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一图胜千言



有两件事让我想到了这张图。

一件是电影《战争与和平》。友人说他看了两个版本:美国1956年拍的,和苏联1966年拍的;苏联版的极好。我查了一下,苏联版的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版的我以前看过,这次就找了苏联版的来看。除了电影整体的质量,我对它的配乐印象很深。惨烈激战的场景,常常配上轻松优雅的旋律,凸显了战争与和平、死亡与享乐那种互不相容的并列。

另一件是北美最近的天气。冬天的冷,对我们密西根人来说,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今年却是冷得早、冷得狠。如果不计从北极刮来的寒风,最低温度到了摄氏零下三十度以下;要是加上寒风,那就更别提了。想到让拿破仑大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那年冬天非同寻常的严寒。就连二次大战时日本和英美盟军在阿拉斯加交战,到了严冬,冰冻三尺,双方也只好撤退了。在冰天雪地里远征,实在不是闹着玩的!

第一次看到这张图,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个同事出去上了几天培训课,回来向大家推荐,说很长知识,我于是也去听。讲课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Edward Tufte,教人们如何用高质量的图像说明问题。他所说的“高质量,并不是图像的清晰度等技术层面的质量,而是如何把信息资料安排得让人一眼就能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要动脑筋了。Tufte教授举了很多范例,其中包括这张图。

1812-1813年拿破仑的远征”,点击看大图

图中讲述的是1812-1813年拿破仑侵略俄国的故事。棕色的粗线是法军进入俄罗斯的路线和人数(左端是俄国边界的涅曼河,右端是莫斯科),线越细人数越少。从左到右,可以看到法军走过的地方,渡过的河流,还有两小支分兵部队的路线。黑色的粗线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路径和军队人数。从右到左,黑线越来越细,到最后只剩了1000人渡过涅曼河。在图的下部,标出了他撤退沿途的日期和最低温度的曲线。这些温度很可能都不包括风的因素,和我这里今年的冬天有得一拼。

虽然只是一张平面图,它却显示了六个变量:拿破仑军队的行进方向(进攻和撤退)、路线的经度和纬度、人数、撤退时的日程和最低温度。这样一综合,就描绘出那场战争的大略,而且既有数字又有图像,资料丰富而直观,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它虽然是1861年画的,150年来却一直是图解的典范。直到如今,这样高质量的图也还是凤毛麟角。

图的作者是法国土木工程师Charles Joseph Minard1781-1870),他当时在法国的运河、港口、铁路建造业很有名声;咱们可以想象他画过、看过很多的工程图。但他并没有专门学过地图制作,在将近60岁的时候才开始尝试用这种特殊的地图来表现社会和历史事件。制作这张图的时候,他已经80岁高龄了,他的智慧和创新精神让我叹服!

Charles Joseph Minard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数一数二的小说;而Minard先生的这张图,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图解了。当然,这图上没有彼埃尔,没有安德烈,也没有娜塔莎,没有那些让我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有的只是棕色、黑色的两条线。但是那两条线每一次的收窄,都代表了无数生命的消失,俄国的和法国的,在场的士兵和不在场的家人。这两条线浓缩了战争的痛苦,让它在我们面前赤裸裸地、严酷地呈现出来。

我们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大事值得记载和思考;比如明朝的人口大迁徙,比如文革的知青下放和回城,比如当今雾霾的起源和扩散。我好奇,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种高质量的图解,把复杂的数据资料直观地呈现在大众眼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呢?






(本文图片均来自互联网,鸣谢!)

