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有一首诗， 叫《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在《巴黎的鳞爪》里，徐志摩写道：“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别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顺，它那里面多的是潜流，多的是旋涡 —— 轮着的时候谁躲得了给卷了进去？”
徐志摩是浪漫一生的人，“偶然”对他来说，是一种机缘；他又是潇洒一生的人，满足于“偶然”带给他的惊喜，叹息“偶然”的短暂，却不流连于“偶然”的消逝。
沈从文在1942年写了散文《水云 —— 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回忆他的心路历程。他在青岛看海看云，心里有着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少年壮志，“不仅能梦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另一个是老成世故，“风不常向一个方向吹。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活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
他问：“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加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应当有那么一个人。”
他回答：“这种人行将陆续来到你的生命中，各自保有一点势力。这些人名字都叫做‘偶然’。它比虹和星还要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了留在心上的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心上过”。
果然，沈从文的一生不止一次地遇到很美丽的“偶然”。“偶然”们让他动情，他却为了对妻子的忠诚顽固地抵抗着，而将从前“受压抑无可安排”的情感渲泄在他编出来的故事里。他的故事那么纯，那么美，又总“到处是不凑巧”，原来是有着“偶然”们的影子在里面。
徐志摩死得很偶然。他那鲜活乐观的生命在一个瞬间就被气流的漩涡卷了进去，留下的是在许多人心上的痕迹。
而沈从文，以他自己的方式抗拒着他同代的知识分子们所共同的命运。他放弃了写他的梦，去研究谁也犯不着的中国古代时装史。然而，能让他活在人们心中的，还是他那些因“偶然”和“情感”而写的故事；那是他的虹，他的星子，被固定成永恒。
那天早晨上班，车开出两哩路，遇到了红灯。我停稳了车，端起出门时冲的咖啡。刚呡了半口，“哐”的一声，车猛然一震，咖啡洒在我难得穿一次的白裤子上 ——被人“撞屁股”了。
人没伤，车伤得也不重。警察来写了报告，两辆车就又上了路，融入繁忙的车流之中。
这事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因为闪了腰，我那天多花了两分钟，把计算机放到有轮子的包里拉着走；平时我喜欢在右边的车道，那天却偶然开在左边；平日我常常抢黄灯，那天偏偏循规蹈矩地停下来；撞我的人那天赶着开会，心里急燥反应迟钝；而天下着小雨，路面正是最滑的时候；恰巧他的车闸片磨到一定的厚度，使他的车不能在撞到我的车之前停下来… 总之，这一切的偶然让他的车和我的相撞，但是又没撞得更厉害，使我在心疼白裤子的同时也感到十分的侥幸。
不由得想起前年看的电影《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那里面有一系列的镜头，描写跳芭蕾舞的女主人公Daisy在被出租车轧断腿以前一连串的偶然。A引起B，B导致C，C又造成D，… 这连锁事件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发生或者错开时间地点地发生，美丽的Daisy都不会过早地离开她的演员生涯。
