个幽雅的去处:水边的亭子里,搭了一个舞台,台上是青花瓷做成的仿古乐器。整个亭台设计得古色古香,风格协调,很有味道。




如今,只有艺术精品才用类似的手工过程来创作了。景德镇市中心有一条街,开满了瓷艺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精品,珠玑荟萃。不论买与不买,都值得去一饱眼福呢!

《回旋镖》(7) 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下)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

(接上集)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来到弗莱悠,看到的是一片萧条。关了门的商家,建筑周围长满了杂草。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停车而不必担心被罚款,因为已经没有交警来管这事了。市政厅里面灯光暗淡,门外却有一堆人在拍卖房地产。整个市政厅只有两个人:主管伯奇勒和他的秘书;大多数的房间都空着。
伯奇勒看上去60多岁,已经退休;退休前,他的工作是帮助市级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当弗莱悠市政委员会请他出来主持破产重组的时候,他推辞再三,最后才答应。
2008年,弗莱悠因为无法还债,宣布申请破产。这个城市开支的80%,是付给公共安全人员(警察和救火队员)的工资和福利。破产以后,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原来为市民服务的公务员,成了让弗莱悠大出血的原因。但这不只是警察和救火队员的问题,也不只是公共事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从社会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财富,而不考虑这样做将给社会带来什么长期的后果。美国人很知道他们要什么;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忙着为自己敛财,而不顾社会后果。
弗莱悠市的财政跌到了底。伯奇勒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追究责任于事无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变革。”弗莱悠欠了债主们5亿美元的债,却只有600万美元的资产。他试图说服所剩下来的公务员们,如果要让弗莱悠起死回生,大家必须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弗莱悠的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不改变社会的文化,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我们必须教会人们互相尊重,诚信做事,努力工作。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但前提是人们自己要求改变。”
20118月,弗莱悠的破产计划终于得到法庭的批准。市政债券的债主们只拿回5% 的本钱,退休的公务员们拿回只有原来价值20-30% 的退休金和福利。我又重回弗莱悠,去采访整改以后的消防队长佩奇.迈耶尔。
弗莱悠的救火站之一(图转自互联网)
迈耶尔41岁,脸上有烧伤的痕迹;他的自然表情是微笑。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同事们都充满了自豪,“在很多城市,你一年也就只有一次大火要救吧;可在我们这儿,大火是常事。”弗莱悠是个老城市,居民老,房子更老,而且是木质的,中间又没有防火夹层,一旦着火就直冲阁楼,非常危险。迈耶尔热爱救火这一行;十多年前,他就是冲着这里的火灾频繁才要求调来的。
破产重组以后,这个有11万人口的城市,消防队员从121人减到67人。他们平均每年接到13000次求助的电话,其中多数是像猫上了树下不来啊,有人头痛啊,有人身上痒挠不着啊,甚至于没腿的人感觉“腿疼”啊,等等。虽然是小事,消防队是每叫必到。为此他们曾经有8个消防站,83人救火车,14人救火车,一艘救火船,一支“狭小空间救护队”,还有一支“特殊材料处理队”。如今,他们剩下的还不到一半。
两个月前,迈耶尔“临危受命”,接下了消防队长的重任。他坐下来,仔细思考消防队应该如何提高效率,如何用一半的资源,提供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好的服务。救火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其次是救火车撞车事故。他决定要把救火队员的健身训练列入常规。他还得找到办法缩短响应时间,并且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灭大火。总之,他在重新研究救火,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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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借债借到还不起的数目,他们的潜意识里有几个并存的想法。第一,他们想要自己供养不起的东西;第二,他们认为满足眼前的需要比应付将来的困境更重要;第三,他们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自然有办法。真到了时候,他们不是总有办法;然而奇怪的是,这种乐观尽管很愚蠢,倒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环境的逼迫之下,他们也许是能够改变的。

(全文完)

