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5日，我和画家张老师、编剧韩老师两位朋友，一道去苏北的滨海、响水一带寻访父亲当年被劳教的东直农场旧址。
我们的三人行，缘于一个已故的老人，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个小小的注脚。我父亲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被打成“极右分子”后，党籍、公职都被开除，被迫和我母亲离婚。1958年元宵节刚过，他被两个民警押送，顶着凌厉的寒风过了长江，去江苏东北黄海边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接受劳动教养。这一去就是四年零四十天的艰难日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他写下了几万字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段往事。父亲过世后，我一直有个心愿，要找到他受难的地方，站在那块泥土上，替他向那个非人道的年代告别。
张老师是父亲的忘年交，曾在他被监督改造的宝堰中学当老师，和他共处六年。那六年中，张老师给我父亲的温暖和同情是我这个女儿远远不及的，我在以前的几篇博文中写过。听我说要去苏北寻旧，张老师自告奋勇：“我开车带你去吧！” 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听说苏北的城际公路修得不错，每天也有几班长途汽车从镇江出发，但是一个早已在地图上消失，谷歌、百度也查不到的劳改农场恐怕不是坐公共汽车能找到的。张老师的热心肠让我感动，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特殊的友谊，让我觉得跟他一起去是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坐进他的银灰色赛欧，去苏北如东县城和韩老师会合。
韩老师是位话剧编剧。1979年，他曾经采访过刚刚摘了右派帽子的父亲，也和正在南京上大学二年级的我交谈过一次。那时的中国文坛，打破了多年的禁忌，出现了《大墙下的红玫瑰》、《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灵与肉》一类的“伤痕文学”作品。韩老师的本意是以我父亲当右派的经历为原型写一个剧本；但是中国的政治风向说变就变，“反自由化”的潮流一来，那剧本也就没能出娘胎。我因为搜集父亲的史料而想到了他，或许他还保留着当年采访父亲的笔记？但那是三十七年前了，我只依稀记得他是个高个子年轻人，好像是个记者，但姓甚名谁，在哪儿工作，我一概没印象，要找到他怕是没指望了。哪晓得我对母亲一提起这事儿，她马上念出他的名字，说他当年是省话剧团的编剧。母亲八十多岁了，只见过韩老师一面，居然能如此准确地记着这么一个人，也算是小小的奇迹。我从网上搜到一些韩老师的信息，知道他已经退休了，仍在写作。又经过杭州和南京几位文学界朋友的帮助，居然挖出了他的手机号码。当我的越洋电话找到他时，韩老师正在南京新街口的商场采购，再也没想到电话的这一头是我。难得他还记得我父亲，记得和我的一面之缘。惊喜、寒暄之后，我问他是不是还保留着当年采访我父亲的笔记？他说替我找找看，但是希望不大，可能搬家搬没了。“不过你父亲给我的一张你小时候的照片我还保存着呢！”听说我想去苏北看一看，他欣然答应替我打听劳改农场现在的位置，陪我去
—— “我老家在苏北，熟悉那里的地理，我们一起找吧。”
就这样，趁着我回国探亲的当儿，我们三人约定了行期。但直到上了路，我们也还不知道当年的东直农场四大队如今究竟在哪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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