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被“偶然”捉弄了千年万年，本能地想要征服它。中国有《易经》，外国有星相学，吉普赛人会看手相，算命先生会占卜解梦，…，这些想来都是人类征服偶然的尝试。当然除了出于好奇，也还有功利的原因；比如新娘子想知道哪天过门将来可以婚姻美满，出行的人相信挑对了日子才能躲过路上的劫难。不过这些对偶然事件的预测，只能隔三岔五地成功，不能当作真理来依靠。难得有一个算得准的，一定被大家口口相传，有着神人的名声。
我有一对朋友，上海人，1977年一起去考大学。考完了心里不踏实，听说有一个瞎子算命算得准，俩人就去找他算命。算出来不但会双双中榜，而且将来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后来果真到了“很远很远”的美国，和我做了邻居。只是离那个神人太远，不能时时咨询了。
我念研究生的时候，系里有个北京来的女孩子，喜欢拿扑克牌给人算命。很简单，被算的人抽一张牌，她就琢磨琢磨，讲出一段预言来。不过事先说好，要是运道好，她就说；运道不好，她就不说了，全当没算。轮到我的时候，她说了一半，留了一半。说的是我以后“会在北方工作”—— 原以为是北京，没想到是底特律。因为这一半应验了，我对她没说的那一半总觉得像是头上悬着的一把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砍下来。
有一年去长沙，我照例在街上望呆，忽然被人喊住了，说“太太，你真不是凡人！”我吓了一跳，才看到是地摊上一个算命的。他见我停住了，又接着说我额头高，有福气。我从小就嫌自己额头太光太高，不像一个女孩子，还不知道原来是有福的兆头。再听他说下去，我会有一些灾难，他可以给我算一算，避一避。我这才明白了他的本意，生怕再待下去会误了他的生意，赶紧换地方望呆去了。
“偶然”，在数学上叫“随机”，研究随机现象的学问包括“概率论”。记得上大学时不喜欢这门课，什么红球黑球放在一个兜里，闭着眼拿一个出来，最可能是红的还是黑的？弯弯绕的题目。还有一些题用概率论解出来，又跟直觉相差太远。比如20个人在一起开派对，其中至少有两个人生日相同的几率竟然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简直难以置信。
没想到，如今每个月的薪水中，少说也有一半是因为“偶然”而得的。原来大规模制造的产品，总不能做得“千篇一律”，总有小小的不一样。一辆汽车有成千上万的零部件，这个偏一点，那个偏一点，装到一起就有了误差，有了小小的概率会出质量问题。于是就有人专门去和这“偶然”作斗争，把它的危害控制到最小。这事做得也还有趣，因为“偶然”是个不愿被控制的家伙，它总是东躲西藏，或者声东击西，让人防不胜防，就像打游戏机，打得乐此不疲。
前阵子因为好奇，到图书馆去找了某教授讲博弈论的录像来看。他先讲简单的问题：博弈的双方如果知己知彼，该怎么个斗法。讲到第四课的时候，就只知己而不知彼了。尽管对方有他自己做决定的根据，可是因为我方不知道，所以在博弈论里也把对方的决定当成随机变量来处理。一旦作了这个假设，概率论就派上了用场，可以帮助我方决策了。
教授举了一个足球守门员对付罚点球的例子。因为球来得快，守门员必须在知道来球的方向之前，就决定自己是向左扑还是向右扑。教授假设点球的方向是随机的决定，有一定的概率向左踢，剩下的时候向右踢；然后算出来守门员应该相应地以一定的概率向左扑，剩下的时候向右扑，而且这些概率都有最佳值。算完以后，再把过去十年里职业足球队罚点球的记录找出来，看他们左踢右踢左扑右扑的百分比。还真准，跟博弈论推荐的概率非常接近。不过，博弈论并不能把人教成诸葛亮，还是离不开假设和建模，挺费事；而且就是用了最佳决策也不能百战百胜，比孔明的神机妙算差远了，让我不免失望。
