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镖》(1):解读欧洲金融危机



你见过“回旋镖”吧?扔出去的飞镖嗖嗖嗖地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你不知道这是个会自个儿找回来的利器,指望它击中远方的目标,那一定会瘁不及防,被它打个正着。

美国作家麦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书《回旋镖: 新第三世界游记》(The Boomerang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20119月出版),用回旋镖来比喻本次欧洲金融危机的成因。等您听我介绍完毕,就会理解这个比喻是多么贴切。全书共分五章,分别考察了冰岛、希腊、爱尔兰、德国以及美国的加州。书中解剖的泡沫现象和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现状,在作者看来,可与“第三世界”相比。
Michael Lewis

别以为作者只会指责他国。他在2010年出版的纪实性《大空头(The Big Short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中,已经详细地解剖了由次贷引起的美国金融危机,描写了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投资人和华尔街金融大亨们之间的博弈。那本书连续28个月在最畅销书的榜首,中文版也将上市,如今正在被拍成电影。

您不妨将《回旋镖》看成是《大空头》的续集。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悲剧如何在欧洲改头换面地上演,以及美国经济下一步的聚焦点。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泡沫和泡沫,尽管都是泡泡,形状颜色和制材却不一样。(假如都一模一样,那人类也太蠢了,呵呵!)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 社会与金融制度都不同,那吹出来的泡泡,也就各式各样了。相同之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没有泡沫,而最后都会破灭。
概括地说:
冰岛,是银行把国家拉下了水;
希腊,是国家把银行拉下了水;
爱尔兰,是它不想再像爱尔兰;
德意志,是它想更像德意志;
加州,是寅吃卯粮,正在缩减开支。
《回旋镖》以游记的形式写成。不过,这不是一般的游记:作者接触了各种人物,包括国家政要、货币交易员、税收官员、卷入舞弊事件的僧侣、房地产开发商、受财政削减影响的消防队员等等,从当地的体制、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寻找金融泡沫的深层原因。因为曾在华尔街工作,刘易斯对金融系统的运作极为熟悉。他幽默的文笔,让故事读起来轻松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称得上深入浅出。
限于篇幅,我只能松散地节译原书,夹叙夹译,希望能保留一些原作者的文风。
请诸位耐心,待我一篇篇道来。

放下身段的音乐家



底特律交响乐团在美国一直排名不错,让本地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引为骄傲。可三年前的金融危机,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我们这儿的汽车工业受到重创,失业率飙升,老百姓和公司一样,开始缩衣节食。音乐会的上座率成了问题,大笔的捐款就更难筹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票卖不出去,音乐家们岂不要饿肚子?
“阶级矛盾”就在这时候暴露啦。交响乐团的董事会要求削减支出,从七十多岁的指挥开始,每人减薪20%。可是演奏者们不干。在美国,音乐家也是有工会的。工会和董事会谈判,谈了一轮,破裂;歇几天再谈,再破裂;如此N轮。我每天早上的闹钟一响,放的是本地新闻;隔阵子就会听到“又谈崩了”的消息。我和老公都喜欢古典音乐,那会儿虽然自身的工作朝不保夕,可还是不忍心看着好端端的一个乐团散伙。我心里嘀咕着,“减20%工资总比失业好吧?别那么宁折不弯行不行?”
约莫谈了大半年,终于有一天,早上的闹钟说“谈妥了,某月某日起,将恢复演出。”咱不知道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什么样的,反正是替他们松了口气。
接下来,开始收到乐团的广告,说他们开始走出音乐厅,到本地各区为观众表演。演出的地点,有教堂、文化中心、中学礼堂,分布在郊区各地,每周一场,节目也都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经典,票价当然比在音乐厅的便宜。
上星期天下午,正好有一场在附近中学的演出,我们一家人就趁着风和日丽的天,去听了音乐会。中学的礼堂不大,容量约莫一千人,座无虚席。观众大多数是中年以上,有些老人还是扶着助行器来的。我猜想,要不是方便,他们是不会常去音乐会的。
看中这一场,是因为曲目中有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皇帝”这个题目是后人给起的,并不是贝多芬的本意。从纯音乐的角度来说,它表现的是钢琴和乐队之间,从“斗争”到“和谐”的故事。弹钢琴的叫罗伯特.勒万(Robert Levin),60多岁;他的演奏让我听得忘乎所以,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咧嘴,稀里哗啦。
不过勒万先生最拿手的是即兴演奏;不是随便弹弹的即兴,而是模仿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风格,按古典音乐结构弹出来的即兴。他说,“在莫扎特、贝多芬的年代,所有的音乐会,都少不了即兴演奏。 可如今,音乐家们演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几近完美的;你听不到即兴演奏了,因为对演奏家来说,即兴的风险太大。—— 不过今天中场休息以后,我要为大家即兴表演。
“你怎么知道我是即兴演奏,而没有事先的准备呢?很简单,你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有兴趣的朋友,请你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拿张纸条,写上两小节你认为和贝多芬的音乐相近的旋律。我会从你们的纸条中选几个,即兴演奏。”
下半场开始,果然有人递给勒万先生一盘子纸条。他随便拿了一张,弹了出来,说“可以”;问是谁写的?观众中有人答应,于是大家为他鼓掌;用同样的方法,勒万又拣了两条。三张纸条铺开在钢琴的乐谱架上,勒万先生坐下开弹。
三个不同的旋律,六个小节的乐谱,被他颠来倒去、变调变格、加快减慢、妙手生花,弹出来一段5分钟的古典音乐,博得了满堂喝彩!
回来一查,原来勒万先生也是作曲家,尤其是对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有研究。胸中底蕴,手下神采;难怪那美妙的音乐会像春水一样从他的指间流出!
Robert Levin (图转自互联网)

