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图转自互联网）
1963年8月，当马丁.路德.金描绘他的平等之梦的时候，我正要跨进小学的校门。这是一所师范附属小学，在我的家乡首屈一指。通过考试，我幸运地被录取了。
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家庭出身最好（军政干部子女）、入学考试成绩也不错的，进第一班；出身和成绩都好、但不是最好的，去第二班；出身好、成绩不好，或者是成绩好、出身不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编成第三班；两样都不好的，是第四班；够复杂吧？而且不仅是我们，其它年级也一样。那时学校执行的是“党的阶级路线”，而不是“有教无类”。我被分到了第三班，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尽管他和我母亲离了婚。
各年级的第一班，配备的是学校最好的老师；公开课、示范课都只给他们上，学校唯一的优秀教师也只给他们讲课。年幼的我，对第一班的学生是多么羡慕！有时，我们下课了，一班还在“拖堂”，我会踮着脚从他们的窗外偷偷看几眼，听他们的老师讲最后的几句话。
幸好我们三班的老师对学生没有歧视。从入学到文革停学，我没少受老师们的关怀和培养，让我至今心怀感激。文革初期，我的班主任被贴大字报，批判他“包庇右派子女”，就是因为他对我的一视同仁。
但是我的头上，始终悬着“家庭出身不好”的剑。二年级时，班上选了我当“三好生”，报到学校去，教导主任却不批准，换了另外一个出身好的同学。班主任和我谈话，她觉得难以对我解释；而我早已领会，反而倒过来安慰老师，说我懂“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自己要“继续努力”。这话是真心诚意的，没有任何的不服气。我那时太小，不知“平等”为何物；以为自己出身不好，就该是这样的。
类似这种事，在我念小学、中学的时期是常规，使我对自己所受的歧视麻木到不在乎，逆来顺受；直到高中毕业以后的一件事：
我有一个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好朋友，用如今的话来说是“闺蜜”了。她父亲是抗战时期参加共产党的，典型的“根正苗红”，她小学当然是分在第一班，而且直到高中都是当学生干部的。我从不嫉妒她，她也没有让我感到歧视。我俩一道上学、放学，她常来我家玩，我也常去她家耍，她母亲对我很和气。高中毕业那年，我们那里的政策每家允许一个子女留城工作，其他的要去农村。她有五个哥哥姐姐，没有一个下放的，所以这次轮到了她。有天她对我愤愤地说：“这政策太不公平了！地富反坏右子女也能留城，老革命家的子女也要下放！”我听得愣住了，原来她心里的“公平”是这样的，原来我在她眼里根本不是同类。我没说什么，但从此和她分道扬镳，直到今天也没有再见过面、通过音讯。我好奇，她现在还是那么想吗？
和我父母的遭遇相比，我受的不公平可以忽略不计；那时的中国，有数百万个和我们一样的家庭，被各种各样的政治大帽子压着，在生存、上学、就业各方面遭到歧视。按照毛泽东的理论，那是“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对象是“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他们必须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像我这样身受歧视还表示理解、毫无抗争之意的孩子，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让我们“永世不得翻身”？难道因为我们是百分之五的少数，被多数人“专政”就是合理的吗？
事实上，被牵连的人口远远不止5%。假如每个“地富反坏右”分子牵连了两个亲属，那就是人口的15%了。而1963年，美国的黑人只占美国人口总数的11%。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同时，正在对本国的远远多于美国黑人的那一群人实行专政，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消灭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逻辑，说得通吗？
最糟糕的是在文革期间。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都记得：“粉碎封资修”，“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揪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党内一小撮叛徒、内奸、阶级异己分子”，“打倒五.一六反革命集团”…, 一波又一波的高潮，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十年当中，中国多数的家庭都有人被“打倒”过，到后来简直成了笑话；昨天还是“革命派”，今天就被“揪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该“永世不得翻身”？天晓得！
物极必反。因为到了那种荒谬的程度，更因为高层的领导人也遭受了不公，才有后来对文革的否定，也才有后来对“地富反坏右”成份的取消。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平反时，我正在读大学。我们系的辅导员从我的档案中找出和父亲有关的那一张，当着我的面烧掉。那张压迫了我十几年的薄纸，终于从我的生命中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文革以后终于向文明迈进了一步。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