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北利亚”（17）

江老的家在橙县居民区一条整洁安静的路上，米色的墙衬着红色的陶瓦，屋后伸出高高的椰子树。大门前是几级砖砌的台阶，台阶旁的花坛里长着茂盛的热带灌木。停了车，我们一家四口拾级而上，按下了门铃。

开门的是江夫人，圆圆的脸上满是笑意，看上去和我的年岁相仿。她把我们让进屋，和江老相见。江老穿一件紫红色的衬衫，卡其布裤，个头和我差不多，戴着眼镜，宽阔的前额上皱纹并不多，看上去很精神，不像八十岁的人。孩子们都听我讲过他的故事，此时恭恭敬敬地说：“江爷爷好！”江老问了他俩的情况，笑着说他的小女儿也在硅谷当软件开发工程师。江老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在美国出生，聪明过人，十三岁就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读了硕士学位。除了天分和勤奋，一定也和江老的教诲分不开。

寒暄过后，孩子们自去找健身房练攀岩，江夫人去准备午餐，我和先生与江老在餐厅坐下喝茶说话。

话题当然离不开苏北利亚。文字的承载量毕竟是有限的，和作者想说的相比，书里写出来的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像江宇这样的经历，肚子里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更别说深层的、不便发表的思想了。听他侃侃而谈，我不禁想象着父亲如果和他见面会是怎样的场景。他俩都在上海长大，又有一段共同的右派劳教经历，对社会问题都有深刻的反思，到一起怕是三天三夜也谈不完哪！遗憾的是，父亲没能和江老相识。他爱书，一天也离不开书，听说了好书更是想尽办法找来读，包括禁书、盗版书，还要和我分享读书的感受。但是从2012年《苏北利亚》出版，到2014年父亲去世，这两年中我们竟然不知道这本书，错失了让两位难友相逢的机会。

说话间，江夫人已经整出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她是上海人，做的菜以上海口味为主。红烧肉、烤鸭、油烹大虾……, 样样可口。我们聊天时，江夫人并不插话，只是微笑着听我们说，不时给我们添茶。我问江老他是怎么认识温和甜美的江夫人的？江宇说是亲戚介绍的。那时他已经在美国站住了脚，从身无分文、住在别人家车库一角的打工仔变成有了合法身份的工程师。回上海探望母亲时，亲戚们就为他物色了现在的夫人。“人家还是共产党员呢！嫁给我这个右派，哈哈！”江老和夫人相视而笑。

《苏北利亚》中有一章写劳改犯相亲的故事，充满了黑色幽默，可说是悲喜剧。那些曾经的囚犯，爱情、婚姻自然也和常人不同。江老的前妻是苏北劳改农场的“场员”，上海姑娘。文革中因为不愿上山下乡，到亲戚家躲避，结果被抓起来送到劳改农场。用江宇的话来说，那年头押一个人进劳改围子比赶一头羊去集市还要容易。解除劳教后，他俩结了婚，有两个女儿。1979年全国多数右派都被改正了，江宇的问题却迟迟得不到解决。因为那次“改正”并不是彻底的平反，只是作为“扩大化”重新处理。既然是“扩大化”，总得有少数右派是名副其实的吧，所以据说全国有96个右派没有被改正，包括《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之父章伯钧。按说，这96个“右派标本”即使没有打错，也不到55万右派的万分之二；如果按非官方统计的三百多万右派加上一百多万“中右”，那连十万分之一都不到。但“扩大化”就是这样定义的。江老的前妻听人说他的案子难以改正，有可能会当一辈子的右派，再无翻身之日。在失望中她和江宇离了婚。两个多月后，江宇终于拿到了改正书，但打破的镜子再也拼不圆了。不过，这也成全了他和现夫人的姻缘。就像人们常说的，上帝关了一扇门，必会打开一扇窗。江老如今有体贴的夫人照料生活，大女儿女婿被公司派到中国工作，小女儿在旧金山也不远，二女儿就住在附近，时常去看望父亲。他笑说“有女儿真好啊！”老人家平时除了读书写文章，还做点家务，扫院子、清理后院的游泳池，每天出门遛两次狗。得知我正在为母亲申请来美国同住，江老说“欢迎你们带母亲来玩，我家楼上可以住的。”

以加州的标准，江老四卧室的房子是相当大了，至少中产阶层的经济实力才住得起。他来美国时四十多岁，一切从零开始，就连飞机票也是向十几个亲友借钱买的。凭着过人的才智和勤奋，江宇在一个美国公司当了工程师，又在工余自费去附近的大学修了建筑设计的课程，拿到房屋建筑商的执照，开了自己的公司。二十多年中创业、养家，才有了今天安定的晚年。我不禁想，假如他出生在美国，一辈子的成就定会更加傲人。

临走前，我拿出张老师帮我买的那本《苏北利亚》，请江老签名。我们又一起在他家后院留了影。那天是2016年12月30号，我的苏北之行的35天之后。

上个月，本文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给江老发了电邮，说我接下去想介绍他和他的书，希望得到他的允许。随信还附了本文的前半段请他指教。几天过后还没有收到回信，我就又打电话去问询，可打了几次都没人接。我心里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愿老人家没有生病，只是旅游去了；再等几日说不定就会有消息。几日后还是没有回音，我于是向一位江老的朋友打听。她很快回了我的电邮：江宇先生今年九月去世了。他五月份还回了南京，那时看起来好好的。回美后七月间被查出肝癌，已是晚期扩散了，九月初去世。他太太说他走得很平静。

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哭出声来，心里说不出的悲伤。一位劳改营的幸存者、传奇右派，一位睿智的长辈，就这样走了，留下许多他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而我，连和他最后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一次和江老通话是在今年二月间。除了向他拜年，我母亲也用加了增音器的电话和他说了一会儿。我们聊到江老的两篇新文：《文革五十年祭》和《告别暴力》。前者的缘由不说自明，后者是为方方的小说《软埋》写的评论。他在文中用犀利的笔锋呼吁批评的自由，呼吁人道主义。江老说“有人看了很不高兴，我就不管他们了。”我听了很惊讶，在美国的华人作家中有谁会对这样的论点“很不高兴”？听他解释才知道不但有，而且是挺知名的作家。说到底，人的思想观点是由他/她的经历决定的。没有亲历过那种痛苦，很难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江宇这样的幸存者不断提醒的原因吧。

如今这个警世的人走了，去了一个没有劳改农场的地方，没有暴力的地方。也许我的父亲会在那里和江老相见，他们可以一起豪无顾忌地笑谈苏北利亚的荒诞。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江老在给我的电邮中引用过这句名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士兵们传唱的歌词，因为被麦克阿瑟将军在退休致辞中引用而著名。中文翻译成“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我觉得并不确切。Fade away 是“淡出”的意思，就像电影终结时的镜头。它更准确的涵义是：老兵永远不死，尽管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

（完）

谨以此文纪念江宇先生和我的父亲。

2018年感恩节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