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北利亚”(6)


第二天清早起床,问过张老师和韩老师,还好他们的房间都有热水。韩老师夜里闹肚子没怎么睡,我担心他受不了,他却说昨晚大概吃得太杂了,现在没事儿了。没问题,在车里打个盹就行了。两位老师都已经七十上下,这样辛苦地陪我折腾,真让我不过意,也更加感受到他们的情谊。
这小镇离港口不远,名叫大闸口,因其通到中山河入海前的水闸。尽管苏北平原如今有大片的耕地,但靠海边的百姓仍以打渔为生。在霏霏秋雨中,我们沿着旅馆门前的马路,找到一家已经开门的店铺。三个人吃了三碗豆浆,一碗稀饭,六个菜包子豆沙包子,八个菜肉蒸饺,一个烧饼,放在桌上有一大摊,总共才12元,本地的生活水准可见一斑。从饭店出来,又顺便逛了渔市。有铺面没铺面的小摊一个挨一个,运货的车子把路挤得窄窄,顶着各色雨衣的商贩们吆喝着卖鱼、蟹、贝蚌、海带……我经不起诱惑,买了半打大螃蟹放到张老师的车后,指望它们能活到晚上回家。
今天的目的地很明确:上327省道,转304县道向南,找东海农场东直分场。我们反向开了一段尚未通车的大路以后,就顺利地上了327。因为GPS没有标X304,只能看路标了。张老师和我都是近视眼,加上雨越下越大,看路牌有点费劲。感觉应该到X304了,却找不到标志。我瞟见路边有个派出所的牌子,赶紧建议去问路。
派出所一排五六间房,执勤的民警是个小伙子。小伙子很客气,允许我们用洗手间。我向他打听东直农场四大队的旧址,他说抱歉,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那东海农场东直分场呢? 也不知道。那不管什么从前的劳改农场呢?更不知道,他们没有那些老记录。好吧,到X304怎么走?这个倒是知道,上省道回头走半里路右转就是了。
X304县道在这里是T形路口,只能向南开。路面不错,小车勉强能会车。开了几里路,按照张老师昨晚截屏的百度地图估计,东直分场应该到了,但路两边能看到的只有青黄色的稻田,雨雾中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正在踌躇,隐隐见到右前方有个独门院落,对比着地图,应该是差不离。开过去一看,铁栅栏的大门挺有气派,门那边是干干净净的院子,或许兼做停车场,正面一排房子半新半旧,不像六十年前的。说话间,一条大黑狗冲过来,在铁门的那边对我们大叫。我平时是很怕狗的,尤其是大狗,这会儿隔着门,倒也不怕了。随着狗叫,出来一个年轻人。我满怀着希望,问他这里是不是从前东直农场四大队的队部?他说什么队部?我们解释了一通。年轻人满脸严肃地说:不是。没听说过。我还不甘心,那百度地图上说是啊?” “我们这儿是雷达站,不是农场。”“雷达站?这个父亲没提到过。这里靠近边防线。”“那雷达站以前是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我刚来一个月。看我们很失望,年轻人说前面右转有个村子,你们去那儿问老乡吧。
果然,前面有个四岔路口,右转后几里路,有一些红砖房。到了村口,只见家家闭门,不闻人声。满是泥泞的路变得很窄,小车只勉强能开。看看不像是办公地点,又担心没法掉头,我们只好原路退出。
怎么办?就这么放弃了?下一步去哪儿?张老师、韩老师和我正在车里商量,路上走过来一个人!他穿着黄色的雨衣,扛着把锹,看在我眼里简直是个救星。那人约莫五十岁模样,听了我们的解释,他说他不知道从前的劳改农场在哪儿,不过现在的第八生产区的办公室就在前面不远,看到那个高水塔吧?水塔的对面左边就是。就这条路,直走。
谢了救星,我们穿过X304,穿过一片田野,看到了水塔。左边果然有一排平房,停了几辆车。房子坐北朝南,一溜办公室由走廊连着,只东头第一间传来说话声。门是开着的,里面有三个人各自坐在办公桌前;其中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还有一个略微谢顶的中年男人。见到我们仨,他们停下自己的话题,问我们有什么事?没等我开口,韩老师就把原委说了一遍,还加上介绍美国来的风铃博士。听了这件新鲜事儿,他们也乐意帮忙。可两个年轻人都说不知道有什么四大队劳改农场,至于档案资料,他们那儿也不保存,都在大有镇的黄海农场场部收着呢。你们去场部问问看?我的心又一凉,看来此行是无望找到四大队旧址了。这时,那个中年人开口了:会不会是xx 那边的老房子?俩年轻人一听,想了一下,都附和说有可能。中年人更觉得我们要找的是他想到的地方,开始给我们解释怎么走。你们从哪里开过来的?”“304县道。”“好,再开回去,不要上304,一直走。”“那儿我们刚去过,有个小村子,但是没看到老办公室啊。”“就在那个村口拐弯。”“有路吗?车子进得去吗?”“进得去,有点难走就是了。我想到刚才找路的情景,生怕丢掉这唯一的线索,满心期待地问他:如果您有空的话,能麻烦您坐我们的车带我们过去看一看吗?中年人一口答应,拿上伞,和我们一道出了门,坐到张老师旁边。

