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北利亚”(10)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北利亚”。作者是把苏北比作俄国的西伯利亚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里都写了什么?我很好奇。
这时有个中年人背着手在大院里踱步,时不时地朝我们这边看看。见我也在看他,就走过来问我们找谁?听我解释后,他笑着说他是场长,姓单,邀我们坐下聊。单场长中等个子,平顶头,江苏农业大学毕业,看上去挺朴实。如果不是他自我介绍,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江苏最大的国营农场的场长。和裴书记一样,他也建议我去洪泽湖农场找档案资料,还关照小顾送我一本黄海农场的场志,是他们为纪念农场成立60年编写的。
谈到《苏北利亚》,单场长说他也读过,很好;书里讲了很多故事,但好像没提到我父亲。他问小顾有没有找到书,小顾说没有,因为大家传着看,现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听了很诧异:一本描写右派劳教的书居然能引起农场年轻人这么大的兴趣?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农场的历史啊,再说看看他们当年那么艰苦,我们今天的苦就不算什么了。” 小顾说,似乎这是很自然的事。要知道那是2016年底,中国的政治舆论已经开始收紧,“反右”“劳教”这样的话题绝对不合潮流,不符合“政治正确”。而这里有一群年轻人,渴望了解这块土地的过去,有兴趣去读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出乎我意料的还有午餐。不但丰盛,而且用的都是农场自产的食材。肉丝炒韭菜,番茄炒鸡蛋,清蒸鱼,羊肉汤,样样新鲜可口。饭是用苏垦稻米做的,又香又滑溜,口感极好,小顾说亩产能有1400斤。想到父亲当年吃的苞米糁子饭、照得出人影的胡萝卜稀汤,差别犹如地狱天堂。大有镇,如今真是大有了。如果父亲和他的难友们今天能来此吃这样一顿饭,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小顾是盐城人,读了南京邮电学院信息工程专业,搞计算机软件的。我问他为什么会来此地工作?他说毕业时正好农场公开招聘,他觉得这里也不错,就应征了。待遇虽然比不上城里,但是生活水准不高,房价低,刚工作的人也买得起。场部其他的年轻人也一样,都是应聘而来。那你是给农场搞计算机网络吗?”“我们的计算机网络不大,我只是兼职。主要是做文字工作。”“什么样的文字工作呢?小顾说正忙着筹建农场的史料馆。那你是改行了吗?他说正学着写文章,也挺有意思。
是了。他们是一群淳朴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劳教农场的历史只是历史。那些土圩子、岗亭、工棚、盐碱地,那些苦难与血腥,那个巨大的冤案,和他们没有一点关系。他们可能从没见过一个劳改犯,他们的手上没有血,良心上没有重负。不但是小顾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张会计、裴书记、单场长,他们无保留地提供线索,真诚地帮助我们寻找那早已模糊的历史真相。在这样一个深秋的雨天,他们的善意和同情温暖着我的心,就像那一桌热腾腾的饭菜抚慰着我的肠胃。
饭后小顾给了我一本厚厚的场志,捧在手上足有5斤重。听说我们想去看中山河上的老渡口,他又向人打听到老渡口在哪儿,然后骑着摩托为我们带路。
当年父亲解除劳教后,挑着行李出了农场总部的大门,来到中山河边,就是在这里上了渡船,到对岸简陋的长途汽车站坐车回镇江的。那时中山河上没有桥,全靠这个渡口连接南岸和北岸。对父亲和难友们来说,向北是与世隔绝,是寒冷与饥饿,是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结束的被改造;向南是家,哪怕是破碎的家;是生路,哪怕是屈辱的生,总还有重新做人的希望。而对我的外婆和爷爷,向北,是和心中挂念的人见面的期待;向南,是揪心的别离,漫长的等待。这小小的渡口、摇晃的渡船,承载了多么沉重的负荷?
如今中山河上已经架了几座桥,这渡口只用来装卸货物了,难怪多数人不知道它。假如不是小顾带路,只怕我们也找不到这曾经的码头。

站在荒芜凌乱的渡口,我似乎看见54年前的清明节,瘦骨嶙峋、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父亲,在河滩上留下一串脚印。他心中满怀着期待,却又忐忑不安:期待着回到曾经的家,见到曾经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不安的是他还戴着极右的帽子,那就意味着他还没有被改造好,又将如何面对等了他四年,盼望他摘帽以后复婚的我的母亲?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9)

