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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在五十年代初 |
隔天上午，我按小顾给的号码，拨通了苏州王老先生家的电话。
“喂，你是哪一位？”对方的声音健朗清晰。
“请问您是王老先生吗？我是xx, 我父亲从前在东直农场待过，想和王老聊一聊。是黄海农场的裴书记给我的号码。”
“噢，那你等一下，我让我老伴来接电话。”
王老的声音也很清晰、平稳。我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是哪个大队的？”
“他叫xxx，在四大队劳教的。”
“哦。我是1958年去的，在四大队只工作了几个月，大跃进时就调到三大队了。那时四大队有七八百个犯人，人太多，记不得。你父亲我也想不起来了。”
我的心一沉：原先抱着的一线希望落空了。不过，我还是想知道王老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也希望验证一下劳改农场发生的事。
王老说他从部队转业去东直农场时已经结婚，还没有孩子，夫妇俩就住在场部大礼堂旁边的管理人员宿舍。他说当时他们的生活也很艰苦。刚建场，四周都是盐碱地，一棵树也没有。地里只种棉花，产量也很低。我问他当时犯人住哪儿？他说就是用土坯和芦苇搭起来的工棚，早就没有了。他说四大队的土圩子在场部东边偏北大约四、五里路的地方，离黄海边二、三十里——应该就是张会计指给我们看的那片地。
我告诉王老，我们这次去苏北找到了原来的大礼堂和宿舍、水塔、医院，他都记得。不过90年代初离休后，他也很多年没去苏北了。王老有四个儿女，老伴健在，现在生活得挺好。
在第八生产区，有一个当地人告诉我们：上世纪六十年代农场曾经有过几次犯人暴乱，都被镇压了；其中有一次集体枪毙了一千多人。还说1965年滨海农场和洪泽农场的对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问王老先生这是真的吗？他说绝对没有发生过。只有一个福建来的犯人，用火柴点着了晒场上的棉花，被枪毙了。
“你父亲的右派后来有没有平反？”
“79年平反了，还工作了几年。”
“那就好。他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我父亲两年前过世了，母亲健在。”
“哦，那你代我问候你母亲吧。”
“谢谢王老。我明天要路过苏州，不知道能不能拜访您？”
“嗯—— 明天我儿子接我去他那里，我不在家。”
放下电话，我怅然若失。本想引他谈谈对右派劳教犯的印象，但他说犯人太多，没啥印象了。是啊，年近九十的人，还是把那些不愉快的事忘了的好。
但我为什么会感到失望？潜意识中，我希望的是什么？是希望他告诉我他对右派们的歉疚吗？我和他素不相识，他即使有歉疚之意，也不会轻易告诉我。更何况他也许并无任何歉疚之心。和其他场管们一样，他是执行党交给的任务，镇压和改造阶级敌人。对敌人就是要狠，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错了也不是他的错，无可歉疚。我潜意识里的希望，本来就是奢望。
王老先生和我父亲同龄，抗战时期参军。而日本占领上海时，我父亲还在上小学。他对强制学日语非常反感，伙同一帮孩子们专门跟那个日本老师捣蛋。虽然当时没能参军，他一生中都有抗日情结。就连最后住在医院里，神志迷糊中还告诉我他带着部队打死了多少多少鬼子兵。
两个同样矢志抗日、参加“革命”的人，都在30岁那年去了东直农场条件最差的四大队，只不过一个是去看管囚徒，另一个却成了被看管的。在受到非人待遇时，父亲想的是 “队长或干事、士兵这样对待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自认为是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是正义的。而我在忍受这种对待时，也似乎认为他们仍是善良的，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虽然自己受冤枉，可并不是队长、干事、士兵冤了我呀，所以，还得谅解他们，承认他们是好人，听从和接受他们所加到我头上的一切。”而当年的王老和其他的场管们，知不知道他们负责改造的犯人中，有如此对党忠心耿耿的“极右分子”？
原本应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人，却被一纸“结论”隔在了两边，一边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另一边是专政的对象。这种充满了荒唐、讽刺、恐怖和戏剧性的悲剧，在当时的中国上演过多少次？
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各有各的故事。如今看来，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高层权斗的结果，尽管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名义。近年来有不少回忆录和党史研究文章讲了这方面的内情。第二种是如我外婆所说的“公报私仇”，对那些平时不入眼的人，敢对领导提意见的人，正好趁此机会上纲上线，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第三种就更加荒唐了，为了凑足名额。上面说右派占人口的百分之五，那么每个单位至少得按这个百分比打右派，最好超额完成指标。有人在开会时上了个厕所，回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选”成了右派分子。我母亲认识的一个人，在小组会议上领导让他做记录，记下别人对领导的批评意见；结果那个记录被说成是他自己的“反党言论”，顺理成章地把他打成了右派。
而我父亲当上“极右分子”，是这三者兼而有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