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场领路人(1)

1989年暑假,导师推荐我到一家汽车公司实习。那会儿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差不多完成,就等秋季答辩了。美国对于外国留学生准许18个月的实习时间,我想这是个好机会,长点经验,回国可以派用场。

我去的是公司的研究所,做汽车发动机控制的计算机仿真课题。这工作对我来说新鲜有趣,咱干得也很努力,大家开玩笑说我的屁股整天都粘在计算机前的凳子上了。那会儿用计算机还得计时算费,我开始不知道,一个星期就把咱们组那个月的定额都给用完了,害得我的主管Z只好去跟IT部门“赖帐”。
实习快结束的一天,汽车开发部的L到研究所来“串门”,在走廊里碰到Z,两个人聊上了。Z问,“最近忙什么呢?”L说,“嗨,别提啦,上面给我几个名额,让我在两个月内招人做稳健设计。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找合适的人啊!”Z一听大笑,说“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你要不要见见?”两个人说笑着来看我,互相介绍以后,说好让我第二天去L那儿面谈。
那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公司的生意不好,每天都在亏损,招聘也被冻结,连研究所也不例外;所以我压根没指望被公司聘用。我觉得奇怪的是,这“稳健设计”是个啥玩意,让公司破例招人呢?
L的办公室很大,有一长面玻璃窗,一张大办公桌,还有一张圆桌,可以开个小会。我们挨着圆桌坐下,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和善随意的交谈让我的拘束和紧张顿时消失。然后他拿了张纸,在上面画了一座房子,旁边靠着一架梯子,“如果有人让你测一下这房子有多高,你没有别的工具,只有两架梯子,一架24呎长,另一架30呎长。你想起中学里学的三角,把梯子靠墙斜着,让梯子的顶头和墙头平齐。然后站到侧面,用眼睛目测一下梯子与地面所成的角度。用这个角度的正弦(Sin)乘以梯子的长度,就是墙的高度了。问题是,你该用哪一架梯子?长的?还是短的?还是无所谓?
这个问题很吸引我。按照常理,长梯子或短梯子都可以用,应该没什么差别。L接着给我看了他让人们目测的角度和估算出来的数据,结论是用短梯子算出来的误差小,尽管目测的误差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琢磨了一会儿,就把原因解释了出来。L又告诉我,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很多尺寸都有制造误差,会影响汽车的质量。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却因汽车设计的不同而不同;就像短梯子和长梯子的测算结果误差有大有小一样。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那个误差影响比较小的设计,这就是“稳健设计”。
我和L越谈越投机,对这份工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当时,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很多,远远落后于日本车,市场份额年年下降。L用稳健设计的方法,低成本解决质量问题,所以得到管理层的支持,让他多带几个人,多做一些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让他破例招人的原因。
L谈完,他又带我去见了大主管。大主管同样和蔼可亲,问了我一些情况。第二天,L打来电话:公司决定聘用我了。
接下去的事快得像流水:我回到华大,论文答辩通过,填了一大堆公司人事部门寄来的表格,搬家公司把我那一堆破烂家具仔仔细细地打包运走,那年十月,我在L的部门正式上班。
连一封求职信也没写的我,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当上了汽车工程师。23年过去了,我在职场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从没后悔过选择这一行;虽然稳健设计不是我所学的专业,却一直喜欢着,至今仍不失当年和L面谈时的热情和新鲜。对于我这最怕重复性工作的人来说,真是难得的幸运!

(待续)

《回旋镖》(2)- 冰岛:冻土上的华尔街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欧洲金融危机?因为它对全球的经济有影响,包括中国。如今欧洲的危机还远未结束,值得我们探究一番。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一章的节译。原作写于2009年初

2008106号,冰岛破产。那天我遇到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的人,正要飞到冰岛去,以确定借贷给冰岛是不是一件负责任的事儿。他平时的工作是去那些有金融危机的地方,通常都是些非洲国家。冰岛的情况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很富有(2008年,冰岛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名的国家),教育程度又高,历史上也是很理性的一个民族;可他们组织起来,做了一件世界金融史上最不可思议、最疯狂的事。“你得理解”,他说,“冰岛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投资基金,通常会借贷押注。)

