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镖》（5） 德国：两难

德国能不能化解欧洲的金融危机？这对世界与中国的经济至关重要。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四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本文中的不雅用语均译自原文；因为和主题很有关系，加以保留。如有冒犯，风铃在此致歉。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图转自互联网）

知名的人类学者艾伦.頓蒂斯（Alan Dundes）在1984年出了一本书，说德国民俗文化中有很大的比重与“屎”有关。他举了很多德国谚语、民间故事、民歌、谜语作例子。比如把爱人称为“我的小屎袋”，把有钱人叫做“拉屎币的”。有一句骂人的话叫“舔我的屁股!”而回骂则是“你先舔我的!”欧洲仅有的“马桶博物馆”在德国的慕尼黑。頓蒂斯说，德国人对于人类排泄方面的活动好像特别感兴趣，名人也不例外。比如莫扎特写过一封信，其中对于大便的形象描写，几乎是无以类比的；希特勒喜欢用“屎脑袋”来形容别人和他自己，他的私人医生说他“花了令人诧异的大量精力去检视自己的大便”，等等（此处省略N字）。

頓蒂斯写道，“外面干净里面脏；形式干净内容脏；这种干净和污秽的组合，好像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这话曾经引起争议，不过用来描述德国在本次金融危机里的作用倒是挺贴切的。德国人喜欢靠近污秽，却不想弄脏自己。

我来到德国的时候，正值国际金融界风雨飘摇，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们都在担心：如果投资人不再买他们的国债，经济就将陷入危机。而德国是唯一不需要担这个心的国家。不但如此，欧洲各国所欠的债，只要德国肯出手，都能替他们还掉；问题是德国愿不愿意这么做？德国人是要继续做德国人，还是做“欧洲人”？外界此时对于德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很关注，他们的一句话就能让金融股市上升或下跌。

我在柏林采访了44岁的德国财政部副部长阿斯谬森（Jörg Asmussen）。他剃着光头，桌上所有的文件都放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墙上挂着亨利.福特的名言：“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他说话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像其他的财政官员那么刻意回避。

阿斯缪森说他刚读完国际货币基金关于希腊改革的最新报告，“希腊人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他们还是收不到税。问题不是希腊没有税法，是收税的体制需要改变”，他说。 “但这只是诸多问题之一。希腊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的步子太慢了。”我请他举个例子。“比如说，同等的公务员，在德国的年薪是5万5千欧元，但在希腊是7万欧元；为了掩盖这一点，希腊政府给他们发13个月或者14个月的工资。希腊必须改变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可不是几个月就能达到的目标。”他的意思很明白，假如希腊人想继续留在欧元区，那么他们必须改变自己。

但是要让希腊人这么快地改变也是不现实的。摆在德国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德国同意参加一个新系统，将欧盟各国的财政捆绑在一起，类似美国各州之间的关系，德国纳税人的钱流入欧盟公用；另一条是希腊等德国以外的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奇迹般地改变自己，像德国人那样高效率、高产值地工作。这第一条希腊人很喜欢，德国人不干；德国人喜欢的第二条，希腊人却又坚决反对；所以有希腊人寄“炸弹信”威胁德国总理。

现实一点来看，欧洲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德国和其它几个有能力的欧洲国家合力，救助破产的几国；但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很难得到德国人民的同意。每个德国人都记得，当年他们参加到欧元区、将马克换成欧元之前，他们的领导人斩钉截铁地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们替其它国家还债。所以德国总理绝对不敢答应“救市”。可另一方面，德国对欧洲其它地区的出口又占了德国经济的30%左右，如果别国不景气，德国也难善保其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欧洲的金融问题走进了死胡同。欧盟央行一直在一次又一次地补窟窿，借钱给破产的欧洲国家和银行；每次补的时候都说可以了，钱应该够了；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更大的窟窿又出现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有了问题。假如希腊倒闭，也要连累欧盟央行，连累其它欧元区的国家。

从德国财政部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问题都源于希腊人不肯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欧元区的联盟，建立的基础是各国都要遵守与德国一样的准则。就像阿斯缪森身体力行的一样，忠于职守，当官不为自己发财。他这样的官员会把希腊人吓坏。

普通德国人在低价信贷的利诱下无动于衷。德国没有次贷，房地产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德国人尽可能地存钱，不浪费，这些品质好像存在于他们的基因里。

德国简直就是冰岛、爱尔兰、希腊、还有美国的对照。那些国家拿着别人的钱滥用；而德国则通过它的银行家们，借钱给别国，支持它们滥用。德国的银行放贷给美国次贷的债主，给爱尔兰房地产开发商，给冰岛的银行大亨们；他们在德国本土干干净净，却竭尽全力到德国以外的地方搞了一身脏。目前的统计是，德国银行借了210亿美元给冰岛的银行，1000亿美元给爱尔兰的银行，60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次贷。

在2003-2008年间，德国的银行从只做传统的业务突然卷进了国际金融的复杂游戏之中，根本搞不清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德国人讲规则，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讲规则；他们诚实缴税，以为希腊人也和他们一样地诚实缴税；他们成了华尔街投行的忽悠对象，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总之是他们自己干净惯了，不知世界有多脏；或者是明知世界脏，也要去赚钱，结果自己沾了一身的“屎”。如今，德国拿钱给欧盟央行，央行再给爱尔兰政府，爱尔兰政府再给爱尔兰银行，爱尔兰银行再还给德国银行… 有人说，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德国政府直接把钱给德国银行，不就得了？

说公道话，德国的这些“银行家”们当时干这些事，并没挣那么多钱；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如今他们却吃了罪坐牢服刑，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还在继续拿着高薪。

也许，德国财政副部长把“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挂在墙上，是为了提醒自己别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之处：别国的人会撒谎。在这个充满欺骗的金融世界里，天真幼稚的德国就像一个封闭的岛，从来没有被外界的病毒侵入，也就没有抗体。另一种观点是，德国信任别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论是什么原因，要是你一面执着于洁身自好，一面又对污秽很感兴趣，那就免不了要惹来麻烦。没有污秽就没有清洁，没有杂质就没有纯粹；对前者的兴趣必然会导致对后者的兴趣，逃不掉的。

