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小我两岁，老实憨厚，啥事都跟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看到我穿裙子，他也一定要穿；外婆拗不过他，就让他穿了我的花裙子去幼儿园。结果被小朋友笑话了一顿，以后再也不要穿了。 这回家里没了大人，我就成了“当家的”。可我这个家当得不咋样，每天煮一锅饭，做一罐萝卜汤，就算完成任务了。天气已经入冬，就是半夜去菜场排长队，也只能买到冻得硬硬的青菜萝卜，所以我们就凑乎着吃吧。
一个多月以后，外婆在干校安好了“家”，回来看我们。表弟实话实说，告诉外婆“姐姐每天煮萝卜汤”。外婆听着心疼，想了想，决定带我们一起去干校。这么着，我们俩就跟着外婆，抬着一大筐煤球上了火车。
干校在沪宁线上。从镇江南站乘慢车向南京方向开几十里，过了高资站，到桥头镇下车。下了车走好几里路，再上一个山坡，就是干校了。我和表弟抬着煤球，老远地就看到山坡上高高的水塔和墨绿色的树林。
“家”安在水塔旁边的男澡堂里。宽宽长长的一大间，铺满了瓷砖，中间有一个大半人深的池子，里面没有水，却铺了稻草。稻草上再铺上床单、放着被子，住着两家人。另一家也有一个吃奶的小孩，加上小孩的妈妈和奶奶。从池子里踩着几级台阶上去，周围的一圈放着杂物零碎，锅碗瓢勺，饭屉子热水瓶。煤炉旁边晾着两家毛娃的尿布，散发着已经有一阵没闻到的味儿。我和表弟不觉得这个“家”的奇怪，反而感到很新鲜。反正外婆在哪，哪儿就是家。我们没几天就习惯了睡稻草铺。
每天清晨，高水塔上的扩音器开始放广播，从《东方红》开始，然后播简明新闻，然后是广播操的音乐，所有的人都得出去做操。我喜欢做操，做操的时候能看到刚刚升起的太阳。干校原来是农校，地方很大，占着几个山坡。江南一带没有高山，只有丘陵，绵延起伏。起伏的山接着远处的云和天，在朝霞的映照下朦朦胧胧，让我充满了幻想。山下是一片片种着冬小麦的农田，穿插着弯弯的小河，直直的水渠；杨树柳树用交错的枝条护卫着堤岸，伸向远方。
白天，干部们有的去劳动，有的搞运动。我并不知道，那时妈妈在受审查。因为她有一个中学同学参加过三青团，而她的名字出现在那同学家的一个名单上。那名单其实是个同学录，可当时把名单上的人统统怀疑成特务，让他们交代问题。妈妈和外婆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这事，我和表弟在这个“广阔天地”感到的是空旷、新鲜和自由。
虽然住在澡堂里，我们其实已经是受“优待”了。比如我们可以自己开伙，只是煤球要从镇江运过去，很金贵。因为这个缘故，外婆就不烧开水，让我和表弟每天一趟去伙房打开水。伙房在另一个山坡上，我提三个热水瓶，表弟提两个，每天下山再上山，来回总有十里路。冬天冷，就是戴着手套，手指也冻得麻木了，下雨下雪就更得小心。有一天，同住在澡堂的邻居让我们给她家带一瓶水，却被表弟半路上摔了一跤，把热水瓶给摔破了。那时候热水瓶也是稀罕东西，摔了水瓶邻居阿姨很不高兴。外婆好不容易托人从南京买了一个新的作赔，她的脸色才好点。后来外婆总说她“太尖”，不厚道。
除了打开水，我们还常常去奶牛场买牛奶。奶牛场也属于农校，冬天牛都关在牛棚里，老远的就能闻到奶香和粪臭混合在一起的味儿。挤出来的牛奶放在大铝罐里，就在奶牛场消毒。我和表弟每次去那里，都要看人家挤奶，看够了才拿着牛奶回家。
表弟从小就比我听话，比我会做家务。一清早他就帮着外婆洗弟弟的尿布 —— 我最恨洗尿布了，宁愿做别的事；或者不做事，满山地玩。那会儿我们除了缺煤球，还缺生煤炉的干木材。农校的山坡上郁郁葱葱，长的都是杉树。树枝是不能砍的，不过树上结的杉果却是引火的好材料，也没人说不能採。杉树林很密，在林子里几乎照不到太阳，粗粗细细的主干直指天空。杉树的针叶比松树的大很多，树干上也满是刺丛，爬树是不成的。我们就在长竹竿的头上绑一根弯铁丝，做成一个钩子；到了树林里，看好了杉果，用钩子勾住使劲一拉，杉果就掉下来了。我和几个孩子们很快就成了採杉果的好手，一天能採到半麻袋，够生几天煤炉的。
时不时的，我们得到镇上赶集。从干校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下山，就到了桥头镇。镇上只有一条半里长的石板街，街的两边是店铺。最大的是供销社，里面卖的多是农具和日用品。集日的清晨，沿街挤满了卖家和买家 —— 篮子里码着带霜露的蔬菜，盆子里游着活鱼活虾，篓子里装着鸡、鸭、鹅、蛋，罐子里泡着豆腐豆干…。虽然文革中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江南的农民们还是有自留田，产着丰盛的物品。自己舍不得吃的，拿到集市上换点现钱，然后到供销社扯点布，买点必需品。
快过年的时候，肉铺子是最热闹的地方，那也是我的“伤心地”。那天我兜里揣着外婆给的五块钱，到镇上买豆腐、买肉。天下着小雨，我挤了半天挤到了肉案前，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五块钱。那会儿的五块钱对我们家可不是小数，我急得哭了，啥也没买着，空着篮子回去见外婆。外婆看我哭得伤心，没怪我，只是让我下次小心。而我一直想着那五块钱能买几斤肉，够我们吃一个星期的了。
春天来了，我去山下上小学。小学很简陋，几间旧房子围着一个院子，外面是农田。上课没有课本，老师教的都是我已经学过的，只有音乐课学的是新歌：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插曲《游击队员之歌》。其实这电影我去干校前就看过，歌也会唱；但是这个老师教的是不一样的唱法。他把歌词的节奏改得很不像中国话：
“赶、快、上 —— 山吧勇、士、们 ——，
我、们、在春天加、入 —— 游击、队 ——，
敌、人的、末 —— 日——将要来 ——临，
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 ”
这么一唱，仿佛就成了阿尔巴尼亚歌了。
上了没两个月的“学”，干校的生活就结束了，我们全家又搬回了镇江，只是不久我又跟着母亲插队下放到桥头。
写这一篇的时候，我去网上查了当年干校的历史，才知道它的前身是1923年由美国人开办的教会职业学校。如今的农校已经扩建成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桥头和高资两镇也早已合并为一。从网上的照片看，学校相当大，建筑很有气派，校园风景也很漂亮，只是看不出丝毫当年干校的踪迹，记忆中的一切都已无从追寻了。
我那一起长大的憨厚可爱的表弟，后来却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经住了多年的精神病疗养院。我每每想去看望他，可看到了又很伤感。四十多年的变迁，像江河一样不能倒流；然而，“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在心的一角永远地珍藏着。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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