冰岛首都(图转自互联网)
冰岛地处北欧,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万。冰岛的历史从公元9世纪开始,1100年中都很封闭,直到上世纪末。这样一个对金融投资毫无经验的国家,远远地看着华尔街的榜样,说“嗯,咱也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它看上去也确实“能”。2003年,冰岛三个最大的银行的资产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亿美元,相当于冰岛GDP100%。其后的三年半间,这些银行的资产涨到了1400亿美元,是GDP的多少倍就别算了。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那是人类历史上银行系统最快的扩张。”
这样快的扩张是怎么整的呢?一个冰岛人说:“比如你有一只狗,我有一只猫;我用10亿美元的价买你的狗,你用10亿美元买我的猫。交易做完以后,我们就都有10亿美元的资产了。” 同样,冰岛的银行之间相互交易,把价格抬得天高,让账面上的资产价值膨胀,然后用这些假资产为抵押,到别国忽悠贷款;在冰岛金融业崩溃之前,这些银行靠正常存款赚的钱只占总增长的10%,其余的都是靠这种“膨胀”吹出来的泡沫。
有了钱,这些银行又大量贷款给冰岛人买股票、买房产,使冰岛的股市、房市直线上升。从2003年到2007年,美国的股市涨了一倍,而冰岛的股市涨了9倍,房地产价涨了三倍,冰岛平均家庭收入涨了三倍多,这都是金融业的膨胀引起的。一时间,大学里就连工程学院也在开金融管理的课,培养数以千计的“金融师”。
可这种金融野心也有它的负面结果。当冰岛的三大银行倒闭时,30万冰岛人发现他们要承担1000亿美元的银行亏损,就是说,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摊上了33万美元的债。再加上家家户户炒外汇的损失共有几十亿美元,以及股市暴跌85%的损失。冰岛的债务是GDP8.5倍,而负债累累的美国,其债务也只是GDP3.5倍。美国因为实体经济强大,国民有能力代还亏损;而冰岛的亏损,和它的实体经济相比,是大得畸形,让人民不堪重负了。
12月来到冰岛,下榻的旅馆很豪华,兴旺的时候住满了“金融师”。如今38个房间只住了6个,还是半价。餐厅也是空空如也,一片凄惨。一个26岁的冰岛人告诉我,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银行的货币交易员,年薪100万美元。0810月份,冰岛货币克朗崩盘的时候,他悄悄地溜到取款的窗口换外国现钞:日元、美元、欧元、英镑,能换多少换多少,用口袋装了拿回家藏起来。“那天街上到处都能看到拿着袋子的人,平日从没有的。”10月以前,银行家们是冰岛的英雄,现在他们不是逃到伦敦去,就是低姿态不吭声了。家家都把钱藏在家里,没人信得过银行。
过去数年间,冰岛人一窝蜂地去炒外汇。那时冰岛的利率是15.5%,克朗还在不断升值。他们就去借日元或者瑞士法郎,付3%的利息,然后换成克朗投资,拿高利息,跟着克朗水涨船高,可赚大了。
这种钱看上去大概是傻瓜也能赚的。可是10月间克朗惨跌以后,他们要还的钱换算成日元和瑞士法郎就翻了三倍,因为冰岛的货币跌了三分之二,一块钱只值三毛钱了。很多冰岛人特别是年轻人,手上有市值50万美元的房子,房贷却欠了150万。到处都可以看到因为资金不够而停建的“烂尾工程”。冰岛除了渔业和地热资源,别的东西都得进口;一时间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涨价三倍。