图片转自黄海农场新浪博客


   车到大有镇。和昨晚住宿的大闸口相比,这里的规模大得多,据说有三万人口。一眼看过去有大街也有小巷,店铺林林总总,街上的闲人也不少。问过两个人以后,我们来到黄海农场场部。带铁栅栏的大门两边挂着几个牌子,没有门卫,张老师就把车直接开进去,停在院里。
 院子很大,正面的楼房很气派,估计是领导们办公的地方。一进门是个大厅,大理石的地面上放着古色古香的雕花桌椅,却不见一个人影。我迅速地跑完四层楼,没有一间办公室是开着门的。张老师韩老师去隔壁的楼看了回来,说那里也是空无一人。咋回事儿?是不是大家都已经下班,回家吃午饭、午休了?我们要不要先去街上填肚子,下午再来?可那样的话,时间就更紧了。我不甘心,心想总不至于走得那么空吧,又上楼去找。这次看到一个大妈拿着拖把在打扫走廊,赶紧向她打听。大妈说都去吃饭了。我想起张会计说的,场部有地方吃饭。大妈指了指对面的楼:“就在院里,宾馆食堂。”
 宾馆是农场办的,想来是为了方便招待客人。进了正门,大堂没开灯,也是空荡荡。一个女服务员听到声音走出来,说饭厅从边门走,于是我们找到边上的小门,推门进去。客人用餐的大餐厅依旧无人,倒是楼梯口传来人声。循声上楼,这才看到两间房里放着大圆桌,坐满了年轻人,正热热闹闹地吃饭说笑。一位姑娘站起身,问我们找谁?我拿出张会计给的通讯录,找到档案馆栏下。排在第一的是裴书记,这时候就不要打扰书记了吧。接下去是一位姓顾的,没标头衔。我说请问顾先生在不在?第八生产区的张会计介绍我们来查一点资料。那姑娘回头问大家:小顾在哪儿?有人说小顾回家吃饭了。韩老师又说了一遍我们的来历,姑娘想了想,说他住得不远,我打电话叫他吧。你们等一等。说着陪我们回到主楼的大厅。
这姑娘看上去二十多岁,眉眼清丽,穿着朴素却很有型。把人家吃了一半的午饭给打断了,我们都很不过意,感谢之余,催她回去接着吃,她却说,不急,等小顾来了我再走。说话间又有几位姑娘过来聊天,都和她年纪相仿。回来啦?”“下午还要去。”“地里的水大不大?”“还好啦!我这才注意到她们都穿了到膝的长筒黑雨靴,和张会计的那双差不多。我好奇,你们在场部工作的也要下田吗?姑娘解释说,刚下了雨,要去大田里排水,人手不够。是了,父亲在回忆中说下雨时要赶紧排水。上午把我们指到第八生产区办公室的那位救星,肩上扛了铁锹,大概也是去放水的。
    小顾很快就骑着摩托来了。他看上去也只二十多岁,圆脸上仍有稚气。听我们说明来意,他面带难色:这个我也不熟悉,要请示裴书记。这样吧,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我原不想打扰书记,尤其是这会儿午休时间。但也没有别的办法,看来这事儿只有裴书记能帮我们。
   小顾和裴书记说了一会儿,就把电话递给我。寒暄过后,裴书记说:
   “你父亲是哪年离开的?
   “1962年初。
   “抱歉啊,你想找的档案我们没有。1965年,所有的劳改犯都被集中到洪泽湖农场,原来的工作人员调到洪泽湖去,把犯人的档案也带走了。只有和生产有关的资料留在我们这里。
   我一时语塞。张会计是说过,1965年老蒋要反攻大陆,台海局势紧张,因为这里离黄海太近,怕犯人们暴动,就把他们都迁到西南几百里外的洪泽湖农场了。那里三面环水,犯人逃跑难,便于监管。但我没想到连已经离开的右派们的资料也带走了。
   “你父亲的档案,他离开农场的时候应该转走了吧?”
   “我想是。”那年头,一个人的档案就是他的影子,他的“政治生命”,走哪儿都跟着。里面的那些纸,决定着那人的升迁贬降甚至生与死。父亲的正式档案肯定是跟着他回到镇江,又跟着他去了被监督改造的宝堰。我想象那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装着他的罪状和历次审查的结论。我也看过自己的档案袋,远不如他的厚重:那是1979年父亲平反后,我拿着他寄来的“改正书”的复印件,到我正在念书的南京工学院八系的办公室二楼,找到系党总支书记。陈书记从我的袋子里抽出一张薄薄的纸,薄得令我难以相信就是它给我加上了二十多年的重负。陈书记让我看过,点上火,几秒钟后那张纸就成了灰烬。我不记得纸上写的是什么,只记得他温和的声音:“好了,没有记录了。”
   不知道平反时父亲的档案是怎么处理的,烧了,还是再添一张新的结论?不过,我想找的并不是那个正式的档案,我知道它冰冷的内容。我想看的是劳改农场的记录,更详细、更活生生的记录。不但是有关父亲的,还有关于其他右派的。看来这是奢望了。
   裴书记又说,你是不是还想找找老人?
   “是啊。能找到吗?”
   “老人倒是有两三个,都年纪太大,脑子不清楚了,可能说不出什么。倒是有一位王老,在东直农场工作了二十多年,离休了。他身体还不错,现在住在苏州,我每年春节都去看他。”
   正好,我两天后要去苏州探望一位失联多年的高中老师,如果能联系上王老,应该有机会拜访他。
   “我让小顾找一下王老的电话号码。”
   我谢了裴书记,他又关照小顾去食堂给我们安排午饭,还说有一本书,让小顾找一下给我。书名叫《苏北利亚》,作者也是四大队的劳教右派,或许认识我父亲。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8)

父母、外公外婆和我(1956年)


……那天,是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当天凌晨三时,我按镇江地委讲师团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健将孙xx、地专机关党委副书记张xx的指令,到地区机关大院集中。在凌厉的朔风中,定为极右分子的我,挑着七、八十斤重的行李,耳中回荡着妻子和岳父母的哭声,幽幽荡荡地走进机关大门。护送我们去劳动教养的两位民警问明姓名,点齐人数,就领着我们往外走。我不禁问了一下往哪里走,说是往三号码头。又问了一句:将送我们到哪里去?说是,现在不必问,到了目的地你就知道了。我记得,我们是到了东直农场总部,办理过接交手续后,才由农场干部宣布,我的目的地是在这个农场的四大队。
——摘自父亲的回忆录

父亲所说的“东直农场总部”,就在大有镇,当年叫“大有舍”。据说这原是围垦造田时一个公司的名字,意思是预期这里会变成年年大有、五谷丰登的粮仓。
告别了张会计,我们回到304县道,一路向南去大有。路面相当新,三十华里估计半小时就能到。但是六十年前,这条路是什么样的呢?在一片荒原之中,它是场部和四大队之间唯一的途径,但不通汽车,来往多靠两条腿。不但囚犯们被押送到四大队必经此路,我后来得知,受不了虐待的囚徒逃跑时只有两个可能:逃向黄海边,或是逃向大有镇。他们不是被当场击毙,就是被抓回去打得满身是血,严惩示众。没有官方的统计,我不知道曾有多少逃犯在这条路上被打死或者抓住。但无论多少,都只是人口的“极少数”,死了也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父亲说他们当时每一、两个月被押到大有去洗澡,借此机会洗自己的内衣。我想象着排成长队的劳改犯们,蓬头垢面,衣衫破烂,在尘土中前行,期盼着用水洗净身上的污垢,恢复人的模样。据说如今的监狱有高级牢房,其奢华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想来对那些“高级犯人”来说,洗澡换衣根本不是问题了。不知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
必走这条路的,不但有四大队的囚犯,还有来探望他们的亲友。
韩老师说,“采访你父亲时,他提到当年你外婆瞒着所有的人,到劳改农场去看过他,给他带了吃的东西,他一直感念老人家的情义。”那时我父母已经离婚,母亲尚在地委机关工作,我的外婆心疼前女婿,又怕连累女儿,瞒着家人自己去苏北看我父亲,来回三天旅程,包括在这条路上走过六个小时。可以想象父亲见到她时是什么心情。我从出生到上大学,一直住在外婆家,这事儿外婆却从来没告诉过我,母亲也没有。那年头,告诉一个孩子是很危险的。
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也走过这条路。不是他独自走,而是和一个挑夫一道。那是“大饥荒”的年代,到处缺粮。住在上海的爷爷奶奶用家里值钱的东西换了几十只罐头,爷爷带着罐头去劳改农场看儿子,指望能救他一命。坐完火车,坐船过长江,再坐汽车到大有舍。他下了车却背不动那些罐头走三十里,只好雇了一个当地人,答应他用罐头当工钱,挑一里路给一个罐头。从大有舍挑到二大队,罐头所剩无几。原指望父子能相见,场管却说直系亲属不许见面,罐头也要回到大有镇邮寄到四大队,交给干部管理,慢慢发给我父亲。爷爷解放前在上海一个工厂当经理,本打算让父亲接他的班,没想到父亲上大学时参加了共产党,大学没念完就去茅山打游击,如今却落到这步田地。我难以想象老人家当时是何等地伤心和失望。父亲说那些剩下的罐头后来每次一个地发了些给他,都和身边的难友们分吃了。他能活着走出劳改农场,是不是也有那些罐头的功劳?爷爷在文革前过世,除了我满月时见过,就只有1962-1963年父母短暂复婚期间,父亲带我去上海见爷爷奶奶的模糊印象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直系亲属不能见劳教犯。难道这也是“改造”的一部分?让你得不到同情?没人诉苦?没人给你活下去的理由?这种彻底非人道的惩罚,如今改变了吗?
除了我的外婆,父亲在那里还见到过邻居徐伯伯。外婆家的老房子一共两进,一进自住,另一进住着两家邻居(那时不收房租,所以不算出租)。徐伯伯很敬重我父母。我父亲被打成右派,送去劳教,我父母被迫离婚,这些他都看在眼里,心里很同情。他有个亲戚也被打成右派,在滨海农场劳教,他要去看望亲戚。徐伯伯说自己是普通老百姓,去看看,想必政府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外婆因此托他代为探望我父亲,捎点衣食过去。徐伯伯是个大个子,身强体壮的男子汉,走这条路不像我爷爷那么艰难;外婆托他的事,他都一一办到。我少年时,徐伯伯偶尔对我说:“你爸爸是个好人啊,可惜了。”那时极少有人对我说这话,就连我母亲也不能说,即使有人说我也不信。我如果信了,到外面申辩我爸是好人,那不是想翻案吗?孩子说什么,必定追究到家长身上。而且,假如相信父亲是好人,我在那个社会中还能有什么前途?所以家人只能把我蒙在真相之外,以至于我第一次听父亲说他“没错”的时候,回他一句“我相信组织上的结论!”
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的时候,徐伯伯的小女儿告诉我,她爸当年去看望的亲戚是她的小姑父,原任淮安市党校校长,在劳教时“因忍受不住非人的摧残和不想连累子女家人而自缢身亡”,没能活着走出滨海农场。
父亲曾说,很多劳教时的难友,比他身体强壮的,都没能熬过去。究竟有多少人从这条路走进去,却没能走出来?有没有统计数字?如果有,如今能找到吗?大有镇的场部档案馆有这些资料吗?我们在那里能看到什么?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7)