《回旋镖》(6)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上)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继《大空头》描写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作者在这里写了地方财政困境的根源和后果。
201185日,美国一家债券评级机构把美国国债降了级;然而,美债的价格不降反升。这说明至少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还可以继续举债度日。美国的政府经费问题,更多的将体现在基层。
梅丽迪斯.维特妮是华尔街的一个独立分析师,因为正确地预测了花旗银行的次贷问题而出名。她在2010年底说,美国市级政府发的债券很可能有一大批付不出利息,导致很多市政府破产。这一说法立刻引起了市政债券市场的恐慌,一时间市政债券成了烫手的山芋,遭到投资人的抛售。其实维特妮并不是研究市政债券的,她只是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将形成地方经济圈;经济危机前“发达兴旺”的州,其繁荣是建立在房产泡沫的基础上的。如今泡沫破灭,它们面临着比其它州更大的困难。而危机前没什么泡沫的地区,相对来说会恢复得快一些。所以,今后数年内,美国地方经济将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她并不认为各州政府会破产,因为州政府可以把问题推给市政府。我问维特妮,美国目前形势最严重的是哪个州?她毫不犹豫的说:“加利福尼亚。”
于是,我开始了加州的旅行。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加州的前任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他约我早上7点和他在沿着海边的大路上骑自行车。施瓦辛格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十几岁从奥地利移民美国,从给人砌砖墙谋生开始,到成为男子健身的冠军“世界先生”,到出演《终极者》里面的“主角机器”,到不费吹灰之力被加州选民推上州长的位子,到七年后下台。他骑车时只看前面;而他做人也一样,不回头,也没有个人反思。他在任时没写“日记”,不象很多官员,卸任以后就可以写回忆录。“我干嘛要写那玩意?经历过一次,还不够啊?”
施瓦辛格在2003年当上州长。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加州经济急刹车,他的前任格莱.戴维斯被选民罢免。那天施瓦辛格在电视脱口秀上做嘉宾,临时决定说要竞选州长。两个月以后,他这个共和党人成了民主党势力极大的加州的州长。
七年的州长生涯,他是这么总结的: 虽然是偶然上任,他并不是没有主张。他认为,加州的政府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政府为政客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谋利益,超出了为全州人民谋利益。他想做人们理想中的好州长:大胆地决策,而非处处受民意调查制肘;不拿权力做交易;公平对待反对派;犯了错迅速承认;等等。但是他的政绩却微乎其微。
加州的政府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税收;房地产泡沫一破,税收也就急遽减少,而支出却没减。在富裕的时候,公务员们包括监狱看守的待遇都很好。比如一个人如果45岁开始到监狱当看守,50岁就可以退休,而且退休金几乎是工资的100%。(我所在的公司,工作30年后退休,也只能拿到20-30% 的工资。- 风铃注)这样的待遇,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按法律规定又不能减。施瓦辛格在任时,曾经多次尝试通过财政改革的提案,减少政府开支;但每次都被打败。加州的老百姓不愿做出牺牲,加州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无作为”的局面。施瓦辛格说,他只好削减最不应该削减的开支,比如教育经费。换言之,能够获得通过的措施,是牺牲长远的利益,而满足眼前的欲望。
施瓦辛格的从政经历说明,加州的政治问题,不是换个州长就能解决的。加州的制度正是加州人想要的:他们要政府提供服务,但是不要为此付钱,所以就只能借债。2011年加州人的平均收入是43000美元,而平均负债是78000美元。当年罢免戴维斯州长,加州的民意在说:“这个州长不行,换一个兴许能解决问题。”施瓦辛格尽了各种努力:他试过共和党的主张,也试过民主党的主张,还试过讨好州议会,不行的时候又直接向百姓呼吁;都不灵。最后还是民众“免费午餐”的意志占了上风。“我以为选民们把我选上去是让我解决问题的,但是他们又把我解决问题的工具拿走了。”