通向第八生产区办公室的路

    这个热心的中年人姓张,是第八生产区的会计。张会计小我几岁,1963年出生,也就是说,我父亲结束劳教后的第二年,他出生在东直农场。那时大多数幸存的右派都已经被遣返了,所以他并没有见过他们。张会计的父母都是场工,他在农场长大,对这里的地盘了如指掌。他说从六十年代开始,苏北的几个农场合并、重组了好几次,现在的第八生产区就包括了原来东直农场四大队的土地。我终于得到验证,这里就是父亲被劳教的地方,曾经的不毛之地。

在刚才到过的村口,张会计领我们拐上了一条小路。又开了几里,来到了他说的老房子。直觉告诉我,这里和地图上标示的东海农场东直分场位置大体相符。不过假如没有张会计做向导,我们绝对找不到这个犄角旮旯。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5)


睡前洗淋浴,进去才发现没有热水。被凉水一激棱,我睡意全消,索性再读父亲的回忆录。



……
我所在的四大队,位于东直农场东北端,到场部所在的大有舍,约距三十华里,步行需三小时以上。大队的垦作范围,向东约三小时路程,向北约三小时路程。往南,开辟三条“排河”,纵向挖有大小沟渠,割成长方形的大块条田。大田里主要长棉花,因为只有它能耐碱。上等地里棉花秸能长一尺多高;中下等的地里,长不满一尺。雨后如不及时松土,盐碱汪上来,棉株都会枯死。只有西边靠近五大队的地面,能长一些笔杆粗的胡萝卜。菜园里,不但长不出青菜,连霹拉菜、甜菜也难得成活几棵。全队只菜园里有有一棵碗口粗一人多高的树,据说是解放前什么人种下,在多方保护下成活了的。这里不比南面的五大队,可以种玉米,也长甜菜;更不能比场部,那儿棉株长到齐腰,夏天可以看见几处青草。四大队是东直农场自然条件最凶险的地方,一般说,顽固不化的分子才被配发到这里来。

  自然条件的凶险是配了套的。这里的气候似乎只有冬夏两季。夏季出工得带棉衣,一到下午三时之后,就变凉了。收工迟,还要打三十斤猪草,才准进圩子吃晚饭,往往已是八时半或九时,那时,非穿棉衣不行。这儿几乎天天刮风,六级风是常事,大风指的是八、九级。不管冬夏,刮起风来,都冷得刺骨,带着野性十足的吼声。要是下了雨,那真叫遭罪。这土是沙土,但表面积有薄薄一层黏土,雨水被隔阻,渗不下,平地涨高两三尺。人赶去排水,一脚踩下去,弄不好会陷到齐胸口。

  队部是一座土圩子,两侧出土堆成一人半高的土围墙,墙内外两道水壕宽达二、三丈。圩子入口处有士兵全天候值岗,没有队部干部招呼,劳教人员不得自行出入。单独出入圩子,要有证明牌牌,口叫“报告班长”,否则就算违纪,兵士可以处罚你,直至以抓跑犯为名,鸣枪射击。

  圩子里的工棚是间长形房子,宽以南北两边能睡两排人,中间有走道为度;长以每人床位一尺半、盛得下若干名囚徒,顶头留一截作包裹室为度。建房材料除紧贴地面三五寸为砖头,余均用土坯垒墙,房顶用“网箔”,上铺枯草,再用草绳牵拉网成。铺位是榻榻米式的,每三尺起一截土坯作垛子,上搁三五根坏锄头柄,再加“网箔”、枯草。一尺五寸宽的铺位,必须挨个儿颠倒着睡,否则,人挤不进档子。南北两溜铺位沿口空中,拉起一条细铁丝,每隔十几个铺位,晚间挂墨水瓶一个只,添上一点火油,用棉线引出,叫上灯时,掌灯的人去包裹室点上一粒火苗,算是照明设备。每次上灯后如不抓紧上铺,很快会吹熄灯哨子,就得摸黑就位。

  吃的主食,是苞米糊加胡萝卜、盐蒿草。

  初到四大队,队长为了表示欢迎,给打了牙祭,居然是红烧肉、大米饭。至于什么叫红烧肉,什么叫大米饭,就只有天晓得了。红烧肉每人有四、五条,带毛的、富有弹性的,竹筷那么粗、寸把长一条。大米饭中,一半是15(即一斤米加五斤水煮成)的米粥,一半是苞米糁子(一粒苞米被碾成三、四颗的糁子)。晚餐取消了优待,同早已到场的“劳教花子”一样,喝上一大瓢“广东广西”的苞米粉稀汤粥,还有半铁勺煮盐蒿。在以后的日子里,才知道这头一顿是真正优待了我们,再想被优待也想不到了。

  一到四大队,立即就分组,组长由队里指定,全是“反革命”或者“坏分子”。因为“右派”最坏,最狡猾,最不会体力劳动。右派中又以“党内右派”为“最危险的敌人”,这一点,队长在见面后第一次训话中就指出了,他警告这些人“特别得给我小心点”。

  分组劳动的第一课是担土竞走测试。队长宣布,今后得凭劳动能力吃饭。每人领取硬木扁担,柳条箩筐,在规定时间内负重80斤,行十里路,途中不歇担子,能通过这次测验的,评为丙等劳动力;通不过的,只能评为丁等劳动力。第二轮测试,则负重100斤,行十里路中途不歇担,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的,评为乙等劳动力。第三轮测试标准为负重120斤,通过的评为甲等劳动力。最后,由甲等劳动力自行报名,负重140-150斤,走十里路,不歇担的,评为特等劳动力。