世上看似偶然的事，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一粒不长脚的花种偶然被小鸟不经意地带出丛林，由此在寻常人家的院落里生根开花；一个男人在荷尔蒙旺盛的时刻偶然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由此结成终身的伴侣；一只倒霉的大雁偶然和飞机的轨迹相遇，撞坏了引擎；而一位幸运的旅人偶然误了航班，却因祸得福免于灾难…
我和朋友们常常谈起，人生是不是一切都由命定。换句话说，这世界上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必然？
学工程的人，相信有因才有果；这样来看，似乎所有的事物，大到天体运行，小到细菌生存，都有它的原因；有了原因，就不是纯粹的偶然了。所谓“蝴蝶效应” —— 从薄薄的蝶翼煽出的微弱气流，经过无数媒介的放大，变成了杀伤力巨大的台风 —— 想说的就是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可是那肇事的蝴蝶，终其一生也不会知道她能掀起滔天的波浪；她的任何一位旁观者，也不会预料到那小小翅膀的无边威力。既然“因”与“果”如此脱节，这种“必然”有实际的意义吗？
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it’s all written， 那么人类主观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吗？人人都是上帝的棋子，走哪一步都已经由冥冥中的主宰决定了，虽然省心，可又难免让人类不甘心；常听说“只有自助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大约上帝也很忙，只能有选择地操盘，而不会事无巨细，样样亲手安排。
这个命题枝节缠错，越想越糊涂。幸好我们的祖先早有教导：凡事以中庸为道。用在这里，就成了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对我这个不愿动脑筋的人来说，那些由不得我的事，就当它是必然、命定；而那些任我选择的事，无论我选择的自由是真是假，都看作是“自治”的机会去选择一番。被动一点的说法是“生活就像一盒什锦巧克力”，尽可以像《阿甘正传》的主人公一样接受它的偶然。而主动一点的说法是“生活就像探险”，有了偶然，生出了未知和危险；但同时不也添了刺激、挑战、希望和乐趣吗？
2010年8月
底特律有一个独特的古典音乐调频台。每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它的节目就换成了爵士乐。对于偏爱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我来说，这样的安排可算是正中下怀。
来美国以前，只知道爵士乐是“资产阶级颓废的靡靡之音”，听了会“丧失斗志”。在美国待了一阵，才知道爵士乐原来是从美国黑人音乐发展而来的。而真正喜欢上爵士乐，还是从看电影《’Round Midnight》开始的。影片讲的是一个黑人saxophone 演奏家的故事；一个悲剧，从头到尾都用爵士乐配音。 那浑厚深沉的旋律，被苍凉的saxophone 唱出来，直击肺腑，令人无从躲藏，只能全身心地与主人公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然而，爵士乐并不都是忧郁的曲子。它有着各种风格，表达着七情六欲。它可以喧嚣如闹市，静谧如夜空；快乐如欢笑，悲呛如恸哭；温柔如细雨，粗旷如风暴；热烈如火焰，冷寂如冰霜……然而，无论是哪种情感，它都和听者直面相对，没有做作，不加修饰；仿佛是一个知心的朋友，对你倾诉，也听你倾诉；你尽管可以在它的音符里失去自己，随着它起舞，随着它沉浮。
这样丰富的音乐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有着如此的感染力？最近听了Bill Messenger教授讲的《Elements of Jazz》，对爵士乐的起源和特点有了更多的了解。