(待续）

法门寺的兴衰，见证了什么

法门寺在西安以西110公里，享有盛名。我2008年去的那天，游人不是很多；寺院由和尚们管理，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烟香缭绕。进门后左首，有一处长廊。廊壁上是壁画和文字，详细介绍佛舍利的来源，以及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

法门寺

1987年，法门寺的塔突然半边倒塌。在清理地基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地宫。在地宫里，保存着4枚舍利，其中一枚是佛指真身舍利。另外还有2000多件贵重的唐代珍宝，鉴定后大多数被订为国家一级文物。从网上找到了当时塔基和地宫的照片：

法门寺地宫发掘（图来自互联网）

放置佛舍利的宝函（图来自互联网）

如今，地宫与塔都已经重新修建；地宫开放给游人参观，不过里面陈列的都是复制品了，只有佛指舍利是原物供奉。展出的佛指舍利，看上去比一般人的指骨要粗，颜色微黑。 

佛舍利（图来自互联网）

当年从地宫里找到的宝物，都是唐代的皇帝们用来供奉佛舍利的。如今这些文物保存在与法门寺相邻的珍宝馆里。法门寺由和尚经营，而珍宝馆由政府经营。

去法门寺前，读了梁福义写的《法门寺纪事》一书，有两点感想：

感想之一，是佛教被中国接受的过程之艰难。

我原来以为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是由于唐代的皇帝们对佛教的信奉。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佛教从东汉年间就传到中国了。陕西的法门寺（最早叫阿育王寺）、洛阳的白马寺，都是东汉年间建造的，而且都是为了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从建成以后，历代的帝王们，有的信佛，有的不信佛；信佛的大兴土木，扩建庙宇；不信佛的轻则没收寺庙，毁佛经佛像，命令僧人还俗；重则烧毁庙宇，杀死和尚，甚至毁掉佛舍利。法门寺遭到过无数浩劫，但是也多次被修复，可谓历尽沧桑。而佛舍利能够幸存至今，简直是奇迹。

为什么有的皇帝不信佛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其中有排外的因素，也有经济利益的因素。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在做皇帝以前是隋朝的大丞相，那会儿他是信佛的。但是当了皇帝以后，他因为自己姓李，改尊老子的道教（老子也姓李）。他排的顺序是：道教为第一，其次是儒教，再其次是佛教。但是他的儿子李世民出生在一个寺庙里，从小身体不好，李渊曾求佛保佑。结果李世民越长越壮实，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重修法门寺，增加僧人，法门寺也升级为由朝廷管理的“直辖”独立寺院。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影响下，热心于佛事活动，曾把法门寺的佛骨“迎”到洛阳的的东宫里供奉了三年。在“迎佛骨”时，皇室花了许多银子，置办了许多贵重的宝物，表示对佛的诚心。唐玄宗李隆基当政以后，对佛教冷淡，崇尚道教。他淘汰了全国12000个和尚、尼姑，禁止创建佛寺，不准添塑佛像。到了唐肃宗时，又信佛教了。唐代中期以后，国家的赋税很重，又常常打仗，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投靠到寺庙。唐武宗李炎又一次严禁佛教，毁佛教道场，烧佛经，用老子的像取代佛像，勒令26万和尚尼姑还俗；又下令包括法门寺在内的寺庙不许供奉佛骨。法门寺的地宫也被捣毁。三年以后，李炎的叔父当了皇帝。他是个信佛的，重新修复了法门寺。

如此等等，法门寺见证了中国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接受的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法门寺的规模很大，占地百亩，内有24院，每院有知名僧人主持，包括了佛教的各个教派，是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的综合融汇的地方。但是当寺庙的势力过大时，帝王们往往会改变政策，削减佛教的势力，以保护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在这种时候，帝王们尊崇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而佛教就被“排外”给排掉了。

顺便提一下，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并没有得到唐朝皇帝的“资助”，甚至都没有拿到“出国护照”。他是私自出走，自费去印度留学深造的。在印度修习十几年以后，有了很高的造诣，才回中国来，带回了佛经，而且得到了当时皇上的认可。

如此温和的佛教，尚且经过了大几百年才被中国的朝野所接受；现代“杀伤力”更大的外来思潮，看来也要几百年，才能融入咱们的社会了。

感想之二，是宗教狂热在中国古已有之。

佛舍利为什么没有收藏在京城长安呢？据说是因为毕竟是“泊来品”，不宜离皇帝太近。信奉佛教的帝王们想和佛骨亲近时，就把佛舍利请出法门寺地宫，“迎”到皇宫的佛堂了去供奉一阵。唐代先后有 7次迎供佛骨，差不多每三十多年一次。每次都花费巨大的钱财，打造宝物，置办绫罗绸缎，举行盛大的仪式，长达数日，跟现代的重大庆典差不多。法门寺离西安不近，在古代车马得走几天吧。这迎供佛骨的队伍一路走来，男男女女的信徒们每天有几万之多，沿途顶礼膜拜，烧头燎指，刺血撒地以表示虔诚。

其中公元 873年的一次迎供，耗费钱财之多超过了前几代。历史资料上记载：当时迎供佛骨的钱都是官家从京师长安居民那里征收。所用的佛具，都用金玉珠翠玛瑙装饰，用了无数宝珠，用彩绸做幡做伞，组织万对仪仗，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车马昼夜不绝，有吃的、喝的供香客们随便享用。朝廷派高官迎供，再加上地方官一路护送。到了长安郊区，朝廷又派近卫军仪仗引导，官家和民间的乐队一齐敲奏，震天动地，香烟弥漫，灯烛遍地，达数十里。街上有皇上命令搭的浮屠塔和彩棚楼。家家摆出香案，绢绸横街搭帐，铺天盖地。有信徒砍掉自己的手臂、手指，以示诚心；也有和尚被信徒们强迫烧头顶，“呼痛而逃，街坊少年擒之，不令动移，头顶焦烂，哭号倒地...”。

看到这些记载，不禁心惊肉跳。原来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大检阅时的狂热，早已在历史上演出过！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理智？

 

“带孩子上班日”