冰岛股市走向
冰岛金融泡沫的“第一桶金”,来自它的捕鱼业。1954年,有个美国教授写了一篇论文,解释为什么海鱼资源价值很高,而渔民们却发不了财。他说原因是渔产资源属于大家,不属于任何个人。谁都可以去捕鱼,大家都尽量多捕,直到再多捕就赚不了钱的时候停止。结果谁都赚不大。1970年代,冰岛开始搞“包渔到户”:根据每个渔民以前历年捕鱼产量的记录,分给他总捕鱼量的一定百分比的“配额”。假如你家以前每年捕的鱼占总产量的2%,那么政府给你一张证书,允许你家以后每年都可以捕2%的鱼。每年,冰岛的科学家们算出允许捕鱼的总量,每家就可以按配额捕鱼。这样一个政策,把原来公有的渔业资源分给了渔民。假如你不想捕鱼,可以把配额卖给别人,也可以凭这个配额作抵押,到银行借钱;总之,渔业资产不但私有化,而且证券化了。
这个政策很不公平,公有的资源变成少数人的了;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很大,一夜之间,冰岛渔民中出了一帮亿万富翁。1990年,冰岛是欧洲最穷的国家;而到了2000年,它成了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渔民们有了钱,送他们的子弟出国念博士,到美国的商学院学金融。
冰岛的资源,除了渔业,就是地热。地热可以用来冶炼铝矿。不过,读了商学院的年轻人觉得这些行业的钱来得都不够快,于是冰岛有了金融业。2002年冰岛银行私有化,更加速了他们实现华尔街梦。
这些银行,借了大笔的外国钱,放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拿到贷款的冰岛人,又去世界各地购买资产。可是他们并没有投资经营的经验,买的是二流、三流的资产,还付了高价;买下来以后瞎指挥,最后这些资产大都经营不善,跟着破产了,三文不值两文,冰岛银行贷的款收不回去,却要以数倍的克朗去还外国的债,还不出来,可不就破产了。
当年借钱给冰岛的外国机构,也是看中冰岛的高利率——16%,而且克朗还在看涨。德国的银行借给他们210亿美元,荷兰人借给他们3亿,瑞典4亿,英国300亿,其中仅英国牛津大学就损失了5000万美元。这些债是不可能都追回去了。(查了一下,冰岛的三大银行都被政府接手,有些由政府拍卖抵债。2009年,冰岛议会通过法案,由国家还给英国和瑞士共50亿美元。这个数是大大少于欠账了。外国银行,凡是牵涉进去的,也都亏损,引起储户抢兑风潮,多米诺骨牌效应。- 风铃)
冰岛泡沫的另一个原因,和那里的男人有关。冰岛人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有血缘关系。但是冰岛男人和女人似乎是各有各的世界。独立党大多是男人,而社会民主党大多数是女人。冰岛男人传统上有打渔和当海盗的职业,性格中冒险精神很强。他们打渔是不怕坏天气的,别人不敢出海,他们照样捕鱼。相比之下,他们觉得搞金融太容易啦;很多渔民出生的人,一天训练都没有,就敢去银行当外汇交易员。冰岛的泡沫,几乎全是男人们吹出来的。他们不但敢冒险,还过分自信,不肯认错;当外界有人指出他们的经济是不能持久的泡沫时,他们从上到下的反应是:我们冰岛人天生会搞金融投资,你们这是嫉妒我们的财富,动机不良,是阴谋搞垮我们冰岛。—— 就像全世界的男人开车迷了路却拒绝问路一样。
而冰岛的女性很会当家。泡沫破灭以后,唯一幸免的银行,是一个女子开的。如今,冰岛的总理不但是女的,而且还是个同性恋。可以想见,冰岛的未来,女人们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回旋镖》(1):解读欧洲金融危机



你见过“回旋镖”吧?扔出去的飞镖嗖嗖嗖地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你不知道这是个会自个儿找回来的利器,指望它击中远方的目标,那一定会瘁不及防,被它打个正着。

美国作家麦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书《回旋镖: 新第三世界游记》(The Boomerang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20119月出版),用回旋镖来比喻本次欧洲金融危机的成因。等您听我介绍完毕,就会理解这个比喻是多么贴切。全书共分五章,分别考察了冰岛、希腊、爱尔兰、德国以及美国的加州。书中解剖的泡沫现象和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现状,在作者看来,可与“第三世界”相比。
Michael Lewis

别以为作者只会指责他国。他在2010年出版的纪实性《大空头(The Big Short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中,已经详细地解剖了由次贷引起的美国金融危机,描写了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投资人和华尔街金融大亨们之间的博弈。那本书连续28个月在最畅销书的榜首,中文版也将上市,如今正在被拍成电影。