上学期恶补热力学，学到一个entropy 的概念，辞典里翻成“熵”—— 因为不知道熵是什么，所以翻不翻成中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词代表万物的无序性、随机性。热力学里有一条定律，说在没有外来能量的干预时，一个封闭系统里的entropy不会减少，只会增加。比如水从杯子里蒸发的过程中，水分子的随机运动量增大，entropy 就多出来了；在没有外来能量干预的情况下，已经蒸发的水汽不会自己跑回杯子里待着。这一条定律如果推广到宇宙，后果是很恐怖的。宇宙正在扩张，像水分子被蒸发，它的entropy 也在不断增加，总有一天会达到极限；那时宇宙会忽然缩回“黑洞”去也未可知。不过那一天还很遥远，我不需要“替后人担忧”，还是“活在当下”要紧。
人小的时候，对于“偶然”可以说是毫无知觉，想像将来就像看镜子一样地清楚。而年纪越大，经历越多，越意识到“偶然”的强大，不知道这是不是孔老夫子所谓“知天命”的意思？
2010年8月
徐志摩有一首诗， 叫《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在《巴黎的鳞爪》里，徐志摩写道：“人生只是个机缘巧合；别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顺，它那里面多的是潜流，多的是旋涡 —— 轮着的时候谁躲得了给卷了进去？”
徐志摩是浪漫一生的人，“偶然”对他来说，是一种机缘；他又是潇洒一生的人，满足于“偶然”带给他的惊喜，叹息“偶然”的短暂，却不流连于“偶然”的消逝。
沈从文在1942年写了散文《水云 —— 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回忆他的心路历程。他在青岛看海看云，心里有着两个不同的声音：一个是少年壮志，“不仅能梦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另一个是老成世故，“风不常向一个方向吹。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活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
他问：“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加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应当有那么一个人。”
他回答：“这种人行将陆续来到你的生命中，各自保有一点势力。这些人名字都叫做‘偶然’。它比虹和星还要无固定性，还无再现性。它过身，留下一点什么在这世界上一个人的心上；它消失，当真就消失了。除了留在心上的那个痕迹，说不定从此就永远消失了。这消失也不会使人悲观，为的是它曾经活在你心上过”。
果然，沈从文的一生不止一次地遇到很美丽的“偶然”。“偶然”们让他动情，他却为了对妻子的忠诚顽固地抵抗着，而将从前“受压抑无可安排”的情感渲泄在他编出来的故事里。他的故事那么纯，那么美，又总“到处是不凑巧”，原来是有着“偶然”们的影子在里面。
徐志摩死得很偶然。他那鲜活乐观的生命在一个瞬间就被气流的漩涡卷了进去，留下的是在许多人心上的痕迹。
而沈从文，以他自己的方式抗拒着他同代的知识分子们所共同的命运。他放弃了写他的梦，去研究谁也犯不着的中国古代时装史。然而，能让他活在人们心中的，还是他那些因“偶然”和“情感”而写的故事；那是他的虹，他的星子，被固定成永恒。
那天早晨上班，车开出两哩路，遇到了红灯。我停稳了车，端起出门时冲的咖啡。刚呡了半口，“哐”的一声，车猛然一震，咖啡洒在我难得穿一次的白裤子上 ——被人“撞屁股”了。
人没伤，车伤得也不重。警察来写了报告，两辆车就又上了路，融入繁忙的车流之中。
这事是一系列偶然的结果：因为闪了腰，我那天多花了两分钟，把计算机放到有轮子的包里拉着走；平时我喜欢在右边的车道，那天却偶然开在左边；平日我常常抢黄灯，那天偏偏循规蹈矩地停下来；撞我的人那天赶着开会，心里急燥反应迟钝；而天下着小雨，路面正是最滑的时候；恰巧他的车闸片磨到一定的厚度，使他的车不能在撞到我的车之前停下来… 总之，这一切的偶然让他的车和我的相撞，但是又没撞得更厉害，使我在心疼白裤子的同时也感到十分的侥幸。