两小时的音乐会,听得很过瘾。虽然舞台小些,音响效果差些,可音乐家们的演奏是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因为他们放下了身段,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有机会就近欣赏,同时又解决了乐团的生计问题,也算“双赢”了。
我不知道如今全美国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在经济复苏无力、失业率仍在8%以上的情况下,古典音乐会这原本就“阳春白雪”的艺术,生路是更窄了。这样的放下身段,从负面看是降低了档次;但从正面看,又何尝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管别人怎么想?》(4):科学的价值

这是费曼最雄辩的公开讲演之一。我这里只是松散的摘译,略去了约一半的内容。另有别人翻译的全文,见帖尾的链接。


理查德.费曼(诺贝尔奖得主)谈科学的价值 
(沙漠里的河,摄影:Adriana Franco)

常常有人向我建议:你们科学家应该多想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更负责地考虑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般人似乎相信:只要科学家们肯放弃捣鼓那些无关紧要的科研,多琢磨琢磨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能成功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可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也在考虑那些社会问题,只不过没有全力以赴 ——因为我们知道,社会问题比科学问题要复杂得多,而我们科学家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魔法,做不出什么成果。我想,一个科学家看科学以外的问题时,并不比一般人聪明 ; 他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听上去也和外行没什么两样。“科学的价值”这个题目本身不是个科学问题,所以我今天的讲话就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这一观点。

科学的第一种价值是广为人知的,那就是科学知识让我们能做各种事,造各种东西。当然,科学知识可以被人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到底该怎么做,这指南并没有跟着科学发现一起到来。科学的力量当然是有价值的,可如果用得不合适,这价值会被抵消。

我有次去夏威夷蝉香山旅行,参观了一个佛教寺院,遇到一个长老。他给游人介绍了一些佛教的宗旨,然后说,“我要讲几句你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的是一句禅理:

“每个人都有一把进天堂之门的钥匙;可这把钥匙同样也能打开地狱的门。”

那么,这钥匙的价值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知道哪扇门通到天堂,哪扇门通到地狱,这钥匙是很危险的。可这钥匙也还是有价值的吧,没有它,我们怎么进得去天堂?如果没有这钥匙,去天堂之门的指南是没有价值的。显而易见,虽然科学有可能对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具有某种用途。

科学的第二种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智力的享乐。 喜欢琢磨科学问题或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能享受这种欢乐。这很真实,也很重要,而且是被那些让我们去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所忽视的。
我要强调的,是建立在科学探索上的人类宇宙观的价值。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东西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诗人和梦想家们。大自然的想象力,远远地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比如,我们被一种神秘的吸引力黏在一个巨大的球的表面,且一半的时候是头朝下;这球已经在空间旋转了数亿年。而古人认为,我们脚下是一只立在乌龟背上的大象,而那乌龟在没底的海里游泳。相比之下,古人的想象是多么贫乏!

