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维的诞生】(5)笛卡尔的梦想:完美的知识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

纪念笛卡尔的法国邮票

如今,初中生就开始接触“坐标系”了;而我是上高中时才学到的。那时候我的课本和老师都叫它“直角坐标系”,而西方却叫它“笛卡尔坐标系”,因为它是法国人笛卡尔发明的。这个坐标系被用来标明物体的位置,描述运动的轨迹,是数学、物理学以及所有工程学科不可缺少的工具,堪称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发明。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它的影子;“定位”就是从那里来的。

笛卡尔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杰出人物。他研究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理学。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又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这一集主要讲笛卡尔对于现代思维的贡献。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本文图片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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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是怎样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卡迪尔哲学”和经院哲学的对阵,堪称17世纪的欧洲大陆思想界最重要的一场论战(卡迪尔是笛卡尔的拉丁文名字)。笛卡尔的目的是重构人类所有的知识,建立一个完美的知识系统,涵盖所有可知的事物。他所做的工作,向17世纪的经院哲学提出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西方哲学有一个终极的理想:人类能够真实地认知周围的一切。这理想代表了最终的、完美的科学。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一书中,这样描述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人类就像坐在一个洞穴里,阳光在外面照着,外部事物从洞口把影像投射到洞中;人们看到那些影像,却不知道它们的真实模样。而哲人们就像走到了洞外,看到了真真实实的外界事物,那就是知识。但是当哲人们回到洞里,对人们讲述他们看到了什么,却往往会被大家当成疯子。

笛卡尔的梦想是:我们人类能够离开那“洞穴”、到外面去获得完美的知识;包括对事物本身和它们的成因的知识。笛卡尔的这一诉求是针对当时欧洲所有的学识领域的,不单是对基督教各教派,而且是对从事机械学、医学、神学各方面工作的知识分子提出的。

100法郎纸币:笛卡尔像

一般而言,当一个思想家定义了他所在时代的选项时,那个时代的知识界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的疑难问题都会反映在他的研究之中。这就是卡迪尔哲学的戏剧性所在。许多人被笛卡尔的学说所吸引,他们被17世纪各种深刻的课题所困扰,终于在笛卡尔的学说中找到了满意的答案,激发出非同寻常的热情。那是些什么样的“深刻课题”呢?

首先,是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宗教改革(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认知逻辑方面的危机。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知识界的最高权威;由基督教教义所赋予的权威和正统性,让教会有权裁决所有的争议。

而宗教改革却对这个权威加以质疑:这下有两个教会了,不再是一个;各自都说自己正确地诠释了上帝的真知。那么到底应该听从谁的裁决呢?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真理?如果有两个不相容的理论,怎么来确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另一方面,又有十六世纪复活的古希腊“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认为人类不可能确定地认知世界,无论是通过经验还是通过推理,都搞不清外界的规律;这世界上没啥东西是我们可以确定认知的。它的核心如下:

假如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一个说法是真理?
你于是把检验真理的标准告诉我。
那我再问你:你根据什么说那标准本身是真理?
你又告诉我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标准。
那么我还可以问你:你如何检验那“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标准”是否正确?
你只好再给我“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如此反复无尽头,所以你根本没法判断一个说法是不是真理。

可以想象,这种怀疑主义对欧洲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大学生们很喜欢拿这样的经典论据去为难他们的学识渊博的教授;结果弄得那些教授、神学家们对于年轻人这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很不安,怕他们会因此而摒弃一切权威。这种思潮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或者“皮浪怀疑主义(Pyrrhonism,皮浪是它的代表人物)”。皮浪怀疑主义是非常极端的怀疑主义,按它的观点,就连“世界是不可知的”这个说法的本身是不是正确,也是不可知的。

在这种认知危机之下,就迫切地需要回答:这世上到底有没有真理?检验真理的标准又是什么?(可见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风铃)

笛卡尔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他的回答。他的两本著作《方法论》和《第一哲学沉思集》像电光一样激活了一代读者的思维。他认为,为了证实真知的存在,必须用比怀疑主义更加极端的论据去克服怀疑主义。下面是他的论证思路:

人类的感官是有缺陷的。比如我们其实分不清自己是清醒着还是在梦中。你在做梦时,却以为自己是清醒的,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我们连自己是清醒还是在做梦都不能确定,那又怎么能依靠我们的感官来检验真理呢?所以真理不能靠我们的感受来检验。

那么能不能用逻辑来检验真知呢?笛卡尔说:“想象有一个最邪恶的天才,他骗人的本领是一等。哪怕你在做2+2那样简单的题目,他也能给你搅乎,分散你的注意力,让你算错。我们在这样简单的逻辑上也可能出错。假如你怀疑这一点,你必须找到一个没法怀疑的说法;假如你能找得到那样一个不容置疑的说法,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看为什么那个说法没法被质疑,从而找到检验真知的标准。”用这个合乎逻辑的推理,笛卡尔从“极端怀疑一切”引出了“存在真理”的结论,从反面论证了怀疑主义的荒谬。

笛卡尔说:好吧,按怀疑主义的说法,我可以怀疑2+2=4,也可以怀疑我是在走路还是在睡觉,怀疑我是不是身在此地,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存在,也许我的存在只是我的一个梦。但是且慢:如果我犯了错,我先得存在才能犯错;如果我是对的,我先得存在才可能做对事;如果我怀疑,那先得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我才能怀疑。简言之,假如我能思考,那我就一定存在!如果我根本不存在,那我又如何能够思考?“我思,故我在。” (这句话的英语是: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以前读到过这句话,却没有理解它的真意。它其实是反驳怀疑主义的,是论证真理真知的存在的;而不是说“我没想到的就不存在”。——风铃)

“我思,故我在。”这点不容置疑,即便是那个邪恶的天才也没法让我搞错。尽管我不清楚这以外还有没有其它的真理,但最起码这一点是真的。我也许没有肉体,我的肉体也许只是我的幻觉;外部世界也许并不存在,只是个幻觉。但我是存在的。

为什么这点不容怀疑?笛卡尔分析出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显而易见,不说自明(self-evident),没法反驳;另一个是它的自成一体(distinct),它不依赖于其它任何前提的成立。笛卡尔由此导出了检验真知的标准: “不说自明”和“自成一体”。根据这两个标准,笛卡尔验证了一系列的命题。

首先,笛卡尔惊世骇俗地提出:“我甚至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接着他用这两个标准,去检验到底有没有上帝,得到的结论是上帝确实存在,不容置疑。他相信自己的证明是“不说自明”和“自成一体”的。他证明的思路是什么呢?

笛卡尔问:无论一件东西是不是存在,它有什么样的属性?比如说,有山就一定有山谷。我们也许看不到那山,但“只要有山就会有山谷”这件事是已知的,是山的属性。

好,假定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存在,但如果有上帝,那他一定是完美的(这点不说自明)。完美的上帝会有什么样的属性呢?他拥有无限的智慧(不然就不完美了),无限的善良。他是否存在呢?当然存在,不然就不完美了。所以上帝是一定存在的,就好象正方形一定有四条边,三角形一定有三个角一样不容置疑。 (笛卡尔这整个的证明始于“假如有上帝,那么他一定是完美的”;这在17世纪的欧洲人心中确实是“不言自明”,但今天看来就远远不是了。——风铃)

笛卡尔对于上帝存在的这个证明,成了17世纪争论的大问题。反对经院哲学的人们很喜欢他的证明,因为这个证明和经院哲学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完全不同。 (经院哲学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看基督教圣经就知道了。——风铃)

从这两个“真知”——我存在且完美的上帝存在,笛卡尔又推断出其它事物的存在:我不是孤独的存在,我还看到摸到桌子、其他人、纸、树,从中知道除我之外还有真实的世界存在。这不可能是假的,因为上帝是完美的,不会骗我。 (读到这里,您可能会觉得可笑,但是在当时,这已经是比经院哲学更理性的“证明”了。——风铃)

简言之,笛卡尔的哲学观点有三个基本的支柱:完美的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两个世界:一个是非物质的世界,包含思想、灵魂,另一个是物质的世界,有尺寸,占空间。对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人类能认知什么呢?笛卡尔同意伽利略的结论,实体世界占据着空间,有运动,物体之间有接触、有力的互动。只有物质才能影响其它的物质。 (比如说思想不能让物体移动。——风铃)