  劳动力等级评定后,就宣布按不同等级吃饭,即:
特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6斤,折成口粮为25.2
甲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4斤,折成口粮为23.8
乙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2斤,折成口粮为22.4
丙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30斤,折成口粮为21
丁等劳动力——每月吃原粮26斤,折成口粮为18.2
 
  我在第一轮测试中,负重80斤,走至中途,因素患支气管哮喘,挺不住了,先是停下来喘气,后来终于摔倒在地,只得自认霉气,吃上丁等口粮。在之后的四年中,除了当年夏天吃过两个月丙等口粮,就一直每月吃18.2斤口粮。但这也只是理论上的说法,事实上,从59年起,逐渐连苞米粉也没有吃了,只靠从苞米芯、杆中漂出的淀粉与胡萝卜、盐蒿草度日。吃这末些粗粮,夏季从三时半起身,至九时半入睡,其中,干活与行路在16小时以上。冬季无重活,多在圩子里捡棉花、平整场地或干别的杂活,则更要缩减口粮。所以,吃饭问题始终是劳教生活中的天大问题,不管是吃特等口粮或者吃病号伙食的(标准更低于丁等口粮),无不终日忍饥挨饿。干活还得达标,怕的是口粮等级被降下来,或者扣饭甚至某一餐不让打饭。

  我们大田组的活计是种棉花。从圩子步行去耕作区,主要是东南方向,行程一、二小时。先是挑基肥到田。基肥由隔年用猪牛粪和从五大队抱来的苞米秸加泥灌水沤制。之后,便用木柄三角锄散肥;用人力拉犁开沟;将棉籽加农药拌匀,沿着田间的垄沟撒种,用脚踢细土盖籽。出工时,队长、队干事带领劳教人员一起下田,到各块条田监工。劳教人员不懂农活,他们得亲自示范,够辛苦的。特别是,针对某些劳教人员操作中的问题,晚上还得训话。对有些事,要讽刺挖苦;对有些人,则要手提马灯,喝令他上来“照相”示众。有人在棉苗出土后进行间苗时锄头伤了苗,这是破坏生产。除了点名记过、照相示众,还要责成其歇检讨书存档或作别的惩戒。这些事务,弄得这位农民出身、斗过地主打过仗,由部队转业来管劳改犯,如今得管劳教人员的中队长每晚声嘶力竭,火冒三丈。

  棉花间苗这活看来轻松,实际上不好干。三角锄比江南的竹柄锄头重一倍还不止,要用锄角给棉苗破土,得用悬劲;间苗时要一眼看准,又只能用锄角轻重适当地下锄,才能“去三留一”或“去五留二”。要是臂力不足,锄角一歪,准闯祸,造成“破坏生产”。进度上,不能落在大伙后面,否则,你只吃丁等口粮,还会被扣饭。队长的理论是:“这是轻活,丁等劳力同特等劳力应当干得同样多!”如果你落后了,工间休息的十分钟里,别人躺在地沟里休息,你得拼命赶上,识相点,不要休息。否则,晚上肯定被“点名”,甚至被“照相”。可是,无论如何不要性急慌忙,以免伤了棉苗。干活时,队长、干事专门在看着你,一出错就掩盖不了;没出错,也将成为挖苦的素材。

  说真的,当队长固然辛苦,可是,吃冤枉官司当劳教人员的滋味,岂止是辛苦二字!干活时饥肠辘辘、额头淌汗,心在流血。我默念着“俯首忍作驴马牛”,体会到:改造改造,就是要改造成牛马,改造成俯首忍受饥饿与侮辱的奴隶才成。残忍吗?不,谁叫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对你们不能施仁政,也就是不能给予任何人道待遇。否则,岂不等于对人民残忍了吗?队长或干事、士兵这样对待我们,是理直气壮的,自认为是执行毛主席的教导,是正义的。而我在忍受这种对待时,也似乎认为他们仍是善良的,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虽然自己受冤枉,可并不是队长、干事、士兵冤了我呀,所以,还得谅解他们,承认他们是好人,听从和接受他们所加到我头上的一切。

  晚间,睡在铺上常想,这一切到何时才能了结呢?劳改有期,这劳教是无期限的,要到被认为改造好了才释放。什么叫“改造好”,谁知道?反正要使这里长官满意吧,而这几乎是做不到的。首先,结论上的“六大罪状”我至今不肯包下来认罪检讨。甚至大队、中队不指名地批判了,仍然无动于衷,我不肯违心作践自己,作践党的原则。我相信党,相信党对待“反右”,会象对待以往历次“运动”一样,来一次复查,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想,让我坚定地相信党吧。我身受“反党反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待遇,但是决不反党,决不反对社会主义事业,我决心在严酷的现实中锤炼自己的党性。如果有朝一日生存到平反,我将无愧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经受住这场生死荣辱的长期考验!