不由得想起前年看的电影《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那里面有一系列的镜头，描写跳芭蕾舞的女主人公Daisy在被出租车轧断腿以前一连串的偶然。A引起B，B导致C，C又造成D，… 这连锁事件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发生或者错开时间地点地发生，美丽的Daisy都不会过早地离开她的演员生涯。
世上看似偶然的事，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一粒不长脚的花种偶然被小鸟不经意地带出丛林，由此在寻常人家的院落里生根开花；一个男人在荷尔蒙旺盛的时刻偶然看见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由此结成终身的伴侣；一只倒霉的大雁偶然和飞机的轨迹相遇，撞坏了引擎；而一位幸运的旅人偶然误了航班，却因祸得福免于灾难…
我和朋友们常常谈起，人生是不是一切都由命定。换句话说，这世界上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必然？
学工程的人，相信有因才有果；这样来看，似乎所有的事物，大到天体运行，小到细菌生存，都有它的原因；有了原因，就不是纯粹的偶然了。所谓“蝴蝶效应” —— 从薄薄的蝶翼煽出的微弱气流，经过无数媒介的放大，变成了杀伤力巨大的台风 —— 想说的就是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可是那肇事的蝴蝶，终其一生也不会知道她能掀起滔天的波浪；她的任何一位旁观者，也不会预料到那小小翅膀的无边威力。既然“因”与“果”如此脱节，这种“必然”有实际的意义吗？
如果一切都是注定的，it’s all written， 那么人类主观上还有真正意义上的选择吗？人人都是上帝的棋子，走哪一步都已经由冥冥中的主宰决定了，虽然省心，可又难免让人类不甘心；常听说“只有自助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大约上帝也很忙，只能有选择地操盘，而不会事无巨细，样样亲手安排。
这个命题枝节缠错，越想越糊涂。幸好我们的祖先早有教导：凡事以中庸为道。用在这里，就成了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对我这个不愿动脑筋的人来说，那些由不得我的事，就当它是必然、命定；而那些任我选择的事，无论我选择的自由是真是假，都看作是“自治”的机会去选择一番。被动一点的说法是“生活就像一盒什锦巧克力”，尽可以像《阿甘正传》的主人公一样接受它的偶然。而主动一点的说法是“生活就像探险”，有了偶然，生出了未知和危险；但同时不也添了刺激、挑战、希望和乐趣吗？
2010年8月
底特律有一个独特的古典音乐调频台。每天，随着夜幕的降临，它的节目就换成了爵士乐。对于偏爱古典音乐和爵士乐的我来说，这样的安排可算是正中下怀。
来美国以前，只知道爵士乐是“资产阶级颓废的靡靡之音”，听了会“丧失斗志”。在美国待了一阵，才知道爵士乐原来是从美国黑人音乐发展而来的。而真正喜欢上爵士乐，还是从看电影《’Round Midnight》开始的。影片讲的是一个黑人saxophone 演奏家的故事；一个悲剧，从头到尾都用爵士乐配音。 那浑厚深沉的旋律，被苍凉的saxophone 唱出来，直击肺腑，令人无从躲藏，只能全身心地与主人公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然而，爵士乐并不都是忧郁的曲子。它有着各种风格，表达着七情六欲。它可以喧嚣如闹市，静谧如夜空；快乐如欢笑，悲呛如恸哭；温柔如细雨，粗旷如风暴；热烈如火焰，冷寂如冰霜……然而，无论是哪种情感，它都和听者直面相对，没有做作，不加修饰；仿佛是一个知心的朋友，对你倾诉，也听你倾诉；你尽管可以在它的音符里失去自己，随着它起舞，随着它沉浮。