今天是是美国的“带孩子上班日（Tak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ork Day）”。这一天，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可以把正在上小学或中学的孩子们带来，让他们体验爸爸妈妈的工作，增加对于汽车工程的了解。各部门都会组织一些活动，向孩子们展示汽车设计开发的技术，讲解一些工程原理，当然，也要让他们开心、有乐趣！

1973年，在女权运动的高峰时代，美国有一个女权组织把每年4月的一天定为“带女儿上班日”，目的是鼓励女孩子们将来走出家门去工作。但这未免“歧视”了男孩们，所以从2003年开始，男孩女孩都可以带来上班了。

早上一到公司，满眼都是孩子们。小的六、七岁，大的十六、七岁，穿得整整齐齐，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从一个展示点到另一个。

我们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在表演“不系安全带的鸡蛋”：一个木头架子上支着斜坡，放着两辆一样的玩具汽车模型。孩子们拿着自己画了画的鸡蛋，排一会儿队，把蛋放到车座上。一辆车的车座有“安全带”，鸡蛋被绑住；另一辆没有安全带。两辆车一起向下“开”，到坡底撞上一堵墙。绑了安全带的鸡蛋完好无损，没绑的那个飞出车座，碰得粉碎。讲解的人说，“记好要系安全带啊！”不知是谁设计了这个演示，每年拿出来表演，很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在视频室，孩子们可以体验3D的虚拟汽车。坐在特殊的座椅上，戴上特殊的眼镜和手套，就可以看到并不存在的汽车，摸到并不存在的方向盘。

在风洞试验室，孩子们可以见识如何用强大的人造气流，测量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的风阻，听听气流产生的风噪声被隔绝得好不好，试试发动机产生的热量能不能得到冷却。

在开发部的大实验室，孩子们可以看到各种安全气囊和它们的引爆表演，操作由本地中学生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试试用激光扫描仪器把自己手掌的形状精确地变成计算机上的图像。

已经在学开车的孩子们，还可以试开新款式的汽车。

我们部门和计算机仿真有关，我也“捐”了一个小时，去给孩子们做讲解。计算机仿真如今在工程上的应用很广。以撞车实验为例，做一辆样品车撞一下要花50万美元，太贵了；所以我们要先在计算机上模拟撞车实验，改进安全系统设计，直到比较有把握了才做样车，真的去撞一下。

除了这些演示，孩子们还可以看看爸爸妈妈的工作。如果今天开会，很可能有同事带着孩子参加。没有带孩子的员工，也很乐意向别人的孩子们讲解自己的工作。

今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一些兴奋。看着穿梭往来的人流，我想到非洲人的谚语：“养育孩子是整个村子的事。”也想到美国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费曼的话：“一个儿童如果被科学吸引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科学家。”

我的职场领路人（3）：真性情

写文章的人，为了一个恰当的措辞，可以冥思苦想，以至于“梦中得句”；对L来说，搞懂一个难题，或是找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像文人们追求佳句，值得他日思夜想。他的许多经典案例，后来都收进了我们编的培训教材。

他的生活中，没有上班和下班的界线。哪怕周末去商场，也是妻子进去采购，L留在车里，拿出纸和笔，做他的工作解他的题。如果有人问他，“你下次度假有什么打算吗？”他总是一脸的茫然：“还不知道，好像没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对此，一般美国人是不太理解的；我们大老板有次好心，劝他出去放松放松，别工作得太辛苦；L听了觉得很委屈，跟我说大老板太不理解咱们华人对工作的认真了。

L心里整天琢磨着他的题目，别的事儿难免心不在焉。最经常的是下班的时候想不起来车子停在哪里了。我们的大楼有几千个人上班，各个方向都有大停车场；假如没搞错停车场，至少还可以一行一行地找；要是连哪个停车场都忘了，那可惨了，一个小时也不定能找着。有次下班，天快黑了，又下着大雨，L来找我帮忙，说实在想不起来在车停哪儿了；于是我开着车，L手上拿着汽车的遥控开关一路按过去；还算运气不错，找到第二个停车场的时候，有一辆车“答应”了。

其实不止L，我们几个弟子也和他差不多，各有各的心不在焉。秘书常常看着我们好笑，说“你们拿那个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一定丢掉了什么！”前阵子读了博友“爱城悟空”的一篇博文，把“博士”（Ph.D.）解为“永久性脑损伤”的缩写(Permanent Head Damage)，不禁莞尔！

虽然工作认真，L平时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他的大办公室和我们的隔着十几二十米；而他笑起来很是全心全意，声音又响，极富传染性，周围的一片办公室都会跟着共振，听到的人也跟着咧嘴。L还喜欢拿自己开涮。我们组的秘书，平时省吃俭用（秘书的工资是比较低的），看到减价券总是剪下来收好，尤其是公司附近餐馆的减价券。L每次要出去吃午饭，就会到秘书那儿，问有没有哪家餐馆的减价券。有次问过以后，忽然又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有这么多的钞票，反而到你这儿来找减价券，怎么回事？”接着一阵大笑。秘书看他前合后仰的，也忍不住笑起来。

弟子们有了麻烦，L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忙。他妻子是个医生，也是菲律宾华人，和L一样地热心肠。我先生那时还在外地，我一个人住公寓。有次在医院做了手术出来， L夫妇怕我孤单，接我到他家住了一天，才放心送我回去。还有一次我生病，L约上我们的秘书，中午去中餐馆买了港式饮茶的点心去看我，让我很感动。

L真诚待人，也受到大家的爱戴。他有自己的工作方式，靠着和各部门的联系拿到一堆项目。大老板对他是言听计从，支持他，欣赏他；他们之间的合作，在我看来是天衣无缝了。

几年以后，大老板退休，换了一个中年单身的女主管。这位女主管有很强的控制欲。你如果愿意事事听她的，哪怕你没能力，干不出事，她照样喜欢你；可是如果你不愿受她控制，那么就等着她找碴吧。当然，这是我多年后总结出来的；当时的我，可没那么清醒。

L 恰恰很有主见、独立行事。女主管不喜欢L绕过她自己去找项目，说这不规范；要求L事事都通过她；可是她不懂工程，L通过她去做事很费力费时，她还动辄不满意。L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高兴和烦恼都会流露出来。那段时间，只见他低头走路，笑声也少了，让人看了忧心。

