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北利亚”(14)


拿到张老师送来的《苏北利亚》时,书页中已有他划的杠杠、写的评语。细心的张老师,在字里行间寻找线索,寻找作者的描述和我父亲的回忆、我们寻访中的见闻之间的关联。

我国的海岸通常以温州为界,温州以南为岩岸,以北为沙岸。然而人们鲜少注意到在苏北濒临黄海的地方,还有一段漫长的、既非岩岸又非沙岸的滩涂。这一片滩涂,在一个特殊的年代的一个特殊人群中,流传着一个古怪而又悲凉的名字——‘苏北利亚
苏北利亚基本上是由大有农场、东直农场、新荡农场、民生农场和潮河农场等五大劳改农场结合而成的,涵盖了从废黄河口到灌河口的广袤滩涂。
“最早来苏北利亚开天辟地的是土改和镇反运动中抓进来的一大批人。这些人就像一六二〇年抵达普利茅斯港的‘五月花号’木帆船上的英国清教徒,是在美国新大陆垦荒种地的第一代。这许多犯人在滩涂上挑水筑堤,挡住海水,然后在堤内开挖排水河和条沟,开垦和改良盐碱地。五大劳改农场是在他们手里初具规模的。随着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由反胡风而掀起的肃反运动的开展,更多的犯人被输送到苏北滩涂上。一个个政治运动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劳改犯,但只有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后,右派分子进入了苏北滩涂,才有了苏北利亚这个名字。”
——《苏北利亚》
这就是苏北利亚的由来。书中没有说是谁想出了这个名字,但无论是谁,那人一定熟知苏俄的劳改流放制度。西伯利亚以酷寒著称,从沙皇时代起就是俄罗斯的流放地,犯人们被判到那里服刑。我的小学课本中就有列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故事。但更大规模的流放却发生在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不但犯人多,而且政治犯思想犯多;犯人不但生活艰难,而且要做苦役;劳改营不但折磨犯人的身体,而且要摧残他们的意志;它们也不是单个的劳改营,而是属于一个巨大的体系。就连犯人的劳役,也被列入苏联的国家建设项目,比如西伯利亚铁路,尽管它最终没建成,如今空留埋在荒芜中的生锈的铁轨。索尔仁尼琴的巨作《古拉格群岛》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劳改营体系。我不知道新中国的劳改制度是不是照抄了苏联的,但苏北的五大劳改农场确实兼有古拉格群岛的特征。苏北利亚,说白了就是江苏北部的西伯利亚
书的作者笔名于疆,后来我知道他的真名叫江宇。1957年反右时,江宇是我的母校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电力工程系四年级的学生,只有20岁。当年118号,在那个著名的有着铜制拱顶和三层座位的前中央大学的礼堂中,集中了全校几千名学生。事前没有感到一点异常的江宇被叫到前台接受江苏省高级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宣判,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罪名被捕,他的命运在顷刻之间拐了弯。随后,他由囚车押送上火车到镇江,坐渡船过长江,再坐汽车去了东直农场。算起来,江宇比我父亲年轻十岁,却顶着同样的罪名,比他早一百天经过同样的中山河上的渡口去了大有镇,在同一家夜店住了一晚,又踩着同一条路上的尘土进了四大队的土圩子。押送江宇的是个只比他大两个月的士兵。士兵得知他是个大学生后,告诉他到了劳改队以后,不要乱说话,要靠拢政府干部。你读过这么多书,国家还是需要你的。我想一年半载会回去的。但是没有人一年半载回去。我父亲在那里挣扎了四年多;江宇在那里苦熬了22年;更有些难友,永远地回不去了。