  这里的春季很短。算算月份该是春天了,但是成天刮着寒冷的北风。北风停止吹刮,显得有些暖意了,这便是夏季到来了。夏季是农活集中的季节。这年夏季,我们一方面去二排河挖土挑泥,疏浚排水渠道,一方面要及时管好棉田。对农活的安排,干部很有经验。排河一定要不停疏浚,因为沙土的河岸一经下雨就往下塌。这里的土地全靠天然雨水进行洗碱,所以挖泥挑土必须在初夏就开始抓紧疏浚。同时,棉花出苗后,经过间苗、定苗,就日夜长大,在封行之前定要做好松土、灌浇、喷药、捉虫等项农活计。特别是,雨后必须抢行松土,否则大田会迅速板结、反碱,植株有全部枯死的可能。我深知干好每项农活的重要性、紧迫性。作为争取改造的表现,忍着肚饥、肩疼、腰酸和斥责声,默默地干去。可是,活计总是不能按时完成,棉花封了行,还得爬进田间去打边心、抹赘芽、打顶心、一遍两遍地捉害虫。这些天,都是凌晨三时半吹起身哨,排队打饭,喝上一大瓢苞米稀糊,四时出工。干到十二时左右,牛车送午饭到田头,吃上丁等定量的一刮子一比四煮成的苞米糁子饭,一瓢胡萝卜汤,捧着饭、汤坐在田畦沟里野餐。吃完了,可以把芦柴编成的凉帽盖在脸上,在田沟里躺上十来分钟,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享受。

  ……我仰天躺在田沟里,上面是阳光灿烂的蓝天,蓝得几乎透明。忽然,听到一阵银铃般的鸟鸣,啊,是云雀,它们在高天飞翔,歌唱着回归夏季营地。我眯起双眼向蓝天中搜索云雀的身影,当然这只能是徒劳的,它们飞得太高了,这阳光又太强烈了。然而,一阵强似一阵的云雀欢歌声,在我的心胸中高奏着,高奏着的似乎竟是罗马尼亚音乐家艾涅斯库的云雀狂想曲的旋律,多么绚丽的音色,多么震撼的旋律……。这使人感到昏晕幸福美好的乐章,给了我活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争取早日回归我自己的营地,象云雀那样自由飞翔。那末,爬起身来,好好干吧。我不待上工的哨音,一头扎进棉田抢先干起活来。收工时,队里的干事看了我几眼,还微微点了一下头。之后,我逐渐发觉这位干事对我比以前温和。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我的劳动等级也由丁等升为丙等。我想,这应该是云雀的功劳。

  夏天很少下暴雨,下起来也很短暂。但是,每下一次雨,必须立即松土。在田间松土遇到一次冰雹,田野里无处藏身,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这雹子,小的象蚕豆,大的象鸭蛋,倾泻上二、三分钟,把几乎所有的棉花、棉铃打落在地,当年的棉花收成打了个倒七折,令人痛心。补苗吧,已不是出苗季节,改种别的庄稼又不成,这盐碱土上连青草都长不出。流年不利,今年四大队几乎抛荒。

  冰雹袭来时,只见一片乌云迅猛地由东北角上飞驶过来。有位公安机关出身的劳教组长大喊“要下雹子了”,说罢就将出工时带来的棉衣包头,身子一滚,下了畦沟。我立即也将棉衣包头,滚下畦沟蹲着,才躲过了这场灾祸。

  灾后,我们到田间去扶苗、补苗,这是一场无效劳动。秋后,冒着霜冻去摘棉花,棉株只有尺把高,弯腰弯得脸都肿了,一天也找不到二、三斤花,多数还是僵瓣。冬季里,把棉株全数拔起、挑运回队部晒场。没什么正活干,要不是拎麻袋到处转悠“打猪草”,便是平整场地,还有捡棉花,到西边靠近六大队的地里收胡萝卜。

  秋冬以来,活儿不重,但是还得天不亮出工,天黑了收工。收工前必定有额外劳动要干,不是每人割草十斤,就是拾残秸三十斤,或是平整一段场地。依旧弄得人饥肠辘辘,筋疲力尽,才能喝上一大瓢。晚间,照例要点名、训话。半个月有一个休息日,要不是队干部做时政报告,就是学习重要社论。个把月组织去场部浴室洗一次澡,这是我们最盼望的节日。洗澡这天,不到十时就午餐,花三个多小时走到场部浴室。洗澡时,可以结合洗衣服,因为我们大队无水洗衣。每人每天只配给半茶杯“甜水”解渴。平时洗脸只得在野外沟里,见水就用手抹抹脸,见不到水就只好拉倒。圩子内外的水沟,则是不准走近的,为的是防止逃跑。洗澡回来后,准许将湿衣裤晒在自己铺头,或明天带去野外曝晒。洗的衣服限于内衣,至于外面穿的,就没法洗了,反正穿到不能再穿,再作道理。说也怪,在东直农场四个春秋有余,身上可没有长虱子。还有一件怪事,这里竟没有苍蝇蚊子。事后想来,又毫不奇怪:人体严重缺乏脂肪蛋白质,虱子何从生长?地上不长一根草,见不到一汪水,这苍蝇蚊子又何处藏身呢?连带着的第三件怪事,是人粪便不臭。大便一下到地,牛粪那么一大堆,其中苞米糁、盐蒿草、胡萝卜的颗粒原形毕呈。一刻儿,粪便散作一滩。过了几天,地上只有一片黄乎乎的干迹,厚度超不过一、二公分。

  不论冬夏,我们都怕场部的电影队来放电影。放映时已是夏季九时之后,冬季八时之后。地点在工棚外屋山墙下,就地坐下,一次放两集;加上机工调弄机子、换片、干部训话,硬要在刺骨的寒风里呆坐三、四个小时。墙上放映的什么内容,多半记不清,因为不消一刻功夫,我们都睏得闭上了眼,冻醒时冷得抖颤不已。(夏季在这里只有中午到午后三时是暖和的,入夜便需穿上棉衣棉裤。)看不懂电影,能否不看?不能。干部将工棚内的人赶去看电影,不留一人。百分之百的出勤,看不动也要看,打瞌睡会被捅醒,躺倒在地的要硬行拉起。不看电影也是不听指挥的捣蛋行为。
……

四大队“位于东直农场东北端,到场部所在的大有舍,约距三十华里,步行需三小时以上。大队的垦作范围,向东约三小时路程,向北约三小时路程”。 四大队的垦作范围应该在我们今天走过的一片田野中。而队部,很可能就在百度地图上的“东海农场东直分场”附近。明天,明天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土圩子已经改建成砖房了?岗亭还在吗?工棚或许只剩废墟了。能找到知道旧事的长者吗?记录囚犯的档案在哪里?一切都有可能。我祈求父亲的在天之灵为我们助力......