您不妨将《回旋镖》看成是《大空头》的续集。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悲剧如何在欧洲改头换面地上演,以及美国经济下一步的聚焦点。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泡沫和泡沫,尽管都是泡泡,形状颜色和制材却不一样。(假如都一模一样,那人类也太蠢了,呵呵!)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 社会与金融制度都不同,那吹出来的泡泡,也就各式各样了。相同之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没有泡沫,而最后都会破灭。
概括地说:
冰岛,是银行把国家拉下了水;
希腊,是国家把银行拉下了水;
爱尔兰,是它不想再像爱尔兰;
德意志,是它想更像德意志;
加州,是寅吃卯粮,正在缩减开支。
《回旋镖》以游记的形式写成。不过,这不是一般的游记:作者接触了各种人物,包括国家政要、货币交易员、税收官员、卷入舞弊事件的僧侣、房地产开发商、受财政削减影响的消防队员等等,从当地的体制、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寻找金融泡沫的深层原因。因为曾在华尔街工作,刘易斯对金融系统的运作极为熟悉。他幽默的文笔,让故事读起来轻松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称得上深入浅出。
限于篇幅,我只能松散地节译原书,夹叙夹译,希望能保留一些原作者的文风。
请诸位耐心,待我一篇篇道来。

放下身段的音乐家



底特律交响乐团在美国一直排名不错,让本地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们引为骄傲。可三年前的金融危机,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我们这儿的汽车工业受到重创,失业率飙升,老百姓和公司一样,开始缩衣节食。音乐会的上座率成了问题,大笔的捐款就更难筹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票卖不出去,音乐家们岂不要饿肚子?
“阶级矛盾”就在这时候暴露啦。交响乐团的董事会要求削减支出,从七十多岁的指挥开始,每人减薪20%。可是演奏者们不干。在美国,音乐家也是有工会的。工会和董事会谈判,谈了一轮,破裂;歇几天再谈,再破裂;如此N轮。我每天早上的闹钟一响,放的是本地新闻;隔阵子就会听到“又谈崩了”的消息。我和老公都喜欢古典音乐,那会儿虽然自身的工作朝不保夕,可还是不忍心看着好端端的一个乐团散伙。我心里嘀咕着,“减20%工资总比失业好吧?别那么宁折不弯行不行?”
约莫谈了大半年,终于有一天,早上的闹钟说“谈妥了,某月某日起,将恢复演出。”咱不知道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什么样的,反正是替他们松了口气。
接下来,开始收到乐团的广告,说他们开始走出音乐厅,到本地各区为观众表演。演出的地点,有教堂、文化中心、中学礼堂,分布在郊区各地,每周一场,节目也都是一般人比较熟悉的经典,票价当然比在音乐厅的便宜。
上星期天下午,正好有一场在附近中学的演出,我们一家人就趁着风和日丽的天,去听了音乐会。中学的礼堂不大,容量约莫一千人,座无虚席。观众大多数是中年以上,有些老人还是扶着助行器来的。我猜想,要不是方便,他们是不会常去音乐会的。
看中这一场,是因为曲目中有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皇帝”这个题目是后人给起的,并不是贝多芬的本意。从纯音乐的角度来说,它表现的是钢琴和乐队之间,从“斗争”到“和谐”的故事。弹钢琴的叫罗伯特.勒万(Robert Levin),60多岁;他的演奏让我听得忘乎所以,一会儿流泪一会儿咧嘴,稀里哗啦。
不过勒万先生最拿手的是即兴演奏;不是随便弹弹的即兴,而是模仿贝多芬或莫扎特的风格,按古典音乐结构弹出来的即兴。他说,“在莫扎特、贝多芬的年代,所有的音乐会,都少不了即兴演奏。 可如今,音乐家们演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几近完美的;你听不到即兴演奏了,因为对演奏家来说,即兴的风险太大。—— 不过今天中场休息以后,我要为大家即兴表演。
“你怎么知道我是即兴演奏,而没有事先的准备呢?很简单,你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有兴趣的朋友,请你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拿张纸条,写上两小节你认为和贝多芬的音乐相近的旋律。我会从你们的纸条中选几个,即兴演奏。”
下半场开始,果然有人递给勒万先生一盘子纸条。他随便拿了一张,弹了出来,说“可以”;问是谁写的?观众中有人答应,于是大家为他鼓掌;用同样的方法,勒万又拣了两条。三张纸条铺开在钢琴的乐谱架上,勒万先生坐下开弹。
三个不同的旋律,六个小节的乐谱,被他颠来倒去、变调变格、加快减慢、妙手生花,弹出来一段5分钟的古典音乐,博得了满堂喝彩!
回来一查,原来勒万先生也是作曲家,尤其是对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有研究。胸中底蕴,手下神采;难怪那美妙的音乐会像春水一样从他的指间流出!
Robert Levin (图转自互联网)