爵士乐只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它是非洲音乐和欧洲音乐在美国南方撞击的产物。早期的爵士乐叫Ragtime，以Scott Joplin 的作品为代表。 Ragtime 的特色是“多节奏”（polyrhythm）和 “切分”（syncopation） 。多节奏，是说有不止一个节奏同时进行；切分，是指节拍之间不规则的间隔或休止。这使得ragtime听上去不合常规，令人坐不住，不由自主地要随着音乐动手动脚。Ragtime的音乐家们，可以把任何一首曲子拿来切切分分，变成rag而面目全非。
稍后出现的 Dixieland Jazz，起源于纽奥良的葬礼乐。纽奥良的葬礼音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一半悲壮肃穆，乐队随着送葬的队伍演奏，直到死者入土。而后倏然转向，乐队奏出明亮欢乐的音调，伴着送葬的人们载歌载舞地回村。Dixieland 爵士乐队用的是marching band 的乐器。它的特点除了多节奏、切分，还要加上“多旋律”（polyphony）。 这里的多个旋律，由不同的乐器同时奏出，“各吹各的调”，听上去喧闹而繁忙。时不时地，乐队嘎然而止，只留一支乐器独奏，尽显其技艺。当时驻扎在纽奥良的海军士兵们，贪恋着酒精和这热闹的音乐，常常醉宿于夜总会，使得军方发出禁令，关闭夜总会。艺人们失去了谋生的场所，只得远赴他乡。这新兴的音乐也就跟随着他们的足迹，风靡芝加哥，风靡纽约，风靡全美国。
Blues，是我最欣赏的爵士乐。它有着节奏稳定的和弦，通常以12小节为一个音乐单元。唱歌的人一句一停，让乐队有机会表演间奏；歌的内容往往是各种情感的宣泄，亲切自然，引人共鸣。Blues 的特点是即兴表演（improvisation）。独奏部分留下很大的空间让艺人自由发挥，极有创意。即使是合奏的部分也可以各人随兴作曲，但又保持着整体的和谐，这是爵士乐的迷人之处。古典音乐到了20世纪已经失去了它“即兴”的空间，艺人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乐谱演奏，只允许“诠释”上微妙的差别。而爵士乐，同一只曲子在不同的艺人加工下可以大相径庭，而同一个艺人每次演出也不尽相同。欣赏爵士乐的观众们期待着精彩的即兴演奏，而艺人们也享受着即兴表演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和情绪上的满足。可以说即兴表演是爵士乐的核心。
1916年麦克风的发明，改变了爵士乐的舞台。首先是歌手不一样了。麦克风以前是“大嗓门”时代，歌喉的功率决定了谁能上台。而“后麦克风时代”，歌喉的表现力比功率更加重要。一大批原先只能在淋浴间练唱的歌手们，借着麦克风延伸了他们的半径。他们可以轻声细语地表现微妙的情感，而不必总拿大嗓门夸张地喊着“我爱你”了。乐队的配器也有了变化：低音提琴（base）代替了大号（tuba），既可以若隐若现地打着节拍，又可以自成一体地即兴独奏。吉他代替了班卓琴（benjo），引进了更加丰富的音色。爵士乐离它的听众更近了。
现代爵士乐又有其它的发展，比如电子合成器的应用，拉丁音乐的引入，节拍的混用（比如一小节的4/4加上一小节的3/4 ，形成7/4的节拍）等等，不胜枚举。但是每当爵士乐走到极端而无路可寻时，它就又回到blues，从稳定的节奏中找回自己。
爵士乐是美国音乐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它美国流行音乐的鼻祖。它像“下里巴人”，为老百姓所喜爱。我们学区的高中有一支很优秀的爵士乐队，常常去本地商店演出募捐。乐队的指挥是个中年老师，戴着深度眼镜，演出的时候晃着舞步，眯着眼睛，陶醉其中。每支曲子必有一段独奏；指挥用手指一勾，就有一个孩子上前，表演一段精彩的即兴。其中吹saxophone的男孩，来自一个日本移民家庭。那男孩的天赋极高，表现力极强，是他们乐队的“灵魂”。他和我的大儿子同届，毕业以后上了密西根大学，双修音乐和工程。我总想，有这样一份丰富的财产，这孩子的人生一定会充满情趣吧？
爵士乐，是裸露灵魂的音乐。傍晚，卸下了一天的繁忙，听一曲那勾人心弦的乐章，任凭自己消失其中。
Jazz by night ……
2010年8月
上幼儿园的时候，有几个男孩子最喜欢跟我们女孩子玩。其中的一个，是地区公安厅厅长的儿子，叫柳家。柳家是个憨厚的男孩，说不过我们这些伶牙俐齿的女孩，可诚心诚意地对我们好。让我们女孩占了便宜，他也从不计较，是个很好的玩伴。几乎每天早上我到了学校，他都已经等在那里，看到我们就弓下腰，伸手作着“欢迎”的姿态，惹得我们矜持起来，好像自己真的是小公主。