寻找“苏北利亚” (4)



县道开着开着到了头,前面横着的路得上坡。我和张老师、韩老师走上去一看,原来是条河堤。路人说通到海边,满是泥浆的路面已经被车轮子压出了一道道深沟。眼看着拖拉机轰轰轰地开过,张老师摇摇头,他的小赛欧没法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退回去。
七转八转,终于到了一个小村子,路况看上去还行。韩老师操着苏北话问路边的老乡:这条路通到中山河的入海口吗?老乡说通,通,一直走!有了这句话,我们就放心开过去。谁知那最后的几里路处处是水坑,小的不计,大的有两三尺宽,还不知深浅。我和张老师对看着,都知道开过去有点冒险。万一轮子陷到水坑里,别说误事儿,车坏了上哪儿去修?张老师下车仔细查看了水坑,镇静地说试试看。他慢慢地开车,我盯着路面,右边有坑!”“再向左!”“好,向前。还算幸运,车子左扭右扭绕过了N个大水坑,我们仨都舒了一口气。远远地看到了入海口的公园广场,这就是了!不过路却是不通的,中间隔着一道沟,人可以走过去,车不行。看到荒地上已经停了两辆车,显然我们不是第一个这样来看入海口的。顾不了许多,我们带上相机,三步并作两步过了沟,过了大路,来到路对面的月亮湾广场。
月亮湾,是因为这里造了大堤,围成半月形的海湾,当地人说要建一个休闲中心。沿着海堤有很宽的大道,刚竣工,路边的树看得出来是新栽的。广场极大,从南到北得走好几分钟,有刻着月亮湾的巨石做招牌。广场面临黄海,岸边是个渔市,据说上午有渔船出海归来,在这里卖各种海鲜。这会儿傍晚歇市,只见到简易的棚子和浮动的码头。
由广场向北,就是中山河的入海口。中山河在父亲的回忆录中被多次提到,因为它从劳改农场的场部大有镇流过。它的河道是在古黄河废道的基础上人工改建的。百度互动说这个巨大的运河工程始于民国时期,目的是疏导淮河之涝。它1934年在淮阴开挖,先后征用了12个县的二十多万民工,1937年由国民党要员陈果夫命名为中山河。1949年以后的后续工程终于让它通到了黄海,可算是鲜有的国共合作的成果。如今的中山河又叫新淮河,不但排涝,而且引洪泽湖之水灌溉。我后来得知农场的盐碱地就是被中山河的水洗得能种稻了,是名副其实的洗地没错。而父亲和难友们当年挖的那些排河、沟渠,就是这浩大的洗地工程的一部分。
站在黄昏的入海口,看着无边的黄海和暮云笼罩的芦苇滩,我迷惘。月亮湾的海堤由无数石块垒成,想来那是用机器采石、用载重车运料、用起重机挖土机堆出来的。假如像父亲和他的难友们那样徒手劳作,恐怕几代人也完不成。当年囚徒们干一天的活儿,如今用机器五分钟就做完了。虽说科学技术的进步完全可以让苦役成为过往,但是对于囚徒来说,让他们痛不欲生的办法是不会穷尽的。尤其是思想犯,除了肉体的痛苦,还有被剥夺大脑的思考权的痛苦。而一个无权思考的人,还是人吗?