终于，L决定提前从公司退休，到硅谷一家公司去做副总裁，专管产品质量。为他送行的派对上，我流了泪，尽管那时我已经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上也早就独当一面了。

又过了几年，L退休了。闲不下来的他，还在教课、做咨询。每年一度的国际汽车工程技术会议上，我也总会碰到他。他的笑声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爽朗、有感染力。

我在L手下工作了五年，受益良多；他是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不过，他从没有教过我如何圆滑处世，如何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凭真性情做人做事，为了推广稳健设计付出一生的专注和热忱。二十年后的今天，稳健设计在全公司得到了应用。虽然知道L的人已经不多了，在我看来，他是很成功的。

每当我看到那些“职场成功经验”的热销书，都会想到L；心里希望读那些书的年轻人，不要“重技轻义”。讨巧的心术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利益，但要让事业和人生的风帆远行，却需要真正的智慧、激情、执着和信念，就像L那样…

（完）

三个传奇女子

   2008年去西安，当然少不了游览华清池。

  来到华清池，正是雨纷纷。华清宫里楼台新造，富丽堂皇，背倚着烟雨茫茫的骊山，半遮半掩，恰如太真出浴，“侍儿扶起娇无力”。

   1982年发现的五个唐代“汤池”遗址，现在修成展厅。汤池是石砌的温泉浴室，有杨贵妃沐浴的“海棠汤”，唐玄宗用的“莲花汤”，唐太宗用的“星辰汤”，太子用的“太子汤”，以及尚食官员们用的“尚食汤”。这些汤池都很大，引温泉之水，借山势错落而下，大体上是皇上洗过的水再让太子和官员洗。现代的滑雪度假村，常常在室外建有露天热水浴，不过相比之下，华清池的“汤”要华丽、气派得多。

  新近扩建的亭台楼阁，在“汤”的东面，包括一个很大的池塘，中间有可升降的舞台；降则隐于水中，升则略高于水面。 舞台以骊山作天然布景，晚上打出灯光，演出新排的歌舞节目《长恨歌》。朋友推荐我们看一场，但是那天因为下雨，取消了演出。看到“长生殿”里有DVD卖，标明是2007年排演的《长恨歌》，买了一盘。后来回到美国，却发现那张盘上根本没有《长恨歌》，才知道被忽悠了。

  在展厅里，意外地看到了一幅苏惠的《回文璇玑图》。去西安前，曾经读过《回文璇玑图》的故事，本以为在陕西扶风可以看到；可是去法门寺时匆匆忙忙，忘了找；现在反而在华清池不期而遇。

  苏惠，字若兰。她的传说有不少版本，这里取“陕西扶风版”。故事里说苏惠是东晋十六国时的才女，出生在陕西扶风美阳镇，从小聪明美丽，既擅长刺绣，又精通诗文。她嫁给文武双全的帅哥窦滔做妻子，窦滔后来当了将军，到襄阳去做官。因为窦滔和一个歌妓要好，苏惠赌气不愿跟着他上任。可是丈夫走后，苏惠又很后悔，终日思念他，写了许多情诗。她把情诗巧妙地排列成“回文诗”，用五彩的丝线织成图，寄给窦滔。窦滔读了非常感动，送走了歌妓情人，又把苏惠接去，夫妻不但重归于好，而且恩爱有加。后人用“回文锦”比喻情书。

《回文璇玑图》（转自天水在线网站）

回文诗，可以顺读，倒读，横读，竖读,斜读；可以三字一句，也可以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等等，怎么成诗怎么读，因此可以读出许许多多的诗来，是诗的高级游戏。苏惠的《回文璇玑图》，共841字，到明朝时已被人读出7958首诗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下面的网站领略一下这些诗是怎么排列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2%87%E7%8E%91%E5%9B%BE

至于苏惠的身世，据说《扶风县志》上有记载。就连武则天，也写过《织锦回文记》，赞赏苏惠。 

我对古诗懂得太少，不能加入读回文诗的游戏。不过想到千百年来，世上许多文人，读来读去，乐此不疲，且不断有新的发现，不由得衷心佩服苏若兰的智慧。 

武则天，杨玉环，苏若兰，这三个女子都是才貌双全。 武则天辅佐唐高宗掌管朝政及至自己做女皇，让后人不知是该赞她还是骂她。杨玉环能歌善舞博得浪漫皇帝的爱情，临了却做了贪权的哥哥的牺牲品,其悲剧令后人同情。而苏惠，柔情千种又善于表达，终于赢回了丈夫的心，还留下谜一样的佳作让后人传颂。女人做到她们三人的地步，也算“无愧无悔”了吧？

---

《回旋镖》（4）爱尔兰：“本土次贷”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三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3月。- 风铃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转自互联网）

2010年11月我飞到首都都柏林的时候，爱尔兰政府正在向老百姓解释他们的亏损有多大。两年前，政府对爱尔兰最大的几个银行做出担保，承诺银行的一切债务由政府偿还。不过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看到，这个承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损失的数字之大令人窒息：仅安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 Bank）一家就亏了340亿欧元，占该银行投资房地产资金的一半；而两年前，政府曾说这家银行“只是资金周转的问题，没有亏损”，二话不说就提供了担保。据估计，爱尔兰三家大银行的亏损达到1060亿欧元；假如爱尔兰政府的税收进项全部用来还这些债，也得至少三年才能还清。

这样巨大的债务，使得爱尔兰的经济在瞬间崩溃。失业率从2006年的6%增加到14%，而且在继续上升。几年前，爱尔兰的债卷利率比德国还低，如今就是能借到债，利率也比德国的高6%。政府的财政赤字占了GDP的32%，远远高于欧元区的其它国家。

爱尔兰的金融危机和冰岛有类似之处。比如它也是由一帮过于自信，不肯问路的男人们造成的。不同的是，冰岛银行借了外国人的钱，去征服外国；而爱尔兰的银行，却是借了外国人的钱，去征服爱尔兰自己。在这个全球的“资本家”竭尽全力地去毁灭资本主义的时代，爱尔兰的银行家们堪称首屈一指，创下了毁灭的记录，比冰岛的银行家还要糟糕。