【现代思维的诞生】(7)帕斯卡:从科学到宗教




懂点计算机程序的人都知道“帕斯卡语言,那是为了纪念法国人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因为他发明了最初的计算机,用“0”“1”两个数字来作算术。帕斯卡是个神童科学家,年纪轻轻就有很多成就,却在中年时完全放弃了科学家的生涯。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信了上帝。当然,那时的科学家信上帝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帕斯卡不但信教,而且成为天主教的有力捍卫者。因为他上下求索以后,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解释人性之善恶。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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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新哲学”;它主张通过实验来获得知识,对自然现象作定量的观察研究,而且对传统权威和经院哲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当时的思想界,对于人类是否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有着很深的怀疑。(从古希腊到今天,“怀疑主义的含义经历了极大的演化;今天人们说怀疑主义,一般是指对于宗教的怀疑。)首先,用什么来衡量真知?逻辑在这里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其次,人的感觉总有误差,感觉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知(参见本系列之五:笛卡尔)。

十六、十七世纪怀疑主义,其主要形式是唯信仰论(fideism)。它认为人类没有能力确认什么是真理,应该放弃寻求真理的徒劳,转而绝对地依赖信仰和上帝的恩赐;什么都可以怀疑,但是不能怀疑上帝。唯信仰论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天主教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另一个我们以后再介绍。

即使帕斯卡没有为宗教写书、没有成为唯信仰论的代表,他也会是17世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是原因不一样。帕斯卡是个极其出色的科学家,对数学、大气物理、流体力学、气动学、概率论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父亲是个收税官,他曾经为父亲做了一架计算机,用二进制的“0”“1”来作算术。


帕斯卡发明的机械计算机

帕斯卡站在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前沿寻求真知,而那种真知可以通过归纳法、实验、定量分析、以及数学推理去获得。正因为如此,帕斯卡转向怀疑主义和为宗教的辩护才格外有影响力。他在中年时接触了当时欧洲天主教的一个教派,从此放弃了自己的科学事业。

让帕斯卡着迷的教派叫做詹森主义(Jensenism,是由丹麦主教詹森发起的。詹森主义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其焦点是一个在西方和伊斯兰国家都很古老的问题:一面是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是对神学的理性化。这两者能不能统一?或者说,理性能不能导致虔诚的信仰?

詹森派认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原罪腐蚀了人类,使我们依赖于肉体、感官;因为这种腐蚀,我们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注定是靠不住的;我们想通过感官来找到上帝而得救的尝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感官把我们和邪恶和堕落连起来,不让我们的灵魂得救。假如没有上帝的救赎,人类自己不可能通过理智来分辨,也不会选择顺从上帝,远离罪恶。很多詹森派人士喜欢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论点,因为他没有用感性知识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但帕斯卡不同意笛卡尔的观点。他相信人类的原罪使我们不可救药,人类自己不能通过理性找到有意义的真知,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了解上帝的属性。

詹森主义强调:上帝的恩典是施予个人的。上帝可以拣选某人,对他施恩,把他从罪人变成上帝眼中的“干净人”。这种立场和当时天主教会的主张不同。天主教会说上帝的恩典只能通过教会组织的活动才能祈求到,比如受洗、恳谈和其它各种仪式。詹森派认为虽然有那些仪式,周围的天主教会却仍然充斥着丑闻。人们依赖于教会的仪式去赎罪,而避免自己向上帝请求宽恕,不去寻求自己和上帝的相遇。帕斯卡谴责那样的天主教徒,他们星期天去教堂忏悔、接受救赎,星期一又开始继续犯罪;他们从周一到周六做着坏事犯着罪,然后在星期天参加恳谈会,“洗清”自己。

帕斯卡在遇到詹森派以后,为自己没能建立和上帝的关系而绝望,决定彻底放弃他的科学工作。他说: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救赎。哲学家的上帝,并不是《圣经》里描写的上帝;经院哲学或笛卡尔证明存在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不能让灵魂得救。帕斯卡亲身经历过上帝的神迹以后,成为詹森主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卓越捍卫者。


再版多次的《思想录》

帕斯卡只活了39岁。他死后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大量手稿,阐述他的宗教思想。朋友们替他编辑出版成《思想录》一书。这本书拨动了17世纪欧洲文化深处的弦,非常轰动,再版了一次又一次。人们喜爱《思想录》,《思想录》也改变了思想界论争的方向。从《思想录》的主题,人们可以了解帕斯卡是如何为宗教辩护的:

他说,没有上帝,人类会活得很悲惨。人的生活是什么?是无穷尽的追求娱乐、消遣。我们总是不开心,总是想尽办法不独处、不自省。我们宁愿去做各种傻事,和随便什么人谈天;我们会去狩猎,不是为了得到猎物,而是为了得到兴奋;我们宁愿做那些无意义的事,而不愿面对自己的良心发问:我是谁?”“我的宿命是什么?