幼儿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师范附小。那年的新生有四个班。按照“阶级路线”，家庭出身好，考试成绩也好的分到第一班；出身、成绩不错，但挤不进第一班的，到第二班；第三班是成绩好但出身不好，或者出身好但成绩不好的；剩下的分到第四班。我和柳家都在第三班，理由当然不言而喻。教第一班的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们，我只有下课时扒着窗户羡慕地看一眼的份儿。
柳家的父母是从山东南下的“老革命”。他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单名，“爱”、“人”、“民”、“国”、“家”。他的爸爸权力很大，妈妈很威严；他们兄弟姐妹凭着响亮的名字就绝对是革命后代了。不过柳家并没有流露出优越感，至少我没觉得他有优越感，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柳家学习有点吃力。他并不是顽皮不用功，而是还没“开窍”吧。放了学，他常常去我家做作业，复习功课。我们有个“课外学习小组”，我是组长，他是我重点帮助的对象。做完功课，他还在我家玩一会。他家离我家要走半小时，走的时候，我会送他到一半的地方。杨伯伯看到了，开玩笑说我有了“男朋友”。
四年级开学，刚写过一篇作文，文革就开始了。然后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就看到满屋都挂着大字报，批判我的班主任“包庇右派子女”。接下来，班上的调皮男生们又把大字报贴到了班主任的家里，和我外婆家的门外。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对着我的脸吐唾沫，骂着最脏的粗话，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么文静的她会骂得出来；我走在校内校外，时不时就会有石子扔过来，弹弓打过来。 幸好我还小，被人打哭了回家，一见到外婆就不再害怕。外婆说，“这学还有什么上头？不上了，在家学吧。”
柳家也在那一帮调皮的男生之列，不过他不是领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伤心，不懂他为什么对我那样。谁知没过多久，他也“蔫”了，不再跟着那帮人起哄。妈妈告诉我，柳家的爸爸妈妈也被剪了花头，游街批斗。看来他的境遇并不比我好；我心里说着“活该”，又自相矛盾地对他有着一分同情。 过了一阵，他一家被遣送回山东老家的农村，离开了镇江。
六年以后，我在上高中。有一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叫柳非。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但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柳非很随和，不久就跟我们班的男生们熟了起来。我听着他的声音，观察着他的动作，渐渐地，他的身影和柳家的合成了一个。那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讲话的，除非有“工作需要”。我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我母亲，柳家是不是回镇江了？母亲到单位一打听，说是的，柳家的父亲死在山东老家，她母亲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可他为什么改了名字呢？
几年的时间，柳家已经长成了一个沉稳的少年，和我小时候的玩伴很不一样了。没有变的是他的性格：低调，憨厚，不是那种亮眼的人物，却让我感到可以信赖。他那时还不是团员，而我，经过“长期考验”，才被工宣队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批准入团，看来他那些年的际遇比我的还差。一个学期过后，团支部讨论柳非的入团申请，我自然投了赞成票。不过我们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认出我来，也许我的变化大得让他认不出了？可我并没有改名字啊，也许柳非并不是柳家？