在刚才到过的村口,张会计领我们拐上了一条小路。又开了几里,来到了他说的老房子
不过老房子当年住的并不是我父亲那样的囚徒,而是看管囚徒的人,姑且称他们场管吧。张会计先带我们去看一个四合院,说是当年的办公室和场管宿舍。墙是砖墙,不是土墙加芦苇。屋顶是瓦,不是盐蒿草。虽然人去房空,中间的院子里却有绿油油的菜园,加上仍可辨认的圆形花坛,看得出它曾经的规模。如今想来这并非父亲所描述的四大队队部,而是后来作为东直分场的场部。但父亲提到的全队只菜园里有一棵碗口粗一人多高的树”,是这个菜园吗?如果是,那棵树又在哪儿?




四合院的后面是从前的大礼堂,如今已破旧不堪残破的青砖顶着木结构的梁柱,里面是坑坑洼洼的泥地,放着废弃不用的收割机。门框斜着,屋顶处处见亮,没玻璃的窗口用红砖塞住。礼堂很大,可容千把人。正面顶头砌出约莫三尺高的舞台。我后来知道当时的场管中也有夫妻小家庭,还带着孩子,孩子中的一个恰恰与我同龄。按照他写的回忆,场管和家属在节假日联欢庆祝扭秧歌,虽苦犹乐。也许这礼堂就是他们当年唱歌跳舞抒发革命豪情的地方。而父亲和难友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在土圩子中,在狱警的监视下,蜷缩在简陋工棚外的露天里,冻得瑟瑟发抖,睏得撑不住眼皮,被强制看几小时教育自己的电影。想到那个场景,我不寒而栗。




热心人张会计和我

土圩子!土圩子在哪儿?还有绕着土圩子的水壕、岗亭在哪儿?张会计摇头说,那些都没了。
场部曾经两次被龙卷风扫过,原来关押犯人的土圩子、岗亭都被吹走了,如今不见踪迹。他指着一片田野说,土圩子原先就在那边。地都整平了,现在一点也看不出来。
确实是整平了,岗亭,水壕,工棚,连同当年没能活着出去的右派们的白骨。一眼看去,近处是稻田,远处是一排风力发电机。再远处看不到的地方,张会计说正在建他们农场和一家德国公司合作的粮食加工厂,这里的土地提供军粮。整平了。从劳改农场到军垦农场到中外合资,这块土地下埋藏了多少故事?

土圩子原址在田埂的另一边,隐在一片雨雾中
张会计从小在这里长大,他一路指给我们看他上过的小学,场部的医院,当年的水塔。青砖的是老房子,红砖的是后来建的。红砖房至今仍有人住,他说是些退休的场工,从前刑满的犯人或是后来的下放知青,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城,留在农场工作的人。我好奇他们靠什么生活? 张会计说,农场现在都是机耕,只管大块的条田,而边边角角的小块就成了那些住家的“自留地”,随他们种点什么,补贴家用。这倒也是人性化的管理。

曾经的水塔

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午饭时间。短短的相处,让我们和张会计成了朋友。尤其是性格爽朗、善于交谈的韩老师,已经和他互加了微信号。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去大有镇的黄海农场场部,张会计从他的通讯录本本上复印了几页给我,上面有场部领导和办事员的电话号码。
我跟他们都很熟。你就说是第八生产区的张会计介绍的,他们一定会接待。场部有档案室,可能还有你们要的资料。我满心感激这位乐意为人架桥铺路的张会计,要不是遇到他,我们无功而返的概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算算他的年龄,也快退休了,假如我迟来两年,就会无缘相见。不能不感谢冥冥之中的主宰……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6)