在历史上，爱尔兰一直很穷，也一直是人口外流。1980年代，爱尔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从90年代开始，爱尔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到2000年，爱尔兰只有6%的人在贫困线以下；而到了2006年，爱尔兰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将近十年中，投资爱尔兰房地产比投资银行的生意还要赚钱。爱尔兰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的移民人数超出了出口的，特别是波兰移民，在高峰的2006年达到了25万。（爱尔兰是个很小的地方，人口不到450万。）

爱尔兰失业率（蓝实线）与通货膨胀率（红虚线）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奥妙。爱尔兰从穷得反常暴发成富得反常，中间没有在“正常”状态停留，难怪爱尔兰人民搞不清什么是“常态”。2000年代初，当低利率的信贷到处都是的时候，爱尔兰人已经处在一种“魔力”之下，头脑被迷糊得看不到风险了。

爱尔兰的金融危机，说来是由“次贷”引起的；但这不是美国的次贷（爱尔兰的银行曾经很自豪地说他们没有买美国次贷），而是爱尔兰自己的“山寨次贷”。不知为什么，他们相信爱尔兰将成为外国人买房的市场，包括有爱尔兰血统的外国人。于是他们一股脑儿地开发爱尔兰房地产：新的村庄，豪华旅馆，会议中心，管道桥梁…. 遍布爱尔兰的乡村。银行向外国人借债，再把借来的钱贷给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全国到处都有工地。银行贷款之快，也让人瞠目结舌。一个开发商下午去去申请几亿欧元的贷款，居然到傍晚就能拿到钱；因为他们是银行的熟人，“关系户”，银行根本不调研那个项目是不是该做，就把钱借出去了。这种豪放贷款，把爱尔兰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

然而，爱尔兰不是伦敦，没有国际房产市场，“外国人”也没有到这里来买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得很彻底，大家不约而同地刹了车，资金链在瞬间断裂；建得半半拉拉的工程废了，留下巨大的坑，堆满了水泥块、挖土机，无人收拾。一个原来预计能赚几亿欧元的工程，如今不但不能建，光是清理工地就得再花几百万。波兰来的临时工大批大批地离开，爱尔兰又成了出口移民的国家。

摩根.凯利是都柏林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2006年就怀疑这是个泡沫，准确地预言了爱尔兰的次贷危机。他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却被当作笑话，当作危言耸听而忽略了。2007年，凯利又写了文章，揭露爱尔兰银行40%的资金都借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指出这种投资行为的风险。为此他受到了来自银行的抵制和学校公关部门的压力，大家还是不相信他的警告。直到2008年9月，在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以后，爱尔兰三大银行的股票一天之内跌了20%-50%，凯利的观点才开始受到注意。

另外一个对爱尔兰泡沫发出预警的人，是美林（Merrill Lynch）投资公司的一个分析师，飞利浦.英格然。三十岁不到的英格然对爱尔兰的银行贷款做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发现风险很大，写了一篇报告如实说明，引起了爱尔兰银行的反对；美林靠着爱尔兰银行的业务赚钱，不肯得罪客户，于是强迫英格然修改他的分析报告，收回他对爱尔兰银行的批评，而且炒了他的鱿鱼。

当爱尔兰的银行眼看就要倒闭的时候，爱尔兰总理咨询了美林银行，该怎么办？美林说这些银行的资产没问题，还在赚钱，只是现金一时周转不过来，建议爱尔兰政府给三大银行作后台，担保他们全部的债务；还说这些银行实际上不需要政府真的出资，这个担保就是为了稳定人心；人心一稳定，就不会急着到银行提款，那银行就可以缓过气来，危机就化解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尔兰政府承担了银行100%的债务，也就是说，这个因为少数人在几个银行乱搞而对外国投资人欠下的债，变成了全爱尔兰纳税人的债。而更加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担保银行的存款，不担保银行的债券。存款随时可以提取，而债券不是。借钱给爱尔兰银行，本来就该是有风险的，债主们亏损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为什么政府要全部扛下来呢？就这一个决定，把整个爱尔兰拖下了水。然而，政府官员对此一点也不认错，反而从外部找借口。

爱尔兰次贷泡沫的破灭，带来了大大小小的开发商的破产，加上老百姓房产价值的缩水。在美国，破产就可以赖账，还有希望“东山再起”。而在爱尔兰，“破产”的人要还清每一分钱，还不出来就一直背着，“永无翻身之日”。

奇怪的是，尽管形势这样严峻，这里的政客们好像无动于衷。冰岛和希腊的政府都因为金融危机而被老百姓换掉，可是爱尔兰执政的保守党却稳坐到2011年。迄今，爱尔兰没有类似美国“茶党”的运动，也没有老百姓大规模的抗议。和冰岛、希腊人相比，爱尔兰人是很能忍。美国人去爱尔兰，有两点会让他吃惊：一是爱尔兰之小，而是爱尔兰人的嘴紧：他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麻烦闹得让世界都知道。

在我去之前，爱尔兰仅发生过两起认真的“抗议事件”。一件是41岁的小开发商做的，他把水泥混合车身刷上了抗议政府的标语，开着它在都柏林转了一圈，然后顶住了爱尔兰议会的大门。他干了这事，出了口气，就又销声匿迹躲起来，我约见了几次，他都不肯见我。

另一件，是安格鲁爱尔兰银行的总裁被扔了臭鸡蛋。扔鸡蛋的是个老人，他自己并没有欠债或破产，就是看不下去银行总裁们的无耻；犯了这么大的错，还在忽悠人！其中让他最恼火的是爱尔兰联合银行的总裁，于是决定要在那银行的股东大会上表示一下他的不满。

这个老人计划周密，简直像在计划一次暗杀行动。他只有两个在车库放了6个月的臭鸡蛋 。怕停车不顺，他决定坐公共汽车去；怕鸡蛋碰破，他特地设计了装鸡蛋的盒子；怕太滑了扔不准，他在鸡蛋外面包了“创口贴”；怕场地不熟悉，他提前进了会场，找到不远不近、不偏不斜的位置坐下来等待时机。第一个鸡蛋打中了麦克风，臭臭地粘到那总裁的高级西服上；第二个鸡蛋打中了总裁身后银行的招牌上。对于爱尔兰人来说，这就是个英雄之举了。