月亮湾广场

中山河入海前的桥

海边渔市


天说黑就黑了,我们得找个过夜的地方。这会儿回头走水坑路绝对是下下策,没有路灯,根本看不清水坑在哪儿。韩老师说他问了老乡,穿过旁边的村子可以上大马路,不妨试试。待我们转进小村,却见七拐八岔,不知该走哪条路。幸好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司机是个中年男人,我问他能不能把我们带上大路,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几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到了月亮湾前面平平整整的大路上。我谢了司机,硬塞给他十块钱。
在大路上向西开了约莫十几分钟,远远看到一片灯火。张老师说找地方加油吧,韩老师说顺便看看有没有餐馆旅店。原来这是个小镇,加油站就在镇口。张老师一边加油一边说,下午开水坑路的时候汽油就不多了,他一直担着心,怕我们被撂在路上。不过我可没看出来 —— 张老师是那种细心谨慎镇静不露声色的人,正如他绘画,胸中丘壑,画完了才示人。
油加好,韩老师也从街对面的小旅店回来了。他说不错,80块钱一间,订了三间。餐馆就在前面100米。我们进旅馆登了记,然后走去餐馆。午饭还是在高速休息站吃的,每人一碗面。下午一直兴奋没觉得,这会儿真是饥肠辘辘了。
餐馆不大,约莫十张小桌,可坐二、三十人吧。没有别的客人,大概已经过了晚饭的高峰时间。年轻的老板娘过来招呼,我问她是不是快打烊了?她说没呢,还早,欢迎你们来,快坐下喝水点菜吧。菜单的丰富超出了我的预期,既然到了海边,我们就点了几样海鲜。老板娘说我去买菜。我很惊讶,要现买啊?这会儿天都黑了,上哪儿买菜?她笑着说:就在隔壁几步路,很快的,他们有鱼有青菜。
送水的是个小男孩,不到十岁的模样,白开水用软得不能捏的塑料杯装着。一杯水还没喝完,菜就来了。韩老师从包包里变出一瓶包装雅致的梅兰酒,张老师和我只少喝几口陪他。张韩二位是初次见面,话题自然就转到了他们各自所认识的我父亲。至于反右的悲剧会不会重演,相信这个问题都在我们心里,只是敏感到不合适在第一次见面的人之间讨论。韩老师把我父亲在1979年给他的一张照片还给了我,照片上是我和父亲,背面是他手写的我虚十岁生日的日期。同样的照片我家也有,但被剪去了父亲的那一半,只剩下快乐的我(见《没有PS的年代》)。遭到同样命运的还有我父母的合照,都是在他俩最后一次复婚后我才见到。我曾经问父亲这些完整版的照片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他说是他在无锡乡下的外婆替他收着的,厚道的乡人没有去抄她的家。
回到旅馆,我和张老师抱着一线希望研究地图,商量明天怎么走。他用手机我用电脑,百度、谷歌一起上,仍然找不到东直农场。我们开始扩大搜索:滨海农场,东海农场,黄海农场,淮海农场,滨淮农场,四大队  忽然,百度地图上出现了东海农场东直分场的小字,就在大有镇的东北方向大约三十华里!虽然它没标地址,更没标经度纬度,只看得出是在县道X304的附近,但这意味着它可能还存在,意味着我们有希望找到它!因为这个信息GPS上没有,张老师赶紧截图备用。
睡前洗淋浴,进去才发现没有热水。被凉水一激棱,我睡意全无,索性再读父亲的回忆录,从字里行间寻找线索。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 (3)



已是晚秋,连日的阴雨带来阵阵凉意。路边是大片的庄稼地,已经收割的和还没收割的稻田给苏北大地涂上了从绿到黄的色彩。公路和河堤两边种着高高的白杨,在秋风中挺立。这景色是我没想到的。六十年前父亲在这里劳改的时候,别说不长一棵树,连草也只有盐蒿草。除了犯人和管犯人的,没有人烟
张老师小心地开着车,我和韩老师帮他看路。几乎处处都在修路架桥,就连GPS也赶不上更新。有时候明明地图上有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断了,我们只好另寻途径。离黄海边还有几十公里时,我们下了高速,准备从县道过去。但开下去才知道,这些县道其实是国营农场的机耕路,只比一辆车略宽,车子单向开没问题,如果需要掉头或者会车,那就得退到路口了。幸好路上车很少,我们只遇到一两次这样的情况。
从地图上看,这里已经离黄海边很近了。父亲的描述和眼前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重叠交错着:如今这每一块地,每一条水渠,每一棵庄稼,它们的起源是什么?不是挖土机,不是拖拉机,也不是种籽,而是被强制劳动的人的身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他们的苦难。父亲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那一段岁月:



“大跃进”的狂风,刮遍了全国……58年秋冬,我只在报纸上看到密植的稻株上可以躺着睡觉、亩产8000斤,又是大兵团作战、深翻、绞关化……,还有吃饭不要钱全民大炼钢铁不出几年,超英赶美等。进入59年,这阵龙卷风毕竟刮进了劳教农场。

  我们这里只种棉花,不产粮食。但要通过深翻、密植,种植大豆、小麦;无钢可炼,但要开盐滩。劳动时间、定额,都要翻番,要白天干,晚上干,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看来,农场领导和全体干部,是创造性地实施着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

  于是,我们的劳教生活,也来了一场“大跃进”。

  天不亮,高音喇叭就播来铜管吹奏的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多美好……  右派分子要反,反呀反不掉。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春天里大跃进,丁等劳力要干甲等劳力的活(风铃注:我父亲体弱,是丁等劳力)。我被指定到排河底里打锹掘泥,将河泥一锹一锹抛上二丈高的河岸。夏天里大跃进,我们进行“深翻”,一锹要下挖一尺半,连挖三层;每人自挖自挑,每天两立方、三立方。欢迎检查团,白天整天干,晚上通宵干,一天吃五餐,十几天不睡觉。人们干不动,小组长将人马偷偷分成两班,一半人哼唷哼唷的喊声连天,一半人睡上几个小时;之后,再互相换班。完成了多少土方,翻土翻了几层,上报时玩“客里空”。

  秋冬大跃进,来真个的了。整个中队将凡能走动的人,几乎全部调至东北角五六十里外的黄海边海滩上,安营扎寨,开掘盐场。海滩上,长着稀稀朗朗瘦得象狗尾巴草一样的盐蒿,刮着漫天大风。我们一早起来,走了大半天才走到目的地。先头部队已在这里架筑“滚地龙”。他们先挖上两条平行的浅沟,再用两层芦扉扎结成半圆形,作为屋面墙面;下端插入浅沟,用竹扦将芦扉钉联地层,然后壅土。两端出入口,各用芦扉挡住,当作门户。我们每人在荒原上割几捆枯萎的盐蒿、黄蒿,铺摊在“滚地龙”内地面上,队干部挨个儿将我们编号,分配到铺位,放上铺盖。这便是我们的“工棚”。