第二天清早起床,问过张老师和韩老师,还好他们的房间都有热水。韩老师夜里闹肚子没怎么睡,我担心他受不了,他却说昨晚大概吃得太杂了,现在没事儿了。没问题,在车里打个盹就行了。两位老师都已经七十上下,这样辛苦地陪我折腾,真让我不过意,也更加感受到他们的情谊。
这小镇离港口不远,名叫大闸口,因其通到中山河入海前的水闸。尽管苏北平原如今有大片的耕地,但靠海边的百姓仍以打渔为生。在霏霏秋雨中,我们沿着旅馆门前的马路,找到一家已经开门的店铺。三个人吃了三碗豆浆,一碗稀饭,六个菜包子豆沙包子,八个菜肉蒸饺,一个烧饼,放在桌上有一大摊,总共才12元,本地的生活水准可见一斑。从饭店出来,又顺便逛了渔市。有铺面没铺面的小摊一个挨一个,运货的车子把路挤得窄窄,顶着各色雨衣的商贩们吆喝着卖鱼、蟹、贝蚌、海带……我经不起诱惑,买了半打大螃蟹放到张老师的车后,指望它们能活到晚上回家。
今天的目的地很明确:上327省道,转304县道向南,找东海农场东直分场。我们反向开了一段尚未通车的大路以后,就顺利地上了327。因为GPS没有标X304,只能看路标了。张老师和我都是近视眼,加上雨越下越大,看路牌有点费劲。感觉应该到X304了,却找不到标志。我瞟见路边有个派出所的牌子,赶紧建议去问路。
派出所一排五六间房,执勤的民警是个小伙子。小伙子很客气,允许我们用洗手间。我向他打听东直农场四大队的旧址,他说抱歉,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那东海农场东直分场呢? 也不知道。那不管什么从前的劳改农场呢?更不知道,他们没有那些老记录。好吧,到X304怎么走?这个倒是知道,上省道回头走半里路右转就是了。
X304县道在这里是T形路口,只能向南开。路面不错,小车勉强能会车。开了几里路,按照张老师昨晚截屏的百度地图估计,东直分场应该到了,但路两边能看到的只有青黄色的稻田,雨雾中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正在踌躇,隐隐见到右前方有个独门院落,对比着地图,应该是差不离。开过去一看,铁栅栏的大门挺有气派,门那边是干干净净的院子,或许兼做停车场,正面一排房子半新半旧,不像六十年前的。说话间,一条大黑狗冲过来,在铁门的那边对我们大叫。我平时是很怕狗的,尤其是大狗,这会儿隔着门,倒也不怕了。随着狗叫,出来一个年轻人。我满怀着希望,问他这里是不是从前东直农场四大队的队部?他说什么队部?我们解释了一通。年轻人满脸严肃地说:不是。没听说过。我还不甘心,那百度地图上说是啊?” “我们这儿是雷达站,不是农场。”“雷达站?这个父亲没提到过。这里靠近边防线。”“那雷达站以前是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刚来一个月。看我们很失望,年轻人说前面右转有个村子,你们去那儿问老乡吧。
果然,前面有个四岔路口,右转后几里路,有一些红砖房。到了村口,只见家家闭门,不闻人声。满是泥泞的路变得很窄,小车只勉强能开。看看不像是办公地点,又担心没法掉头,我们只好原路退出。
怎么办?就这么放弃了?下一步去哪儿?张老师、韩老师和我正在车里商量,路上走过来一个人!他穿着黄色的雨衣,扛着把锹,看在我眼里简直是个救星。那人约莫五十岁模样,听了我们的解释,他说他不知道从前的劳改农场在哪儿,不过现在的第八生产区的办公室就在前面不远,看到那个高水塔吧?水塔的对面左边就是。就这条路,直走。
谢了救星,我们穿过X304,穿过一片田野,看到了水塔。左边果然有一排平房,停了几辆车。房子坐北朝南,一溜办公室由走廊连着,只东头第一间传来说话声。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三个人各自坐在办公桌前;其中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略微谢顶的中年男人。见到我们仨,他们停下自己的话题,问我们有什么事?没等我开口,韩老师就把原委说了一遍,还加上介绍美国来的风铃博士。听了这件新鲜事儿,他们也乐意帮忙。可两个年轻人都说不知道有什么四大队劳改农场,至于档案资料,他们那儿也不保存,都在大有镇的黄海农场场部收着呢。你们去场部问问看?我的心又一凉,看来此行是无望找到四大队旧址了。这时,那个中年人开口了:会不会是xx 那边的老房子?俩年轻人一听,想了一下,都附和说有可能。中年人更觉得我们要找的是他想到的地方,开始给我们解释怎么走。你们从哪里开过来的?”“304县道。”“好,再开回去,不要上304,一直走。”“那儿我们刚去过,有个小村子,但是没看到老办公室啊。”“就在那个村口拐弯。”“有路吗?车子进得去吗?”“进得去,有点难走就是了。我想到刚才找路的情景,生怕丢掉这唯一的线索,满心期待地问他:如果您有空的话,能麻烦您坐我们的车带我们过去看一看吗?中年人一口答应,拿上伞,和我们一道出了门,坐到张老师旁边。

通向第八生产区办公室的路

    这个热心的中年人姓张,是第八生产区的会计。张会计小我几岁,1963年出生,也就是说,我父亲结束劳教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东直农场。那时大多数幸存的右派都已经被遣返了,所以他并没有见过他们。张会计的父母都是场工,他在农场长大,对这里的地盘了如指掌。他说从六十年代开始,苏北的几个农场合并、重组了好几次,现在的第八生产区就包括了原来东直农场四大队的土地。我终于得到验证,这里就是父亲被劳教的地方,曾经的不毛之地。

在刚才到过的村口,张会计领我们拐上了一条小路。又开了几里,来到了他说的老房子。直觉告诉我,这里和地图上标示的东海农场东直分场位置大体相符。不过假如没有张会计做向导,我们绝对找不到这个犄角旮旯。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5)


睡前洗淋浴,进去才发现没有热水。被凉水一激棱,我睡意全消,索性再读父亲的回忆录。



……
我所在的四大队,位于东直农场东北端,到场部所在的大有舍,约距三十华里,步行需三小时以上。大队的垦作范围,向东约三小时路程,向北约三小时路程。往南,开辟三条“排河”,纵向挖有大小沟渠,割成长方形的大块条田。大田里主要长棉花,因为只有它能耐碱。上等地里棉花秸能长一尺多高;中下等的地里,长不满一尺。雨后如不及时松土,盐碱汪上来,棉株都会枯死。只有西边靠近五大队的地面,能长一些笔杆粗的胡萝卜。菜园里,不但长不出青菜,连霹拉菜、甜菜也难得成活几棵。全队只菜园里有有一棵碗口粗一人多高的树,据说是解放前什么人种下,在多方保护下成活了的。这里不比南面的五大队,可以种玉米,也长甜菜;更不能比场部,那儿棉株长到齐腰,夏天可以看见几处青草。四大队是东直农场自然条件最凶险的地方,一般说,顽固不化的分子才被配发到这里来。

  自然条件的凶险是配了套的。这里的气候似乎只有冬夏两季。夏季出工得带棉衣,一到下午三时之后,就变凉了。收工迟,还要打三十斤猪草,才准进圩子吃晚饭,往往已是八时半或九时,那时,非穿棉衣不行。这儿几乎天天刮风,六级风是常事,大风指的是八、九级。不管冬夏,刮起风来,都冷得刺骨,带着野性十足的吼声。要是下了雨,那真叫遭罪。这土是沙土,但表面积有薄薄一层黏土,雨水被隔阻,渗不下,平地涨高两三尺。人赶去排水,一脚踩下去,弄不好会陷到齐胸口。

  队部是一座土圩子,两侧出土堆成一人半高的土围墙,墙内外两道水壕宽达二、三丈。圩子入口处有士兵全天候值岗,没有队部干部招呼,劳教人员不得自行出入。单独出入圩子,要有证明牌牌,口叫“报告班长”,否则就算违纪,兵士可以处罚你,直至以抓跑犯为名,鸣枪射击。