建筑工业产值指数（蓝线：爱尔兰；红线：西班牙；黑线：英国）

我的职场领路人（2）： 师傅

除了我，L又在他的母校物色到几个即将出炉的博士。不过在他们到来之前，我是L唯一的“弟子”，他到哪儿都带上我；倒不是要我拎包——他常常为我开门，说是“女士优先”，让我很不好意思—— 而是带着我做事长见识。

L比我年长十多岁，是个菲律宾华裔，老家在福建；不过他的个头很高，肩膀很宽，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福建人。幼年时他的父母带着全家，改名换姓去了菲律宾。60年代他来美国求学，从UC伯克利机械系拿到博士学位后，被公司的研究所录用。我见到L的时候，他刚从研究所调到开发部两年多。

他的级别，在公司的技术人员中差不多到顶了。L直接向我们部门的大主管报告，平时做的工作，也完全由他自己“设计”。我因此跟着他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负责开发不同款式汽车的总工程师，各设计开发部门的主管，汽车装配厂的工人和工程师，试车场的实验室技术员，到公司找合作项目的大学教授，汽车零件厂家的质量管理员，等等。他通常是挑一个重要的质量问题，了解情况，诊断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找出解决的办法，教给别人实施，直到问题解决。

听上去这是个技术活，其实远远不止。凭L的机械工程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发现和诊断问题都挺准。可要想说服别人，得到各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的支持，却是艰巨的“攻心战”。按照传统的管理方法，产品的质量问题是靠生产线的控制和产品的检验来解决的，没设计人员什么事儿。出了问题，大家往往是手指着厂里的工人：“你们没造好，是你们的责任。”而稳健设计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思维方式，要从设计上优化；可又不同于一般的优化，还得考虑制造和使用中的不定因素，得用到统计学的知识。对于工程师们，加工误差是工厂的事，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如今L告诉他们，这也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应该选择另外一种设计，让生产误差不至于引起质量问题。这就不单是技术上的改变了，得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再加上公司的文化是“防火的人显不出功劳，救火的人才是英雄”，稳健设计的推广就更不容易了。如果出了问题，你到生产线上把它解决了，人人都夸你；可是如果你看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预防，别人八成不领情，因为他还没看到后果，没有那个危机感。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阻力。

我最佩服L的，就是他改变别人观点的本事。他很善于交流，包括与各种人的交流。我们公司的总工程师，其实不是个技术职位，而是个管理职位；他们通常学历并不很高，大学毕业吧，但是负责一款车的开发、生产，责任大，手上的财政预算也大，重要的决定由他们作。和他们谈的时候，L从不用高深的术语，而是用高中生就能懂的道理来解释技术问题，同时强调稳健设计的好处，比如成本低、质量高、客户会更满意、市场会更欢迎等等，争取他们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到了工厂，和装配线上的工人们交谈时，L除了用浅显的例子来解释他的想法，还常常会采纳工人们的意见。他和工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是谁在“教”谁。只有和技术人员交流的时候，L才使用技术语言；而且也是深入浅出，从不故弄玄虚。

L尊重别人，善于观察别人，读懂别人的心理。他会根据对方说的话和表情、动作这些肢体语言，推测对方的立场，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去说服对方。无论和谁对话，他都是平等相待，与人为善，从不居高临下。他走到哪里都能交朋友，别人尊重他，却不会敬而远之，而是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亲近。性格的魅力，使他很有说服力；别人喜欢和他合作，愿意听他的指导。

对于我们这些“弟子”，L不像个主管却像个教授。他想让我们做什么，并不直说。而是先和我们聊天讨论，说有个什么问题，挺有意思，挺有挑战，他觉得可以如何解决等等，引起我们思考的兴趣。然后再问“你想不想做这个课题啊？”到了那会儿，我们多半会说“想！”假如我们没答应，也会告诉他不答应的理由；过一天他又会来找我们，修改了他的想法，看能不能说服我们。我们几个弟子，就这么被他“宠”坏了；后来遇到不那么“民主”的老板，都很想念L。

第一代华人移民从小没在美国长大，说英语一般都有“乡土气”，“中国英语”的口音很重。很多华人把交流的困难归咎于自己英语不好。L的英语也有很重的口音，但是他与人交流从来不是问题。他说有一个演讲专家曾经告诉他，有口音不一定是坏事；独特的口音也许会让别人的印象更深呢！关键在于有没有道理、表达得是不是清楚。英语不好，就别呱呱呱地乱讲，要想好了再讲，言之有物、有理。“宁愿想得比讲得快，不要讲得比想得快。”有次公司开大会，一个口齿特别利落的美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半道上张口结舌，接不下去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场。L的评论就是：“他的嘴比大脑动得快！”

我们那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靠几个人是不能都做的。L教我们如何选择课题。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做这个课题难度高不高？收益大不大？难度高但收益大的课题，要花很多精力，但是做好了能解决大问题，L把这样的课题比作有大志的“雄鹰”；难度不高但是收益大的，好像“奶牛”；难度高、做成了收益并不大的，是傻傻的火鸡；而不难做、可做出来没啥收益的，就像无事忙的狗了。他建议我们多做“奶牛”，也可以做一个“雄鹰”。重要的是别去做火鸡！

L的这张形象之极的图，传遍了办公室，大家边笑边说好，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所幸的是，对于自己的课题，我一直有选择的余地；这“选题图”可是没少用，呵呵！

《回旋镖》（3）希腊：国家搞垮了银行

在希腊，系统性的腐败造成了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把国家经济拖到了破产的状态。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二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0年。 - 风铃

—————————————— 

希腊阿瑟斯山（本图转自互联网）

我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那天，离下一次骚乱暴动还有整整一周。几天之前，德国的政客们公开建议希腊政府拍卖岛屿，再加上些古代遗迹来还债。希腊新上台的总理紧接着出来反驳，说他没有这个“卖国”的计划。信贷评级公司穆迪刚刚下调了希腊的债务等级，到了“垃圾债务”的级别（就是说，谁买希腊的国债，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很大）。这在短期内倒不是问题，因为欧盟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已经同意出手救助，借145亿美元给希腊这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从财政上说，希腊短期内是别的国家在负担。

