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我回到美国密西根州的家中，着手寻找江宇。
《苏北利亚》是广东省花城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的。一般来说，读者可以通过出版商与作者联系。我如果写信或者用电邮和花城联系，他们应该会把我的信转给江宇，再由江宇决定如何回应。但这个过程会有多长？这点我可没底。我想尽快地联系上江宇。
在网上搜索他的笔名“于疆”，找到了海外华裔作者的“文心社”网站。他是文心社的成员，会员网页上写着：“于疆，资深电气工程师。北美洛城华文作协荣誉会长，散文作家，其散文、随笔和评论作品散见于各报章杂志，曾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纪实《苏北利亚的故事》和散文集《闯荡美国》正在修改中。”另外还有13篇文字，包括散文和书评。虽然我翻遍了文心社的网页也没找到于疆的联络方式，但至少确认了他住在洛杉矶附近。
想到我念研究生的校友中有几位住在加州，其中一位对华人文艺界还挺熟，心想他们也许知道江宇，就在研究生的校友圈发了微信求援。没想到，几天后倒是住在密西根的学长转来一个链接：《杨学军：也说“苏北利亚”——一个男孩眼中的劳改农场》。
这题目引起我的好奇。文章的作者叫杨学军，1956年出生在东直农场，他的父亲是农场负责人之一，母亲也是农场的干部，两人都是从华东军政大学去苏北的。“为适应战备需要”，他家在1965年迁到洪泽湖农场。杨学军本人当过兵，从过政，又成为专业作家，当时是江苏省宿迁市政协学习文史委主任，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协会常务理事，市诗词协会主席，还曾参与《洪泽湖监狱志》的审稿。这篇文字是他读了《苏北利亚》以后写的，为了告诉世人一个不同的劳改农场。
算起来，杨君与我同龄，很可能还比我小几个月。我父亲去东直农场时，我刚两岁，啥也不懂，啥也不记得。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是在1962年他解除劳教回家的夜晚，我从睡梦中被一屋子的人吵醒，看到那个戴着眼镜在昏黄的灯光下吸烟的陌生人，那时我六岁。多少年中，我对父亲劳教经历的了解，完全来自于他的回忆，直到我读到《苏北利亚》。那么，与我同龄的杨君，从一岁多到五岁多能记得什么，又能理解什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文章的开始，杨君说他匆匆读罢《苏北利亚》，“心灵受到震撼，但脑海一片空白。奇怪的是，我非但未觉着清醒，反而觉得原先熟悉的一切正在变得陌生，甚至恍若隔世。作为从同一块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对于这块苍凉而神奇的土地，于疆的认识与我差别之大，超出我的想象，尽管他的认识比我深入也深刻得多。”杨君肯定了书中的诸多故事和细节是真实可信的，说“出于对其人格的尊重和信任，我没有理由怀疑他创作的动机和诚意。他的作品固然悲怆凝重，但也不失诙谐幽默，即使是在嘻笑怒骂揶揄责难之间，也很难找到恶意中伤信口雌黄的痕迹。应该说，在这部作品里，我看到了一个蒙冤者的挣扎、抗争和隐忍，领略了一名批判者的尖锐、执着和思辩，也感知了一位作家的学识、中庸和良心。”这种理解，也和杨君的老舅因为同情其他右派而被定成名册之外的右派有关。杨君承认他没有能力“依靠模糊的印象去追忆描述甚至塑造那些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人和事。”相比江宇，他那时太小了。
但杨君话锋一转：“当然，理解不等于赞同。”
不赞成什么呢？首先，杨君认为“苏北利亚”名不副实。之前杨君从未听过“苏北利亚”这个说法，认为“这一称谓多半是于疆成为作家后加工提炼出来的。”“假如我们按照作者的意图，试着把‘苏北利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划上等号或相似号，是否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劳改事业等同于沙皇当局的流放制度？换言之，是否因为西伯利亚曾流放过革命领袖列宁，而苏北劳改农场关押过一批‘右派分子’，就可以把两地相提并论？再者，于疆们在接受‘劳改’的过程中，除了备受冤屈之外，是否还饱尝身心摧残和肉体折磨？而在这块土地上付出汗水、热血和青春的管教人员，是否也成了狰狞可怕、无恶不作和臭名昭著的酷吏？回答上述问题，肯定又面临一场争论。”
不过，我倒不认为于疆的“苏北利亚”想要类比的是沙俄时代的流放地，那时候的流放地和后来苏联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是不可比的，除了气候。据说列宁被流放在西伯利亚时有吃有住，还可以在林中散步，相当自由；没人强制他劳动改造，他甚至还能继续搞革命活动。这和我父亲、江宇先生和他的难友们的经历能比吗？江宇在东直农场劳教时，索尔仁尼琴的书还没有出来，“古拉格群岛”的称谓也无人知道。但是如我在上一节中写到的，作为新中国劳改营体系的一部分，“苏北利亚”和古拉格群岛的特征确实是类似的。具体叫什么称谓倒在其次。至于管教人员是不是“酷吏”，我想即使是，他们在家里对待妻儿和他们对待犯人的态度绝不会一样；我宁愿相信犯人的感觉。
