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阿姨和杨伯伯住在地委招待所门口的传达室，招待所是从前的城隍庙，从外婆家门口的巷子上坡，一会儿就到了。杨伯伯在招待所当会计，林阿姨原来在苏州的医院里当护士长，身体不好退休了，那会儿在招待所所长家帮忙照顾孩子。
林阿姨说的是普通话；在我们那条巷子里，她是唯一说普通话的人。她个子比外婆高，看上去比外婆年轻，没有外婆的发髻，穿衣服也比外婆新式。她说话慢条斯理，急性子的外婆听着常常不耐烦，我却很喜欢听林阿姨讲话。林阿姨从她的包里拿出体温表，用酒精棉花擦干净了，给我们量体温；再让我们张着嘴“啊——”，看看喉咙。然后就嘱咐外婆这样那样，吃什么药，是不是该去看医生。有几次表弟、表妹发烧厉害，林阿姨晚上就在我们家守着。有她在那儿，全家人就心安一点。
几年以后，我们的一家房客搬出去了，林阿姨和杨伯伯就搬过来，做了我们的邻居。
杨伯伯六十岁吧，个头不高，头发很少，戴着透明镜框的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对谁都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人缘特好；特别是我们小孩子，个个都喜欢杨伯伯。
杨伯伯有两个爱好：喝酒和看京剧，两样都和我有点关系。我喜欢吃花生米，杨伯伯喝酒的时候总有油炸花生米，他又喜欢逗小孩玩，所以我常常是他喝酒时的“陪客”。杨伯伯喝得高兴，就开始唠叨起来。唠叨得连林阿姨也不耐烦的时候，就会说一些让他扫兴的话：“你是越喝越糊涂！”他也不反驳，只是话少了—— 我后来才知道杨伯伯因为算错了账，在“四清”的时候被整了。
杨伯伯爱看京剧，林阿姨不爱看，他就常常带了我去。我只记得看过《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看完了我又学着唱，惹得杨伯伯哈哈大笑。招待所的礼堂有演出，杨伯伯也会把我带去看。
有一次杨伯伯感冒咳嗽，医生让他喝糖浆。结果他把林阿姨的碘酒当成糖浆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吓坏了，赶紧上医院。从医院灌了肠回家，林阿姨又打了一锅浆糊让他吃下去解毒。他好了以后开玩笑，说这次真的喝够酒了。
杨伯伯爱干净，也勤快。因为林阿姨有心脏病，家里的活大多是他做。他的心也细：买了蜂窝煤，一个个整齐地摞好以后，他一定会把撒在地上的煤屑扫干净。外婆常常夸他：“老杨才细末呢！”
杨伯伯对谁都是笑脸，可一看到他的儿子脸就阴了。他儿子叫杨德超，是我们那条街上有名的人物。杨德超当时二十岁出头，脸长得清秀，但是个驼背，一只脚有点瘸，胳膊也没劲。我们那时吃水是要去自来水站挑的。杨德超挑着水，两只手紧紧地抱着扁担，一路上晃晃悠悠，一桶水到家就剩小半桶了。孩子们看到他的模样，就一起喊：“杨德超，不学好！杨德超，不学好！”他气得脸憋得通红，又没办法，结结巴巴几句：“你你你们等着！”杨德超一急就结巴。林阿姨听到他在巷子里跟小孩子们吵个不停，就出去叫他，“你活作孽啊！还不快回来！”
林阿姨和杨伯伯都拿儿子没办法。他中学毕业就下放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县里（文革以前就搞知青下放了），可他是真正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还尽被人笑话。干不了几天，他就跑了；等把钱花光了，带个信给他爸爸妈妈，让他们去接他。这样的事已经好几次，每次都被杨伯伯和林阿姨教训一顿，他就求他们原谅，说是下次一定不了，可是没几天就又犯了。外婆说林阿姨的心脏病八成是让儿子给气的。杨伯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儿子这么没出息，他心一横就不理杨德超。林阿姨呢，常常苦口婆心地数落儿子，儿子嘴上也顺着她。林阿姨心一软，也就算了。她背地里跟外婆叹气，“唉！老杨就这么个儿子，生来是个残废，他干不了农村的活啊，也不能全怪他。怎么办呢，我打也打不动他了，打死了也没用。哪天我不在了，看他怎么活。”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
老两口恨铁不成钢，可又不能眼看着儿子做“混混”。杨伯伯托了人，终于把杨德超安排到耐火器材厂当学徒。耐火器材厂是烧耐火砖的地方，杨德超做的也是体力活，不过比农活要轻些，好歹有了个工作，林阿姨和杨伯伯也省心了一阵。
没多久，文革开始了，杨德超成了造反派。停产闹革命，斗当权派，不用干活，那是他最赞成的事。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身军装军帽，戴着红袖章，背也直了些，脸红得整天像发高烧，连回家跟他爸妈说话都是慷慨激昂。外婆看了就嘀咕，说他“得意忘形”。林阿姨也看他不顺眼，不许他那么张狂。杨德超干脆不回家，出去“串联”。串了几个月回来，整个像叫花子，头上、身上都是虱子，被林阿姨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扒下来，丢到天井里用一大盆开水烫了个遍。到“文攻武卫”的时候，杨德超只能文攻，不能武卫；他那身板，人家一巴掌就把他推个趔趄。不过他那张嘴从不示弱，特别喜欢辩论，只是一发急就又结巴了，常常引得看的人哄堂大笑。
自从文革开始，杨伯伯就一直小心翼翼，见了人也更加客气。因为他算错过账，造反派说他是“贪污分子”。外婆相信杨伯伯是酒喝多了有点糊涂，看他家过日子，怎么也不像是贪污的。
大约是1967、68年间，杨伯伯被叫去“学习”，住在第一泉宾馆，只有周末才回家。