  圩子里的工棚是间长形房子,宽以南北两边能睡两排人,中间有走道为度;长以每人床位一尺半、盛得下若干名囚徒,顶头留一截作包裹室为度。建房材料除紧贴地面三五寸为砖头,余均用土坯垒墙,房顶用“网箔”,上铺枯草,再用草绳牵拉网成。铺位是榻榻米式的,每三尺起一截土坯作垛子,上搁三五根坏锄头柄,再加“网箔”、枯草。一尺五寸宽的铺位,必须挨个儿颠倒着睡,否则,人挤不进档子。南北两溜铺位沿口空中,拉起一条细铁丝,每隔十几个铺位,晚间挂墨水瓶一个只,添上一点火油,用棉线引出,叫上灯时,掌灯的人去包裹室点上一粒火苗,算是照明设备。每次上灯后如不抓紧上铺,很快会吹熄灯哨子,就得摸黑就位。

  吃的主食,是苞米糊加胡萝卜、盐蒿草。

  初到四大队,队长为了表示欢迎,给打了牙祭,居然是红烧肉、大米饭。至于什么叫红烧肉,什么叫大米饭,就只有天晓得了。红烧肉每人有四、五条,带毛的、富有弹性的,竹筷那么粗、寸把长一条。大米饭中,一半是15(即一斤米加五斤水煮成)的米粥,一半是苞米糁子(一粒苞米被碾成三、四颗的糁子)。晚餐取消了优待,同早已到场的“劳教花子”一样,喝上一大瓢“广东广西”的苞米粉稀汤粥,还有半铁勺煮盐蒿。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知道这头一顿是真正优待了我们,再想被优待也想不到了。

  一到四大队,立即就分组,组长由队里指定,全是“反革命”或者“坏分子”。因为“右派”最坏,最狡猾,最不会体力劳动。右派中又以“党内右派”为“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队长在见面后第一次训话中就指出了,他警告这些人“特别得给我小心点”。

  分组劳动的第一课是担土竞走测试。队长宣布,今后得凭劳动能力吃饭。每人领取硬木扁担,柳条箩筐,在规定时间内负重80斤,行十里路,途中不歇担子,能通过这次测验的,评为丙等劳动力;通不过的,只能评为丁等劳动力。第二轮测试,则负重100斤,行十里路中途不歇担,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的,评为乙等劳动力。第三轮测试标准为负重120斤,通过的评为甲等劳动力。最后,由甲等劳动力自行报名,负重140-150斤,走十里路,不歇担的,评为特等劳动力。

  劳动力等级评定后,就宣布按不同等级吃饭,即:
特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6斤,折成口粮为25.2
甲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4斤,折成口粮为23.8
乙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2斤,折成口粮为22.4
丙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0斤,折成口粮为21
丁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26斤,折成口粮为18.2
 
  我在第一轮测试中,负重80斤,走至中途,因素患支气管哮喘,挺不住了,先是停下来喘气,后来终于摔倒在地,只得自认霉气,吃上丁等口粮。在之后的四年中,除了当年夏天吃过两个月丙等口粮,就一直每月吃18.2斤口粮。但这也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事实上,从59年起,逐渐连苞米粉也没有吃了,只靠从苞米芯、杆中漂出的淀粉与胡萝卜、盐蒿草度日。吃这末些粗粮,夏季从三时半起身,至九时半入睡,其中,干活与行路在16小时以上。冬季无重活,多在圩子里捡棉花、平整场地或干别的杂活,则更要缩减口粮。所以,吃饭问题始终是劳教生活中的天大问题,不管是吃特等口粮或者吃病号伙食的(标准更低于丁等口粮),无不终日忍饥挨饿。干活还得达标,怕的是口粮等级被降下来,或者扣饭甚至某一餐不让打饭。

  我们大田组的活计是种棉花。从圩子步行去耕作区,主要是东南方向,行程一、二小时。先是挑基肥到田。基肥由隔年用猪牛粪和从五大队抱来的苞米秸加泥灌水沤制。之后,便用木柄三角锄散肥;用人力拉犁开沟;将棉籽加农药拌匀,沿着田间的垄沟撒种,用脚踢细土盖籽。出工时,队长、队干事带领劳教人员一起下田,到各块条田监工。劳教人员不懂农活,他们得亲自示范,够辛苦的。特别是,针对某些劳教人员操作中的问题,晚上还得训话。对有些事,要讽刺挖苦;对有些人,则要手提马灯,喝令他上来“照相”示众。有人在棉苗出土后进行间苗时锄头伤了苗,这是破坏生产。除了点名记过、照相示众,还要责成其歇检讨书存档或作别的惩戒。这些事务,弄得这位农民出身、斗过地主打过仗,由部队转业来管劳改犯,如今得管劳教人员的中队长每晚声嘶力竭,火冒三丈。

  棉花间苗这活看来轻松,实际上不好干。三角锄比江南的竹柄锄头重一倍还不止,要用锄角给棉苗破土,得用悬劲;间苗时要一眼看准,又只能用锄角轻重适当地下锄,才能“去三留一”或“去五留二”。要是臂力不足,锄角一歪,准闯祸,造成“破坏生产”。进度上,不能落在大伙后面,否则,你只吃丁等口粮,还会被扣饭。队长的理论是:“这是轻活,丁等劳力同特等劳力应当干得同样多!”如果你落后了,工间休息的十分钟里,别人躺在地沟里休息,你得拼命赶上,识相点,不要休息。否则,晚上肯定被“点名”,甚至被“照相”。可是,无论如何不要性急慌忙,以免伤了棉苗。干活时,队长、干事专门在看着你,一出错就掩盖不了;没出错,也将成为挖苦的素材。

  说真的,当队长固然辛苦,可是,吃冤枉官司当劳教人员的滋味,岂止是辛苦二字!干活时饥肠辘辘、额头淌汗,心在流血。我默念着“俯首忍作驴马牛”,体会到:改造改造,就是要改造成牛马,改造成俯首忍受饥饿与侮辱的奴隶才成。残忍吗?不,谁叫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你们不能施仁政,也就是不能给予任何人道待遇。否则,岂不等于对人民残忍了吗?队长或干事、士兵这样对待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自认为是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是正义的。而我在忍受这种对待时,也似乎认为他们仍是善良的,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虽然自己受冤枉,可并不是队长、干事、士兵冤了我呀,所以,还得谅解他们,承认他们是好人,听从和接受他们所加到我头上的一切。

  晚间,睡在铺上常想,这一切到何时才能了结呢?劳改有期,这劳教是无期限的,要到被认为改造好了才释放。什么叫“改造好”,谁知道?反正要使这里长官满意吧,而这几乎是做不到的。首先,结论上的“六大罪状”我至今不肯包下来认罪检讨。甚至大队、中队不指名地批判了,仍然无动于衷,我不肯违心作践自己,作践党的原则。我相信党,相信党对待“反右”,会象对待以往历次“运动”一样,来一次复查,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想,让我坚定地相信党吧。我身受“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待遇,但是决不反党,决不反对社会主义事业,我决心在严酷的现实中锤炼自己的党性。如果有朝一日生存到平反,我将无愧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经受住这场生死荣辱的长期考验!