为了说明那里不是“苏北利亚”，杨君回顾了劳改农场的历史，和我在本系列的第二篇中引用的百度所说的一致，但是有更生动具体的描述。建场最初的三年，管教人员的衣食住行都很艰苦，他的父母也不例外。但他们身负着“将罪犯改造教育成新人”的“关乎共和国安危”的重任 ，以苦为乐，不抱怨也不后悔，“我为监狱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孙”。恕我不在这里重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杨君的原文（链接在本文之末）。总之，杨君认为管教人员也很苦，比江宇那样的右派们更苦；在右派们去的时候，农场已经有了工棚和土圩子可住，有胡萝卜可吃了。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用那个时代的眼光看，杨君的父母和管教人员做的，确是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但是作为“右二代”，我深知管教人员的这种生活上的艰苦和右派们被冤屈、被当作敌人、被强制劳动、被打骂冻饿、被剥夺人身自由的苦，完全是两码事。
《苏北利亚》一书的价值，是用反思的眼光去看待那段历史。那些犯人，如江宇和我父亲，是新中国的敌人吗？他们经过公正有据的审判吗？判决的标准是什么？他们应该被送去劳改劳教吗？应该强制他们干自己力所不能及的活吗？为什么要让他们终年挨饿，同时每天十几个小时劳作？为什么不许他们写日记、留下记录？为什么不让他们中的有些人和探亲的父母相见？为什么解除劳教的人依然是“三类人”，继续被歧视、被监管？…… 问这些问题，并非追究农场管教人员的责任。如我父亲所说，“并不是队长、干事、士兵冤了我呀，所以，还得谅解他们，承认他们是好人，听从和接受他们所加到我头上的一切。”右派们后来被“改正”了，显然他们没错；管教干部是执行党交给的任务，他们也没错。那么谁错了？错在哪里？江宇希望的是这种反思，这种讨论，这种警示。杨君不是不知道, 他说“这一问题，牵扯到对我国劳改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的整体评价，似乎不用我来作答。”
打个比方，如果一个坏人出手打了好人，好人喊疼鸣冤，那只打人的手却说：“别以为我不疼，我比你还要疼呢！”在我看来，手这话应该对指挥它打人的大脑去说，而不应该对那被打的人说。被打的人喊冤的对象是那大脑，不是手，除非那手自作主张地多打了。手如果受了大脑的驱使打了人，自己并不情愿，那么理论上说，它也可以选择和那被打的人一道鸣冤。当然这只是理论上说说，真正发生的概率很小很小很小……
江宇在《苏北利亚》中讲了一个“沙威”的故事。“沙威”名叫杜德莱，六十年代初在农场的右派大队当狱政干部，精明强干。他对自己的职守绝对忠诚，对右派们也绝不手软。江宇有关大跃进的日记被搜去后，就是被他审问的，加管制三年也是在他手上办的。谁知文革中杜自己被人陷害，遭到审查，在囚室里上吊自杀了。他是一只打人的手，原来坚信他打的是坏人；等到自己也被当成坏人给打了，最先崩溃的就是信念，是对那个指挥他打人的大脑的信任。他赖以打人的一切理由也就都崩塌了。江宇把他比作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警官沙威，不无道理。
读完杨学军的文，我就是带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去回了那位学长的微信，说了一通感想。结果学长回说：“杨学军说他和江宇通过电话，你可以去向他打听江的电话号码呀。”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学长不是让我去和杨君辩论的，是让我去读杨文最后的附记的。学长是个细致的人，当年读研的时候，留学生买车买相机买音响都先去找他咨询，因为他的调研做得棒，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被他一句话点醒，我立马搜到杨君工作的作协官方网页，找到有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在我的晚上、他的白天打过去。接电话的人说他不在办公室，而且现在不常来办公了。确实，按他的年龄，在国内应该是快退休了。我说“我读了他的文章，有一些问题想和他讨论。能不能麻烦你找一下他家的电话号码？”那人很爽快，二话没说就给了我。
电话很快接通，那一头是个男士的声音。
“请问您是杨学军先生吗？”
“我是。你哪位？”
“我叫xx, 从美国给您打电话。我父亲曾经在东直农场劳教。我读了您的文章，讲苏北劳改农场的。我也读了江宇先生的书，很想和他联系。您和他通过话，是吧？不知道您能不能告诉我他的电话号码？麻烦您了！”
对方沉吟了一会儿，说：“江宇没给我他的电话号码，我是从来电显示上抄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你如果要的话，我找找看。”
“那太好了，谢谢您！我过二十分钟再打电话给您，好不好？”
过了二十分钟，我又拨过去，这次杨君给了我一个号码。无论我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我感觉他是个可以信赖、愿意助人的人。
我把杨君给的号码打进谷歌搜索。很快，屏幕上显示了一串结果，其中的一个最像江宇的，英文名Yu Jiang，家住加州洛杉矶郊区。
我拨了号码，忐忑地等待着那一头的声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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