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镇离港口不远,名叫“大闸口”,因其通到中山河入海前的水闸。尽管苏北平原如今有大片的耕地,但靠海边的百姓仍以打渔为生。在霏霏秋雨中,我们沿着旅馆门前的马路,找到一家已经开门的店铺。三个人吃了三碗豆浆,一碗稀饭,六个菜包子豆沙包子,八个菜肉蒸饺,一个烧饼,放在桌上有一大摊,总共才12元,本地的生活水准可见一斑。从饭店出来,又顺便逛了渔市。有铺面没铺面的小摊一个挨一个,运货的车子把路挤得窄窄,顶着各色雨衣的商贩们吆喝着卖鱼、蟹、贝蚌、海带……我经不起诱惑,买了半打大螃蟹放到张老师的车后,指望它们能活到晚上回家。
今天的目的地很明确:上327省道,转304县道向南,找“东海农场东直分场”。我们反向开了一段尚未通车的大路以后,就顺利地上了327。因为GPS没有标X304,只能看路标了。张老师和我都是近视眼,加上雨越下越大,看路牌有点费劲。感觉应该到X304了,却找不到标志。我瞟见路边有个派出所的牌子,赶紧建议去问路。
派出所一排五六间房,执勤的民警是个小伙子。小伙子很客气,允许我们用洗手间。我向他打听东直农场四大队的旧址,他说抱歉,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那东海农场东直分场呢?
也不知道。那不管什么从前的劳改农场呢?更不知道,他们没有那些老记录。好吧,到X304怎么走?这个倒是知道,上省道回头走半里路右转就是了。
X304县道在这里是T形路口,只能向南开。路面不错,小车勉强能会车。开了几里路,按照张老师昨晚截屏的百度地图估计,“东直分场”应该到了,但路两边能看到的只有青黄色的稻田,雨雾中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正在踌躇,隐隐见到右前方有个独门院落,对比着地图,应该是差不离。开过去一看,铁栅栏的大门挺有气派,门那边是干干净净的院子,或许兼做停车场,正面一排房子半新半旧,不像六十年前的。说话间,一条大黑狗冲过来,在铁门的那边对我们大叫。我平时是很怕狗的,尤其是大狗,这会儿隔着门,倒也不怕了。随着狗叫,出来一个年轻人。我满怀着希望,问他这里是不是从前东直农场四大队的队部?他说“什么队部?”我们解释了一通。年轻人满脸严肃地说:“不是。没听说过。”我还不甘心,“那百度地图上说是啊?”
“我们这儿是雷达站,不是农场。”“雷达站?”这个父亲没提到过。“这里靠近边防线。”“那雷达站以前是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刚来一个月。”看我们很失望,年轻人说“前面右转有个村子,你们去那儿问老乡吧。”
果然,前面有个四岔路口,右转后几里路,有一些红砖房。到了村口,只见家家闭门,不闻人声。满是泥泞的路变得很窄,小车只勉强能开。看看不像是办公地点,又担心没法掉头,我们只好原路退出。
怎么办?就这么放弃了?下一步去哪儿?张老师、韩老师和我正在车里商量,路上走过来一个人!他穿着黄色的雨衣,扛着把锹,看在我眼里简直是个救星。那人约莫五十岁模样,听了我们的解释,他说他不知道从前的劳改农场在哪儿,不过现在的“第八生产区”的办公室就在前面不远,“看到那个高水塔吧?水塔的对面左边就是。就这条路,直走。”
谢了救星,我们穿过X304,穿过一片田野,看到了水塔。左边果然有一排平房,停了几辆车。房子坐北朝南,一溜办公室由走廊连着,只东头第一间传来说话声。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三个人各自坐在办公桌前;其中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略微谢顶的中年男人。见到我们仨,他们停下自己的话题,问我们有什么事?没等我开口,韩老师就把原委说了一遍,还加上介绍美国来的风铃博士。听了这件新鲜事儿,他们也乐意帮忙。可两个年轻人都说不知道有什么“四大队”、“劳改农场”,至于档案资料,他们那儿也不保存,都在大有镇的黄海农场场部收着呢。“你们去场部问问看?”我的心又一凉,看来此行是无望找到四大队旧址了。这时,那个中年人开口了:“会不会是xx 那边的老房子?”俩年轻人一听,想了一下,都附和说有可能。中年人更觉得我们要找的是他想到的地方,开始给我们解释怎么走。“你们从哪里开过来的?”“304县道。”“好,再开回去,不要上304,一直走。”“那儿我们刚去过,有个小村子,但是没看到老办公室啊。”“就在那个村口拐弯。”“有路吗?车子进得去吗?”“进得去,有点难走就是了。”我想到刚才找路的情景,生怕丢掉这唯一的线索,满心期待地问他:“如果您有空的话,能麻烦您坐我们的车带我们过去看一看吗?”中年人一口答应,拿上伞,和我们一道出了门,坐到张老师旁边。
通向第八生产区办公室的路 |
这个热心的中年人姓张,是第八生产区的会计。张会计小我几岁,1963年出生,也就是说,我父亲结束劳教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东直农场。那时大多数幸存的右派都已经被遣返了,所以他并没有见过他们。张会计的父母都是场工,他在农场长大,对这里的地盘了如指掌。他说从六十年代开始,苏北的几个农场合并、重组了好几次,现在的第八生产区就包括了原来东直农场四大队的土地。我终于得到验证,这里就是父亲被劳教的地方,曾经的不毛之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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