我们有着两种绝对超常的情感:仇恨和自恨。憎恶别人,希望朋友失败,害怕别人成功,——这还嫌不够—— 也憎恶自己,轻蔑自己,伤害自己。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类会走向现实主义和绝对荒谬的状态。谁能解释这种仇恨?帕斯卡有句名言:两国间有一条界河,一边是我的朋友,另一边是我杀了能得到赞赏的人。这种荒谬成了人类的常态。我们见到一个普通的人,对他轻蔑;可如果让他戴上法官的假发,或是穿上国王的袍子,我们又会敬畏他、崇拜他。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这世界的运作缺了慈善,缺了爱,缺了智慧;它的运作基础是:物欲让我们害怕不遵守规则、法律的后果。虽然这样的世界能够运作,我们苟且地活在其中,上帝允许我们的物欲,让我们拥有一点可怜的和平,但是我们的周围充满了不幸与非理性。

在帕斯卡看来,人类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群体。我们不缺天才,你只要看一看科学和数学的前沿就会知道;但我们又很无知,在荒诞的迷信中走失。我们能成就辉煌的科学,却缺少道德和尊严。我们充满了能量,但那是无目标的能量。我们有微妙和细致——看一看我们的艺术就知道了——但我们也有粗劣和不可理喻的兽性。我们可以不断地自我肯定,但又会被恐惧和罪恶感所打败。我们是理性动物,但是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服从随意而没理由的习俗,只因为“在河的这一边,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理智衰弱:我们有理由,没诚意;我们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我们被虚假的外表统治着;激情和偏见影响着我们的心智,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知识对我们来说是相对的,有的人靠直觉获得,有的人则必须一点一点地验证。即使我们中的天才人物,也绝对无法了解那些无穷大或者无穷小的物体。(帕斯卡深知人性的弱点。但是,尽管我们知道人类有这些弱点,到如今也还没有办法战胜自己,除了利用制度来规范人性。即使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地方,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仍然会有腐败和堕落。 —— 风铃)

十七世纪的欧洲,人人都是赌徒;所以帕斯卡的概率论很受知识界的欢迎,让他成为英雄。帕斯卡打了一个比方,很有意思,被叫做押注的逻辑:假设你不信上帝;如果你是正确的,那对你毫无益处;但如果你错了,却会有无穷大的害处,你把自己从上帝那里勾销了。再假设你相信有上帝;如果你对了,那会有无穷大的益处;如果你错了,也对你无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傻瓜才不信上帝(这个比方足以说服喜欢投机的人们,呵呵! ——风铃)

有人误以为这是帕斯卡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不是的。帕斯卡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能“证明”的。人类的理性很弱,人类的意志不愿相信。帕斯卡用“押注的逻辑来打比方,只是要指出不信上帝的人有多傻。

帕斯卡认为笛卡尔等哲学家所证明的上帝是不足的。笛卡尔证明了什么样的上帝呢?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是第一推动力,或是最终的原因。即便知道这样的上帝存在,也还是不能解释人性的恶,不能解释我们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憎恨。帕斯卡写道:在对上帝的认知和对上帝的之间,有无限远的距离。哲学家们的“证明”,永远也不能让你产生对上帝的爱,所以你还是只能生存在一个充满了堕落、仇恨、苦难和不幸的世界中(这的确是笛卡尔的上帝之软肋——风铃)