两小时的音乐会,听得很过瘾。虽然舞台小些,音响效果差些,可音乐家们的演奏是一丝不苟,尽心尽力。因为他们放下了身段,让更多的音乐爱好者有机会就近欣赏,同时又解决了乐团的生计问题,也算“双赢”了。
我不知道如今全美国有多少类似的故事。在经济复苏无力、失业率仍在8%以上的情况下,古典音乐会这原本就“阳春白雪”的艺术,生路是更窄了。这样的放下身段,从负面看是降低了档次;但从正面看,又何尝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你管别人怎么想?》(4):科学的价值

这是费曼最雄辩的公开讲演之一。我这里只是松散的摘译,略去了约一半的内容。另有别人翻译的全文,见帖尾的链接。


理查德.费曼(诺贝尔奖得主)谈科学的价值 
(沙漠里的河,摄影:Adriana Franco)

常常有人向我建议:你们科学家应该多想些社会问题,特别是更负责地考虑科学对社会的影响。一般人似乎相信:只要科学家们肯放弃捣鼓那些无关紧要的科研,多琢磨琢磨那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能成功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可我觉得,其实我们有时也在考虑那些社会问题,只不过没有全力以赴 ——因为我们知道,社会问题比科学问题要复杂得多,而我们科学家并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魔法,做不出什么成果。我想,一个科学家看科学以外的问题时,并不比一般人聪明 ; 他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听上去也和外行没什么两样。“科学的价值”这个题目本身不是个科学问题,所以我今天的讲话就可以用来证明我的这一观点。

科学的第一种价值是广为人知的,那就是科学知识让我们能做各种事,造各种东西。当然,科学知识可以被人用来做好事,也可以被用来做坏事;到底该怎么做,这指南并没有跟着科学发现一起到来。科学的力量当然是有价值的,可如果用得不合适,这价值会被抵消。

我有次去夏威夷蝉香山旅行,参观了一个佛教寺院,遇到一个长老。他给游人介绍了一些佛教的宗旨,然后说,“我要讲几句你们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他说的是一句禅理:

“每个人都有一把进天堂之门的钥匙;可这把钥匙同样也能打开地狱的门。”

那么,这钥匙的价值是什么呢?假如我们不知道哪扇门通到天堂,哪扇门通到地狱,这钥匙是很危险的。可这钥匙也还是有价值的吧,没有它,我们怎么进得去天堂?如果没有这钥匙,去天堂之门的指南是没有价值的。显而易见,虽然科学有可能对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具有某种用途。

科学的第二种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智力的享乐。 喜欢琢磨科学问题或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人能享受这种欢乐。这很真实,也很重要,而且是被那些让我们去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所忽视的。
我要强调的,是建立在科学探索上的人类宇宙观的价值。由于科学的进步,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东西远远超出了过去的诗人和梦想家们。大自然的想象力,远远地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比如,我们被一种神秘的吸引力黏在一个巨大的球的表面,且一半的时候是头朝下;这球已经在空间旋转了数亿年。而古人认为,我们脚下是一只立在乌龟背上的大象,而那乌龟在没底的海里游泳。相比之下,古人的想象是多么贫乏!

人类的知识越多,就越有更深、更神秘的事诱惑我们去探索。我们从不在意那探索的结果可能令人失望,总是带着快乐和信心,去寻找那些难以想象的奇异,而找到的是更多的问题和神秘 —— 这绝对是伟大的探险之旅!不在科学领域的人们,很少有这种特殊的近乎宗教式的体验。诗人们不为此写诗,画家们不为此作画。我不懂这是为什么,难道没有人从宇宙的图像中得到灵感吗?