人类的知识越多,就越有更深、更神秘的事诱惑我们去探索。我们从不在意那探索的结果可能令人失望,总是带着快乐和信心,去寻找那些难以想象的奇异,而找到的是更多的问题和神秘 —— 这绝对是伟大的探险之旅!不在科学领域的人们,很少有这种特殊的近乎宗教式的体验。诗人们不为此写诗,画家们不为此作画。我不懂这是为什么,难道没有人从宇宙的图像中得到灵感吗?

我们会在报纸上读到这类的话:“科学家说,这个发现对于治疗癌症很重要。”这报纸只对一个科学发现的用途感兴趣,对那发现的本身却没有兴趣。很少有人能理解那个发现本身的重要性。可能的例外是,这个发现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一个儿童如果被科学吸引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科学家。假如等到他们上了大学,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向儿童们讲解科学。

我再来讲科学的第三种价值。科学家们经常体验着无知和怀疑,我相信这种体验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在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有了一些直觉的猜想,但还没得到证实以前,他不确定的;当他相当确信会有什么答案时,他是怀疑的。要想让科学进步,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无知,保留怀疑的余地。科学论述的每一句,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 有很不确定的,也有几乎确定的,却没有绝对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此习以为常,“无知”并不奇怪,“活着”和“不确定”可以共存。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怀疑的自由”,是科学的早期经过反对权威的挣扎而产生的;那是一场极其深刻而剧烈的挣扎。“怀疑的自由”就是允许我们怀疑,允许我们持有不确定的态度。我认为,重要的是别忘了那场挣扎的意义和教训。这是科学对社会的一个责任。

人类的历史还刚刚开始,可以理解我们面对着很多的难题。人类还有数万年的未来。作为尚为幼年的无知的人类,我们的责任,是做我们能做的,学我们能学的,改进我们的答案,传给后人。我们有责任不去束缚后人。假如我们认定人类已经找到了答案,压制所有的讨论和批评,从而让后人被权威的锁链长久地禁锢着,让他们的思想受制于我们今天想象的极限,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后代就会被长期地约束而没有长进——历史上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先例。

作为科学家,我们懂得承认无知对于进步的重大价值,懂得自由的思想才能结出进步的果实。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告这种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是惧怕这种怀疑,而是欢迎怀疑,讨论怀疑。我们还要责无旁贷地要求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坚持拥有怀疑的自由。
科学最伟大的价值,是怀疑的自由。
参考:

中文全文译本:http://xxkx.cersp.com/LLQY/200811/4695.html

《你管别人怎么想》(3):航天飞机事故调查



1986128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出事:起飞73秒后就爆炸了,六个宇航员和一名女教师全部殉难。在美国,这是个极大的事故。当时在任的里根总统任命了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事故的原因。费曼是其中之一。
 “挑战者号”爆炸