而信仰给出的是耶稣的启示。它有自己的理性,有预言和神迹为它作证;但那不是人们相信的原因。心灵有其内在的理性,不能用常规的理性来解释。人们相信耶稣,因为那能使他们与上帝和谐,让他们爱上帝,让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理解了亚当的堕落和耶稣的救赎,那就能理解人性的善恶两面。如果我们理解了上帝造人和亚当的堕落,那就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兼有细致和粗劣、智慧和愚蠢、美和丑。这样的理解,从哲学家们的证明里是得不到的。(当然,如今也可以用进化论来探讨人性为什么具有两面:“利己”或“恶”,来自残酷的生存竞争;“利他”或,来自合作的必要。但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到19世纪才会产生,在帕斯卡的时代,基督教的解释显然让他满足了。——风铃)

帕斯卡认为,世界就像那种玩花样的图像: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东西,换个角度看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一切就都有序了、可以理解了。理解了亚当的堕落、原罪、耶稣为人类的赎罪、初始的人性、后来的堕落,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从这种信仰中得到的不是哲学的结论,而是内心的平和。那种平和与救赎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帕斯卡所处的十七世纪,被冠之为理性的时代。但他却说:信仰和理性是不兼容的。心灵有着自己的理智,心灵的理智是寻常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 (这点我也有同感;假如你去读《圣经》,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没法统一。信仰就是信仰,信了就有了;信仰不是科学,用推理是推不出来的,呵呵! ——风铃)


(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秋天的故事】 (1)别离



车在肿瘤病房前停下,我疾步上楼,来到父亲的病房。在回美国之前,我要再看父亲一眼,和他道别。

父亲躺在病床上,左手从白色的被子下伸出来,手背上青一块、紫一块;护士正在给他打针输液。他的鼻孔里套着氧气管,“咝咝”地减轻他那慢阻肺呼吸的难度。他的满头银发被护工师傅梳理得整整齐齐,眼神却是涣散的——深度近视,加上意识的模糊。

“爸爸你早啊!”我用自己能够聚集的“正能量”说着,希望这能量可以传给他,将他从那个深邃遥远的地方拉回到我所在的世界。爸爸看着我,念着我的名字。我俯下身,抚摸着父亲的脸庞。他的脸色是红润的,不像是病人;他的脸上佈满皱纹,写着他不寻常的人生。 “我要走了,爸爸,但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我的心和你在一起。你别着急,好好养病,啊?”

我看着他的眼睛,迷蒙而湿润的眼睛。每次我和爸妈道别远行,母亲总会流泪,而父亲从来都是笑着和我道别——除了这一次。这一次他也没有泪,他曾说自己的眼泪多年前就流干了。

1963年,父母第二次被迫离婚,因为他头上的“右派”帽子。爸爸走的前一天,妈妈单位来了人,先是和她谈了话,又把七岁的我叫去,说“你爸爸是个坏人,你要和他划清界限,懂吗?”我懂吗?我怎么会懂那个巨大的政治阴谋?我怎么会懂父女之间那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纽带?

爸爸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要抱我,我让开了。他跟我说话,我什么也不回答。他要我送送他,我躲到妈妈的大床上;他转到床的一边来拉我,我就爬到床的另一边不让他碰。几个来回以后,他终于放弃,跟我说了再见,要我听妈妈和外婆外公的话,一个人拿着行李走了。他背起了那沉重的十字架,为了给我留一扇生存之门。

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和爸爸道别。即便那一次,他也没有流泪。

他去了一个农村中学当勤杂工,接受“监督改造”。他保存着我的照片,自己看,也给同情他的朋友们看,对他们讲女儿的可爱。多年后,从他的患难朋友们那里,我才知道父亲对我的惦念是怎样地强烈。我是他黑暗中的一线阳光、一丝温暖,尽管我自己已经和他“划清界限”,正在努力争取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前一天,父亲的忘年交张老师去医院看他,为我和父亲拍了照片。父亲迷糊着,我偎着他,憔悴的脸上是勉强的笑容。

照片。眼前的这张,是爸爸保存的;我的那一张早已被剪去了他的那一半。这是我十岁的生日,父亲悄悄地去看我和母亲,带我去照相馆拍的。我的脸上满是天真和快乐,而父亲呢?我读不懂他的表情,是喜?还是悲?


