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10) 杨伯伯和林阿姨

      我和表弟表妹如果生了病,发了烧,外婆总是去请林阿姨来看一看。


      林阿姨和杨伯伯住在地委招待所门口的传达室,招待所是从前的城隍庙,从外婆家门口的巷子上坡,一会儿就到了。杨伯伯在招待所当会计,林阿姨原来在苏州的医院里当护士长,身体不好退休了,那会儿在招待所所长家帮忙照顾孩子。


      林阿姨说的是普通话;在我们那条巷子里,她是唯一说普通话的人。她个子比外婆高,看上去比外婆年轻,没有外婆的发髻,穿衣服也比外婆新式。她说话慢条斯理,急性子的外婆听着常常不耐烦,我却很喜欢听林阿姨讲话。林阿姨从她的包里拿出体温表,用酒精棉花擦干净了,给我们量体温;再让我们张着嘴“啊——”,看看喉咙。然后就嘱咐外婆这样那样,吃什么药,是不是该去看医生。有几次表弟、表妹发烧厉害,林阿姨晚上就在我们家守着。有她在那儿,全家人就心安一点。


      几年以后,我们的一家房客搬出去了,林阿姨和杨伯伯就搬过来,做了我们的邻居。


      杨伯伯六十岁吧,个头不高,头发很少,戴着透明镜框的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对谁都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人缘特好;特别是我们小孩子,个个都喜欢杨伯伯。


      杨伯伯有两个爱好:喝酒和看京剧,两样都和我有点关系。我喜欢吃花生米,杨伯伯喝酒的时候总有油炸花生米,他又喜欢逗小孩玩,所以我常常是他喝酒时的“陪客”。杨伯伯喝得高兴,就开始唠叨起来。唠叨得连林阿姨也不耐烦的时候,就会说一些让他扫兴的话:“你是越喝越糊涂!”他也不反驳,只是话少了—— 我后来才知道杨伯伯因为算错了账,在“四清”的时候被整了。


      杨伯伯爱看京剧,林阿姨不爱看,他就常常带了我去。我只记得看过《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看完了我又学着唱,惹得杨伯伯哈哈大笑。招待所的礼堂有演出,杨伯伯也会把我带去看。


      有一次杨伯伯感冒咳嗽,医生让他喝糖浆。结果他把林阿姨的碘酒当成糖浆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吓坏了,赶紧上医院。从医院灌了肠回家,林阿姨又打了一锅浆糊让他吃下去解毒。他好了以后开玩笑,说这次真的喝够酒了。


      杨伯伯爱干净,也勤快。因为林阿姨有心脏病,家里的活大多是他做。他的心也细:买了蜂窝煤,一个个整齐地摞好以后,他一定会把撒在地上的煤屑扫干净。外婆常常夸他:“老杨才细末呢!”


      杨伯伯对谁都是笑脸,可一看到他的儿子脸就阴了。他儿子叫杨德超,是我们那条街上有名的人物。杨德超当时二十岁出头,脸长得清秀,但是个驼背,一只脚有点瘸,胳膊也没劲。我们那时吃水是要去自来水站挑的。杨德超挑着水,两只手紧紧地抱着扁担,一路上晃晃悠悠,一桶水到家就剩小半桶了。孩子们看到他的模样,就一起喊:“杨德超,不学好!杨德超,不学好!”他气得脸憋得通红,又没办法,结结巴巴几句:“你你你们等着!”杨德超一急就结巴。林阿姨听到他在巷子里跟小孩子们吵个不停,就出去叫他,“你活作孽啊!还不快回来!”


      林阿姨和杨伯伯都拿儿子没办法。他中学毕业就下放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县里(文革以前就搞知青下放了),可他是真正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还尽被人笑话。干不了几天,他就跑了;等把钱花光了,带个信给他爸爸妈妈,让他们去接他。这样的事已经好几次,每次都被杨伯伯和林阿姨教训一顿,他就求他们原谅,说是下次一定不了,可是没几天就又犯了。外婆说林阿姨的心脏病八成是让儿子给气的。杨伯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儿子这么没出息,他心一横就不理杨德超。林阿姨呢,常常苦口婆心地数落儿子,儿子嘴上也顺着她。林阿姨心一软,也就算了。她背地里跟外婆叹气,“唉!老杨就这么个儿子,生来是个残废,他干不了农村的活啊,也不能全怪他。怎么办呢,我打也打不动他了,打死了也没用。哪天我不在了,看他怎么活。”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


      老两口恨铁不成钢,可又不能眼看着儿子做“混混”。杨伯伯托了人,终于把杨德超安排到耐火器材厂当学徒。耐火器材厂是烧耐火砖的地方,杨德超做的也是体力活,不过比农活要轻些,好歹有了个工作,林阿姨和杨伯伯也省心了一阵。


