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2年被解除劳教的不只是我父亲；全国各地有一批的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结束劳教，甚至同时摘帽和结束劳教。其原因并不是他们已经被改造好了——他们本来就是无辜的——而是因为大跃进引起了大饥荒。
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多少民众？有各种各样的数字，每一个都是巨大的悲剧。如今年过六十者的肠胃里还烙着那时的饥饿感。在我们这个“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饿死那么多人，自然是件大事，以至于在1962年一、二月间，党中央专门开了个空前规模的扩大工作会议，俗称“七千人大会”，研究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据说毛泽东的本意是要大家从上到下统一思想，顺利推动粮食征购。可是农民已经没有粮了，再征岂不要闹事？于是有反对的声音，有追究责任的声音，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刘少奇在书面报告之外的口头发言中引用了农民的话，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历时将近一个月的会依然肯定了“大跃进”，但是毛泽东个人的威信降低了, 他不得不表示“歉疚”。随之而来的是政策上些微的调整，包括几个月后对右派们的开恩“松绑”。不过，并非所有的右派都离开了苏北劳教农场——比如《苏北利亚》的作者，他在苏北的各个农场又过了18年，直到1979年的右派“改正”。
当然，劳教中的右派们包括我父亲并不知道上面的动静，也没人能预知接下去的政治风浪。无论如何，解除劳教是他们恢复自由之身的第一步。熬过漫长的寒冬，他们终于感受到一丝暖意。
今天一清早领早饭时，伙房里祝贺我解除劳教，打了一勺苞米流质，是从桶底捞的，比往日厚实。又给了四只胡萝卜夹苞米粉的“窝窝头”，虽然还像婴儿拳头这末点大，但这是往日的双份。小脸盆里半脸盆流质，加上四只窝窝头，吃下肚不由得我鼓腹而笑。
接下去在大有发生的这一幕，让父亲看到挨饿的不只是劳教犯们：
车站里人头攒动，又乱又挤。哪里来这么多人啊？我坐在行李堆上环顾四周。原来，象我们这样挑了满担行李的人不少，还有雇了挑夫出站的，更有三五成堆的蓬头垢面、手里牵儿、怀里抱女的妇女和老人，她们在向我们这些过客行乞。人们饥饿得眼都红了，向我们这些“劳教化子”求乞了：“大爷，行行好吧，救救我这两个孩子吧，”一只大人的手，两只孩子的手，没有一丝血色，齐崭崭伸向我面前。一个行乞的哀嚎着走过了，另一个行乞的又在有气无力的哀嚎着过来。这一片哀嚎声，把我的心都叫疼了，叫软了。我起身向站外望去，啊，原来车站外面广场上，全让乞求的人们站满了。出站的人们必须拼命地挤着、叫喊着、推搡着，才能脱身而出。
劳教犯们有微薄的“工资”，却没地方买吃的，四年下来父亲竟积蓄了几十块钱，此时恨不得把四年的饥肠填满：
我和小杨挤出了乞讨者的人群。在公路边上有一溜货摊，其中，有的高扬着长条布帘，应该有饭可吃。我们往饭摊上一坐下就问，“有什么吃？”“苞米饭。”“来一斤，”我叫。“我也来一斤，”小杨慢条斯理地补上一句。摊主应着：“来了，来了，每人一斤饭。”一边又问：“吃什么菜？”我们问有什么菜，他说有肉圆汤，二元钱一个肉圆。小杨竖起两个指头：“来两个肉圆。”我说：“给我来四个。”肉圆汤和饭都放到我们面前了，吃吧。今天我们可吃一顿高级饭菜了。“喔唷，这肉圆是什么做的，不象是猪肉的吧？”小杨咬了一口肉圆子，问老板。老板笑说：“这年头哪里还有猪肉啊。这是蛤蟆肉做的，营养比猪肉还好。”小杨苦笑着，摇摇头。我听说是癞蛤蟆做的肉圆子时，早已下肚了两只。汤里大约下了味精，吃得极鲜美，很快将一斤苞米饭、一碗汤、四个核桃大的肉圆全报销了。