父亲只住了一晚就走了,走得静悄悄。我不记得和他道别,也许他在我还熟睡时就离开了。可这短暂的会面却给母亲带来了麻烦:她的好友告密给“组织”,她因为和右派的“藕断丝连”做了几个星期的检查。新拍的照片里,也只剩下我一个人

 “爸爸!”“爸爸!”,我一遍遍地唤着,他也一遍遍地应着我的名字。从记事以来,我第一次亲吻了我的父亲,心中是千般万般的不舍。我真想跪在他的面前,请他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忍心在这时候离他而去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和父亲在去上海的轮船上。父亲刚刚得到平反,要带我去看奶奶。他面对的,是日夜思念的女儿;而我面对的,是一直被我当作“敌人”,而忽然又变成“爸爸”的人。理智上,我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我所受的牵连也不是他的过错,我该善待他;但感情上,他又是那样陌生,别说亲热,就连叫一声“爸爸”,也是难以开口的、生硬的。我尽量地不和他说话,他却找一切的机会和我聊天:讲他记忆中我小时候的事,问我的学业,告诉我他为什么是被冤枉的。多数时候是他在说,我在勉强地听,心里盼着轮船快点开,好结束这尴尬的父女单独相处

单独相处。这两个月是我有生以来和父亲单独相处得最多的日子。白天,黑夜。父亲讲着他的故事,远的,近的,让他遭难的人,对他有恩的人,读过的书,听过的戏我找医生咨询他的病情,和亲友商量该怎么治疗,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院父亲咳血、疼痛、接不上气,输液,呕吐,不能吃我和医生商量,一步步找到让他有反应的药物停掉,推着父亲的轮椅去做放疗,症状的消除让我乐观,意想不到的流感触发了他的呼吸道感染,急救,寻找有效的抗生素,我握着他的手一遍遍祈祷,照顾他吃饭、吃药、睡觉、上厕所,扶着他坐起、走路两个月的日日夜夜,让我和父亲靠得这么近,连得这么紧,我能感受到他的每一次咳嗽、每一次喘息,每一次的睡与醒;在生死的过渡带,我和他手拉着手摸索着,我想把他带回来,用我能聚集的能量带他回来

带他回来。孩子们小时候,父母亲曾几次来美国和我们同住。门前的路,被他翻译成中文“西花地观石路”,和英文原名相比,添了几分诗意的浪漫。白天,母亲帮我们照看孩子,他帮我们做饭。父亲喜欢吃,也喜欢做,更喜欢和我们一道旅游。他爱孩子们,尽管嫌他们太吵;他爱和我们在一起,却又舍不下国内曾经和他共患难的老朋友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居住。我只好每年回去看望父母。

每一次和父亲共处,都让我对他更了解、更亲近。我发现自己是多么像他,不但长得像他,而且性格上也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不可能是后天的影响,因为我的成长中他多半“缺席”;这只可能是在我从无到有的那一瞬间就注定了的。基因的继承,让我成为他生命的延伸和拓展。这些,是我在大二的那个暑假去上海的船上完全不懂的

父亲没有和我道别,他也许没有理解我就要离开他,飞过千山万水,到地球的另一面去。几天前,当我第一次告诉他我要回去时,他还清醒着,说“是你带我来这医院的,你要走,也把我送回家吧,我要出院。”可现在,他已经没有“出院”的意识了。

“爸爸,你好好养病,我有空再回来看你!”我忍住泪水,转身和护工师傅握手:“我爸拜托你了!”然后向他鞠了一躬。我走出病房,不敢再回头...

外面是江南的三九天,蜡梅在寒风中绽放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