笛卡尔进一步推断说:“上帝启动了物体的运动,上帝又有不变的意志。这些就决定了自然界会按照固定的机械学的规律运动。”从这里,笛卡尔没做一个实验,就推断出了“惯性定律”:“静者恒静,动者恒动”;假如没有外力的作用,静止的东西会一直静止,运动的东西会一直运动。新兴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那些物体运动的规律。 (惯性定律是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定律之一。今天,科学家们对惯性定律也许有不同的解释,但笛卡尔那时没用一个实验就正确地提出了惯性的概念,不得不令今人佩服;尽管他的解释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基础的。——风铃)

笛卡尔的这一套思想体系,包括物理学、哲学以及生理学,不但在17世纪是非常特别、非常异类的,也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很多基本元素成为现代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

1. 双重性。笛卡尔相信我们所在的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精神的和物质的,灵与肉。

2.  一切物质都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科学(神学、哲学除外)的任务就是了解那些规律。

3. “灵与肉”的关系问题被留给了西方哲学界。笛卡尔认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本该是不相干的。但在人类这里,精神和肉体却又整合在一起。作为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可以指挥自己的身体,想举手,手就举起来了;想放下,手就放下了。这种“灵与肉”的关系,在笛卡尔死后一直困扰着西方哲学界。 (东方哲学相信灵与肉的关联,和西方思维的传统不一样。但是近年来西方对心理和生理关联性的研究,也开始逐步揭示意识和肉体的联系;比如“乐观心态对身体健康有益”等等。——风铃)

4. 卡迪尔哲学否定了迷信,这是对17世纪经院哲学的凶猛攻击。笛卡尔认为,物质世界的变化只有用物质的方法才能促成,不能用意念。人的意识属于精神范围,而外界事物的变化属于物质范围,两者不搭界。所以诅咒一个人并不能让他生病遭灾,为一个人祈祷也不能使他健康;庄稼长得不好并非人的巫术造成,天上有“扫帚星”也不是不祥之兆。 (这和经院哲学是直接对立的。那时的教会常常会烧死“巫婆”,就是认定了那些“巫婆”施了咒语,造成了灾难。——风铃)
 
笛卡尔用图解释:彩虹是怎么形成的?
笛卡尔的理论给权威们带来了戏剧性的麻烦。他在追随自己的人们心中推翻了经院哲学,引导他们质疑所有的理论,重新检验那些理论是不是真知,确定了再相信。他呼唤重新构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所有知识,使其建立在物质运动的规律上,包括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自然界的纯物理学(不和神学混在一起)。他否认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有关联,除了人类灵与肉的结合。他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完美知识”的伟大理想,完备而且显而易见、不说自明。他留给后人一种对于真理存在的确定性,启迪后人去构造一个物质的、基于机械运动理论的、定量的科学体系。

17世纪,笛卡尔是反经院哲学的惊世之声。

(待续)


笛卡尔的书:《几何学》1637

(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无边的思念


录 范仲淹词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
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现代思维的诞生】(4)新天文学和宇宙观



17世纪“日心说”和“地心说”的对决,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天文学、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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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风铃)

经院哲学把宇宙分成两部分,以月亮为界:月亮和地球是不完美的、多变的,而太阳和星星却是完美的、恒久不变的;天文学研究的是上帝所在的空间,是一种崇高的学问。既然天文学这么重要,它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整个经院哲学形成根本性的挑战和威胁。

20世纪,一个天文发现就是科学上的发现,除非它预告“世界末日”什么的,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大家该干嘛还干嘛。但在17世纪,天文学的新发展却从哲学的深度对经院哲学的统治地位形成了挑战。

咱们先来看看十七世纪以前的天文学是什么样的。

经院哲学所支持的天文学观点是由古希腊的学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在公元二世纪提出的。他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倒不是说地球最重要,而是说它离上帝很远。他认为日月星辰都以地球为圆心旋转,而且那些旋转的轨道都是完美无缺的圆。这就是所谓“地心说”。


