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一心一意要去农村“锻炼”。可是我们的户口刚从全家下放的农村迁回城市，我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再下乡，急得高血压发作，卧床不起。亲戚朋友们都来相劝，我只好不吭声了。那时，我刚刚读了屠格涅夫的《罗亭》，觉得自己和那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差不多，没脸见人。接着家里买了火车票，“派”我到新疆去看我姨。我在乌鲁木齐待了半个秋天，半个冬天 ，又回到家里。每天一早，我带着干粮，走十几里路，到郊区一家远亲住的村子里去义务劳动。看我这么犟，外婆和母亲商量，给我找了一个临时工作，到江心公社中学去当代课老师。
江心洲是长江里的一个小岛，地属丹徒县。开学一个礼拜前，我背着铺盖，用网兜装着脸盆、脚盆、漱口缸，从镇江坐四十分钟长途汽车到谏壁镇，再乘三十分钟渡船，来到了江心。从码头到镇上，差不多两里路。“镇子”也就是几百米长的一条街，江心中学在街的尽头。学校有三排平房，围成一个“口”字型，开着的一面算是大门。办公室在朝西的一间。校长姓蔡，五十多岁，瘦瘦高高，满脸皱纹。他穿着蓝布中装大褂，看上去和农民没什么两样。我说我是来代课的，他笑了，露出了发黄的牙齿，握着我的手说：欢迎欢迎，小玲老师。然后带着我去宿舍，一边给我介绍了学校的情况。
江心中学是岛上唯一的中学，初中高中在一起，有几百个学生。我的任务是教初一两个班的数学、英语和音乐。学校一共有十几个教师。蔡校长兼教政治、历史；副校长姓陈，三十多岁，人长得很文静。他教高中的物理和数学，他和母亲、妻子、刚会走路的儿子都住在学校宿舍。教导主任姓王，矮个子，修顶，眼睛不大但是很灵活。他教高中语文，也是本地人。还有几位本地教师，都不住校：教语文和地理的郑老师，教理化的邵老师，教体育的朱老师，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汪老师，教语文的言老师，和管总务的盛老师。另外还有四个南京和上海的知青，女的姓蒋、王、于，男的姓花。蒋老师中等个头，浓眉大眼，梳两条粗粗的辫子，显得很自信，直爽，不好欺负。花老师戴眼镜，南京口音很重，看上去是个没脾气的人。王老师是上海知青，眼镜上的圈圈很多，个头比我矮一点，辫子细细短短，笑起来有一对浅浅的酒窝。他们几个都是老三届的知青。
我和王老师合住一间宿舍。宿舍和教室一样，地是泥地，顶上也没有天花板，完全是老式房子的构造。宿舍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占去了房间的大半。人睡在下铺，上铺放东西。两张床头中间的墙上开着一扇窗，窗外是高高的树，树上传来知了响亮的叫声。宿舍的隔壁是教室。
朝东一排最靠外的两间是食堂，里间做饭，外间吃饭。灶是柴禾灶，架着大铁锅，屋里还有几口水缸。堂屋放着两张方桌，几条板凳。厨房里有两位师傅，矮墩墩的老王，和瘦高个的老陈，他们也兼管打扫院子。厨房的外面，有一口井，旁边放着两只木吊桶。
操场很大，在“口”字的东面。操场上空空荡荡，没有篮球架，只竖着一杆国旗，是跑步的好地方。办公室除了桌椅、书架、教具以外，还有一架旧风琴。只有蒋老师会弹风琴，大概我来以前是她在教音乐课吧。
开学以后，学校热闹了起来，我也开始教课。和所有的新老师一样，我面临着学生的挑战。农村的孩子们上学晚，上上停停，所以年龄比城里的学生要大，有不少长得比我高；再加上我自己还是个大孩子，更让他们不服气。数学课还好，毕竟学生们也知道算账的重要，农村里的会计可是人人羡慕的；英语课就不一样了，谁也没兴趣学什么外国话。音乐课呢，就更是学生们顽皮打闹的机会了。开头的几个星期，我的教室里常常有蔡校长坐镇，要不就是班主任言老师来“救驾”。有时候我被调皮的学生气得掉眼泪，老师哭了学生们也会安静下来。