  我被分配“修小堰子”。打锹掘土和出土挑运,则是作为主力的乙等以上劳力干的。他们平地挖土,按石灰粉打的线迹倒土,堆成棋盘格形两公尺半高的“小堰子”;按要求成形后,再由人打夯。然后,就由我们在两侧按规定角度铲修堰堤。这是除了病号伤员之外最轻的活计。然而,技术要求颇高,免不了受到吆喝训斥,会返工和延长工时。至于吃饭,据说按丙等标准,可打在盆儿里却并未见多。

  秋天里这儿的日子比较好挨。早晚在工地可以观赏海边日出日落的美景。太阳比平日见到的要大几倍。鲜艳的红日,扁扁地挂在天边,酷似一盏巨大的宫灯。周围天色,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可是不知怎末,总觉得这朝暮的景色既是美丽的,又是凄惨的。尤其是落日余晖,竟这么惨淡而短暂。

  活儿不能说重,多亏父母给邮寄来一身三轮车工人穿的漆布制雨衣雨裤。裤脚管上扎根小绳,腰间束一条腰带,上衣有连在一起的斗篷。劳动时,可以全身贴在堰堤斜面上铲土,既不怕潮湿,身子上也进不了七、八级的大风。哪一面来风,我就拉上斗篷背向大风作业。这一套装备,使我安然挨过了二、三个月。可是,一到寒冬腊月,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和每天十四、五小时的艰辛作业中,忍着辘辘饥肠,终于,我挨不下去了。

  冬天,是可畏的。在寒冬的海滩上大跃进,是可怖的。

  这一溜海滩紧连着淮北盐场,向北望去,一座座盐滩,象连绵着的雪山冰峰,远处的云台山露出淡淡的身影。它是一个半截子梯形的几何立体。云气常常掩盖着这座苏北平原唯一的山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采。海在我们的视界内,是苍黄色的,只有日出时才变得金光耀眼。一早一晚海鸥成百上千在我们上空盘旋,觅不到食,又飞向大海。冬天没有雨雪,就是有雨雪,也早在高空就被大风刮走了。

  这年,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零下26°C。尽日呼啸的北风如刀剑割裂着手足和人体;夜里人们穿两层棉衣,套两只棉帽,还冻得无法入睡。有人不小心,擤鼻涕时扒去半个鼻子,脱鞋上床时拖出两段脚趾。吐口痰,砰然作声;小便到桶,竟成了一截冰棱。霜花每晚无声自息地钻进滚地龙的芦扉,散落在被上、脸上。有了经验以后,我们都蒙头而睡,上端将被子塞得紧紧的,只留一道缝透气;下端将被子用绳子扎紧,以免冻坏脚趾。

  我已经记不清如何由铲修堰堤调为清洁工了。大约是有好几次躺在堰堤上不能动弹,自己觉得眼睛变小,眼皮启动困难,该是浑身浮肿,行动无力吧。这是两个多月后的事。“清洁工”是抬抬粪便桶,打扫打扫工棚,我大概干了十来天。有一天,被人用担架抬着回队部,这天正是60年初的旧历除夕前一天。多亏队部干部给了我人道待遇,如若再在海滩迷迷糊糊地干下去,我这条命非报销不可。事后,我有些奇怪,他们为何待我特厚,对“最危险的敌人”施起了“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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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小堰子,就是如今灌溉着大片农田的渠岸的前身吗?父亲和难友们裹着棉衣睡过的工棚,是化成了这里的泥土,还是卷进了黄海的浪涛?我模糊的泪眼找不到它们的痕迹,只能想象着父亲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哆嗦,渴望着阳光的温暖,期盼着重得自由,再见到亲人,包括他心爱的女儿。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 (2)


滨海县是江苏省最北端濒临黄海的一个县份,原为阜宁县的一部,盐碱土,位于废黄河以北,本是一片莽原,尽长盐蒿草、黄蒿草。解放后,在这里推行过军垦,有若干规模甚大的农场,东直农场是其中的一个。东直,是华东军区直属的简称。之后,改为劳改农场,是劳改犯聚押之地。一九五八年初,改为劳教农场,但所有的管理人员、规则和设施,悉依旧章,都是劳改农场的一套。”—— 摘自父亲的回忆录

百度百科对东直农场的介绍在“黄海农场”的词条之下:
农场的由来
19491月,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决定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战俘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三野的高级军官训练团”(对内简称战俘团”),即华东三野教导团,对他们进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当时,在如何对待战俘问题上,党采取了改造战俘给出路的政策,这也就是新中国劳改事业的肇始;
1951年,华东三野教导三团改为军法处四科;
1952年,成立华东局军政委员会新人农场(黄海农场前身),军法处四科集体转业到农场织犯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干部带领犯人一寸一寸、一亩一亩的开垦盐碱地,进行开荒、割草、挖河、修路、打海堤等劳动;
19629月至1963年底,南京、淮阴、苏州、无锡知青2303人到洪泽湖农场(含南京下放职工56人);
196511月,为了国家边防安全的需要,防止劳改犯和国民党集团里应外合,党中央决定,把大有附近的五个劳改农场与洪泽湖农场成建制对迁。就是把五个农场的劳改犯都搬到洪泽湖农场来,原洪泽湖农场的所有人员和物资都搬到黄海农场去;
1966110日,国家将大有、民生、东直、新荡、潮河五个农场合并为黄海农场,黄海农场正式宣告成立。原来的五个农场分别用其原名,成为五个分场,如黄海农场新荡分场;同年响水县成立。
1966年至19696月,先后有南京、涟水、灌南、沛县、新沂、徐州、丰县、泗洪、宿迁、淮安、苏州等地知青10510人来场;
196911月,黄海农场以民生河为界,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第七团和第八团。这就是后来七团、八团名称的由来。兵团期间,连云港、盐城、阜宁、陈港、南京、灌东盐场先后迁来知青2057人;
19758月,建设兵团撤消,七团更名大有农场,八团更名黄海农场。兵团撤消后,响水及灌东盐场仍有知青陆续来场;
1976年末统计,两场知青总数为7357人;
1978年底开始,知青大批返城;
19801月,大有、黄海两农场合并,称江苏省国营黄海农场,隶属江苏省农垦集团总公司;
......