(1537年版的托勒密“地心说”)

但是经院哲学的“辩论法”中有一条是“经验”(见第二讲),要求实验的数据和理论相吻合。“地心说”和“圆形轨道”就在这里出了问题:学者们用望远镜长期观察的日月星辰的位置,和“地心说”理论预测的不一致;既不像是以地球为圆心,也不像是圆形轨道。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太阳系的行星绕着太阳转,而且它们的轨道是椭圆形的;但这个问题要等着牛顿去解决。牛顿以前的人们也试图修改托勒密的理论,想方设法让观测数据合乎“地心说”。比如把有些轨道的圆心从地球换成其它的星球。这种“修正”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反而把那理论搞得很复杂。

经院哲学对世界的解释基本上是定“质”不定“量”的,尽管它在数学、几何学方面也有进展。比如说,石头会向下落,一直滚落到最低的地方,为什么呢?经院哲学解释说:石头下落符合它在宇宙中的位置和存在的目的;石头没有灵魂,离上帝最远,理应向下落,低处才是它该去的地方。同样,雨水从天上落下来,那是因为上帝安排了让它给植物浇水。(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知道当牛顿发现了重力,解开了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下来的谜,在当时是怎样的创新、怎样的轰动。——风铃)

这种“不定量”的宇宙观,在十六世纪被一个叫做“新毕达哥拉斯”的学派质疑。(毕达哥拉斯是发现勾股定理的古希腊学者。)这些学者相信上帝的完美也体现在天体的完美中,比如圆形轨道比椭圆形的更完美;同心圆比不同心的圆更完美;他们对“完美”赋予了几何与数学的定义。

到了16世纪中叶,天文学者哥白尼修改了托勒密的“地心说”,把太阳放在了宇宙的中心,但保留了行星的圆形轨道。这样一改,虽然减少了和观察数据的不一致,但还是不能完全吻合。

17世纪初最精准的天文数据是一个丹麦人Tycho Brahe测量记录的。他本人虽然相信“地心说”,但他的天文数据却被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所继承。开普勒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他不但有多方面的学识,而且有非凡的执着和毅力。那时的数学工具还很原始,开普勒用惊人的努力去验证哥白尼的日心说。他内心相信哥白尼是对的,太阳理应是宇宙的中心,一切星体的运动都应该是完美的圆。


(哥白尼的太阳系)

但是开普勒根据数据算出来的轨道却不是圆形;再算一次,仍然不是圆形;反复算,还是一样;只有用椭圆形的轨道才能和数据相合。1609年,开普勒得到了两个结论:

  1. 行星绕太阳的轨道是椭圆形的。这点对开普勒的信仰是个极大的打击,他直言这个结论是“一车子屎”,因为椭圆不“完美”。
  2. 如果把行星和太阳连成一线,在相同的时间内,那条线所扫过的面积也是相同的。开普勒在这里找到一些安慰,毕竟这个几何规律让他觉得这个解释虽然不完美,但至少不是无序的。
接下去的十年,开普勒继续为椭圆轨道寻找更加和谐的规律。1619年,他做出了第三个结论:

  1. 一个行星公转的周期的平方,和它与太阳的平均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开普勒关于行星轨道的三条定理)

开普勒这次很高兴,他的理论不但和天文测量数据相当吻合,而且背后有简洁的数学公式可计算!他自认找到了宇宙和谐的秘密:

 18个月前,我看到了曙光;3个月前,我看到了天亮;几天前,我看到了日在中天的美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任凭自己被神意驱使,不在乎藐视我的人们。我偷了埃及人的金船,在远离埃及的地方,为我的上帝造出了一块圣地。假如你对我愤怒,我将承受。此事已铸成,无可更改。我写给现时的人们,或者是写给未来的人类,我不在乎。也许我的书一百年内没有读者,但是上帝他已经等待了6000年,等待有人用真正理解的目光,凝视他的创造物。”

(开普勒的这段话,让我领会到早期的欧洲科学家们是如何把科学与对上帝的信仰统一起来的。开普勒是有神论者,但他尊重事实,尊重数据。对他来说,解开自然界的谜是理解上帝,而且相信上帝会欣赏他的理解。后来的牛顿对上帝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我从前所受的教育,认为科学家必须是无神论者;但现实不是这样;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西方有很多信教的科学家。——风铃)