二十二年中,江宇在五个劳改农场待过,从劳教到劳改,从右派到摘帽右派,从囚徒到类似于三等公民的“场员”。他挖过河,建过盐滩,养过牛,赶过车,埋过死尸,修过汽车,做过电工,当过“劳改老师”。和我父亲不同,江宇年轻、身体好,是农场的顶级劳力。他的智慧和勤奋帮助他渡过了一个个难关,熬到79年的右派改正。其间他结识了很多人:南京高校和省级机关的右派“一百零八将”,“辛酸双目泪,萧瑟一肩书、写出右派长恨歌的海军文化教员,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学识渊博、为人宽厚的南京石鼓路教堂的天主教神父,守着两个山芋舍不得吃而饿死的老胡,因聚在一起吃饭吹牛皮而被定为反革命集团的南京“三六九吹牛皮协会”成员,把中国和世界地理背得滚瓜烂熟、希望将来能出去继续教书的小学地理老师,因为右派罪名太重、有意把自己变成小偷争取宽大处理的“曲线改造”者老苏,因探望正在劳改的父亲而被农场干部强奸以换取对父亲的“优待”的小潘,背粮路上遇到寒流、差点被冻死的前国民党下级军官,在不知女方曾经和解放军军官谈过恋爱的情况下和她发生关系的老黎,在劳改营土坯茅房还忍不住搞同性恋的“腐化分子”,因骑着自制的三轮车带女朋友上街兜风被判刑的小伙子,帮助因“绝育环”不适的农村妇女取环的老实巴交的农民,…… 他们的故事充满了人生的悲惨和时代的荒诞,在江宇的笔下生动地再现。
父亲回忆中的大饥荒,在《苏北利亚》中有更详细的描写。江宇说那几年农场不但没有遇到天灾,而且棉花、胡萝卜都增产了。但是增产的部分被上交了,囚犯们依然处在极度的饥饿之中。他的生存之法是减少消耗开辟食源。为了减少消耗,他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领,一边听干部训话一边休息。开辟食源是大家都想的,偷偷去找地里剩下的稻粒、玉米,吃有毒的蓖麻子、棉籽饼,有人吃过量而死。有一阵子江宇被派去埋饿死的犯人的尸体,晚上去黄海边埋尸,回来可以得到一勺豆饼当宵夜。但这份工被当成肥缺,不久就被告密者给抢走了。有一天他饿得从晒场的草堆上摔下来,到病号房和许多同样饿得半死的囚犯关在一起。白天大家拥着棉被坐在铺上等饭吃,愈等便愈饿。于是有人提出与其等吃,不如谈吃,各人把自己吃过的最好的饭菜拿出来侃。创造出望梅止渴的人,恐怕再也想不到在将近两千年之后,会有一群饿得前胸贴后背、濒临死亡的囚犯把他的想法发挥到极致。
和我的祖父一样,江宇的母亲也在大饥荒时期带了食品,千辛万苦地去四大队探望儿子。不同的是,她不但见到了儿子,而且收到了他准备好的密码,从此母子俩得以用密码在受审查的信件里传递信息。江宇请母亲寄几本书给他,可她没有寄书 —— 她认为儿子之所以成为右派,就是因为他读了太多的书。但是对于身为囚犯的江宇,没书的日子更加难熬。幸好,从南京去的一百零八将们带了一些书,大家私下传阅、交换,过书瘾。白天读书的机会是很少的,爱书的囚徒们只好在深夜就着“蛤蜊油灯”和纸媒微弱的光,一行行地读。江宇在看牛值夜时读,赶车运货时也带本书在路上读,书陪伴他度过了漫长的寒冬。他曾用两个窝窝头跟人换了一本残缺的英文字典,那人正把字典当大便纸擦屁股。江宇每天撕下几页带出去上工,休息的时候看几眼,背几个单词,就这样学了英语。后来他到了美国,这词典英语帮助他安身立命,那两个窝窝头想来是值的。
不但读书,江宇还写日记。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工棚里有几百双眼睛,丝毫谈不上隐私,写日记随时可能被人告密。告密者可望减刑,而被告密的后果会很严重。江宇的日记数次不翼而飞,其中的一次,只因为他对大跃进写了几句批评的话,被农场加判了三年管制。江宇的日记,1961年前的都被没收了,1962年和1963年的用塑料纸包起来埋到地里,后来却找不到了。最后仅存一本,挖出来时已经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在《苏北利亚》一书中,江宇摘录了其中的几则,为那段经历作证。
如果说司马迁在受了宫刑后忍辱书写《史记》是个壮举,那么一个右派在劳改时冒着被加刑的危险把他的所见所闻记下来、保存下来,其悲壮也不亚于司马迁。司马迁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江宇说,他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便于回忆。我自认还有将来,因为那时我还年轻,而且我坚信历史不会永远如此荒谬。我父亲也有类似的坚信,坚信自己没有错,坚信有一天他的冤情会得到甄别。这是他们心中尚存的一线希望,这希望支撑着他们忍受非人的生活。正如二战时关在希特勒的集中营的犹太人,他们中的幸存者,也是靠着信念和希望熬过了生死关头。
书的第十四章题为右派长恨歌,转录了一首五言古体诗。江宇说,诗的作者是一位苏北利亚的右派,名叫血燃冰,原名宋咏秋。当右派之前,他在解放军海军当文化教员。这首诗写于劳改期间,当然是秘密的,只私下传给几个人,包括江宇。读着这血写的文字,我忍不住潸然泪下。从来没有一首诗像这样让我哀伤动容。转录在这里,只为提醒我们不要回到那个非人道的年代!