  这里的春季很短。算算月份该是春天了,但是成天刮着寒冷的北风。北风停止吹刮,显得有些暖意了,这便是夏季到来了。夏季是农活集中的季节。这年夏季,我们一方面去二排河挖土挑泥,疏浚排水渠道,一方面要及时管好棉田。对农活的安排,干部很有经验。排河一定要不停疏浚,因为沙土的河岸一经下雨就往下塌。这里的土地全靠天然雨水进行洗碱,所以挖泥挑土必须在初夏就开始抓紧疏浚。同时,棉花出苗后,经过间苗、定苗,就日夜长大,在封行之前定要做好松土、灌浇、喷药、捉虫等项农活计。特别是,雨后必须抢行松土,否则大田会迅速板结、反碱,植株有全部枯死的可能。我深知干好每项农活的重要性、紧迫性。作为争取改造的表现,忍着肚饥、肩疼、腰酸和斥责声,默默地干去。可是,活计总是不能按时完成,棉花封了行,还得爬进田间去打边心、抹赘芽、打顶心、一遍两遍地捉害虫。这些天,都是凌晨三时半吹起身哨,排队打饭,喝上一大瓢苞米稀糊,四时出工。干到十二时左右,牛车送午饭到田头,吃上丁等定量的一刮子一比四煮成的苞米糁子饭,一瓢胡萝卜汤,捧着饭、汤坐在田畦沟里野餐。吃完了,可以把芦柴编成的凉帽盖在脸上,在田沟里躺上十来分钟,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享受。

  ……我仰天躺在田沟里,上面是阳光灿烂的蓝天,蓝得几乎透明。忽然,听到一阵银铃般的鸟鸣,啊,是云雀,它们在高天飞翔,歌唱着回归夏季营地。我眯起双眼向蓝天中搜索云雀的身影,当然这只能是徒劳的,它们飞得太高了,这阳光又太强烈了。然而,一阵强似一阵的云雀欢歌声,在我的心胸中高奏着,高奏着的似乎竟是罗马尼亚音乐家艾涅斯库的云雀狂想曲的旋律,多么绚丽的音色,多么震撼的旋律……。这使人感到昏晕幸福美好的乐章,给了我活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争取早日回归我自己的营地,象云雀那样自由飞翔。那末,爬起身来,好好干吧。我不待上工的哨音,一头扎进棉田抢先干起活来。收工时,队里的干事看了我几眼,还微微点了一下头。之后,我逐渐发觉这位干事对我比以前温和。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我的劳动等级也由丁等升为丙等。我想,这应该是云雀的功劳。

  夏天很少下暴雨,下起来也很短暂。但是,每下一次雨,必须立即松土。在田间松土遇到一次冰雹,田野里无处藏身,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这雹子,小的象蚕豆,大的象鸭蛋,倾泻上二、三分钟,把几乎所有的棉花、棉铃打落在地,当年的棉花收成打了个倒七折,令人痛心。补苗吧,已不是出苗季节,改种别的庄稼又不成,这盐碱土上连青草都长不出。流年不利,今年四大队几乎抛荒。

  冰雹袭来时,只见一片乌云迅猛地由东北角上飞驶过来。有位公安机关出身的劳教组长大喊“要下雹子了”,说罢就将出工时带来的棉衣包头,身子一滚,下了畦沟。我立即也将棉衣包头,滚下畦沟蹲着,才躲过了这场灾祸。

  灾后,我们到田间去扶苗、补苗,这是一场无效劳动。秋后,冒着霜冻去摘棉花,棉株只有尺把高,弯腰弯得脸都肿了,一天也找不到二、三斤花,多数还是僵瓣。冬季里,把棉株全数拔起、挑运回队部晒场。没什么正活干,要不是拎麻袋到处转悠“打猪草”,便是平整场地,还有捡棉花,到西边靠近六大队的地里收胡萝卜。

  秋冬以来,活儿不重,但是还得天不亮出工,天黑了收工。收工前必定有额外劳动要干,不是每人割草十斤,就是拾残秸三十斤,或是平整一段场地。依旧弄得人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才能喝上一大瓢。晚间,照例要点名、训话。半个月有一个休息日,要不是队干部做时政报告,就是学习重要社论。个把月组织去场部浴室洗一次澡,这是我们最盼望的节日。洗澡这天,不到十时就午餐,花三个多小时走到场部浴室。洗澡时,可以结合洗衣服,因为我们大队无水洗衣。每人每天只配给半茶杯“甜水”解渴。平时洗脸只得在野外沟里,见水就用手抹抹脸,见不到水就只好拉倒。圩子内外的水沟,则是不准走近的,为的是防止逃跑。洗澡回来后,准许将湿衣裤晒在自己铺头,或明天带去野外曝晒。洗的衣服限于内衣,至于外面穿的,就没法洗了,反正穿到不能再穿,再作道理。说也怪,在东直农场四个春秋有余,身上可没有长虱子。还有一件怪事,这里竟没有苍蝇蚊子。事后想来,又毫不奇怪:人体严重缺乏脂肪蛋白质,虱子何从生长?地上不长一根草,见不到一汪水,这苍蝇蚊子又何处藏身呢?连带着的第三件怪事,是人粪便不臭。大便一下到地,牛粪那么一大堆,其中苞米糁、盐蒿草、胡萝卜的颗粒原形毕呈。一刻儿,粪便散作一滩。过了几天,地上只有一片黄乎乎的干迹,厚度超不过一、二公分。

  不论冬夏,我们都怕场部的电影队来放电影。放映时已是夏季九时之后,冬季八时之后。地点在工棚外屋山墙下,就地坐下,一次放两集;加上机工调弄机子、换片、干部训话,硬要在刺骨的寒风里呆坐三、四个小时。墙上放映的什么内容,多半记不清,因为不消一刻功夫,我们都睏得闭上了眼,冻醒时冷得抖颤不已。(夏季在这里只有中午到午后三时是暖和的,入夜便需穿上棉衣棉裤。)看不懂电影,能否不看?不能。干部将工棚内的人赶去看电影,不留一人。百分之百的出勤,看不动也要看,打瞌睡会被捅醒,躺倒在地的要硬行拉起。不看电影也是不听指挥的捣蛋行为。
……

四大队“位于东直农场东北端,到场部所在的大有舍,约距三十华里,步行需三小时以上。大队的垦作范围,向东约三小时路程,向北约三小时路程”。 四大队的垦作范围应该在我们今天走过的一片田野中。而队部,很可能就在百度地图上的“东海农场东直分场”附近。明天,明天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土圩子已经改建成砖房了?岗亭还在吗?工棚或许只剩废墟了。能找到知道旧事的长者吗?记录囚犯的档案在哪里?一切都有可能。我祈求父亲的在天之灵为我们助力......