和施瓦辛格上台的时候相比,如今州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支出增长了一倍。未来需要的退休金至少还短缺1000亿美元。2010年,加州付了60亿美元给不到3万人的监狱工作人员。工资最高的是监狱精神病医生,年薪86万美元。那一年,州政府付了60亿美元给监狱,而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只有47亿美元(加州有33所大学校园,67万大学生)。过去的30年内,政府对加州大学的经费的贡献从30% 减少到11%,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州政府如此,基层又怎样呢?我下一个采访的,是硅谷圣何塞市的市长扎克.李德。
加州圣何塞(图转自互联网)
圣何塞市的人均收入是全美国第二高,仅次于纽约市;它的市政债券得到标普和穆迪评级AAA,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这种“殊荣”。但这是因为它的债主有权让市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来还债。至于本市的开销,那是另一回事,目前市府已经离破产不远了。
我在李德市长的办公室见到他时,门外聚集了一群人,在喊口号。他们是市政府的公务人员,正在向市长抗议。李德看上去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曾经当过空军军官,参加过越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学位。他一生对公共政策都很有兴趣。2000年,他被选进市政委员会,六年后被选为市长。2010年,他又以77% 的得票率连任。他是民主党人;不过此刻,他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大,已经超出了党派之争:圣何塞市欠政府公务员的债是如此之重,就是减半也付不出来。“我算了一下,还不至于像希腊那么糟”,他说。
他说这个危机起源于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我们住在富人们附近,于是以为我们自己也很富有。”圣何塞的预算和其它城市一样,取决于公共安全人员的待遇,包括警察和消防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会,向市政府提出自己的待遇要求。假如双方谈不拢,按加州的法律,应由法官仲裁。可是管这事的法官是偏向工会的,所以市政府往往不得不向工会让步。其结果,就是每次谈判都以周边城市中待遇最好的为起点,在那基础上再加高。2002年,圣何塞警察工会争取到3年内工资升18%的待遇。随后消防队搞到了3年增加23%的好处;这么一来警察觉得他们亏了,又去找市政府争得了5% 的“反恐训练补贴”,反恐训练结束,补贴却继续拿着。“我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们退休后挣的比工作时还多。他们的病假可以不用,攒到一起,到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回几十万美元。这是腐败,不单是财政的腐败,而且是公共服务态度的腐败。”
“我刚当市长的时候,想也没想过退休金的问题。”一直到2002年圣地亚哥市政府破产,李德才开始注意圣何塞的财政。从那以后,市府的退休金计划每年要付的钱从7300万美元增加到24500万,如今公务员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险两项占了市政可变开支的一半以上。三年以后,退休金开支将达到40000-65000万美元。因为法律规定这些支出不能减,李德只能在别的地方节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尽管人口多出来四分之一;留任的公务员,也一律减薪10%。 市图书馆每星期有三天关门;公园的服务也减少了;一个新建的社区中心不能开张,因为没有人手;圣何塞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消防队员被裁员。
圣何塞有100万人口,是美国第十大城市。李德估计,到2014年,将只有2400公务员。“这样少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你不得不问:为什么要有城市?我们为什么要住到城市里?” 到了那时,市政府就只剩了一个功能:付钱给退休的公务员;而且他们越来越长寿。
李德说,从数学上看,这就是个“庞氏计划”,后面的人交钱给前面的人。他和工会的谈判毫无进展。“警察和消防队员们认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削减别人也不能削减他们。”圣何塞的公民们绝不愿意多交税,这无米之炊是不能持久的。“市民们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意付账单。”最可能的前景,是市政府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少,造成“文化破产”。
圣何塞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李德说,“我们集体处在一种幻像之中,以为我们会更富有,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如今这幻象终于破灭,我们面临的是现实。”
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待续)

