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萨尔·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年）是意大利法学家、政治家。他的《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深刻地批评了刑求、酷刑与死刑，提出了最符合人性的法制规划，是现代刑法学的奠基之作。这里介绍的是他关于欧洲法制改革的思想。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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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篇讲到，启蒙运动聚焦到世俗社会的改革，聚焦到如何减少人类的苦难、增加人类的幸福。这种转变是和17世纪的知识革命紧密相连的，那场知识革命形成了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我们人类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人类社会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每个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快乐，逃避的是自己的痛苦；假如他们生活在一个不能兼顾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幸福的制度中，那么他们的生活会很悲惨。（这确实是个深刻的问题，至今没有在世界范围解决。——风铃）
如果我们要避免那种“人人对人人”的自私自利的争斗，那就必须创造某种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得每个人在追求自我幸福的同时，也不妨碍别人以他们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如霍布斯所说，在没有任何权威的情况下，会产生“人人对人人”的争战。但即使是有权威的社会，只要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两个或三个把别人当成他们追求自己快乐的工具，不计别人付出的代价、遭受的不公，那么这个社会也是悲惨的。因此，启蒙运动中显现出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理论的课题是：如何兼顾个人的特殊利益和社会的普遍利益？
这个重大的课题落到了立法者的身上，因为是立法者通过法律来调和个体利益和社会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并不是说立法者必须让每个人都幸福，追求幸福是每个人自己的事；而是说立法者必须找到办法，防止一部分人妨碍他人追求幸福。如何制定“刑法”(criminal
law)就成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本文重点介绍西萨尔•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 1738–179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1760年代，《论犯罪与刑罚》（On Crimes and Punishments）在意大利米兰出版。一年之内它就被翻译成法语，在法国成为最畅销的书。它被译成英语，影响了整个安格鲁萨克森法律和法制的改革。它被翻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语言，在各国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特别是影响了律师、法官、和行政高官们；它在一般读者群中成了整个18世纪的国际最畅销书。18世纪的人从中读到贝卡利亚对于法律条文和体制的批评，认识到那些法律体制与新哲学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新哲学教他们要人道，要减少人类不必要的痛苦，而当时的法律条款和体制却不支持这样的理念。（思想改变了，体制却没有跟上，看来这种情形维持不了太久。——风铃）
《论犯罪与刑罚》产生在意大利北部的特殊背景下。贝卡利亚是米兰的一个年轻贵族，米兰当时被奥地利统治。在启蒙运动和新哲学的影响下，意大利年轻一代找到了思想解放的机会。他们把本地的上层社会如教会、拥有大片土地的贵族、因袭而来的旧体制都看成是阻止人类追求幸福和公正的障碍，他们寄希望于和奥地利合作共治，按人道主义的原则管理自己的社会。
（意大利当时处于分裂之中，被外族统治的部分成了思想解放的地方，呵呵。——风铃）
贝卡利亚属于米兰的“拳头学院（Academy of Fist）”。这个团体的成员定期聚会，阅读和讨论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特别是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爱尔维修，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年－1771年，法国学者。他认为后天的环境和教育比先天的遗传更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因而是更关键的社会因素。）这帮年轻人相信一种可能：社会暂时由开明的精英们来管理，创造条件，过渡到更自由的社会形式，最终实现民众自治。（他们意识到一口吃不成胖子，主张渐进的改革。但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却很明确。——风铃）
在“拳头学院”中，有两个很聪明的兄弟：Pietro
Verri 和Alessandro Verri。他们的学识涵盖了经济、管理、体制行为和体制改革方面的理论。我们今天只知道他俩提供了《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中的主要思想。他们和贝卡利亚相识，而贝卡利亚很善于写文章，很雄辩。弟兄俩把他们关于法律改革和刑法的想法告诉了贝卡利亚，贝卡利亚用出色的文采，偶尔也加上他自己的想法，写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出名以后，在法国巴黎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现象：人们请贝卡利亚去沙龙交流，想一睹他的风采；这本畅销书的作者是什么样的？谈吐如何？但见过之后却说，“哦，真令人失望，他根本就不善于解释他的书，没能为他的书辩护。”但法国人见过Verri兄弟以后说：“太棒了，他俩真有智慧！”历史往往是不公正的，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这兄弟俩早被人们忘了，而贝卡利亚却青史留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把贝卡利亚当成《论犯罪与刑罚》的作者。
米兰贝卡利亚纪念塔上的雕刻《自由女士》