寻找“苏北利亚” (4)



县道开着开着到了头,前面横着的路得上坡。我和张老师、韩老师走上去一看,原来是条河堤。路人说通到海边,满是泥浆的路面已经被车轮子压出了一道道深沟。眼看着拖拉机轰轰轰地开过,张老师摇摇头,他的小赛欧没法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退回去。
七转八转,终于到了一个小村子,路况看上去还行。韩老师操着苏北话问路边的老乡:这条路通到中山河的入海口吗?老乡说通,通,一直走!有了这句话,我们就放心开过去。谁知那最后的几里路处处是水坑,小的不计,大的有两三尺宽,还不知深浅。我和张老师对看着,都知道开过去有点冒险。万一轮子陷到水坑里,别说误事儿,车坏了上哪儿去修?张老师下车仔细查看了水坑,镇静地说试试看。他慢慢地开车,我盯着路面,右边有坑!”“再向左!”“好,向前。还算幸运,车子左扭右扭绕过了N个大水坑,我们仨都舒了一口气。远远地看到了入海口的公园广场,这就是了!不过路却是不通的,中间隔着一道沟,人可以走过去,车不行。看到荒地上已经停了两辆车,显然我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来看入海口的。顾不了许多,我们带上相机,三步并作两步过了沟,过了大路,来到路对面的月亮湾广场。
月亮湾,是因为这里造了大堤,围成半月形的海湾,当地人说要建一个休闲中心。沿着海堤有很宽的大道,刚竣工,路边的树看得出来是新栽的。广场极大,从南到北得走好几分钟,有刻着月亮湾的巨石做招牌。广场面临黄海,岸边是个渔市,据说上午有渔船出海归来,在这里卖各种海鲜。这会儿傍晚歇市,只见到简易的棚子和浮动的码头。
由广场向北,就是中山河的入海口。中山河在父亲的回忆录中被多次提到,因为它从劳改农场的场部大有镇流过。它的河道是在古黄河废道的基础上人工改建的。百度互动说这个巨大的运河工程始于民国时期,目的是疏导淮河之涝。它1934年在淮阴开挖,先后征用了12个县的二十多万民工,1937年由国民党要员陈果夫命名为中山河。1949年以后的后续工程终于让它通到了黄海,可算是鲜有的国共合作的成果。如今的中山河又叫新淮河,不但排涝,而且引洪泽湖之水灌溉。我后来得知农场的盐碱地就是被中山河的水洗得能种稻了,是名副其实的洗地没错。而父亲和难友们当年挖的那些排河、沟渠,就是这浩大的洗地工程的一部分。
站在黄昏的入海口,看着无边的黄海和暮云笼罩的芦苇滩,我迷惘。月亮湾的海堤由无数石块垒成,想来那是用机器采石、用载重车运料、用起重机挖土机堆出来的。假如像父亲和他的难友们那样徒手劳作,恐怕几代人也完不成。当年囚徒们干一天的活儿,如今用机器五分钟就做完了。虽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让苦役成为过往,但是对于囚徒来说,让他们痛不欲生的办法是不会穷尽的。尤其是思想犯,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被剥夺大脑的思考权的痛苦。而一个无权思考的人,还是人吗?

月亮湾广场

中山河入海前的桥

海边渔市


天说黑就黑了,我们得找个过夜的地方。这会儿回头走水坑路绝对是下下策,没有路灯,根本看不清水坑在哪儿。韩老师说他问了老乡,穿过旁边的村子可以上大马路,不妨试试。待我们转进小村,却见七拐八岔,不知该走哪条路。幸好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我问他能不能把我们带上大路,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到了月亮湾前面平平整整的大路上。我谢了司机,硬塞给他十块钱。
在大路上向西开了约莫十几分钟,远远看到一片灯火。张老师说找地方加油吧,韩老师说顺便看看有没有餐馆旅店。原来这是个小镇,加油站就在镇口。张老师一边加油一边说,下午开水坑路的时候汽油就不多了,他一直担着心,怕我们被撂在路上。不过我可没看出来 —— 张老师是那种细心谨慎镇静不露声色的人,正如他绘画,胸中丘壑,画完了才示人。
油加好,韩老师也从街对面的小旅店回来了。他说不错,80块钱一间,订了三间。餐馆就在前面100米。我们进旅馆登了记,然后走去餐馆。午饭还是在高速休息站吃的,每人一碗面。下午一直兴奋没觉得,这会儿真是饥肠辘辘了。
餐馆不大,约莫十张小桌,可坐二、三十人吧。没有别的客人,大概已经过了晚饭的高峰时间。年轻的老板娘过来招呼,我问她是不是快打烊了?她说没呢,还早,欢迎你们来,快坐下喝水点菜吧。菜单的丰富超出了我的预期,既然到了海边,我们就点了几样海鲜。老板娘说我去买菜。我很惊讶,要现买啊?这会儿天都黑了,上哪儿买菜?她笑着说:就在隔壁几步路,很快的,他们有鱼有青菜。
送水的是个小男孩,不到十岁的模样,白开水用软得不能捏的塑料杯装着。一杯水还没喝完,菜就来了。韩老师从包包里变出一瓶包装雅致的梅兰酒,张老师和我只少喝几口陪他。张韩二位是初次见面,话题自然就转到了他们各自所认识的我父亲。至于反右的悲剧会不会重演,相信这个问题都在我们心里,只是敏感到不合适在第一次见面的人之间讨论。韩老师把我父亲在1979年给他的一张照片还给了我,照片上是我和父亲,背面是他手写的我虚十岁生日的日期。同样的照片我家也有,但被剪去了父亲的那一半,只剩下快乐的我(见《没有PS的年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我父母的合照,都是在他俩最后一次复婚后我才见到。我曾经问父亲这些完整版的照片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他说是他在无锡乡下的外婆替他收着的,厚道的乡人没有去抄她的家。
回到旅馆,我和张老师抱着一线希望研究地图,商量明天怎么走。他用手机我用电脑,百度、谷歌一起上,仍然找不到东直农场。我们开始扩大搜索:滨海农场,东海农场,黄海农场,淮海农场,滨淮农场,四大队  忽然,百度地图上出现了东海农场东直分场的小字,就在大有镇的东北方向大约三十华里!虽然它没标地址,更没标经度纬度,只看得出是在县道X304的附近,但这意味着它可能还存在,意味着我们有希望找到它!因为这个信息GPS上没有,张老师赶紧截图备用。
睡前洗淋浴,进去才发现没有热水。被凉水一激棱,我睡意全无,索性再读父亲的回忆录,从字里行间寻找线索。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 (3)