这还算好的；要是看长期的形势，那还要严峻得多。除了已有的4000亿美元的国债，财政部刚刚发现，希腊的退休金短缺了8000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希腊人的身上，是25万美元的亏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字，真实情况肯定更糟。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的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调查情况，简直不能相信希腊人是怎么算账的。他们只知道政府同意花多少钱，却不知道真正花掉了多少。别说比不上新兴国家，简直就和第三世界差不多了。”

过去的12年中，希腊国营部门的工资总数净增了一倍（扣除通货膨胀之后），还不算公务员们收的贿赂。国营行业的平均工资是私营行业的三倍。比如，国家铁路一年的收入是1亿欧元，发出的工资却有4亿欧元，再加上3亿欧元其它的开支，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而铁路职工的平均年薪却高达6万5千欧元。20年前有人指出，就是用出租车来运这些旅客，也比让他们坐火车要便宜；至今还是这样的情况。再比如，希腊的公立学校系统效率极差；在欧洲国家中，芬兰的教育质量最高，希腊最低，可是希腊学校的师生比例却是芬兰的4倍! 希腊人如果送孩子上公立学校，都得另外花钱给孩子找家教补课。希腊有三家国营军工企业，一共欠了几十亿欧元的债务，还有与日俱增的亏损。在希腊政府定义的“艰苦行业”中，男人55岁、女人50岁就可以退休，从国家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这些“艰苦行业”包括理发师、广播员、餐馆服务员、音乐家等等。希腊的公共医疗系统，花在采购物品上的钱远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花费；一个希腊人告诉我，医生护士下班的时候，胳膊下夹着纸巾、尿布、或其它能够家用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

浪费和盗窃的分界在哪里，根本就说不清；两者互相掩盖，又互相依存。比如说，希腊人公认，只要是给政府做事的人，就是要收贿的。到公共医疗诊所看病，就得要贿赂医生才能看得好。从政府部门退休的人，通常都买得起数百万美元的别墅，外加两、三套乡村度假房。

奇怪的是，这些弊端都不能怪到希腊的金融机构头上。希腊的银行一直很守规矩，做传统的储蓄业务，没有买美国的次贷衍生债券，没有放款放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也没有给自己发高薪；这在欧洲的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希腊银行最倒霉的，是借给希腊政府300亿欧元，被政府挥霍浪费掉了。在希腊，是政府搞垮了银行。

到雅典的第二天一早，我去见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诺。他的任务是整理这一堆混乱的财务账目。部长随行中有六个看上去忙乱疲惫的女子，替他安排日程，但他还是迟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之多。部长很开放、友好，脸刮得干干净净。和大多数希腊上层的头头脑脑一样，他看上去不像希腊人，倒像是安格鲁民族的。

这位部长2009年10月上任时，希腊政府财政赤字的官方数字是GDP的3.7%。 两个星期以后，这个数字被修改成12.5%，后来的实际数字是14%。 作为财政部长，他得向外界公布和解释这个百分数。“上任的第二天，我把总会计室的人集合起来查账，那真是个发现的过程。”每天都会发现大笔漏算的赤字，比如每年有10亿美元的退休金开支不知怎么从来没上账，大家都假装没这笔开销；个人退休基金的短缺不是3亿而是11亿欧元，诸如此类的错误。“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要问‘全在这儿了？’他们会说‘是的’；可等到第二天早上，又会有个人举手说，‘部长，这儿还有1亿或是两亿欧元的亏空。’”

如此持续了一个星期。发现的漏洞包括许许多多假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财政部长告诉我，“农业部私下建了个单位，招了270个人，去搞希腊农田的数码地图。问题是这270人中没有一个是搞过数码摄影的，他们真正的职业是理发师之类。”

最后算出来的赤字，远不是原先报的70亿欧元，而是300亿。怎么会差得这么大？因为到那时为止，没人在算账。“我们没有议会财政预算委员会，也没有独立的统计服务。”部长解释说。—— 执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造个数字就是了。

财政部长说，“这不是简单的报账、算账的错误。2009年是选举年，所有的收税人员都奉命停工，不收税。”

“什么？”

部长笑了，“政府在选举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回税务员。”

花销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政府的收入。希腊一家大报的编辑曾经告诉我，税收部门不但腐化得包庇偷税漏税，而且牵涉到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的行当。只有几个税务员对此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愿意接受我的分别采访。他俩都是因为举报同事受贿帮助逃税而被降级，被调离税收第一线。

第一位税务员告诉我，除了政府发工资时扣除的税收，大多数希腊人都在逃税漏税，包括一年赚几百万欧元的整形外科医生。因为年收入不到12000欧元的人不需要缴税，希腊有三分之二的医生，申报的年收入低于这个数。“逃税成了一个文化特征，希腊人从来没学会缴税，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违反税法而受惩罚，——逃税，就好象绅士没有为女士开门，算不上什么罪。”问题不是没有税法，而是没有执法；“假如把逃税的医生依法判刑坐牢，那么你就找不着医生看病了！” 这个税务员说。逃税的人，假如被税务员发现，他们可以贿赂税务员，求得通融；实在不行上了法庭，那官司没有十年八年也结不了案，所以人也不告了。既然没有法律的惩罚，那谁还去缴税？希腊的经济活动中，有30% - 40%是在税收体系之外；而欧洲总体只有18%的经济在税收体制之外。

最简单的逃税方法是收现金，不开收据；而最容易的洗钱方法是买房地产。希腊没有全国统一的房产登记，换个地方买房子，就能躲过查询。

因为收税难，希腊政府更加依靠房产交易税，按房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数来收税。希腊人照样有对策：贿赂房产价格评估人，把价估得低低的，按这个低价缴税。希腊议会的300个议员，每一个都谎报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以逃税。从外表上看，希腊的方法仿效了先进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全民作弊的机制，而且还养了庞大数目的税务员。

和我交谈的第二个税务员带来了一大叠报表，都是他经手的希腊企业逃税的例子。他说希腊的公司常用这几种方法逃税：根本不正式成立公司；用假发票假造公司成本开销；对税务员行贿；等等（听上去很熟悉吧？）

