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师范附小。那年的新生有四个班。按照“阶级路线”，家庭出身好，考试成绩也好的分到第一班；出身、成绩不错，但挤不进第一班的，到第二班；第三班是成绩好但出身不好，或者出身好但成绩不好的；剩下的分到第四班。我和柳家都在第三班，理由当然不言而喻。教第一班的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们，我只有下课时扒着窗户羡慕地看一眼的份儿。
柳家的父母是从山东南下的“老革命”。他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单名，“爱”、“人”、“民”、“国”、“家”。他的爸爸权力很大，妈妈很威严；他们兄弟姐妹凭着响亮的名字就绝对是革命后代了。不过柳家并没有流露出优越感，至少我没觉得他有优越感，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柳家学习有点吃力。他并不是顽皮不用功，而是还没“开窍”吧。放了学，他常常去我家做作业，复习功课。我们有个“课外学习小组”，我是组长，他是我重点帮助的对象。做完功课，他还在我家玩一会。他家离我家要走半小时，走的时候，我会送他到一半的地方。杨伯伯看到了，开玩笑说我有了“男朋友”。
四年级开学，刚写过一篇作文，文革就开始了。然后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就看到满屋都挂着大字报，批判我的班主任“包庇右派子女”。接下来，班上的调皮男生们又把大字报贴到了班主任的家里，和我外婆家的门外。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对着我的脸吐唾沫，骂着最脏的粗话，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么文静的她会骂得出来；我走在校内校外，时不时就会有石子扔过来，弹弓打过来。 幸好我还小，被人打哭了回家，一见到外婆就不再害怕。外婆说，“这学还有什么上头？不上了，在家学吧。”
柳家也在那一帮调皮的男生之列，不过他不是领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伤心，不懂他为什么对我那样。谁知没过多久，他也“蔫”了，不再跟着那帮人起哄。妈妈告诉我，柳家的爸爸妈妈也被剪了花头，游街批斗。看来他的境遇并不比我好；我心里说着“活该”，又自相矛盾地对他有着一分同情。 过了一阵，他一家被遣送回山东老家的农村，离开了镇江。
六年以后，我在上高中。有一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叫柳非。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但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柳非很随和，不久就跟我们班的男生们熟了起来。我听着他的声音，观察着他的动作，渐渐地，他的身影和柳家的合成了一个。那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讲话的，除非有“工作需要”。我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我母亲，柳家是不是回镇江了？母亲到单位一打听，说是的，柳家的父亲死在山东老家，她母亲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可他为什么改了名字呢？
几年的时间，柳家已经长成了一个沉稳的少年，和我小时候的玩伴很不一样了。没有变的是他的性格：低调，憨厚，不是那种亮眼的人物，却让我感到可以信赖。他那时还不是团员，而我，经过“长期考验”，才被工宣队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批准入团，看来他那些年的际遇比我的还差。一个学期过后，团支部讨论柳非的入团申请，我自然投了赞成票。不过我们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认出我来，也许我的变化大得让他认不出了？可我并没有改名字啊，也许柳非并不是柳家？
临毕业时，部队来征兵。柳非参了军，从此音讯全无，给我留下了一个谜。每次想到他，心里有着一丝惆怅和失落；随着时过境迁，这惆怅越来越淡，成了一抹逝去的风，一缕流散的水。
1999年，在阔别了十四年以后，我回家探亲。想到我小学的班主任，计划约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他。我找到小学同窗贺律师，却意外地听他说柳非已经转业回了镇江，在公安局工作，他们俩一直来往，问是不是要约上一起去？从他那里，我得到了证实，柳非就是柳家，再无疑问。
约好了日子，我为两位男生的妻子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开始想象着见面的情景。虽然我闭上眼睛就能构造出柳非的模样，但是我们还会谈得来吗？距离小学分手已经三十二年，高中毕业也是二十六年前了。这其间我们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比两条平行线还要没有交点。这段友谊，有可能延续吗？
然而，我的忐忑是多余的。见了面，我们没有半秒钟的迟疑就认出了对方，很自然地问了好，很自然地回到了三十二年前的状况，仿佛岁月为我们划了一个省略号，将中间的那个时段忽略不计了。
我们三人一路聊天，去了班主任家。贺律师警告我，老师这些年来境况很不好，现在不但贫困，而且赌博上瘾，让我不要太理想化，免得失望。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的情况有多糟。他的住宅可算贫民窟，连厕所都是街上公用的。他文革中自杀几次没成，身体却搞坏了。老师看到我们三个，当然很高兴，他也是很多年没有见到柳非了。我们一起聊到当年的事和后来的经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对我的“包庇”，劝他戒赌，鼓励他出去找份自己能做的工。
回到家，才发现我把相机拉在老师家了。柳非又立马骑了摩托，回去帮我找到相机。这一天的畅谈，把我们三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那以后，又是十年过去了。逢年过节，柳非总要给我母亲寄张卡片，打个电话，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近年来他在公安局管“涉外关系”，这么做大概既属公务又合私心吧。我很感激，但同时也不想去麻烦他；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不愿用那“公务”混淆了“私心”。
从幼儿园到高中，“有头有尾”（中间不计）和我同学的有好几个，可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友谊的就只有柳非了。算起来，我和他相识正好五十年。五十年的曲折人生中，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交集，也是一种缘份。人一辈子最值得眷恋的，不就是亲情和友情吗？
想到这里，我为自己的富有感到满足。
2010年6月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