临毕业时，部队来征兵。柳非参了军，从此音讯全无，给我留下了一个谜。每次想到他，心里有着一丝惆怅和失落；随着时过境迁，这惆怅越来越淡，成了一抹逝去的风，一缕流散的水。
1999年，在阔别了十四年以后，我回家探亲。想到我小学的班主任，计划约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他。我找到小学同窗贺律师，却意外地听他说柳非已经转业回了镇江，在公安局工作，他们俩一直来往，问是不是要约上一起去？从他那里，我得到了证实，柳非就是柳家，再无疑问。
约好了日子，我为两位男生的妻子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开始想象着见面的情景。虽然我闭上眼睛就能构造出柳非的模样，但是我们还会谈得来吗？距离小学分手已经三十二年，高中毕业也是二十六年前了。这其间我们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比两条平行线还要没有交点。这段友谊，有可能延续吗？
然而，我的忐忑是多余的。见了面，我们没有半秒钟的迟疑就认出了对方，很自然地问了好，很自然地回到了三十二年前的状况，仿佛岁月为我们划了一个省略号，将中间的那个时段忽略不计了。
我们三人一路聊天，去了班主任家。贺律师警告我，老师这些年来境况很不好，现在不但贫困，而且赌博上瘾，让我不要太理想化，免得失望。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的情况有多糟。他的住宅可算贫民窟，连厕所都是街上公用的。他文革中自杀几次没成，身体却搞坏了。老师看到我们三个，当然很高兴，他也是很多年没有见到柳非了。我们一起聊到当年的事和后来的经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对我的“包庇”，劝他戒赌，鼓励他出去找份自己能做的工。
回到家，才发现我把相机拉在老师家了。柳非又立马骑了摩托，回去帮我找到相机。这一天的畅谈，把我们三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那以后，又是十年过去了。逢年过节，柳非总要给我母亲寄张卡片，打个电话，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近年来他在公安局管“涉外关系”，这么做大概既属公务又合私心吧。我很感激，但同时也不想去麻烦他；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不愿用那“公务”混淆了“私心”。
从幼儿园到高中，“有头有尾”（中间不计）和我同学的有好几个，可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友谊的就只有柳非了。算起来，我和他相识正好五十年。五十年的曲折人生中，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交集，也是一种缘份。人一辈子最值得眷恋的，不就是亲情和友情吗？
想到这里，我为自己的富有感到满足。
2010年6月
外婆还有一家房客： 张大大（镇江人管叔叔伯伯叫“大大”）， 王阿姨，加上三个孩子。老大琴儿，比我大两岁；老二是个男孩，小我一岁；老三萍儿，比我小四岁。
张大大在菜场卖鱼，王阿姨做小贩。每天天还没亮，两口子就出门了。张大大到菜场上班，王阿姨到江边贩鱼，挑到菜市再转手卖出去。因为家里穷，张家的孩子们比我们苦得多；尤其是琴儿，家务事差不多是她全包了：洗衣洗被，做饭做菜，放了学就没一刻空闲；到了冬天，一双手长满了冻疮，裂着一道道口子，还要在冷水里洗衣服洗菜。可她妈妈还总嫌她做得不好，动不动就打她骂她。
我们院里，除了老人小孩和一个半残废，真正的“男子汉”就只有张大大。张大大个子很高，脸膛方方正正，说起话来像吆喝买卖那么响亮。他的头发自然卷曲，外婆说他是“美男子”。他的力气也很大，外婆如果有特别重的东西要搬，就会请他帮忙。张大大人很和气，顾家，通情达理又讲信用，他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会做到。外婆和邻居们对他都很敬重，我也很喜欢他。我生平吃过一次河豚鱼，就是张大大给收拾的。他替我们买了鱼，去了毒，外婆烧出来，他自己先尝了一下，才让我们吃。