开普勒的同行和笔友伽利略(Galileo)也很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但他却不接受开普勒的定理,认为那些定理有猜测的嫌疑。开普勒的理论,直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以后才得到证实。但伽利略同意开普勒的看法,自然世界应该用定量的方法来理解,而不只是定性,更不是用“完美”和“终极目的”来解释。(这是科学发展的一大步。没有定量的研究,就没有现代科学。—— 风铃)

伽利略自己改进了望远镜,用全新的眼光去观察天体的运动。他在和一个经院哲学学者辩论时写道:“你没搞清楚应该到哪里去找真理。你从人类写的书里寻找,但自然之书才是你应该读的。”“你得懂得创世者的语言,才能理解自然之书。”“自然之书是用数字、几何的语言写成的。”

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伽利略对经院哲学最大的危险、最具革命性的攻击,在于他摒弃了传统的“完美性”、“目的性”的自然哲学观,在于他对“本质的属性”和“二手的属性”的区分。伽利略认为,我们人类对于世界的体验是“二手的属性”,是外部世界通过我们的感官所形成的,不是外部世界本身。比如我们说一个东西是黄色或红色,甜或苦,美或丑,这些都是观察者的感官和外界互动的结果。不管我们人类对它如何认识,自然界都有它“本质的属性”;上帝造出来的自然界,其属性是量化的,有尺寸、有形状的,可测量的。而经院哲学所称的“完美性”和“目的性”,只是我们人为加给自然的“二手属性”而已。(伽利略这是对经院哲学世界观的彻底颠覆。——风铃)

伽利略挑战了经院哲学的公认权威。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驳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自己的学识也是通过对世界的观察得来的。“假如亚里士多德活在今日,他也会同意我的意见。”

伽利略遇到的最大障碍是神学。比如《圣经》里说,上帝命令太阳静止不动,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打胜一场战争。伽利略辩解道:“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另一本是自然。上帝是个完美的作者,他不会自相矛盾,因此这两本书都没错。我们从自然学到的知识不会假;如果《圣经》和自然知识有矛盾,那不是《圣经》的错,而是人们对《圣经》的解释不对。”“《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进天堂,而不是教我们天堂是如何运作的。”比如我们常说到“日落”和“日出”,但那是描写平常人的生活体验,而不是讲述天文理论。《圣经》里讲到“上帝的手”,可上帝是神,没有身体、没有手啊,说“上帝的手”,是不是意味着对上帝的亵渎呢?伽利略说,解释《圣经》必须考虑到人的体验,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并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其它知识是不是正确。神学可以像女王一样统领科学,但它不能代替其它科学。假如你生了病,你要看医生,而不是去看神学家。假如你需要写合同,那你该去找律师,而不是找神学家。同样,假如你要了解自然现象,那你应该请教研究自然的人,而不是神学家。(这是伽利略试图把神学和自然哲学分开的尝试。——风铃)

针对哥白尼的“日心说”在欧洲的学校被禁,伽利略写道:“真相是压制不住的,因为你不能强迫人们都闭上眼睛不去看;你要剥夺上帝给予人类的经验和数学逻辑才做得到。上帝所造的世界本身才是最终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不是这个神学家或那个神学家对于《圣经》的解释。”伽利略的理论,不但引导人们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而且是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非同小可。

罗马教皇当然不能容忍伽利略这样颠覆它的权威。教会对他栽赃陷害、拷打审判,将他终生囚禁在家,剥夺他写书、教课的权利。但是伽利略继续写出了为现代物理学奠基的著作,偷偷地运了出去。


(伽利略手稿)

随着1718世纪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伽利略不但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将我们对世界的了解量化的人,而且是一个象征;他代表了精神独立的、抛弃成见的自然哲学(即科学),为了探索世界而作的抗争。

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发现让人们意识到:使用正确的方法,人类终于第一次以自己的心智理解了事物的真正属性,第一次看到了上帝造物的智慧。这是17世纪思维革命的戏剧性所在。

(待续)

本文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