懂事、爱学习的孩子也有，班长沈月就是一个。沈月高个子，大眼睛，发育得很好。她话不多，显得成熟、稳重，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不错。她也尽力地帮助维持课堂秩序，有时还会给我出点主意。毫不夸张地说，她在班上的威信比我高。
几个星期以后，学生们渐渐地习惯了我这个“小玲老师”，我的生活也有了常规。每天清晨被窗外的小鸟叫醒，去操场跑步，然后打一桶井水拎回宿舍洗冷水澡；再去食堂吃稀饭、馒头和咸菜，完了到办公室准备功课。早晨照例有三十分钟的“政治学习”，通常是蔡校长念一段报纸，交代一些日常事务。学生早上的第一件事是做早操。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站队，朱老师带着大家跟着大喇叭的音乐做操。接下来是四节课。中午老师们都在食堂吃饭。我们住校的是包伙，本地的老师通常是自己家里带来的饭菜，让老王放在大锅里蒸一蒸。也有几个学生在学校代伙。午饭边吃边聊，蔡校长带头，无话不谈。午睡后再上两节课，打扫卫生，日程和城里的学校差不多。
傍晚，是最自由的时候。学校周围很安静，本地的老师大都回家了，只有我们几个年轻人在办公室。我除了备课、改作业，还能摸一摸风琴；不过更多的时候是读书。我从镇江师专图书馆“走私”带来了一书包外国文学名著。言老师、王老师和我轮流读，最如饥似渴的是言老师。
言老师是本地农民出身，工农兵学员上了师范，一年前刚刚毕业回到家乡。他三十岁出头，个子不高但是很健壮，说起话来带回音。听说他的未婚妻是大队会计的妹妹，不过他从来没跟我提起他的婚姻。言老师帮我度过了刚开始的难关，我也给他当副班主任，协助他的工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聊读过的书，聊自己的经历，聊班上的学生。他整晚整晚地待在办公室，常常是别人都回宿舍睡觉了他还在用功。
王老师就像我的大姐姐，虽然我的个头比她高。她的父母都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教授，父亲在文革初期被斗自杀。她和她的妹妹都下放农村，她去了江西，妹妹来到江苏。在江西几年以后，她终于通过亲戚的关系转到江心洲，离母亲和妹妹近一些。王老师很随和，乐于助人。无论她心里有什么苦楚，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她抱怨、看过她掉眼泪。她教高年级的英语，也给我传授教学的经验。她的知识面很广，书本上的和实际的，也懂点医，当过“赤脚医生”。我们俩一早一晚在一起，相处得很好。
每两个星期的周日，我回一趟家。外婆总要做点好吃的，看着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再去师专图书馆把看完的书还了，另借一书包带回来。
不回家的周日，我和王老师就在岛上转悠。江心洲方圆六、七里，中间有一条大河从东到西穿过。大河又伸出枝枝杈杈的小河和沟渠，灌溉着肥沃的土地。岛的北面是长江主航道，江滩一年一年被水流冲得越来越小；而岛的南面，流水把淤泥送过来，江滩就慢慢地长大；江心洲的版图就这样不断地变化着，沿江的堤坝也要跟着改道。岛上没有山丘，平展展的田野一望无际。秋天是金色的稻海，冬天是带霜的麦田，春天是一片片嫩黄的油菜花，夹着一片片鲜亮的紫云英，让人惊叹大自然斑斓的色彩。江心洲也出水产，刀鱼，鲥鱼，螃蟹，…，都很有名，不过学校的食堂是不做的。
有的时候，我跟着言老师去家访。我们踩着高高低低的田间小路，去学生家里看一看，一般是学习有困难或是上课爱捣蛋的学生。江心洲虽然是“鱼米之乡”，农民还是非常贫穷。孩子们在家很辛苦，要干地里的活，也要放牛、割猪草，放学以后没有时间看功课、做作业。耕种、收割的季节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学校的本地老师，也要回家干农活。所以学校农忙的时候得放几天假，否则就没人来上课了。我们家访的时候，家长们都挺客气，停下手上的活，和我们说话。不过看到孩子们过的生活，我也不忍心批评他们。班上有一个最调皮的男生，我在他家看到他挑了很重的一担稻草，和他瘦小的身材极不相称。他看到我和言老师，一反常态，躲得远远的。但是从那以后，他上课也不再带头捣蛋了。老师们议论起这些，都无可奈何。那时整个社会都不要知识，苛求这些孩子们又有什么用呢？
