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可以使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
—— 一位美国医生的话
母亲来到病房门外。门关着，玻璃上贴了报纸。她轻轻地推开一条门缝，看到六十多岁的护工老杨，后者赶紧向她摇摇手。母亲关上门，从报纸上的一个小洞望进去。父亲醒着躺在病床上，好像没大碍。母亲在门外等了一会儿，老杨出来说父亲昨夜还好，就是脾气大，谁都不合意，这会儿还是不要进去的好。母亲只好去找值班医生，打听精神病院会诊的事儿。
最先的征兆，是在父亲转院以后出现的。
我离开父亲的同一天，弟弟、弟媳回家接替我照顾父亲。两个星期以后，父亲的肺部感染好转，放疗也不再继续。因为大医院里人多病杂，怕他再交叉感染，母亲作主，把他转到离家近些的小医院继续恢复。
这次和我爸同病房的是个比他年长几岁的“三八式”，长期住在那儿。老人家心脏有毛病，但是健康状况比我父亲好多了，周末还能回家过。刚住进去的几天，父亲和他很谈得来，每次我打电话过去，他都说“老大哥很好，解放战争的时候打过几仗，比我的见识多，正好听他讲讲三大战役。” 住院很枯燥，有个能聊天的病友相伴是求之不得的。
谁知几天以后两个老人就闹翻了。我爸说是“三八式”晚上不关灯，他没法睡觉；弟弟说是那家的家属要开灯。父亲变得很暴躁固执，不肯和“老大哥”同房，但又不肯换病房，“我不搬，让他搬！”
人家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年，哪里能搬呢？而且“老大哥”一生气，心脏又不好，要去做心电图了。我们都劝父亲消消火，另换一间病房，可他就是不答应，而且一说就上火。这可不像是父亲，他平时和人相处是不计较的啊。幸好主任医生耐心，好说歹说，他才同意换病房。
但这并没有让父亲消气，他一会儿不肯吃药，一会儿又不肯吃饭，弄得护工没辙，我弟、我妈劝他也不顶用。幸好我弟媳顺他的眼，耐心地哄着他吃饭吃药，不管他说啥都不在意。“病人跟小孩一样，只好哄着他，顺着他”——贤惠的弟媳这么说。可我感觉到父亲的不正常，好像他的大脑忽然失控，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温文尔雅，不但绝对不发火，连说话也不高声。从前的邻居多年后还会和我说起：“你爸爸脾气真好，有涵养。” 79年右派平反以后，他和母亲复了婚，重新回到家里。那时我就觉得他的性格变了——不是对我，对我他总是好脾气的，况且我已经上大学了，难得回家——是对别人，包括母亲。他变得特别敏感，一件家常小事、一句无心的话，就能让他发火，“你拿我当什么人了？” “还想欺负我啊！” 好像家人在虐待他。为这事母亲没少伤心。我和她分析着，觉得这是父亲被“专政”多年留下的后遗症；几十年被迫低头认罪，动辄得咎，冤屈没处申，让他的心理极度压抑、不平。有血有肉的人，怎么可能还是好脾气？虽然平反了，那心病还要慢慢治；家庭的温暖是唯一的药方了。
就像《双城记》里的老医生从巴士底狱出来后渐渐恢复理智，这些年来父亲也慢慢地回到他自己；不是百分之百的恢复——二十多年的遭遇给他留下的烙印是磨不掉的——但那些最痛苦的记忆也许已被他藏得很深很深，轻易不会想起了，刚平反时的极度敏感也成为过去。近年来父母生活得平和快乐，是什么原因让他又变得脾气暴躁了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揪心：父亲不认我妈了！见到我妈他就皱了眉头：“你不要来了，我不需要你在这里。”我在电话里劝父亲，他居然说：“你妈妈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亲妈妈老早就没有了。你不知道真相，不信你去调查调查。” 天哪！我离开他的时候，爸爸的意识是模糊的；现在好像是清楚了，谁知却更糊涂了！