家有过敏儿


两岁时的小儿子

小儿子出生以后,我母亲来美国,白天帮我们照看小家伙。他快一岁时,有天外婆喂了小半匙花生酱给他。花生酱是磨得粉碎的花生加上奶油做成的,很香,不用嚼,又有营养,是美国儿童和家长们最喜欢的食品之一。
谁知几分钟以后,儿子的脸肿了起来,呼吸也接不上,只听他小小的喉咙发出细细的尖声,像是堵住了在使劲抽搐。外婆一看吓坏了,赶紧给正在上班的我打电话。四十分钟以后,我冲进家门,看到儿子满脸紫胀,眼睛已经肿得挤成了线,小人儿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哭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阵仗,慌乱中打电话给儿科医生,医生说快送医院急救!可等我把儿子包好准备去医院,他却奇迹般地缓过气来,昏昏睡去。医生看了,确诊是严重的花生过敏。
花生过敏,是人体的免疫系统错把花生当成有害的异物,如临大敌,作出过分反应的结果。身体内凡是有粘膜的地方都会肿起来,包括气管壁。这一肿,气管就变得很窄,严重的甚至堵住,引起窒息死亡。每年,美国大约有数十人死于花生过敏,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儿子的过敏假如再严重一点点,他那天就没命了。真是越想越让我后怕!
美国大约有1%的人对花生过敏,症状有轻有重。近年来,花生过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医学界还没找出是什么原因。医生说,有些食物过敏随着孩子的长大会减弱或消失,但是对花生的过敏却大多是终生的,而且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病也无药可治,只能远离过敏源,一丁点花生都不能吃。像儿子这样严重的过敏,别说花生,就连“花生碰过的东西”都不能吃。比如拿过花生的手,再拿别的东西,难免会有星星点点的花生带过去,就可能会触发他的强烈反应。
儿子的小脸到第二天才消肿。从此我们把家里一切可能含花生的食品都清除了,生怕不留心被他吃进去。医生给开了急救针,随时备用;万一吃了含花生的东西,先得一针打到大腿上,再上医院急救。
一岁半的时候,儿子开始上托儿所。有天我去接儿子,阿姨说她开了一大罐花生酱,那气味就让儿子有了反应,还好只是脸上红肿,没送医院。从此,他除了不能吃花生,还得避开别人吃花生的场所。那时飞机上发的零食常常是花生米;前后左右的旅客一起打开小口袋的时候,我只能带着儿子到座舱的最后面避一会。有次被乘务员看到了,告诉我下次再坐飞机之前,可以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请他们这班飞机上不发花生米。如今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了避免过敏事故,已经一律不在飞机上发花生了。
家有过敏儿,才发现食品中有多少是含有花生的。零食是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巧克力都有嫌疑;甜点如冰激凌也要小心。花生酱更是随处可见,做成三明治的,夹在饼干里的,抹在面包上的,防不胜防。每次买食品,都要仔仔细细地看上面的说明,确定不含花生才买。倒是花生油,医生说不碍事;因为这过敏是由花生蛋白质引起的,和花生里的脂肪无关。
每年十月底有个“万圣节”;那天晚上,孩子们穿上“戏装”,成群结队,兴奋地挨家挨户去讨糖。每次讨回来的糖,哥俩全部倒出来,一块块地挑拣,确信没有花生的才是弟弟的。等到拣完了,总是哥哥有一大堆,弟弟只有一小捧。
儿子小时候可没少给学校添麻烦。上小学之前,学校的公共健康护士就和我们见面,详细地了解情况,拟出一套措施:他的教室外面贴了大大的字:“无花生教室”,禁止任何人把含有花生的东西带进去;在食堂吃午饭时,儿子被“隔离”在“无花生餐桌”;任课老师都被告知这孩子对花生过敏,也知道怎么急救;一套急救针、急救药放在办公室里应急,附着医生写的急救指南,孩子们出游时,老师也得带上急救药为了这个过敏的孩子,连累了多少人小心翼翼,让我们很感动。
即使防范得这么严,儿子小时候还是出了N次的意外,每次都是惊师动众:
一次学校开会,有家长自己带了饼干之类的零食,放在门口给大家吃;小家伙嘴馋,咬了一口,才发现里面有花生。
一次上课,老师用巧克力糖奖励答对问题的孩子们,儿子开心地吃了一块,才想起来有花生,学校立刻叫了救护车。
一次上中餐馆,要了葱油饼;儿子吃了一口说有花生味,到厨房问了才知道大师傅在葱油饼上抹了点花生酱。全家人饭也不吃了赶紧奔医院。
一次回国去北京,我姑姑请吃烤鸭,完了在王府井逛街。街边有卖冰激凌的,孩子们每人要了一个。冰激凌上撒了花花绿绿的碎末,谁知是有花生的。幸好随身带了急救针,我就在路边给他扎了进去。姑姑说协和医院就在附近,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到那里,小儿子已经在药物作用下昏昏睡去。我抱着他在急诊室外面的长凳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看他没什么反应,就回了旅馆。可到半夜他的药性过去,又吐又肿,多亏一个值班的服务员陪着我,打了出租找到一家夜间营业的药店,买到了过敏药。
每年带孩子们回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亲戚们也都是神经紧张,草木皆兵。家里所有的花生自然是清掉,带小儿子出去吃饭也是提心吊胆。孩子的表姑带他出去玩,碰上他肠胃不好,吐了,吓坏了表姑,以为是过敏,立马又给送进了医院
从小到大,花生过敏让我们不知操了多少心。我一直关心着医学方面的进展,期待着根治的办法。孩子大了,要出去了,有这样危险的过敏我怎么放得下心?
一般的季节性花粉过敏,是有办法“脱敏”的。把过敏源做成针剂,从小剂量开始注射,逐步增加,一直到患者不再过敏。可是这办法对花生过敏却不灵,因为很小的剂量就会引起反应,一旦反应又很危险。科学家们研究了很多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两年前的一则新闻,燃起了我的希望:英国和美国有两个医学院试验了一种新的花生脱敏方法,初步结果很有效。他们把花生磨成粉,从极小的剂量(几十毫克)开始,搅合在其它食品中让患者吃;连续吃一个星期,再加一点剂量。这样几个月过后,多数的孩子都能吃几粒花生而不过敏了。
这真是天上来的福音!可惜这方法还在试验阶段,几年以后才会得到推广。
我可等不及了。仔细研究了资料,我决定自己在家试;为了安全,咱用的是更加保守的方法。买来磨咖啡的小电磨和小电子秤,从每天1毫克,5毫克,10毫克,30毫克,…, 每两个星期加一次剂量。一年以后,儿子终于可以吃半颗花生而没有反应了!
如今小儿子高中毕业,秋后就要离家上大学。我这做妈的不再担心他的过敏,只要他记得每天吃半颗花生保持着就行。谢天谢地,更谢谢多年来为他的安全付出努力的、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