日子久了，我也慢慢地知道了一些学校的事。教师的待遇有三种：最好的是公办教师，由县教育局发固定工资；其次是民办教师，由公社发工资，编制不稳定；再其次就是临时教师，像几个知青和我。知青们并没有“扎根”的打算，所以不和别人争待遇；民办教师们为了争取转成公办，常常会有些矛盾；教导主任据说是很会背后捅刀子的。副校长看着斯文，但听说他一心想把校长挤掉。校长为人忠厚，凡事“和稀泥”；倒是蒋老师正义又直爽，看不惯的事批评起来不讲情面，所以副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有点怕她。我很佩服蒋老师，觉得她爱憎分明，又有心胸；不会冤枉人，也不会穷追不舍。
寒假里，县里组织各个学校的音乐老师集训两个星期。集训班设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老师们自带行李，住在那个学校的大礼堂。礼堂的地上铺了稻草作通铺。集训班由南京艺术学院的两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当指导，主要的课程是发声法。参加集训的音乐老师中，年纪最大的已经五十多岁，最小的就是我了。每天我们跟着南艺的老师和学生练习发声，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唱歌时吸气要“吸到腰里”。不过老师说我的嗓子“漏气”，是没指望成为歌唱家的。幸好我也没有这个志向。
集训班结业时有一场汇报演出。我唱了《黄河怨》，自己觉得很投入，别人也说挺好。演出结束以后，和我隔一个铺的乔老师却对我说，我唱完了马上就露出笑脸，那以前的悲愤的表情就不像真情而像做作了。她的话说得我脸上发烧，但是心里很诚服。乔老师是个老教师，她是真心为我好才这么率直地指教我的。我开始懂得表演不光是表演，还是全身心的投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乔老师当时工作的学校就是我的右派父亲当勤杂工接受“改造”的学校。她从集训班回去以后，对我父亲谈起我，全然不知我是他的女儿。我父亲知道我在江心中学代课，猜到乔老师说的是我，一遍又一遍地向她打听我的情况。我是他唯一的孩子，那时已经有六、七年没有见面了。关于我的消息，哪怕是一点一滴，也是对他的慰籍。
春天来的时候，田野上绿油油的一片，桃花红，梨花白，蛙声鸟鸣，充满了生机。王老师说她在江西的时候，知青们常常到水田里去捉青蛙（又叫田鸡），拿来做成美味。我听了很好奇，就要同她一起去捉。晚上，我们带上手电筒，到操场边上的树丛里，顺着蛙声找青蛙。找到以后，就用手电筒照住它。青蛙一见光，就一动也不动地让王老师捉住，放到一只口袋里。捉了四、五只，拿到蒋老师的房间里去剥皮。王老师动作利索，连刀都不用，就把青蛙的皮给去了，放到一只大茶缸里。可是去了皮的青蛙还在跳，把茶缸盖子都顶翻了。王老师解释说，青蛙的中枢神经并没死，所以还能跳。这下无论炒田鸡的味道有多好，我也没有胃口吃了。
有一阵子，言老师的情绪很不好，整天板着脸，动不动就跟学生发火。有人说是他的父母催着他办婚事，他不愿意，女方也不高兴，闹僵了。当然这都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正好那时我们在读杰克.伦敦写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书里的主人公马丁.伊登出生贫苦，靠自己的奋斗和才能成了作家，出了名，交了富家小姐，走进了上流社会。但是他发现他既看不惯上流社会的虚伪，也不能容忍下层社会的愚昧，对人生极度失望，终于投海自杀。 读完这本书，我们都很感慨。特别是言老师，大概觉得他的身世和主人公有相似之处，长吁短叹了好几天。