王阿姨和他相反，个子小，心眼多，喜欢唠叨。同住一个院，说话声音大一点就被别家听到了，所以哪家都藏不住“隐私”。张家两口子常常吵架。通常是王阿姨唠唠叨叨，怨这怨那；张大大开始不理会，后来忍不住了就大着嗓门说几句；王阿姨不开心，就拿琴儿出气。张大大看不过去，终于发了脾气吼几声。这以后，要么大家都住了嘴，偃旗息鼓；要么就“升级”，越发不可开交。总之家里不如意的事都用吵架来解决。
南方的夏天热，男人们都打着赤膊。一天傍晚，张大大刚和王阿姨拌了嘴，光着上身在天井里做事。只听得“咣铛”一声，一把大厨刀从他家厨房飞到天井里，落在张大大的脚边。接着是王阿姨边哭边嚷：“你有种就把我杀了！”张大大一听，登时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 “你当我不敢？！”一边操起菜刀就朝厨房走。外婆和其他的邻居一看要出人命，赶紧冲过去，拼命抱住他，把菜刀抢下来。王阿姨从厨房出来，哭着闹着，“我让你杀！我让你杀！”张家的孩子们吓哭了，我们也不敢吱声。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两个人拉开，分头劝解。问起缘由，原来是王阿姨听人说菜场有个女人对张大大有意思，吃醋了。大家都说张大大的为人好，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让她别疑心了。
虽然劝了下来，王阿姨的心里还是不除疑。入冬的时候，她病在床上，大女儿照顾她吃药。我们在家，只听到她家屋里打碎瓷器的声音，接着琴儿哭着来找我外婆：“李婆婆，我妈吃了老鼠药，快救救我妈！”外婆赶过去，看到床边一只碗打破了，汤药撒了一地，还有装老鼠药的小纸袋，开了封扔在桌上。琴儿说妈妈让她去买老鼠药，买回来自己放到中药里，喝了两口就把碗给摔了。王阿姨在床上流泪，说“我还是死了好，死了让他痛快！”外婆赶紧叫了三轮车，送她上医院急救；又送信给张大大。
折腾了大半天，王阿姨从医院灌了肠回家，气虚体弱。张大大陪着她，小心翼翼地回房。外婆说，“男人在家陪她睡几天就好了”。我那时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如今想起来，不得不佩服老百姓的智慧。这种事，真用不着看什么心理医生，做什么“婚姻咨询”。张大大请了几天假在家，过后夫妻和好如初。
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去，张家的孩子们和我们一起长大。我上高中时，他们搬了家，一别就是几十年。我间或听父母说到他们，一直挂念着。
去年回国，抽空去看望他们。张大大得了胃癌，开了刀，恢复得不错。他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言谈中很乐观。王阿姨比从前瘦了许多，话也少了。两个人看上去已经“磨合”得天衣无缝，绝不会再打架了。不知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当年的“轶事”？
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东西。有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是没有当初，又哪来今日？
2010年7月
我和表弟表妹如果生了病，发了烧，外婆总是去请林阿姨来看一看。
林阿姨和杨伯伯住在地委招待所门口的传达室，招待所是从前的城隍庙，从外婆家门口的巷子上坡，一会儿就到了。杨伯伯在招待所当会计，林阿姨原来在苏州的医院里当护士长，身体不好退休了，那会儿在招待所所长家帮忙照顾孩子。
林阿姨说的是普通话；在我们那条巷子里，她是唯一说普通话的人。她个子比外婆高，看上去比外婆年轻，没有外婆的发髻，穿衣服也比外婆新式。她说话慢条斯理，急性子的外婆听着常常不耐烦，我却很喜欢听林阿姨讲话。林阿姨从她的包里拿出体温表，用酒精棉花擦干净了，给我们量体温；再让我们张着嘴“啊——”，看看喉咙。然后就嘱咐外婆这样那样，吃什么药，是不是该去看医生。有几次表弟、表妹发烧厉害，林阿姨晚上就在我们家守着。有她在那儿，全家人就心安一点。
几年以后，我们的一家房客搬出去了，林阿姨和杨伯伯就搬过来，做了我们的邻居。
杨伯伯六十岁吧，个头不高，头发很少，戴着透明镜框的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他对谁都很和气，总是笑眯眯的，人缘特好；特别是我们小孩子，个个都喜欢杨伯伯。