我们会在报纸上读到这类的话:“科学家说,这个发现对于治疗癌症很重要。”这报纸只对一个科学发现的用途感兴趣,对那发现的本身却没有兴趣。很少有人能理解那个发现本身的重要性。可能的例外是,这个发现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一个儿童如果被科学吸引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科学家。假如等到他们上了大学,那就太晚了,我们必须向儿童们讲解科学。

我再来讲科学的第三种价值。科学家们经常体验着无知和怀疑,我相信这种体验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家在不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时,他是无知的;当他有了一些直觉的猜想,但还没得到证实以前,他不确定的;当他相当确信会有什么答案时,他是怀疑的。要想让科学进步,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我们的无知,保留怀疑的余地。科学论述的每一句,都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 有很不确定的,也有几乎确定的,却没有绝对确定的
科学家们对此习以为常,“无知”并不奇怪,“活着”和“不确定”可以共存。但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我们的“怀疑的自由”,是科学的早期经过反对权威的挣扎而产生的;那是一场极其深刻而剧烈的挣扎。“怀疑的自由”就是允许我们怀疑,允许我们持有不确定的态度。我认为,重要的是别忘了那场挣扎的意义和教训。这是科学对社会的一个责任。

人类的历史还刚刚开始,可以理解我们面对着很多的难题。人类还有数万年的未来。作为尚为幼年的无知的人类,我们的责任,是做我们能做的,学我们能学的,改进我们的答案,传给后人。我们有责任不去束缚后人。假如我们认定人类已经找到了答案,压制所有的讨论和批评,从而让后人被权威的锁链长久地禁锢着,让他们的思想受制于我们今天想象的极限,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后代就会被长期地约束而没有长进——历史上已经有了许多这样的先例。

作为科学家,我们懂得承认无知对于进步的重大价值,懂得自由的思想才能结出进步的果实。我们有责任向社会宣告这种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是惧怕这种怀疑,而是欢迎怀疑,讨论怀疑。我们还要责无旁贷地要求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坚持拥有怀疑的自由。
科学最伟大的价值,是怀疑的自由。
参考:

中文全文译本:http://xxkx.cersp.com/LLQY/200811/4695.html

《你管别人怎么想》(3):航天飞机事故调查



1986128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出事:起飞73秒后就爆炸了,六个宇航员和一名女教师全部殉难。在美国,这是个极大的事故。当时在任的里根总统任命了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调查事故的原因。费曼是其中之一。
 “挑战者号”爆炸