已是晚秋,连日的阴雨带来阵阵凉意。路边是大片的庄稼地,已经收割的和还没收割的稻田给苏北大地涂上了从绿到黄的色彩。公路和河堤两边种着高高的白杨,在秋风中挺立。这景色是我没想到的。六十年前父亲在这里劳改的时候,别说不长一棵树,连草也只有盐蒿草。除了犯人和管犯人的,没有人烟
张老师小心地开着车,我和韩老师帮他看路。几乎处处都在修路架桥,就连GPS也赶不上更新。有时候明明地图上有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断了,我们只好另寻途径。离黄海边还有几十公里时,我们下了高速,准备从县道过去。但开下去才知道,这些县道其实是国营农场的机耕路,只比一辆车略宽,车子单向开没问题,如果需要掉头或者会车,那就得退到路口了。幸好路上车很少,我们只遇到一两次这样的情况。
从地图上看,这里已经离黄海边很近了。父亲的描述和眼前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重叠交错着:如今这每一块地,每一条水渠,每一棵庄稼,它们的起源是什么?不是挖土机,不是拖拉机,也不是种籽,而是被强制劳动的人的身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他们的苦难。父亲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那一段岁月:



“大跃进”的狂风,刮遍了全国……58年秋冬,我只在报纸上看到密植的稻株上可以躺着睡觉、亩产8000斤,又是大兵团作战、深翻、绞关化……,还有吃饭不要钱全民大炼钢铁不出几年,超英赶美等。进入59年,这阵龙卷风毕竟刮进了劳教农场。

  我们这里只种棉花,不产粮食。但要通过深翻、密植,种植大豆、小麦;无钢可炼,但要开盐滩。劳动时间、定额,都要翻番,要白天干,晚上干,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看来,农场领导和全体干部,是创造性地实施着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

  于是,我们的劳教生活,也来了一场“大跃进”。

  天不亮,高音喇叭就播来铜管吹奏的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多美好……  右派分子要反,反呀反不掉。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春天里大跃进,丁等劳力要干甲等劳力的活(风铃注:我父亲体弱,是丁等劳力)。我被指定到排河底里打锹掘泥,将河泥一锹一锹抛上二丈高的河岸。夏天里大跃进,我们进行“深翻”,一锹要下挖一尺半,连挖三层;每人自挖自挑,每天两立方、三立方。欢迎检查团,白天整天干,晚上通宵干,一天吃五餐,十几天不睡觉。人们干不动,小组长将人马偷偷分成两班,一半人哼唷哼唷的喊声连天,一半人睡上几个小时;之后,再互相换班。完成了多少土方,翻土翻了几层,上报时玩“客里空”。

  秋冬大跃进,来真个的了。整个中队将凡能走动的人,几乎全部调至东北角五六十里外的黄海边海滩上,安营扎寨,开掘盐场。海滩上,长着稀稀朗朗瘦得象狗尾巴草一样的盐蒿,刮着漫天大风。我们一早起来,走了大半天才走到目的地。先头部队已在这里架筑“滚地龙”。他们先挖上两条平行的浅沟,再用两层芦扉扎结成半圆形,作为屋面墙面;下端插入浅沟,用竹扦将芦扉钉联地层,然后壅土。两端出入口,各用芦扉挡住,当作门户。我们每人在荒原上割几捆枯萎的盐蒿、黄蒿,铺摊在“滚地龙”内地面上,队干部挨个儿将我们编号,分配到铺位,放上铺盖。这便是我们的“工棚”。

  我被分配“修小堰子”。打锹掘土和出土挑运,则是作为主力的乙等以上劳力干的。他们平地挖土,按石灰粉打的线迹倒土,堆成棋盘格形两公尺半高的“小堰子”;按要求成形后,再由人打夯。然后,就由我们在两侧按规定角度铲修堰堤。这是除了病号伤员之外最轻的活计。然而,技术要求颇高,免不了受到吆喝训斥,会返工和延长工时。至于吃饭,据说按丙等标准,可打在盆儿里却并未见多。

  秋天里这儿的日子比较好挨。早晚在工地可以观赏海边日出日落的美景。太阳比平日见到的要大几倍。鲜艳的红日,扁扁地挂在天边,酷似一盏巨大的宫灯。周围天色,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可是不知怎末,总觉得这朝暮的景色既是美丽的,又是凄惨的。尤其是落日余晖,竟这么惨淡而短暂。

  活儿不能说重,多亏父母给邮寄来一身三轮车工人穿的漆布制雨衣雨裤。裤脚管上扎根小绳,腰间束一条腰带,上衣有连在一起的斗篷。劳动时,可以全身贴在堰堤斜面上铲土,既不怕潮湿,身子上也进不了七、八级的大风。哪一面来风,我就拉上斗篷背向大风作业。这一套装备,使我安然挨过了二、三个月。可是,一到寒冬腊月,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和每天十四、五小时的艰辛作业中,忍着辘辘饥肠,终于,我挨不下去了。

  冬天,是可畏的。在寒冬的海滩上大跃进,是可怖的。

  这一溜海滩紧连着淮北盐场,向北望去,一座座盐滩,象连绵着的雪山冰峰,远处的云台山露出淡淡的身影。它是一个半截子梯形的几何立体。云气常常掩盖着这座苏北平原唯一的山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采。海在我们的视界内,是苍黄色的,只有日出时才变得金光耀眼。一早一晚海鸥成百上千在我们上空盘旋,觅不到食,又飞向大海。冬天没有雨雪,就是有雨雪,也早在高空就被大风刮走了。

  这年,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零下26°C。尽日呼啸的北风如刀剑割裂着手足和人体;夜里人们穿两层棉衣,套两只棉帽,还冻得无法入睡。有人不小心,擤鼻涕时扒去半个鼻子,脱鞋上床时拖出两段脚趾。吐口痰,砰然作声;小便到桶,竟成了一截冰棱。霜花每晚无声自息地钻进滚地龙的芦扉,散落在被上、脸上。有了经验以后,我们都蒙头而睡,上端将被子塞得紧紧的,只留一道缝透气;下端将被子用绳子扎紧,以免冻坏脚趾。

  我已经记不清如何由铲修堰堤调为清洁工了。大约是有好几次躺在堰堤上不能动弹,自己觉得眼睛变小,眼皮启动困难,该是浑身浮肿,行动无力吧。这是两个多月后的事。“清洁工”是抬抬粪便桶,打扫打扫工棚,我大概干了十来天。有一天,被人用担架抬着回队部,这天正是60年初的旧历除夕前一天。多亏队部干部给了我人道待遇,如若再在海滩迷迷糊糊地干下去,我这条命非报销不可。事后,我有些奇怪,他们为何待我特厚,对“最危险的敌人”施起了“仁政”。

————————————

六十年前的小堰子,就是如今灌溉着大片农田的渠岸的前身吗?父亲和难友们裹着棉衣睡过的工棚,是化成了这里的泥土,还是卷进了黄海的浪涛?我模糊的泪眼找不到它们的痕迹,只能想象着父亲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哆嗦,渴望着阳光的温暖,期盼着重得自由,再见到亲人,包括他心爱的女儿。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