杨伯伯有两个爱好：喝酒和看京剧，两样都和我有点关系。我喜欢吃花生米，杨伯伯喝酒的时候总有油炸花生米，他又喜欢逗小孩玩，所以我常常是他喝酒时的“陪客”。杨伯伯喝得高兴，就开始唠叨起来。唠叨得连林阿姨也不耐烦的时候，就会说一些让他扫兴的话：“你是越喝越糊涂！”他也不反驳，只是话少了—— 我后来才知道杨伯伯因为算错了账，在“四清”的时候被整了。
杨伯伯爱看京剧，林阿姨不爱看，他就常常带了我去。我只记得看过《苏三起解》、《三堂会审》；看完了我又学着唱，惹得杨伯伯哈哈大笑。招待所的礼堂有演出，杨伯伯也会把我带去看。
有一次杨伯伯感冒咳嗽，医生让他喝糖浆。结果他把林阿姨的碘酒当成糖浆喝了几口，发现不对，吓坏了，赶紧上医院。从医院灌了肠回家，林阿姨又打了一锅浆糊让他吃下去解毒。他好了以后开玩笑，说这次真的喝够酒了。
杨伯伯爱干净，也勤快。因为林阿姨有心脏病，家里的活大多是他做。他的心也细：买了蜂窝煤，一个个整齐地摞好以后，他一定会把撒在地上的煤屑扫干净。外婆常常夸他：“老杨才细末呢！”
杨伯伯对谁都是笑脸，可一看到他的儿子脸就阴了。他儿子叫杨德超，是我们那条街上有名的人物。杨德超当时二十岁出头，脸长得清秀，但是个驼背，一只脚有点瘸，胳膊也没劲。我们那时吃水是要去自来水站挑的。杨德超挑着水，两只手紧紧地抱着扁担，一路上晃晃悠悠，一桶水到家就剩小半桶了。孩子们看到他的模样，就一起喊：“杨德超，不学好！杨德超，不学好！”他气得脸憋得通红，又没办法，结结巴巴几句：“你你你们等着！”杨德超一急就结巴。林阿姨听到他在巷子里跟小孩子们吵个不停，就出去叫他，“你活作孽啊！还不快回来！”
林阿姨和杨伯伯都拿儿子没办法。他中学毕业就下放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县里（文革以前就搞知青下放了），可他是真正的“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还尽被人笑话。干不了几天，他就跑了；等把钱花光了，带个信给他爸爸妈妈，让他们去接他。这样的事已经好几次，每次都被杨伯伯和林阿姨教训一顿，他就求他们原谅，说是下次一定不了，可是没几天就又犯了。外婆说林阿姨的心脏病八成是让儿子给气的。杨伯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儿子这么没出息，他心一横就不理杨德超。林阿姨呢，常常苦口婆心地数落儿子，儿子嘴上也顺着她。林阿姨心一软，也就算了。她背地里跟外婆叹气，“唉！老杨就这么个儿子，生来是个残废，他干不了农村的活啊，也不能全怪他。怎么办呢，我打也打不动他了，打死了也没用。哪天我不在了，看他怎么活。”说着说着就流眼泪了。
老两口恨铁不成钢，可又不能眼看着儿子做“混混”。杨伯伯托了人，终于把杨德超安排到耐火器材厂当学徒。耐火器材厂是烧耐火砖的地方，杨德超做的也是体力活，不过比农活要轻些，好歹有了个工作，林阿姨和杨伯伯也省心了一阵。
没多久，文革开始了，杨德超成了造反派。停产闹革命，斗当权派，不用干活，那是他最赞成的事。他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身军装军帽，戴着红袖章，背也直了些，脸红得整天像发高烧，连回家跟他爸妈说话都是慷慨激昂。外婆看了就嘀咕，说他“得意忘形”。林阿姨也看他不顺眼，不许他那么张狂。杨德超干脆不回家，出去“串联”。串了几个月回来，整个像叫花子，头上、身上都是虱子，被林阿姨把他里里外外的衣服扒下来，丢到天井里用一大盆开水烫了个遍。到“文攻武卫”的时候，杨德超只能文攻，不能武卫；他那身板，人家一巴掌就把他推个趔趄。不过他那张嘴从不示弱，特别喜欢辩论，只是一发急就又结巴了，常常引得看的人哄堂大笑。
自从文革开始，杨伯伯就一直小心翼翼，见了人也更加客气。因为他算错过账，造反派说他是“贪污分子”。外婆相信杨伯伯是酒喝多了有点糊涂，看他家过日子，怎么也不像是贪污的。
大约是1967、68年间，杨伯伯被叫去“学习”，住在第一泉宾馆，只有周末才回家。
“天下第一泉”是镇江有名的风景区，在金山寺附近，那会儿算是当地最高级的宾馆，好多年对外都不开放。我和表弟很想去玩，跟杨伯伯一说，他呵呵地笑着，答应下星期天带我们去。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跟着杨伯伯，坐了长长的几段公共汽车，到第一泉玩了个痛快。我们拿杯子盛满了有点绿色的泉水，再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看着杯子里的水涨高，却不溢出来。宾馆很大，有很多花草树木，却没几个人。碰到有人问，杨伯伯就弯腰打着哈哈，说是邻居的小朋友想来看看。等玩够了，杨伯伯又把我们送回家。