我在希腊听到太多类似的例子，到后来都麻木了；逃税的规模之大，用进去的心思之多，都是令人震惊的材料。别说能写一篇文章，连一个图书馆的书都能写了。

希腊的体制，不但“被腐化”了，那体制本身也能腐化人。希腊人彼此没有信任；对于“成功”的人，他们都认定那人一定作了弊，贿赂了官员政客，或是谎报了财产收入，或是逃了税。希腊人只能相信和依靠他们自己和家庭。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社会是恶性循环的：说谎、偷窃的流行病使得任何社会文明都成为不可能；而社会文明的崩溃又更加助长了说谎、偷窃的行为。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腊的利率多数时候都比德国的利率高10% （比如，德国利率4%时，希腊为14%），这是因为希腊国债被投资机构认为风险较大。那时希腊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房屋贷款。当然希腊人希望得到和北欧国家相同的金融待遇。在90年代后期，他们的机会终于到了：废除他们自己的货币而使用欧元。但为了进入欧元区，希腊必须满足一系列要求。具体地说，政府的财政赤字必须低于GDP的3%， 通货膨胀率必须控制在和德国一样的水平。2000年，经过紧张的运作，希腊终于“做到”了。为了让账面上的财政赤字降下来，希腊政府把各种开支从账本上消除，包括退休金、国防开支。为了降低账面上的通货膨胀率，希腊政府玩了很多花样，包括把税收从价格中扣去，冻结水电的价格，在物价抽查的时候用便宜的食品代替贵的食品，等等，伪造了统计数字。当时外界就有人指出，希腊政府公布的数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难以相信。

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从此它的国债就有欧洲央行作后盾，可以用德国那样的低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借钱。为了继续满足欧元区的要求，希腊政府要接着谎报数据。2001年，美国一家投资银行Goldman Sacks从希腊政府那儿拿了3亿美元，替它“做账”，让巨量的国家债务从账面上消失。Goldman Sacks还教会了希腊政府各种窍门，把将来可能有的彩票收入、高速公路的收费、机场着陆费、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答应借给希腊的钱，都统统证券化。换言之，把希腊政府将来的收入换成现在能用的钱，寅吃卯粮了。

这个谎越撒越大，直到2009年希腊政权换马，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盘点国库，才发现钱少了；没办法，只好向外界摊牌：“我们算错了，少算了赤字和通货膨胀”。消息一出来，不但希腊犹如破产，凡是买了希腊债券的投资机构都倒了霉，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几家大银行。希腊的信誉一落千丈，借债、付款都很困难。希腊需要进口许多物品，没有信誉，如何进口呢？

国际货币基金和欧盟央行虽然可以向希腊提供贷款，可那是有条件的；希腊必须同意财政紧缩，削减开支，表明他们有能力还账才行。这是一副苦药，希腊人不肯推迟退休年龄，不肯减工资，不肯失去既得利益，于是罢工、上街暴动、烧毁建筑、阻止游客，一时间希腊成了混乱之国。

在这个风暴的中心，是一起牵涉到希腊有名的古寺庙“瓦特派第寺”的丑闻。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在拜占庭时代就有了。它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瑟斯山的悬崖边，脚下是深蓝的爱琴海。这个寺庙年久失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帮年轻的僧侣来到瓦特派第寺，“经营”起一个庞大的产业，找来巨款，修复寺庙。为首的“伊夫然神父”很会结交政府官员，接受他们的忏悔，代表上帝宽恕他们的良心，换来这些官员的赞助。

瓦特派第寺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封地”，遍布希腊和土耳其；后来产权都被政府收去了。伊夫然神父居然神通广大，找出一张古老的地契，从希腊政府那里拿回来一个湖；这个湖的价值虽然不大，却几经周折和政府换来了73块非常值钱的房地产。然后又让政府重新划区，允许寺庙的房地产公司在那里开发，建成别墅卖出。这么一转手，瓦特派第寺就赚了10-20亿欧元。

瓦特派第寺庙（本图转自互联网）

这件丑闻，引起了希腊人的愤怒，不约而同地拿寺庙当出气筒。因为有高层官员的卷入，当时的政府只得下台，由社会党接任。

按照伊夫然神父的解释，“聪明人适应形势，傻瓜才坚持己见。”寺庙可以卖“上帝的宽恕”，只要有人买他们就可以卖。“要不然我们寺庙怎么能生存了一千多年？”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也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腐败。

我离开雅典的前一天，希腊议会辩论通过了一个法案，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政府发的退休金，缩小国家经营的产业。希腊总理公布了这些措施，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要求，而不说是希腊议会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希腊人也许更能接受外界的呼吁。换句话说，希腊人放弃了真正的自治。

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作人员上街抗议这个法案，他们是希腊版的“茶党”：受贿的税务员们，不教书的教师们，年年亏损却享受高新待遇的铁路职员们，国营医院里拿回扣高价进货的人们。他们编成方队和防暴警察对抗，希腊总理说，“他们要见血。”5月份曾经有三个银行职员被暴动的人烧死，其中一个是怀孕的妇女，只因为他们没有加入罢工。警察看着暴乱者放火烧人，却没抓一个。当这三人被烧死的时候，街上的暴乱者高喊“活该”。其实希腊的银行是最无辜的。如果还有公正，应该是银行的人出去游行，抗议希腊社会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才对。

因为罢工和抗议，机场关闭，码头禁止游船下客，本来可以为希腊赚钱的旅游业大受损失；私营企业的职工，如果不加入罢工，就像那三个被烧死的银行职员一样有生命的危险。雅典所有的餐馆和店铺都只好关门。

在金融市场，气氛是同样地紧张。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希腊会不会破产？就是说，希腊政府欠的债会不会还？还吧，希腊经济承受不了，无异于杀鸡取卵；不还呢，希腊政府信用尽失，所有希腊银行会立即破产，国债利率将会很高，同样是沉重不堪。（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希腊政府承认还85%的债，也就是说1块钱还85分。）

但更加严峻的问题却是：希腊人的道德体系、社会诚信，一旦失去，还能重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