“天下第一泉”是镇江有名的风景区，在金山寺附近，那会儿算是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好多年对外都不开放。我和表弟很想去玩，跟杨伯伯一说，他呵呵地笑着，答应下星期天带我们去。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跟着杨伯伯，坐了长长的几段公共汽车，到第一泉玩了个痛快。我们拿杯子盛满了有点绿色的泉水，再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看着杯子里的水涨高，却不溢出来。宾馆很大，有很多花草树木，却没几个人。碰到有人问，杨伯伯就弯腰打着哈哈，说是邻居的小朋友想来看看。等玩够了，杨伯伯又把我们送回家。
只隔了一天，林阿姨接到招待所的通知：“杨树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林阿姨当场心脏就不行了，跌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她到火葬场去领骨灰，没人能告诉她杨伯伯是怎么死的，她也不敢追问，眼泪只能咽到肚子里。后来林阿姨告诉外婆，杨伯伯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需官，可他也就算账采购，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害过人。这次是“历史反革命”加“贪污腐化”两个罪名，他是要面子的人，受不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死了以后造反派也没放过他，“杨树培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大标语，在招待所的门口贴了好多天。
有一天，林阿姨把我叫过去，让我帮她抄一份“材料”：好几张薄纸，密密麻麻地写着林阿姨的“自传”，说是要交到居委会去的。我这才知道林阿姨原来有着不平凡的身世。
她是湖南人，祖上是大户人家，不过到她的父亲一代已经破败。她成年后被嫁到一户陈姓人家。过了门才知道丈夫是个瘸子，而且对她不好。她在陈家忍气吞声过了几年，生了四个孩子。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又受到“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终于离了婚，带着四个孩子去了武汉。在武汉，她找到了妇女组织，学文化，学护理。可是因为照顾不了孩子们，就都托在别人家里寄养。她后来到医院工作，又和杨伯伯结了婚。因为做事认真，解放后她当了护士长，年年评先进，一直到退休。
她原先的四个孩子，有的在武汉，有的在东北。除了武汉的大女儿和林阿姨通信，其他的都不来往。林阿姨说到儿女们最伤感，五个孩子，竟没有一个知心的可以分担痛苦。
杨德超“造反”以后，心就野得收不回去了。他其实也做不了大事，只是跟着别人起哄而已。每次林阿姨发病住院，他眼泪汪汪地去陪几天，赌咒发誓不再惹妈妈生气。可是事情一过，他依旧不务正业。后来风向转了，造反派不吃香了，他又被人当成“打砸抢分子”，“跳梁小丑”，“5.16”，整了一次又一次；进过看守所，关过“学习班”，人也蔫了，衣也破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头发像一蓬乱草，让人觉得他既讨厌，又可怜。
林阿姨死在医院里。她心里唯一挂念的，就是杨德超。她的大女儿从武汉赶来见了最后一面，料理了后事，又匆匆回去了。杨德超从此成了流浪汉。
我那时在上中学。杨德超十天半月地会来我家一次，外婆可怜他，给他一些吃的。他看上去越来越像精神病了，两眼发直，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林阿姨走后的那年冬天，杨德超裹着他的旧棉袄，缩在一个巷子的角落被人发现时，已经冻僵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家人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不能抹去。杨德超死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吧。他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回，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他带给杨伯伯和林阿姨的痛苦远多于快乐；除了他的父母，也没人给过他同情和温暖。他走的时候，周围是集体的冷漠和轻蔑。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杨德超一生的价值，在于给别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他的 残疾，照出了我们的健全；他的弱智，照出了我们的聪明；他的狂热，照出了我们的理性；他的悲剧， 照出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也许，他的故事可以唤起我们的人性和宽容，因为他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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