接到邀请,费曼的第一反应是推辞,因为他从来不愿参与政府的工作。可这次,大家都劝他为了国家大事牺牲一下自己的意愿。他的妻子对他说:“你要是不去呀,那一定是12个人集体看看这,看看那;你要是去呢,那就只有11个人一起看这看那,还有一个人到处去调查,做侦探,提问题。这样的事非你不成。”费曼这才下了决心,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准备100%地投入调查工作,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杀6个月”。
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尼克松当总统时的国务卿罗杰斯,副主席是登上月球的第一人阿姆斯特朗。12个成员中,有宇航员、律师、将军、教授,不过每个人都至少有理工科的大学学位。 和中国关起门来搞调查的传统不一样,在美国,这类调查都要求公开透明。每个成员收到的有关信息,必须写成报告让其他成员知道;一旦有重要的发现,就要开记者招待会发布给公众;许多听证过程也是公开的。这样的调查,就好象把福尔摩斯和11个人捆在一起,让他们一起破案,而且每一个动作都要和大家一起做,每一个证人都要大家一起问讯一样。对费曼来说,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低效率。他恨不得马上就到航天基地去了解第一手资料,找出原因。可罗杰斯是个当官的,不是个搞科学的,对费曼的要求处处制肘,怕他“失控”,造成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费曼可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人人都知道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意见,罗杰斯即使不答应也得转个弯打个圆场。
长话短说,费曼虽然从来没有研究过航天飞机,几天之内他就从有关技术人员那里弄懂了航天飞机部件的功能、原理,怀疑是右侧推进器的橡皮密封圈漏了,让高温气体冲到燃料箱,引起了爆炸。这密封圈是橡胶做的,而它要密封的接缝却是金属的。火箭点火以后,温度迅速升高,金属急剧膨胀,需要密封圈也跟着膨胀,才能封得住;这变化的过程只有几个毫秒,也就是百分之一秒都不到。橡胶材料能做到吗?生产密封圈的厂家说不合适这么用,可航天局认为可以;用了以后,每次发射时密封圈都有点漏,只是不严重,没出大事。可为什么这次不行了呢?
有一个航天局的工程师,注意到出事当天的天气特别冷,觉得可能会影响橡皮圈的密封功能。可他自己怕丢了饭碗不敢说,就告诉了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将军;那将军又提醒了一下费曼,说“那天的天气冷,会不会有点关系?”费曼一想,有道理!恰好他们有一个航天飞机的模型,费曼用模型上的密封圈自己先试验了一下,胸有成竹了。
那天是公开的听证会,由有关人员接受委员会的询问,当然有很多记者采访。费曼要了杯冰水,把模型上拆下的橡皮圈用钳子扭住,在冰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对大家说:让我们来看一看,我把这橡皮圈拿出来以后,它多久才能恢复原来的形状。众目睽睽之下,几分钟以后,橡皮圈才开始慢慢恢复原状。散会以后,记者们纷纷采访费曼,让他解释这其中的道理。尽管罗杰斯没把费曼的演示当回事,第二天全美国的大报都在头版登了费曼的发现,而且记者们解释得都很内行!费曼博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费曼演示密封圈在冰水浸泡后失去弹性
从那以后,委员会开始“事故重建”,一步步地推论证实这密封圈的泄漏引起了什么,然后又引起了什么,如此这般。费曼觉得这毫无意义,他更感兴趣的是,这密封圈一直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和纠正?航天局的管理、文化方面有没有弊病?
尽管罗杰斯不赞成,费曼坚持留在肯尼迪宇航中心,到工程师和工人们中间了解情况。真相是,发射的前一天,因为气温特低,有几个关键的工程人员认为密封圈可能会出问题,不赞成在那样的低温天气发射;但是管理层否决了他们的意见,坚持按原定计划发射。对于过去已有的密封圈问题,他们用了错误的方法去评估风险。没有去改进设计。
费曼从密封圈的问题想到了发动机:发动机的可靠性究竟如何?航天局的高层一口咬定,发动机的故障率只有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发射一次,三百年后才会出一次故障。这是难以置信,也是不可能证明的!咱是干这一行的,知道就连汽车,你都不可能做那么多的实验来证明,别说航天飞机了。
费曼又请具体搞发动机的人来估计它的故障率。他们有的说百分之一,有的说三百分之一,有的说不知道,…, 反正没一个说是十万分之一。费曼问:那个十万分之一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调查的结果是,凭空想象的。因为航天局的经费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为了批准就要保证经常发射,为了经常发射就不能坚持太高的标准,结果可靠性的标准一再降低,可又不愿被人看出来降低,就造出一些数字来“忽悠”国会和大众。
接下去,费曼又到休士顿的宇航中心去调查航天飞机控制软件的可靠性。在那里,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航天飞机的软件是很可靠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费曼调查的结果写成了报告,却被罗杰斯挡住了。先是说不能放在报告的正文,只能在附录里;后来又删来改去,面目全非,连费曼自己都快不认识了。费曼坚持要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准备自己出版他的调查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杰斯作出让步,将费曼原来的版本收进附录。不过,因为附录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出炉,到那时茶也凉了,老百姓的注意力不定又转到哪里去了,所以费曼还是自己公布了他的“可靠性”调查报告。
他的观点是,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权衡利弊,决定航天项目的投资规模。不能因为要保住宇航项目就欺骗人民。
最后的一场争执,是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大家同意写的有9条,可是罗杰斯硬要再加一条,“委员会强烈支持航天局继续开展他们的宇航计划”等等。费曼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调查事故原因,而不是决定美国的航天政策;再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包含航天局的政策内容,因此不能作这样的“建议”。罗杰斯骗费曼,说别的委员都同意了,他得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费曼一问别人,根本没那回事。费曼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他不在报告上签字。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这一条不作为“建议”,而是改成弱一些的措辞在结语中提一下。
费曼那时已经和癌症斗争了八年,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只争朝夕、执着认真、忘我奉献、坚持原则的科学家,令人感佩!
调查大事故从来都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从来都牵涉到某些人、某些集团的利益。咱们中国,多么需要像费曼这样坚持真理的科学家!