吃过饭，我们又逛了这一溜货摊，有卖胡萝卜的、卖烟叶子的、卖玉米窝窝头的。我给C君买了两只“大号”的窝窝头，是我送他的。我们又各自买了五斤胡萝卜，用上衣兜着。此外，我还买了两斤烟叶子，其中一斤是孝敬岳父的。还想给女儿买点什么，可一样也没有合适的。小杨催我快进站。我们一路小跑，很快挤进乞讨者的人群，见到C君，我把两个窝窝头给他，说“我送的，别客气。”这胡萝卜，我们各自拿出装着小脸盆的布袋，装了个盆满、袋满，都抓了一大把给C。我们大口分嚼着胡萝卜，又甜又脆，真解馋。却不知这可惹下了祸。乞讨者轰地一下将我们围住了，哀叫的、下跪的，将手伸到我们鼻子底下的……，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围，只有散发完了算数。先给这位白发老人一把，再给这几只小手每手一把，接着，将脸盆套翻过来，金黄色的胡萝卜向地上倾倒而下。我示意让小杨也这末做了，拉拉杨君和C君：“我们脱身吧。”
很快，汽车开动了，乞讨群又围住汽车哀嚎、乞讨，多少双手伸向窗口啊。车子缓慢地在驾驶员不断的吆喝声中冲出了人群。车后，还有乞讨者在跟着车子跑动，追着，嚎着。汽车开出去已有十多分钟了，公路上不断出现三五成群逃荒的饥民。他们要逃到哪里去呢？祝愿你们早些逃出这块绝地吧。
而1962年，已经是大饥荒的尾声了。我儿时的记忆中，家里常有逃荒的饥民来要饭。外婆给他们半碗粥，一个馒头，或是几分钱，叹口气说“苏北又遭灾了。”那时的“苏北”几乎就是“遭灾”的同义词，更别提三年大饥荒期间了。如今虽说依然有乞丐，却并不见得是苏北人，倒是很多打工者来自苏北。
在老渡口谢过热心的小顾，我们踏上归程，先去如东县城把韩老师放下。韩老师是个大忙人，他退休后当上如皋 “如派《红楼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接下去还有事情在那里办。如派红学研究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明末清初的冒辟疆，冒公子和董小婉的爱情故事是宝黛悲剧的原型，故事背景是明末的反清抗争，而大观园的蓝本就是如皋县城的水绘园。搞如派研究、考证的是一批民间人士，他们的观点和正统的红学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要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可不容易。而韩老师是那种很有号召力的性格，善于“登高一呼”。他个头高大，早年演过话剧，想象中他扮英雄人物是绝对地棒。他喜欢穿红色和白色的运动服，看上去可不像年近七十的人。韩老师要干的事儿都是满腔热情地干，包括当这个名誉会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为如派“鼓与呼”，为民间研究争取发言的讲台。经过两天的相处，我感受到他的浪漫情怀和剧作家的冲动，相信这是与生俱来的。假如韩老师早生二十年，很可能也免不了当上右派，在这里被劳改了。或许世上的许多事，是因为有人生在了错的时候、错的地方；这就是“命运”的意思吧？
车过扬州时小顾来电话，给了我苏州王老先生的电话号码，“裴书记说，如果你想去洪泽湖农场找档案，他可以帮你牵线。”“好的，太谢谢了！”此行的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已经很幸运了。
张老师把我送到母亲的住处，天早已黑透。两天的旅程，他开车一千多公里，是最辛苦的人。我满心感激地与他道别，他却说：“我去网上替你买《苏北利亚》吧。”张老师知道我没有淘宝之类网站的捆绑账户，说他买方便，也想先睹为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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