老师出错题


周末,上大学的大儿子回家,和我聊他的课业。喜欢数学的他这学期修了一门“拓扑学”。这是门很抽象的数学理论课,当年我学的时候不知杀了多少脑细胞。

上星期的期末考试,有一道证明题;教授写出一个定理,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证明这个定理是对的。可咱那儿子左看右看,硬是证不出来。倒是被他看出了破绽,觉得教授让他证明的定理,并不正确。他找到一个反例,写到答卷上,说老师,这个题有错。交了卷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教授会给他多少分。
出乎意料之外,那位教授给了他A+,说对不起,题出错了;能看出错的学生,给加分。
不禁联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位好友,她的儿子非常聪明好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出类拔萃。他做题总有和老师不一样的思路和解题方法。可是为了这个,他和老师也常有矛盾,因为老师不理解他的解题方法,不但不鼓励他,反而扣他的分。这种现象到他上了清华大学还时有发生,弄得孩子很恼火,也更看不起那种老师。
在我看来,好老师不应太看重自己的“权威”和“面子”;让学生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教学的真谛。做科研的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错,也要勇于认错。不认错的老师,还有什么“权威”呢?不允许学生有不同见解的老师,又怎么能带出有创见的学生呢?

儿子的这位数学教授,虽然出错了一道题,却教了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儿子会一直记住这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