《你管别人怎么想?》(2):科学家的摇篮

本想大致地介绍一下这一篇,可是原文太精彩,舍不得分割。现在这样,是松散的节译,只减去了几个无关紧要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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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的性格:科学家的摇篮
—— 作者:理查德.费曼(节译)



我有一个艺术家朋友,他有个观点我不敢苟同。比如他拿着一朵花说,“看看,多美!”我会表示赞成。然后他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能欣赏这花的美丽;而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会把它拆开来研究,多没趣。”我觉得他好没道理。
首先,我相信他所说的“美”别人也看得到,包括我。尽管也许我的审美能力没他的高,对花的美丽还是能欣赏的。而且,我在花上看到的比他多得多。比如我能想象出花的细胞的美,美丽除了厘米级的,还有更小尺寸的。
花里有着复杂的细胞行为和过程。比如花朵进化到用色彩来吸引昆虫传递花粉,多有意思!连带地也有了一个问题:低级生物也有类似于人类的审美能力吗?这些因为科学知识而产生的种种有趣的问题,只会增加花的神秘,让我们兴奋和惊叹。对花的欣赏只会增加呀,我不懂怎么会因为有了科学的思维就减少呢?
我对科学一直是有偏爱的。年轻时,我几乎一门心思只在科学上,对人文学科没耐心学习。读大学时,尽管我们得修一些人文课程才能毕业,我还是能不修就不修。后来年纪大些也放松些,我才开始把兴趣铺开一些。我学会了素描,也读了一些书,不过我本质上仍然是偏向科学的,不是一个博学的人。我的智力有限,只用于某个方向。
在我出世以前,父亲就对母亲说,“如果是个男孩,他得当科学家。”我还很小时,父亲就带回来许多不同颜色的浴室小瓷砖块,和我一块儿玩。他把瓷砖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放在我坐的高椅子上,我一推,就整排地倒下了。
然后我就帮着父亲放“骨牌”。很快地,我们开始排更复杂的:两块白的,一块蓝的,再两块白的,再一块白的。母亲看到了说,“让孩子随意玩吧,他想放蓝的就放吧。”可父亲不同意,“我要让他看出花样来,让他知道这多有趣。这是一种入门的数学呢。”很早,父亲就让我知道世界的有趣。
家里有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小时候,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读给我听。比如我们读到一种叫rex的恐龙,“它有25英尺高,头有6英尺宽。”父亲会停下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如果它站在我们的前院,它的头可以伸到我们二楼的窗口,不过它的头太大了,进不了我们的窗子。”无论读的是什么,父亲都会尽量“翻译”成现实。
对我来说,想象着有一种动物那么大,又都死了,而且没人知道它们为什么都死了,那是件很让我兴奋、很有趣的事。我一点也不怕它钻进我的窗户。然而,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了“翻译”:无论读到什么东西,我都会试着搞懂它真正的意思,想清楚它想说什么。
夏天,我们那儿很多人家会到山里去度假。父亲们周末过去和家人在一起,过了周末再回纽约工作。我父亲周末会带着我到树林里散步,教我很多有趣的树林里的事。别人家的母亲们看到了,觉得很好,也想让她们的丈夫带着儿子散步。一开始,那些父亲们都不愿意。母亲们就想让我父亲带着所有的男孩子散步。可我父亲不肯,因为他和我有着特殊的关系。接下去的周末,其他家庭的父亲们只好也带着他们的孩子去散步了。
周末过去,父亲们都回了纽约,孩子们就在一起玩。有一个小孩问我:“你看,那是什么鸟?”
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于是说,“这叫棕羽画眉。你爸爸啥也没教你!”
可正相反,父亲已经教给我了:“看到那只鸟吗?是鸣鸟。”(我知道父亲并不知道那鸟的学名)父亲又说了一串那鸟在意大利叫什么,在葡萄牙叫什么,在中国叫什么,在日本叫什么。“你可以知道这鸟在所有的语言中叫什么,可还是没有关于那鸟本身的任何知识,你只知道人类给它起的名字而已。所以呀,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鸟在做什么 —— 那才是重要的。”(我很早就学到,知道一件东西的名字和了解那件东西,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鸟的嘴上总是粘着羽毛。你看到吗,它边走边啄自己的羽毛?”
“是啊。”
“鸟为什么要啄自己的羽毛呢?”
我说,“嗯,也许他们飞的时候把羽毛弄乱了,所以要整理一下。”
“好。如果是这个原因,那么它们刚飞完的时候会起劲地啄羽毛,歇了一会儿以后就应该不怎么啄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那么让我们来观察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
观察的结果是,刚飞回来的鸟和歇了一会儿的鸟,啄羽毛的次数差不多,看不出来有什么不同。我说,“我想的不对。那到底为什么它们要啄自己的羽毛呢?”
“因为它们身上有虱子,不舒服。虱子吃羽毛上掉下来的蛋白质屑屑。”父亲接着解释,“虱子的脚上又有蜡一样的东西,是螨虫的食物。但是螨虫消化不好,拉出来的东西里就含有一些像糖一样的东西,是细菌的食物。你看,只要有食物的地方,就会有某种生命靠它存在。”
如今的我知道父亲说的也许不是那么准确,那故事的细节不一定对,但那个内在的原理却没错。
还有一次,父亲摘下了一片树叶。这片叶子有点不起眼的缺陷,上面有一条C形的棕色线条,从叶子的中间延伸到边上。
“你看这棕色线条,起点很细,越到边上越宽。这是苍蝇在叶子上产了卵,那种黄眼睛、绿翅膀的蓝蝇。卵里生出了蛆虫,吃着叶子长大,一边吃一边留下了这条棕色线。蛆虫越长越大,吃得越多,留下的棕色线就越宽。到叶子边上,蛆虫就变成了苍蝇,飞到别的树叶上产卵去了。”
同样, 我知道父亲讲的细节不一定正确,也许不是苍蝇而是甲虫;但是他想对我解释的道理是:生命有趣的地方在于,这整个是为了繁殖后代。无论过程有多复杂,要点是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下去!
我没跟别人的父亲相处很多,所以那时没意识到我的父亲是多么与众不同。这些深刻的科学原理,对科学的热爱,科学背后的意义与价值,他是从哪里学到的?我从来没问过他,我还以为每个父亲都知道呢。
父亲教会我注意观察事物。有一天,我在玩我的小车。小车里放着一只球,我一拉小车,注意到球有点动。我去问父亲,“爸爸,我一拉车,里面的球就向后滚。要是我拉着拉着忽然停下来,球就会朝前滚。为什么?”
“没人知道为什么,一般说来,运动着的东西会继续运动,静止着的东西会继续静止,除非你使劲推它。这叫做‘惯性’。但是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是很深刻的理解。父亲并没有只告诉我“惯性”的名称。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用各种例子和我讨论,没有压力,只有可爱的、有趣的讨论。这些讨论成为我一生的动力,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都产生了兴趣(只不过我的物理更好)。
我被俘虏了——像一个人在幼年得到了一件神奇的东西,以后就一直想再找到神奇。我总是像一个孩子般寻找神奇,我相信会找到,当然不一定每次都找得到,但是时不时地就会找到。
比我大三岁的表哥,上高中时对代数很头疼,家里给他找了个补习老师。那老师教他的时候,我也被允许坐在角落里旁听。我听他说到x
我问他“你想干嘛?”
他说“我得求出2x + 7=15 里面的x是什么数。”
我说,“你是说4。”
他说,“对,不过你得用代数的方法来解,不能用算术。”
幸好我的代数没在学校学,而是用阁楼上我姑姑的旧课本自学的。我理解到,只要能解出x是什么数字,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行。对我来说,谈不上“算术解”或是“代数解”。代数只不过是一套规则,你不管懂不懂,就照着那套规则去做,总能得到解。这些规则只是为了让不得不学代数的孩子们能做出题来而已。