父亲不但不认母亲，而且还想着另一个女人。他好像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候，说他自己五十几岁，刚刚平反。“她爱我爱了八年啊，我那时戴着右派帽子，怎么好答应她呢？” “人家昨天来看我了，住在我这里呢。” “她说现在我平反了，问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和她结婚？” 父亲一再要我弟媳
“把毛笔和墨汁带来，我要签字结婚。”
我意识到父亲有幻听、幻觉，以为有个女人在他的病房说话、要和他结婚。这个女人是谁？是真有其人，还是父亲在“编故事”？我一肚子的疑问，和母亲通了电话。母亲的语气很平静：“是有个女老师，和你爸在一个学校。你爸爸平反以后她还来过几次，在我们家吃了饭的。” 母亲郑重地问我，“要不要去打听打听她在哪里，请她来看看你爸？”
父亲当年在农村中学监督改造时的“忘年交”张老师告诉我，那位女老师比我爸年轻十几岁，教语文的。她早已离开了那个学校，成了家、生了孩子。别说如今不知在哪里，即使知道，又哪能把父亲意识不正常时说的话当真呢？请她来有啥意义？我坚决地否定了母亲的提议，让她去申请精神病院的医生来给父亲会诊。
医生给父亲开了抑制狂躁的药，从很小的剂量开始，逐渐增加。精神类药物的疗效一般是因人而异的，谁也不知道这药对他有没有用，得等两三个星期以后才看得出来。假如无效，就要换药再试；假如都无效，那怎么办？朋友说老人住院后会有一段时间的错乱，但我爸的错乱是暂时的吗？在北京当医生的小姑姑说如今老年性精神病很多，他也是吗？假如是，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和弟弟弟媳都不能长期在国内，我爸又排斥我妈，对护工也会发火，以后谁来照顾他呢？
这悬念牵着全家人的心。说我爸错乱吧，他说话却是有条有理的：“我告诉你三条好消息啊，”一天早晨爸爸在电话里对我说，“第一，你爸爸和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打死了20万鬼子，我们自己只损失5000人。第二，你弟弟对我很孝顺，要跟我姓了。第三，你要有个继母了… ”
我听得揪住了心。
抗战时父亲正在上中学，带头跟两个日本老师捣蛋，赶走了一个，第二个也怕了他们，上日语课时就睁只眼闭只眼，随便学生干啥。也许父亲的内心深处一直想当个也曾是他的心病。“我和你妈妈复婚之前，去征求你奶奶的意见。奶奶说，我要是做不到把继子当成亲生儿子，那就不要复婚了。” 这次照顾我爸，弟弟的忍耐和孝顺让每个人称赞，“改姓”意味着我爸对继子完全的接受吧？
但是我要有个“继母”？我忍不住说：“爸爸，我妈活得好好的。你不是说这么大年纪还有发妻作伴是福气吗？记得不？” 爸爸愣了一下说：“她不是你的亲妈，我和她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最担心的是母亲。她有几十年的高血压，父亲生病后她常常失眠，体重已经减了十几斤。假如父亲完全是在说胡话，那还比较容易接受，当他是病人，不往心里去就行了；可是这样有条有理说出来的话，岂不是对着她的心扎过去？
父亲平反的那年，我上大二。收到他信的那个中午，我躲在帐子里流泪，心里五味杂陈。父母多年来受的苦难终于到了头，我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终于撤去，那种苦涩的欢欣，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到。但是接下去呢？父亲当然是单身，母亲那时已经和继父分居几年，两个家都破碎了。所幸我童年家庭的不完整被外婆外公的爱补偿，我已经走了过来；但是弟弟还小，他需要完整的家呀。
父亲的朋友于阿姨来学校看我。于阿姨也是右派，她对我爸很佩服：“你爸爸是硬骨头！文革中有人把他关起来，要让他承认自己是‘托派’，再交代别人是托派。你爸坚决不承认，打死也不咬别人。这个不容易的，有几个人不被屈打成招啊？” 于阿姨话头一转：“你父母熬过来不容易，我们这些老朋友都希望他俩破镜重圆，你要劝劝啊，他们会听你的意见。” 她说我父母正在考虑这事，两个人都面临选择，都下不了决心。其中的关键，是母亲和继父的婚姻。