只隔了一天，林阿姨接到招待所的通知：“杨树培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林阿姨当场心脏就不行了，跌坐在椅子上，好半天才缓过气来。她到火葬场去领骨灰，没人能告诉她杨伯伯是怎么死的，她也不敢追问，眼泪只能咽到肚子里。后来林阿姨告诉外婆，杨伯伯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军需官，可他也就算账采购，从来没上过战场，更没害过人。这次是“历史反革命”加“贪污腐化”两个罪名，他是要面子的人，受不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死了以后造反派也没放过他，“杨树培畏罪自杀，死有余辜”的大标语，在招待所的门口贴了好多天。
有一天，林阿姨把我叫过去，让我帮她抄一份“材料”：好几张薄纸，密密麻麻地写着林阿姨的“自传”，说是要交到居委会去的。我这才知道林阿姨原来有着不平凡的身世。
她是湖南人，祖上是大户人家，不过到她的父亲一代已经破败。她成年后被嫁到一户陈姓人家。过了门才知道丈夫是个瘸子，而且对她不好。她在陈家忍气吞声过了几年，生了四个孩子。最后实在忍受不下去，又受到“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终于离了婚，带着四个孩子去了武汉。在武汉，她找到了妇女组织，学文化，学护理。可是因为照顾不了孩子们，就都托在别人家里寄养。她后来到医院工作，又和杨伯伯结了婚。因为做事认真，解放后她当了护士长，年年评先进，一直到退休。
她原先的四个孩子，有的在武汉，有的在东北。除了武汉的大女儿和林阿姨通信，其他的都不来往。林阿姨说到儿女们最伤感，五个孩子，竟没有一个知心的可以分担痛苦。
杨德超“造反”以后，心就野得收不回去了。他其实也做不了大事，只是跟着别人起哄而已。每次林阿姨发病住院，他眼泪汪汪地去陪几天，赌咒发誓不再惹妈妈生气。可是事情一过，他依旧不务正业。后来风向转了，造反派不吃香了，他又被人当成“打砸抢分子”，“跳梁小丑”，“5.16”，整了一次又一次；进过看守所，关过“学习班”，人也蔫了，衣也破了，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头发像一蓬乱草，让人觉得他既讨厌，又可怜。
林阿姨死在医院里。她心里唯一挂念的，就是杨德超。她的大女儿从武汉赶来见了最后一面，料理了后事，又匆匆回去了。杨德超从此成了流浪汉。
我那时在上中学。杨德超十天半月地会来我家一次，外婆可怜他，给他一些吃的。他看上去越来越像精神病了，两眼发直，说话也是前言不搭后语。林阿姨走后的那年冬天，杨德超裹着他的旧棉袄，缩在一个巷子的角落被人发现时，已经冻僵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家人在我的记忆中始终不能抹去。杨德超死的时候也就三十几岁吧。他到这个世界上走了一回，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他带给杨伯伯和林阿姨的痛苦远多于快乐；除了他的父母，也没人给过他同情和温暖。他走的时候，周围是集体的冷漠和轻蔑。他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杨德超一生的价值，在于给别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他的 残疾，照出了我们的健全；他的弱智，照出了我们的聪明；他的狂热，照出了我们的理性；他的悲剧， 照出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也许，他的故事可以唤起我们的人性和宽容，因为他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
201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