我们的图书馆有一个系列的数学书,《实用代数》,《实用三角》,等等。我13岁时,图书馆正准备进《实用微积分》。我从百科全书里知道了微积分的重要,觉得应该去学。
那本书终于到了,我很兴奋,找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借书。她看着我不解地问,“你这么小,要借这书干嘛?”
我被她问得不自在,少有地撒了谎,说是替我父亲借的。
书拿回家,我开始自学微积分,觉得学起来简单直接。父亲也读了,却觉得很费解难懂。我试着解释给他听。我没想到他的知识原来也有限;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学到的知识已经超过了父亲。
除了物理,父亲还教了我其它的东西;其中包括对某些事体的不敬。比如,我小时候,他会抱着我,给我看纽约时报上的照片。有一次,我们看的是罗马教皇的照片,他面前所有的人都在弯着身子行礼。父亲说,“看看这些人,一个人站着,其他人都在向他鞠躬。他们有什么不同吗?这一个是教皇,他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他穿的衣服不一样。不过,这个人和别人一样有他的问题,他也要上厕所,他也要吃饭,他也是个人。”(顺便提一下,父亲是做制服生意的,很知道一个人穿没穿制服有什么不同——对他来说,没什么不同。)
我相信父亲对我是满意的。不过有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他说,“你现在是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了,我有一个从来没弄懂的问题,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问他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知道,当原子从一个状态转成另一个状态的时候,会发射出一个‘光子’。”
“对。”
“这光子原先就在原子里面吗?”
“不在。”
“那么,这光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试着解释给他听,但是我解释得不够好。“就像我现在讲话的声音,我讲话以前是没有的。”
在这方面,我没能满足父亲。凡是他不懂的东西,我都没能解释得让他懂。所以他是不成功的:他把我送到那些大学里,去寻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他没找着。
尽管我母亲对科学很无知,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特别是她的幽默感。从她那里我学到:我们所能成就的最高形式的理解,就是笑与对人类的同情。