母亲文革时被批判，说她还在等着右派丈夫翻案归来。自从第二次和我爸离婚后，她一直承受着再婚的压力；一方面来自她工作的单位，另一方面来自女儿。看着我在学校受的歧视，即使已经和右派父亲“划清了界线”也于事无补。也许，给我找个继父能洗掉一点“黑”，减轻一分牵连？母亲的心顾这顾那，左右为难。
她和继父结婚，是仓促的。那是文革的第二年，各地都分成了两派：“造反”的和“保皇”的。继父一样都不是，却被“保皇派”交了任务，陪着县长逃到外地，躲避造反派，这一逃难就逃到了我的家乡。他随身只带了洗换衣服，没粮票也没钞票，拮据窘迫。他也是离了婚的，这之前他和我妈认识不久。外婆看到他为人老实，又在难中，和我妈商量，催她办了结婚手续，让继父住到咱家。一年以后，我妈难产生了弟弟，继父却被关在外地，当作“五.一六”分子审查。
我的“黑”没能洗掉，母亲的婚姻却又走到了头。在继父终于调动成功、夫妻团聚以后，他俩性格上的冲突就都暴露了。我记得那时几乎每天家里都有争吵；不是那种大吵大闹，是说气话、是阴沉着脸、是压抑的气氛。继父老实，但是非常固执不会转弯。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个大难题：我最大，已经知道要为妈妈争气，不能让她被人数落“后娘偏心”，处处小心不要对继父带来的弟弟不公平。可我的表弟没那么敏感，继父的儿子又很顽皮，外婆管教他时难免有些偏心。芝麻小事，被这些复杂的关系折射后，都变成了大事，让母亲无处逃遁。他俩的关系越来越僵，终于分居。
我父亲的平反，就发生在这时。
于阿姨让我劝说父母“破镜重圆”，我思前想后，觉得这件事还得他们自己拿主意。我流着眼泪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信写成了叙事诗，从我的角度回忆了他们的聚散离合。虽然文辞粗糙，情感却是真挚的。我没有说希望他们复婚，只说“这不是个人的恩怨”，“愿天下的父母不再有你们的痛苦，愿天下的儿女不再有我的童年，” 祝福他们晚年幸福。
信发出几天以后，父母决定复婚。我知道，这是个很难的决定。我爸得理解我妈，我妈得信任他的理解。这种理解会在接下去的岁月里经受无数次的考验。让这样一片残破的镜子重圆，谈何容易！
三十多年了。我相信父亲尽了最大的努力理解母亲，尽管他有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于母亲那段婚姻的纠结。在他理智的时候，父亲完全同意我的观点：那不是我妈的错，我妈和他都是那个残酷的政治机器的受害者；但是，但是在他不很理智的时候，他内心深处潜藏的情绪就会冒出来。有次我和父亲说笑，“爸爸，你还是有些封建的。” “这个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圣人啊！”
父亲的伤痕在明处，人人看得到，会理解、会同情。而母亲的伤痕在暗处，是“钝刀子”割出来的，只能背着人流泪，暗地里伤心。夫妻拌嘴本来是生活中的盐巴，谁家夫妻不拌嘴？可是在我父母之间，就总有一些张力，有一些“潜台词”，有一些小小的危机。我们三个人都问过自己：当初他俩如果没有复婚，后来的日子会不会简单得多？
如今又出来一个女老师。我妈怎么想？
远在大连的叔叔接到我爸的电话，说请他来参加我爸的“婚礼”。叔叔搞不清这是怎么了，打电话来问我妈；他和我一样担心我妈受不了。“他这是病，不是真正的意思啊。你们放心好了，我不会离他而去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陪他走过去。”我妈说。
我忽然明白了。最爱我爸的，还是我妈。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