接到邀请,费曼的第一反应是推辞,因为他从来不愿参与政府的工作。可这次,大家都劝他为了国家大事牺牲一下自己的意愿。他的妻子对他说:“你要是不去呀,那一定是12个人集体看看这,看看那;你要是去呢,那就只有11个人一起看这看那,还有一个人到处去调查,做侦探,提问题。这样的事非你不成。”费曼这才下了决心,把手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准备100%地投入调查工作,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自杀6个月”。
这个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尼克松当总统时的国务卿罗杰斯,副主席是登上月球的第一人阿姆斯特朗。12个成员中,有宇航员、律师、将军、教授,不过每个人都至少有理工科的大学学位。 和中国关起门来搞调查的传统不一样,在美国,这类调查都要求公开透明。每个成员收到的有关信息,必须写成报告让其他成员知道;一旦有重要的发现,就要开记者招待会发布给公众;许多听证过程也是公开的。这样的调查,就好象把福尔摩斯和11个人捆在一起,让他们一起破案,而且每一个动作都要和大家一起做,每一个证人都要大家一起问讯一样。对费曼来说,这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低效率。他恨不得马上就到航天基地去了解第一手资料,找出原因。可罗杰斯是个当官的,不是个搞科学的,对费曼的要求处处制肘,怕他“失控”,造成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费曼可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人人都知道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的意见,罗杰斯即使不答应也得转个弯打个圆场。
长话短说,费曼虽然从来没有研究过航天飞机,几天之内他就从有关技术人员那里弄懂了航天飞机部件的功能、原理,怀疑是右侧推进器的橡皮密封圈漏了,让高温气体冲到燃料箱,引起了爆炸。这密封圈是橡胶做的,而它要密封的接缝却是金属的。火箭点火以后,温度迅速升高,金属急剧膨胀,需要密封圈也跟着膨胀,才能封得住;这变化的过程只有几个毫秒,也就是百分之一秒都不到。橡胶材料能做到吗?生产密封圈的厂家说不合适这么用,可航天局认为可以;用了以后,每次发射时密封圈都有点漏,只是不严重,没出大事。可为什么这次不行了呢?
有一个航天局的工程师,注意到出事当天的天气特别冷,觉得可能会影响橡皮圈的密封功能。可他自己怕丢了饭碗不敢说,就告诉了调查委员会的一个将军;那将军又提醒了一下费曼,说“那天的天气冷,会不会有点关系?”费曼一想,有道理!恰好他们有一个航天飞机的模型,费曼用模型上的密封圈自己先试验了一下,胸有成竹了。
那天是公开的听证会,由有关人员接受委员会的询问,当然有很多记者采访。费曼要了杯冰水,把模型上拆下的橡皮圈用钳子扭住,在冰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对大家说:让我们来看一看,我把这橡皮圈拿出来以后,它多久才能恢复原来的形状。众目睽睽之下,几分钟以后,橡皮圈才开始慢慢恢复原状。散会以后,记者们纷纷采访费曼,让他解释这其中的道理。尽管罗杰斯没把费曼的演示当回事,第二天全美国的大报都在头版登了费曼的发现,而且记者们解释得都很内行!费曼博士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费曼演示密封圈在冰水浸泡后失去弹性
从那以后,委员会开始“事故重建”,一步步地推论证实这密封圈的泄漏引起了什么,然后又引起了什么,如此这般。费曼觉得这毫无意义,他更感兴趣的是,这密封圈一直有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和纠正?航天局的管理、文化方面有没有弊病?
尽管罗杰斯不赞成,费曼坚持留在肯尼迪宇航中心,到工程师和工人们中间了解情况。真相是,发射的前一天,因为气温特低,有几个关键的工程人员认为密封圈可能会出问题,不赞成在那样的低温天气发射;但是管理层否决了他们的意见,坚持按原定计划发射。对于过去已有的密封圈问题,他们用了错误的方法去评估风险。没有去改进设计。
费曼从密封圈的问题想到了发动机:发动机的可靠性究竟如何?航天局的高层一口咬定,发动机的故障率只有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发射一次,三百年后才会出一次故障。这是难以置信,也是不可能证明的!咱是干这一行的,知道就连汽车,你都不可能做那么多的实验来证明,别说航天飞机了。
费曼又请具体搞发动机的人来估计它的故障率。他们有的说百分之一,有的说三百分之一,有的说不知道,…, 反正没一个说是十万分之一。费曼问:那个十万分之一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调查的结果是,凭空想象的。因为航天局的经费需要美国国会批准,为了批准就要保证经常发射,为了经常发射就不能坚持太高的标准,结果可靠性的标准一再降低,可又不愿被人看出来降低,就造出一些数字来“忽悠”国会和大众。
接下去,费曼又到休士顿的宇航中心去调查航天飞机控制软件的可靠性。在那里,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航天飞机的软件是很可靠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费曼调查的结果写成了报告,却被罗杰斯挡住了。先是说不能放在报告的正文,只能在附录里;后来又删来改去,面目全非,连费曼自己都快不认识了。费曼坚持要把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准备自己出版他的调查报告。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杰斯作出让步,将费曼原来的版本收进附录。不过,因为附录要几个月之后才能出炉,到那时茶也凉了,老百姓的注意力不定又转到哪里去了,所以费曼还是自己公布了他的“可靠性”调查报告。
他的观点是,人民有权知道真相,权衡利弊,决定航天项目的投资规模。不能因为要保住宇航项目就欺骗人民。
最后的一场争执,是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大家同意写的有9条,可是罗杰斯硬要再加一条,“委员会强烈支持航天局继续开展他们的宇航计划”等等。费曼坚决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的使命是调查事故原因,而不是决定美国的航天政策;再说他们所做的工作,并没有包含航天局的政策内容,因此不能作这样的“建议”。罗杰斯骗费曼,说别的委员都同意了,他得少数服从多数。可是费曼一问别人,根本没那回事。费曼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他不在报告上签字。最后达成的妥协,是这一条不作为“建议”,而是改成弱一些的措辞在结语中提一下。
费曼那时已经和癌症斗争了八年,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只争朝夕、执着认真、忘我奉献、坚持原则的科学家,令人感佩!
调查大事故从来都不仅仅是科学问题,从来都牵涉到某些人、某些集团的利益。咱们中国,多么需要像费曼这样坚持真理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