好书大家读(2):《你管别人怎么想?》


大儿子有次周末回家,带回了一本书《Genius(奇才)》。我问他内容是什么,他说是一个物理学家的传记;说了一个名字,我也没记住。他边读边感叹:“这种天才,解起难题来那么轻而易举,换个人一辈子也找不出答案。真让人羡慕死了!”想来是一个非凡的科学家吧?
隔天,我去图书馆拿回了几个月前订的 CD书: What Do You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你管别人怎么想?)》作者是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封底上介绍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1965年物理学诺贝尔奖的得主,这本书是他的半自传。一路听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1918年,费曼出身于美国纽约的一个犹太人移民家庭。21岁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24岁拿到博士学位。在二次大战中,年轻的费曼参加过美国的“曼哈顿计划”,研制原子弹;后来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他和癌症斗争了十年,于1988年去世,终年69岁。
除了对物理学的贡献,费曼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因为参与调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的原因,他的睿智善察和诚实正直让普通美国人为之倾倒。他身后留下了许多科学论著和讲课的录音、录像,至今仍是年轻人学习的教材。费曼为人风趣,文笔又很好,善于讲故事,而且平易近人,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想象中,听他讲课也是一种享受吧? 
虽然费曼研究的是理论高能物理,极其高深,可您不需要任何的物理知识,就能读懂他的《你管别人怎么想》。他说的故事,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有现实意义,会给人深刻的启迪。
书的前一半,收集了多篇短文。第一篇讲了费曼的父亲对他的“启蒙”。他父亲在一个制服公司当销售经理,不是教授、学者,却很善于启发孩子提问题、做“侦探”。他教给儿子的,不仅是“知识”,而且是思考探讨问题的方法和乐趣。费曼成为杰出的科学家,还得益于父亲对他灌输的“不要害怕权威”的观念。因为只有敢于质疑前人的观点,才能有创新。
第二篇,讲的是费曼的第一个妻子,中学时的恋人阿琳(Arline)。阿琳很美丽,可惜“红颜薄命”,得了不治之症,而且是传染性的;他俩知道她的时间有限,不顾众人的反对,结了婚,共同生活了五年,直到她去世。“你管别人怎么想”是阿琳喜欢说的一句话,也是费曼独立思考做人做事的原则。他俩的相知和完全的坦诚令人感动。
书的后一半,讲的是费曼 1986年参加调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失事原因的经历。他只用几天时间,就找出了故障的原因;几个月的调查过程,被他用来了解NASA(美国航天局)的管理、运作、上下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费曼对于“政治上”的花样不熟悉,也不妥协,用研究科学的态度认真地研究航天局的管理问题;他坦率、直接、实事求是,品格令人尊敬。从费曼身上,人们看到的,是真正的科学家的“脊梁骨”:为了公布真相,他不怕压力,也不受欺骗。和如今那些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原则的“学者”“专家”们相比,费曼的人格真是明净如皓月!
最后一篇是个大题目:科学的价值是什么?这样的题目,由费曼来讲才相配。
我和儿子通话时,向他推荐这本书。他笑说:“妈妈,这就是《奇才》写的那个人啊!” 呵呵!
我们一致的意见是:理查德 .费曼很酷
(上面提到的几篇,我将在续集中详细介绍。)

附录:

理查德·菲利普·曼生平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