感慨归感慨，年轻的我们很“阳光”，心里存不住忧郁。天气暖和了，春水荡漾，每次看到清清的河水我就想游泳。但是江心洲的民俗很封建，女人是不能游泳的。我和蒋老师、王老师商量，三个人决定等天黑了，到附近的一条小河去游泳，不会被人看见。
晚上，我们穿好游泳衣，又套上外衣，悄悄地来到小河边。农村人早睡早起，周围的农舍里已经熄了灯。我们把外衣、鞋子脱下来藏在树丛里，踩着淘米洗衣的石板下了河。河水清凉，月光洒在河面上，给我们照着亮。我们边游泳边说笑，没想到惊动了一个摸黑来挑水的人。他对着河心大声地吆喝：“什么人？”我们赶紧停下不动。他听不到回答，就在岸上来回地走。我很紧张，生怕他找到我们的衣服拿走，那我们怎么回去呢？他走了一会，没找到什么，挑着水桶回去了，我这才出了口长气，接着游泳。我们尽情地享受着这有点冒险的游戏，唯一的缺点，是河床太浅，河底的淤泥太厚，游得不过瘾。
第二天午饭，大家照例在食堂聊天。蔡校长不知怎么知道了我们游泳的事，郑重其事地叫我们不要晚上游泳，说不安全，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蒋老师笑他胆小，说不会出事的，让他放心。他说不行，“你们要是再去游，我就带着长竹竿跟你们一起去，万一出事可以救你们。”说得大家都笑了。他问我们为什么不能白天去大河里游泳，王老师说不想让当地人说闲话。这次轮到蔡校长说我们胆小了。“这有什么，你们女老师带个头，移风易俗嘛！”
有蔡校长撑腰，星期天我们就去了大河。这次于老师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大河有一百米宽，多深就不知道了。其实我的水性不怎么样。这以前，只在游泳池里游过。游泳池通常都是人挤人，跟下饺子似的，刚游几米就得停下来，从来没有超过二十米。在大河里就不一样了，离岸几步就踩不到底，只能一直游下去。王老师游得好，又有耐心教我，不久我就能游到对岸，再后来也能连游带泡地在河里待上两三个小时了。
四个女老师下河游泳，引得两岸的大人孩子出来观看，其中有不少是我们的学生。有一群男孩子对我们喊着：“不要脸！不要脸！”惹得我们大笑。第二次我们再去游泳时，有几个女生推推搡搡地走近河边，其中一个被推到前面，很不好意思地问我们能不能教她们游泳，问完就跑了。不过渐渐地，人们对我们习以为常，没有人再喊“不要脸”了。
夏天麦收过后，公社放电影，就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放映队拉起了银幕，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少都来看电影。是什么电影已经忘了，只记得那热闹的场景，嘈杂的人声，和散场后无数的手电筒。
学期快结束时，收到母亲的信，说我的分配通知来了，让我准备回镇江报到。十个月来，我和这里的老师、学生们建立了友谊，一说要走，心里很留恋。何况大考还没到，我的工作还没完。和蔡校长说了，他让我放心地走，他和别的老师会把我手上的事接过去。我把大考的试卷准备好，能做的都做掉，又和老师们一一告别。他们都让我有空常回去看看。
离开江心洲的那天，登上渡船，看着越来越远的堤岸，我觉得自己的心有一块留在了那片绿洲上，也忽然发现自己长大了。
进了工厂，一直都很忙。直到上大学之前，才抽空去了一趟江心洲。
码头、镇子、学校都没有变，但是人变了。知青老师们都回了城，学校添了新老师。蔡校长看上去老了许多。他老伴在家乡生病多年，他也在要求调回家乡工作。他告诉我，江心洲的女孩子们，如今也下河游泳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江心洲和我青涩的年华交织在一起，深藏在我的记忆中。近年来，听说江心开发得不错，交通比以前方便得多，岛上有很多“农家乐”，让城里人去休闲。从网上的照片，已经看不出一丁点我所熟悉的江心。
江心洲，你变成什么样了呢？当年中学的老师学生们，你们过得好吗？
该回去看一看了…
写于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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