这样丰富的音乐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有着如此的感染力？最近听了Bill Messenger教授讲的《Elements of Jazz》，对爵士乐的起源和特点有了更多的了解。
爵士乐只有不到两百年的历史，它是非洲音乐和欧洲音乐在美国南方撞击的产物。早期的爵士乐叫Ragtime，以Scott Joplin 的作品为代表。 Ragtime 的特色是“多节奏”（polyrhythm）和 “切分”（syncopation） 。多节奏，是说有不止一个节奏同时进行；切分，是指节拍之间不规则的间隔或休止。这使得ragtime听上去不合常规，令人坐不住，不由自主地要随着音乐动手动脚。Ragtime的音乐家们，可以把任何一首曲子拿来切切分分，变成rag而面目全非。
稍后出现的 Dixieland Jazz，起源于纽奥良的葬礼乐。纽奥良的葬礼音乐由两部分组成：前面一半悲壮肃穆，乐队随着送葬的队伍演奏，直到死者入土。而后倏然转向，乐队奏出明亮欢乐的音调，伴着送葬的人们载歌载舞地回村。Dixieland 爵士乐队用的是marching band 的乐器。它的特点除了多节奏、切分，还要加上“多旋律”（polyphony）。 这里的多个旋律，由不同的乐器同时奏出，“各吹各的调”，听上去喧闹而繁忙。时不时地，乐队嘎然而止，只留一支乐器独奏，尽显其技艺。当时驻扎在纽奥良的海军士兵们，贪恋着酒精和这热闹的音乐，常常醉宿于夜总会，使得军方发出禁令，关闭夜总会。艺人们失去了谋生的场所，只得远赴他乡。这新兴的音乐也就跟随着他们的足迹，风靡芝加哥，风靡纽约，风靡全美国。
Blues，是我最欣赏的爵士乐。它有着节奏稳定的和弦，通常以12小节为一个音乐单元。唱歌的人一句一停，让乐队有机会表演间奏；歌的内容往往是各种情感的宣泄，亲切自然，引人共鸣。Blues 的特点是即兴表演（improvisation）。独奏部分留下很大的空间让艺人自由发挥，极有创意。即使是合奏的部分也可以各人随兴作曲，但又保持着整体的和谐，这是爵士乐的迷人之处。古典音乐到了20世纪已经失去了它“即兴”的空间，艺人们必须严格地按照乐谱演奏，只允许“诠释”上微妙的差别。而爵士乐，同一只曲子在不同的艺人加工下可以大相径庭，而同一个艺人每次演出也不尽相同。欣赏爵士乐的观众们期待着精彩的即兴演奏，而艺人们也享受着即兴表演给他们带来的机会和情绪上的满足。可以说即兴表演是爵士乐的核心。
1916年麦克风的发明，改变了爵士乐的舞台。首先是歌手不一样了。麦克风以前是“大嗓门”时代，歌喉的功率决定了谁能上台。而“后麦克风时代”，歌喉的表现力比功率更加重要。一大批原先只能在淋浴间练唱的歌手们，借着麦克风延伸了他们的半径。他们可以轻声细语地表现微妙的情感，而不必总拿大嗓门夸张地喊着“我爱你”了。乐队的配器也有了变化：低音提琴（base）代替了大号（tuba），既可以若隐若现地打着节拍，又可以自成一体地即兴独奏。吉他代替了班卓琴（benjo），引进了更加丰富的音色。爵士乐离它的听众更近了。
现代爵士乐又有其它的发展，比如电子合成器的应用，拉丁音乐的引入，节拍的混用（比如一小节的4/4加上一小节的3/4 ，形成7/4的节拍）等等，不胜枚举。但是每当爵士乐走到极端而无路可寻时，它就又回到blues，从稳定的节奏中找回自己。
爵士乐是美国音乐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其它美国流行音乐的鼻祖。它像“下里巴人”，为老百姓所喜爱。我们学区的高中有一支很优秀的爵士乐队，常常去本地商店演出募捐。乐队的指挥是个中年老师，戴着深度眼镜，演出的时候晃着舞步，眯着眼睛，陶醉其中。每支曲子必有一段独奏；指挥用手指一勾，就有一个孩子上前，表演一段精彩的即兴。其中吹saxophone的男孩，来自一个日本移民家庭。那男孩的天赋极高，表现力极强，是他们乐队的“灵魂”。他和我的大儿子同届，毕业以后上了密西根大学，双修音乐和工程。我总想，有这样一份丰富的财产，这孩子的人生一定会充满情趣吧？