朋友您注意没,这里头只字未提1958-1962年几千名右派在那里劳教的事儿,后来我受赠的一本《黄海农场场志》中也一样。显然右派分子们远不如战俘们重要,也绝对比不上下放知青的声势。因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俘是党的宽大政策,而知青接受再教育是最高指示,二者放在场史里都属名正言顺。唯有反右这个曾经席卷中国,把五十五万知识分子从精神或肉体上消灭的运动,却在1979年被中共中央作为扩大化定性,除了十几个真正的右派以外,其他活着的都被改正,回归人民的队伍。没能活到改正的,有不少就死在黄海农场的前身。也许因为这一段场史说好也不是,说坏也不行,暧昧尴尬,所以干脆就免提了。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三个地方:大有舍的东直农场场部,他所在的四大队二中队,还有黄河故道中山河入海口的黄海海滩。大有舍如今是响水县大有镇,也是黄海农场的场部所在,这个好找;不过那里能看到什么呢?父亲当年只是经过,并没有停留。四大队,按父亲的描写,在大有北面大约三十里的地方,步行得三个小时。但经过六十年的变迁,GPS也好,百度地图也好,都搜不到,找起来恐怕不会顺利;能不能找到,说实话我一点也不乐观。只有中山河的入海口明白无误地标在了地图上,而且有公路可通。我查了一下天气预报,第二天有雨。于是我们决定赶在大雨之前先去入海口。



(待续)

寻找“苏北利亚” (1)



20161125日,我和画家张老师、编剧韩老师两位朋友,一道去苏北的滨海、响水一带寻访父亲当年被劳教的东直农场旧址。
我们的三人行,缘于一个已故的老人,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父亲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党籍、公职都被开除,被迫和我母亲离婚。1958年元宵节刚过,他被两个民警押送,顶着凌厉的寒风过了长江,去江苏东北黄海边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接受劳动教养。这一去就是四年零四十天的艰难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他写下了几万字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段往事。父亲过世后,我一直有个心愿,要找到他受难的地方,站在那块泥土上,替他向那个非人道的年代告别。
张老师是父亲的忘年交,曾在他被监督改造的宝堰中学当老师,和他共处六年。那六年中,张老师给我父亲的温暖和同情是我这个女儿远远不及的,我在以前的几篇博文中写过。听我说要去苏北寻旧,张老师自告奋勇:“我开车带你去吧!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听说苏北的城际公路修得不错,每天也有几班长途汽车从镇江出发,但是一个早已在地图上消失,谷歌、百度也查不到的劳改农场恐怕不是坐公共汽车能找到的。张老师的热心肠让我感动,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特殊的友谊,让我觉得跟他一起去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坐进他的银灰色赛欧,去苏北如东县城和韩老师会合。
韩老师是位话剧编剧。1979年,他曾经采访过刚刚摘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也和正在南京上大学二年级的我交谈过一次。那时的中国文坛,打破了多年的禁忌,出现了《大墙下的红玫瑰》、《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灵与肉》一类的伤痕文学作品。韩老师的本意是以我父亲当右派的经历为原型写一个剧本;但是中国的政治风向说变就变,“反自由化的潮流一来,那剧本也就没能出娘胎。我因为搜集父亲的史料而想到了他,或许他还保留着当年采访父亲的笔记?但那是三十七年前了,我只依稀记得他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好像是个记者,但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我一概没印象,要找到他怕是没指望了。哪晓得我对母亲一提起这事儿,她马上念出他的名字,说他当年是省话剧团的编剧。母亲八十多岁了,只见过韩老师一面,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记着这么一个人,也算是小小的奇迹。我从网上搜到一些韩老师的信息,知道他已经退休了,仍在写作。又经过杭州和南京几位文学界朋友的帮助,居然挖出了他的手机号码。当我的越洋电话找到他时,韩老师正在南京新街口的商场采购,再也没想到电话的这一头是我。难得他还记得我父亲,记得和我的一面之缘。惊喜、寒暄之后,我问他是不是还保留着当年采访我父亲的笔记?他说替我找找看,但是希望不大,可能搬家搬没了。“不过你父亲给我的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我还保存着呢!”听说我想去苏北看一看,他欣然答应替我打听劳改农场现在的位置,陪我去 —— 我老家在苏北,熟悉那里的地理,我们一起找吧。
就这样,趁着我回国探亲的当儿,我们三人约定了行期。但直到上了路,我们也还不知道当年的东直农场四大队如今究竟在哪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