这本书既提出了评判一个体制的标准，也论述了按照这些标准，应该如何对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标准建立在17、18世纪的知识革命基础之上：有关政府的所有问题，都必须以自然规则来评判，基于自然的证据，而不是用“是否符合传统”来评判。贝卡利亚写道：“如果你想批判我，别说我抛弃了传统；要用事实和推理来显示我错在哪里。”他审视了欧洲的刑法，说“这是什么刑法？我们的刑法还是野蛮部落的法律，由专制国王订的法律。”那就是18世纪的法律系统，那样的传统不值得延续。
在贝卡利亚看来，前人留下来的法律系统必须经过评判，而评判的标准是“效益”：让最多的人享受最大的幸福。这准则后来指导了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的法制改革。我们根据什么规则来限制彼此的自由？评判的标准只有一个：这些法律限制必须能让最多的人享有最大的幸福。
贝卡利亚认为，一个法制体系的好坏，不能用它以前是否对君主有利、对教会有利、对大城市的大家族有利来评判；这些都不是正当的理由。假如你要用法律来限制人们的自由，你必须回答“这个法律对社会有利吗？”它是不是符合“让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幸福”的标准？社会是否得益的判据是和人性一致的。人性使我们趋利避害，追求快乐而逃避痛苦；人类天生想要自由，但又得限制这种自由，从而趋利避害。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种契约关系。我们要问的不是“这合乎传统吗？”而是“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和人性最兼容？”在这样的社会契约下，个人以牺牲最小的自由来换取社会的最大幸福，换取文明的秩序；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才可能追求自己眼中的幸福。
（西方的个人自由并非无限制，是在不妨碍别人的前提下的自由。——风铃）
除了这种模式，没有别的模式可以让社会体制与人性一致。（这句是深思熟虑后的结论。不信的话，您能想出其它的模式吗？18世纪以后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了几个其它模式的失败，如苏联的解体，阿拉伯国家的动荡等等。贝卡利亚当年得出这样的结论，很了不起。——风铃）这个结论教给我们，国家政府的合法目的以及它的限度是可知的；人们加入一个国家，图的是用最小的牺牲自由来保证最大的幸福；任何权威是否公正、是否应该存在，都只能用这个准则去衡量。这是文明权威的来源；其它事物归上帝管，不归政府管，不归社会管，不归法律管。贝卡利亚写道，上帝自有办法维护公正；社会管理机构的功能是在“让最多的人享有最大的幸福”这一准则下，去维护社会契约。
因此，所有的法律，所有的权力，都对个体自由加以限制；它们都必须用事实来显示自己符合这个准则。假如不符合，那它就不正当。贝卡利亚从这个观点重新审视了拷打、宗教罪、以及其它残酷的刑罚，认为它们都是不正当的；最轻程度的、阻止犯罪的刑法才是正当的。
例如，拷打起了什么作用呢？谁会在拷打之下招供？招供的是最不能抵抗疼痛的人，和他们是否有罪无关。拷打进入法制系统，是否因为宗教认为痛苦可以让人清洗罪孽，让人纯净？什么是宗教罪？异端邪说、魔法、亵渎神明。这些宗教罪为什么要纳入法制？更不要说为什么这些宗教罪要被处以最重的刑罚？违犯教规和政府的功能没关系，上帝自会做出惩罚。人类的权威是从人性导出的，只能建立在“效益”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
贝卡利亚提出的法制体系，表现出一种激进的可能性：按照新哲学和知识革命的框架，重写社会理论，改革社会实践。他的设想包括：
- 把神学从法律中删除。在犯罪的条款中，不应该有任何宗教罪；在决定罪行的轻重、决定刑罚的轻重时，也不应有任何宗教的考虑；国家政府的功能限于民事。法律的目的是用最轻的刑罚阻止人们犯罪，让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幸福。贝卡利亚认为，不能允许人类用国家政府来替上帝“行道”。（从这里衍生出“政教分离”的理念。——风铃）
- 所有的惩罚都必须尽可能地轻，量刑轻重必须和惩罚的目的相称。如果短期的监禁能够给人带来足够的痛苦而起到阻止犯罪的作用，那就成功了；更重的刑罚就是不必要的、残酷的。（这一点和东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一般主张用“重典”吧？——风铃）
- 法制体系必须允许人们用天赋的本能去追求幸福。我们必须有权利理性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而这种规划有赖于我们懂得犯罪的后果。贝卡利亚说，“因此，我们需要法治，而不是人治。”不能想象权威可以是任意的；同样的罪，今天在这里的法庭被判一年，明天在那里的法庭被判三十年；同样的罪，惩罚一些人，却放过另一些人。贝卡利亚呼吁“把立法者的角色和法官的角色分开”，互相独立。立法者要决定“什么样的最轻的刑罚能阻止人们犯这样的罪？”法官对此不作决定，法官的责任是保证审判的公平。这就需要消除法律中的任意性随机性和不规则性——建立一个可预测的政府，一个适合理性民众的政府。因此，贝卡利亚非常反对司法的随意性。让社会决定我们所有人应该服从的法律，以及每样罪行应得什么样的惩罚。假如你的命运取决于法官是不是喜欢你，他昨晚上有没有和老婆打架，或者他今天肠胃是否正常，那么你所在的社会就不是自由的、理性的社会。这在18世纪的政治理论和体制改革的理论中是很戏剧性的。 （这种司法的任意性，在我们国家是司空见惯了。欧洲国家也曾经如此。——风铃）
- 公民组成社会是为了获得自由，法制系统的首要职责是保护被告的权利。贝卡利亚审视欧洲的法制系统，结论是“对于採证，我们没有合理的规则。”我们必须有同行参与判决；我们必须确定证人的可信度；我们必须摒弃秘密的指控；我们必须禁止握有权力的起诉方向弱势的被告方诱供；比如“你不是看到杰克在八月二日晚上用刀刺杀那个人了吗？”“是的。”——用这种方法不能得到真相。我们还必须在司法的全过程中废除刑讯逼供。最后，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假如法律对于不同出身、不同阶层的人不一视同仁，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走向理性。如果立法者和他的妻儿也和别人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那么这些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会更加审慎、理性。没有“平等”这一条，那就永远也不会有“让最多的人有最大的幸福”的法制系统，我们就会被任意、专制的权力所统治。（多么透彻的道理！——风铃）
贝卡利亚的模式，反映了18世纪对于人类潜力的新认识。我们要幸福，那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权利。除非被暴政所阻止，我们将应用从自然界得到的知识改进人类的生存环境，减少人类的痛苦。对医学、农业是这样，对经济、政治、社会的组织也是这样。它们的共同规则是：人类有权利追求幸福，人类可以用知识为自己造福。
贝卡利亚的遗产是戏剧性的。人类组成社会的目的是用尽可能轻的刑罚阻止犯罪，换取尽可能大的自由，摆脱任何人的任意权威。美国的立国基础就是在这样的启蒙时代形成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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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