爵士乐，是裸露灵魂的音乐。傍晚，卸下了一天的繁忙，听一曲那勾人心弦的乐章，任凭自己消失其中。
Jazz by night ……
2010年8月
上幼儿园的时候，有几个男孩子最喜欢跟我们女孩子玩。其中的一个，是地区公安厅厅长的儿子，叫柳家。柳家是个憨厚的男孩，说不过我们这些伶牙俐齿的女孩，可诚心诚意地对我们好。让我们女孩占了便宜，他也从不计较，是个很好的玩伴。几乎每天早上我到了学校，他都已经等在那里，看到我们就弓下腰，伸手作着“欢迎”的姿态，惹得我们矜持起来，好像自己真的是小公主。
幼儿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师范附小。那年的新生有四个班。按照“阶级路线”，家庭出身好，考试成绩也好的分到第一班；出身、成绩不错，但挤不进第一班的，到第二班；第三班是成绩好但出身不好，或者出身好但成绩不好的；剩下的分到第四班。我和柳家都在第三班，理由当然不言而喻。教第一班的是学校最好的老师们，我只有下课时扒着窗户羡慕地看一眼的份儿。
柳家的父母是从山东南下的“老革命”。他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单名，“爱”、“人”、“民”、“国”、“家”。他的爸爸权力很大，妈妈很威严；他们兄弟姐妹凭着响亮的名字就绝对是革命后代了。不过柳家并没有流露出优越感，至少我没觉得他有优越感，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
柳家学习有点吃力。他并不是顽皮不用功，而是还没“开窍”吧。放了学，他常常去我家做作业，复习功课。我们有个“课外学习小组”，我是组长，他是我重点帮助的对象。做完功课，他还在我家玩一会。他家离我家要走半小时，走的时候，我会送他到一半的地方。杨伯伯看到了，开玩笑说我有了“男朋友”。
四年级开学，刚写过一篇作文，文革就开始了。然后有一天，我走进教室，就看到满屋都挂着大字报，批判我的班主任“包庇右派子女”。接下来，班上的调皮男生们又把大字报贴到了班主任的家里，和我外婆家的门外。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对着我的脸吐唾沫，骂着最脏的粗话，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么文静的她会骂得出来；我走在校内校外，时不时就会有石子扔过来，弹弓打过来。 幸好我还小，被人打哭了回家，一见到外婆就不再害怕。外婆说，“这学还有什么上头？不上了，在家学吧。”
柳家也在那一帮调皮的男生之列，不过他不是领头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伤心，不懂他为什么对我那样。谁知没过多久，他也“蔫”了，不再跟着那帮人起哄。妈妈告诉我，柳家的爸爸妈妈也被剪了花头，游街批斗。看来他的境遇并不比我好；我心里说着“活该”，又自相矛盾地对他有着一分同情。 过了一阵，他一家被遣送回山东老家的农村，离开了镇江。
六年以后，我在上高中。有一天，班上来了一个新同学，叫柳非。我觉得他似曾相识，但却想不出在哪里见过。柳非很随和，不久就跟我们班的男生们熟了起来。我听着他的声音，观察着他的动作，渐渐地，他的身影和柳家的合成了一个。那时我们男女同学之间是不讲话的，除非有“工作需要”。我憋了好久，终于忍不住问我母亲，柳家是不是回镇江了？母亲到单位一打听，说是的，柳家的父亲死在山东老家，她母亲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可他为什么改了名字呢？