      没多久,文革开始了,杨德超成了造反派。停产闹革命,斗当权派,不用干活,那是他最赞成的事。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身军装军帽,戴着红袖章,背也直了些,脸红得整天像发高烧,连回家跟他爸妈说话都是慷慨激昂。外婆看了就嘀咕,说他“得意忘形”。林阿姨也看他不顺眼,不许他那么张狂。杨德超干脆不回家,出去“串联”。串了几个月回来,整个像叫花子,头上、身上都是虱子,被林阿姨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扒下来,丢到天井里用一大盆开水烫了个遍。到“文攻武卫”的时候,杨德超只能文攻,不能武卫;他那身板,人家一巴掌就把他推个趔趄。不过他那张嘴从不示弱,特别喜欢辩论,只是一发急就又结巴了,常常引得看的人哄堂大笑。


      自从文革开始,杨伯伯就一直小心翼翼,见了人也更加客气。因为他算错过账,造反派说他是“贪污分子”。外婆相信杨伯伯是酒喝多了有点糊涂,看他家过日子,怎么也不像是贪污的。


      大约是1967、68年间,杨伯伯被叫去“学习”,住在第一泉宾馆,只有周末才回家。


      “天下第一泉”是镇江有名的风景区,在金山寺附近,那会儿算是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好多年对外都不开放。我和表弟很想去玩,跟杨伯伯一说,他呵呵地笑着,答应下星期天带我们去。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跟着杨伯伯,坐了长长的几段公共汽车,到第一泉玩了个痛快。我们拿杯子盛满了有点绿色的泉水,再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看着杯子里的水涨高,却不溢出来。宾馆很大,有很多花草树木,却没几个人。碰到有人问,杨伯伯就弯腰打着哈哈,说是邻居的小朋友想来看看。等玩够了,杨伯伯又把我们送回家。


      只隔了一天,林阿姨接到招待所的通知:“杨树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林阿姨当场心脏就不行了,跌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她到火葬场去领骨灰,没人能告诉她杨伯伯是怎么死的,她也不敢追问,眼泪只能咽到肚子里。后来林阿姨告诉外婆,杨伯伯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需官,可他也就算账采购,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害过人。这次是“历史反革命”加“贪污腐化”两个罪名,他是要面子的人,受不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死了以后造反派也没放过他,“杨树培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大标语,在招待所的门口贴了好多天。


      有一天,林阿姨把我叫过去,让我帮她抄一份“材料”:好几张薄纸,密密麻麻地写着林阿姨的“自传”,说是要交到居委会去的。我这才知道林阿姨原来有着不平凡的身世。


      她是湖南人,祖上是大户人家,不过到她的父亲一代已经破败。她成年后被嫁到一户陈姓人家。过了门才知道丈夫是个瘸子,而且对她不好。她在陈家忍气吞声过了几年,生了四个孩子。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又受到“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终于离了婚,带着四个孩子去了武汉。在武汉,她找到了妇女组织,学文化,学护理。可是因为照顾不了孩子们,就都托在别人家里寄养。她后来到医院工作,又和杨伯伯结了婚。因为做事认真,解放后她当了护士长,年年评先进,一直到退休。


      她原先的四个孩子,有的在武汉,有的在东北。除了武汉的大女儿和林阿姨通信,其他的都不来往。林阿姨说到儿女们最伤感,五个孩子,竟没有一个知心的可以分担痛苦。


      杨德超“造反”以后,心就野得收不回去了。他其实也做不了大事,只是跟着别人起哄而已。每次林阿姨发病住院,他眼泪汪汪地去陪几天,赌咒发誓不再惹妈妈生气。可是事情一过,他依旧不务正业。后来风向转了,造反派不吃香了,他又被人当成“打砸抢分子”,“跳梁小丑”,“5.16”,整了一次又一次;进过看守所,关过“学习班”,人也蔫了,衣也破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头发像一蓬乱草,让人觉得他既讨厌,又可怜。


      林阿姨死在医院里。她心里唯一挂念的,就是杨德超。她的大女儿从武汉赶来见了最后一面,料理了后事,又匆匆回去了。杨德超从此成了流浪汉。


      我那时在上中学。杨德超十天半月地会来我家一次,外婆可怜他,给他一些吃的。他看上去越来越像精神病了,两眼发直,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林阿姨走后的那年冬天,杨德超裹着他的旧棉袄,缩在一个巷子的角落被人发现时,已经冻僵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家人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不能抹去。杨德超死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吧。他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回,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他带给杨伯伯和林阿姨的痛苦远多于快乐;除了他的父母,也没人给过他同情和温暖。他走的时候,周围是集体的冷漠和轻蔑。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杨德超一生的价值,在于给别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他的 残疾,照出了我们的健全;他的弱智,照出了我们的聪明;他的狂热,照出了我们的理性;他的悲剧, 照出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也许,他的故事可以唤起我们的人性和宽容,因为他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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