右派长恨歌
作者:血燃冰

忆昔徙流日,登船别古吴。
辛酸双目泪,萧瑟一肩书。
城廓望中远,烟云眼底舒。
飞鸥如眷眷,逝水似徐徐。
野店吞芋粥,茅棚偎草蒲。
北辰看渐进,南语觉来疏。
孤苦妒鸿雁,凄凉闻鹧鸪。
废河尘土暗,荒地稼禾芜。
沼泽蟠蛇蟒,芦滩窜鼬狐。
碱蓬高七尺,卤水溢千湖。
五月花何在?三月草未苏。
咸知边地远,讵料异乡殊。
科罪成渣滓,流人变鬼巫。
同眠屠狗辈,共食窃鸡徒。
狼狈欺羊弱,鸡鹅笑鹤孤。
不愁容膝卧,只恨是囚居。
饕虱兵马行,雷蚊列阵图。
时时见殴斗,处处听咋呼。
褴褛衣衫破,嶙峋骨肉癯。
老拳眼前晃,秽语耳中淤。
刮桶搜余粒,伸盘乞剩糊。
可怜贫阅历,尚幸别贤愚。
Q蹲南面,华威卧北隅。
馋涎流口角,乱发满头颅。
上下唆仇恨,弟兄相陷诬。
胸怀空坦荡,血口诼卑污。
下笔生灾祸,开言获罪辜。
口诛千手指,笔伐半年逾。
泼墨乌云乱,浑身浊唾濡。
含沙莫须有,捕影岂踌躇。
掘土五方日,披荒万亩余。
忍心抛笔墨,誓死学犁锄。
麦韭分高矮,黍粱别细粗。
黎明鱼贯出,昏黑雁行趋。
盛夏挥余汗,隆冬脱剩襦。
赤肩荷一担,双脚骋长途。
霜剑寒穿骨,风刀痛切肤。
飞沙迷泪眼,烈日灼肌躯。
食秣宁输马,拉犁差胜驴。
清香甘荠藿,粗粝悦糠麸。
不厌凌晨起,敢辞午夜劬?
号召胎骨换,信誓肝脑涂。
不死诚天幸,贪生岂蚁如?
擂台万斤亩,挑战百胎猪。
密植禾苗萎,深翻颗粒无。
洪流侵泥塌,长卧类僵蜍。
罪贱几人愿,饥寒何处逋?
映池惊水肿,倚杖病干枯。
赖有新交在,肯将旧习除?
低吟胸臆句,偷读古人书。
儋耳苏居士,潇湘屈大夫。
历来赞贞观,后世惜扶苏。
悔未营三窟,怜今守一株。
穷途悲阮籍,歧路泣杨朱。
稚子称狗崽,娇妻成老嫫。
家贫谁慰问?母病孰帮扶?
强笑抒幽愤,长歌当咽呜。
梦魂千里返,风雨廿年驱。
有日阴霾散,何时心腹刳?
狂飙动天地,天地亦欷歔!
在书的“代序”中,江宇写道:“如今苏北利亚已经在我的记忆里远去了。在苏北利亚度过的二十二个春秋,业已幻化为无数既悲情又荒诞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封存着。我从小就聆听过这样的教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回顾我们的国家在前三十年经历过的风风雨雨,几乎是吃不上几顿饱饭便要搞一回政治运动,而且每回都要搞到荒腔走板,暗无天日才会罢手。这样的道路能不曲折?而光明的代价又何其惨烈!”

读完全书,我萌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找到这位近乎传奇人物的江宇先生。我想知道:他认识我父亲吗?他俩同属东直农场四大队,一个在三中队,一个在二中队,他能告诉我父亲劳改的更多情况吗?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当了右派?书中说是因为他的一篇演讲,他讲了什么?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来到美国,又如何在美国生存下来的?现在过得好吗?他能告诉我的,将比我在那些生硬的档案中能看到的更多、更真实、更生动。我也要告诉他,我找到了当年四大队的老房子,告诉他黄海农场的年轻人在争相传阅他的《苏北利亚》,告诉他如果我父亲还在世,一定会喜欢他的书,引他为知音。他是我父亲的难友,也是我的学长,我敬仰他,渴望能和他交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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