几年的时间，柳家已经长成了一个沉稳的少年，和我小时候的玩伴很不一样了。没有变的是他的性格：低调，憨厚，不是那种亮眼的人物，却让我感到可以信赖。他那时还不是团员，而我，经过“长期考验”，才被工宣队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批准入团，看来他那些年的际遇比我的还差。一个学期过后，团支部讨论柳非的入团申请，我自然投了赞成票。不过我们俩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认出我来，也许我的变化大得让他认不出了？可我并没有改名字啊，也许柳非并不是柳家？
临毕业时，部队来征兵。柳非参了军，从此音讯全无，给我留下了一个谜。每次想到他，心里有着一丝惆怅和失落；随着时过境迁，这惆怅越来越淡，成了一抹逝去的风，一缕流散的水。
1999年，在阔别了十四年以后，我回家探亲。想到我小学的班主任，计划约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他。我找到小学同窗贺律师，却意外地听他说柳非已经转业回了镇江，在公安局工作，他们俩一直来往，问是不是要约上一起去？从他那里，我得到了证实，柳非就是柳家，再无疑问。
约好了日子，我为两位男生的妻子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开始想象着见面的情景。虽然我闭上眼睛就能构造出柳非的模样，但是我们还会谈得来吗？距离小学分手已经三十二年，高中毕业也是二十六年前了。这其间我们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着完全不同的境遇，比两条平行线还要没有交点。这段友谊，有可能延续吗？
然而，我的忐忑是多余的。见了面，我们没有半秒钟的迟疑就认出了对方，很自然地问了好，很自然地回到了三十二年前的状况，仿佛岁月为我们划了一个省略号，将中间的那个时段忽略不计了。
我们三人一路聊天，去了班主任家。贺律师警告我，老师这些年来境况很不好，现在不但贫困，而且赌博上瘾，让我不要太理想化，免得失望。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他的情况有多糟。他的住宅可算贫民窟，连厕所都是街上公用的。他文革中自杀几次没成，身体却搞坏了。老师看到我们三个，当然很高兴，他也是很多年没有见到柳非了。我们一起聊到当年的事和后来的经历，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他对我的“包庇”，劝他戒赌，鼓励他出去找份自己能做的工。
回到家，才发现我把相机拉在老师家了。柳非又立马骑了摩托，回去帮我找到相机。这一天的畅谈，把我们三人的距离拉得更近。
那以后，又是十年过去了。逢年过节，柳非总要给我母亲寄张卡片，打个电话，问她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近年来他在公安局管“涉外关系”，这么做大概既属公务又合私心吧。我很感激，但同时也不想去麻烦他；因为我在内心深处，不愿用那“公务”混淆了“私心”。
从幼儿园到高中，“有头有尾”（中间不计）和我同学的有好几个，可到如今仍然保持着友谊的就只有柳非了。算起来，我和他相识正好五十年。五十年的曲折人生中，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有交集，也是一种缘份。人一辈子最值得眷恋的，不就是亲情和友情吗？
想到这里，我为自己的富有感到满足。
2010年6月
外婆还有一家房客： 张大大（镇江人管叔叔伯伯叫“大大”）， 王阿姨，加上三个孩子。老大琴儿，比我大两岁；老二是个男孩，小我一岁；老三萍儿，比我小四岁。
张大大在菜场卖鱼，王阿姨做小贩。每天天还没亮，两口子就出门了。张大大到菜场上班，王阿姨到江边贩鱼，挑到菜市再转手卖出去。因为家里穷，张家的孩子们比我们苦得多；尤其是琴儿，家务事差不多是她全包了：洗衣洗被，做饭做菜，放了学就没一刻空闲；到了冬天，一双手长满了冻疮，裂着一道道口子，还要在冷水里洗衣服洗菜。可她妈妈还总嫌她做得不好，动不动就打她骂她。
我们院里，除了老人小孩和一个半残废，真正的“男子汉”就只有张大大。张大大个子很高，脸膛方方正正，说起话来像吆喝买卖那么响亮。他的头发自然卷曲，外婆说他是“美男子”。他的力气也很大，外婆如果有特别重的东西要搬，就会请他帮忙。张大大人很和气，顾家，通情达理又讲信用，他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会做到。外婆和邻居们对他都很敬重，我也很喜欢他。我生平吃过一次河豚鱼，就是张大大给收拾的。他替我们买了鱼，去了毒，外婆烧出来，他自己先尝了一下，才让我们吃。
王阿姨和他相反，个子小，心眼多，喜欢唠叨。同住一个院，说话声音大一点就被别家听到了，所以哪家都藏不住“隐私”。张家两口子常常吵架。通常是王阿姨唠唠叨叨，怨这怨那；张大大开始不理会，后来忍不住了就大着嗓门说几句；王阿姨不开心，就拿琴儿出气。张大大看不过去，终于发了脾气吼几声。这以后，要么大家都住了嘴，偃旗息鼓；要么就“升级”，越发不可开交。总之家里不如意的事都用吵架来解决。
南方的夏天热，男人们都打着赤膊。一天傍晚，张大大刚和王阿姨拌了嘴，光着上身在天井里做事。只听得“咣铛”一声，一把大厨刀从他家厨房飞到天井里，落在张大大的脚边。接着是王阿姨边哭边嚷：“你有种就把我杀了！”张大大一听，登时火冒三丈，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暴起来： “你当我不敢？！”一边操起菜刀就朝厨房走。外婆和其他的邻居一看要出人命，赶紧冲过去，拼命抱住他，把菜刀抢下来。王阿姨从厨房出来，哭着闹着，“我让你杀！我让你杀！”张家的孩子们吓哭了，我们也不敢吱声。大家好不容易才把两个人拉开，分头劝解。问起缘由，原来是王阿姨听人说菜场有个女人对张大大有意思，吃醋了。大家都说张大大的为人好，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让她别疑心了。
虽然劝了下来，王阿姨的心里还是不除疑。入冬的时候，她病在床上，大女儿照顾她吃药。我们在家，只听到她家屋里打碎瓷器的声音，接着琴儿哭着来找我外婆：“李婆婆，我妈吃了老鼠药，快救救我妈！”外婆赶过去，看到床边一只碗打破了，汤药撒了一地，还有装老鼠药的小纸袋，开了封扔在桌上。琴儿说妈妈让她去买老鼠药，买回来自己放到中药里，喝了两口就把碗给摔了。王阿姨在床上流泪，说“我还是死了好，死了让他痛快！”外婆赶紧叫了三轮车，送她上医院急救；又送信给张大大。
折腾了大半天，王阿姨从医院灌了肠回家，气虚体弱。张大大陪着她，小心翼翼地回房。外婆说，“男人在家陪她睡几天就好了”。我那时当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如今想起来，不得不佩服老百姓的智慧。这种事，真用不着看什么心理医生，做什么“婚姻咨询”。张大大请了几天假在家，过后夫妻和好如初。
日子在吵吵闹闹中过去，张家的孩子们和我们一起长大。我上高中时，他们搬了家，一别就是几十年。我间或听父母说到他们，一直挂念着。
去年回国，抽空去看望他们。张大大得了胃癌，开了刀，恢复得不错。他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言谈中很乐观。王阿姨比从前瘦了许多，话也少了。两个人看上去已经“磨合”得天衣无缝，绝不会再打架了。不知他们是不是还记得当年的“轶事”？
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东西。有人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可是没有当初，又哪来今日？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