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外公外婆、爷爷、父母亲和我，镇江金山，1957年春节 |
大难临头之前的1957年，父亲刚被调到镇江地委讲师团，踌躇满志，一心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做一个合格的马列主义宣传者。他的想法，也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一九五七年是难忘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文件，正在各阶层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只用四年时间已经完成，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几亿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也取得完全成功。我们党宣称，象这样经历着空前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成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党的八大指出了今后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应当转移到发展生产方面来，全力建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加令人鼓舞的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八大’所作的开幕词，以及之后所作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文章中指出要大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期更快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在学术界和文艺界，要提倡‘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他还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党外的有识之士向党提意见，帮助我们党克服官僚主义的弊端。我们党要通过整风，洗涤这几年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的积污，全心全意为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奋斗。
“我到地委讲师团还不满一年，组织上决定我去上海的中共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党史专业班当学员，预定十个月至一年时间。当时规定，机关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主要采取在职学习，花几年时间修毕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与国际共运史三门课程。组织分配我担任中级组教员、党史组组长。为了提高讲课质量，教员分批去省党校、华东党校（即中央第三中级党校）学习。拟议中的还有，我从华东学习回来后，由于还没到讲授党史课的进程，将再送我去中央党校进修一、二年。
“中央第三中级党校的校址，原来是教会办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坐落在以法国式建筑风格著称的淮海路（原霞飞路）中段附近。寂静雅致的庭院、草坪，道旁宅边，遍种着法国梧桐和夹竹桃。集体宿舍里，每人配备一床、一桌、一椅，环境整洁。学员以毛泽东选集四卷为主要读物，另外就是学校编印的党史讲义。马列有关著作和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单篇印发的反面教材等，都作为学习参考。
“教员授课有章法，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按课题进行讨论，做笔记、写心得。中央党史这门课实际讲的中国现代史，讲的从五四运动到全国解放的三十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史。着重领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取得成功的。它让我们懂得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是怎样不断地同错误路线与倾向作斗争的，全党又是怎样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领导人民战胜国内外敌人的。懂得如何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终于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又很快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十多年来，我参加过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村敌后武装坚持，有了些零碎的革命实践，也零碎地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但一直没能系统地学习理论、认真地总结直接和间接的实践经验。这次学习是个极好的机会，它可以促使我增强理论上的坚定性，减少实践中的盲目性。
“亲爱的党啊，离开你的培养，我是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是无法成为一个自觉革命的共产主义者的。学习着党的历史和党的基本理论，好象有一股暖流扑向心头。党啊，我该如何感激你对我的抚育和培养！我只该加倍认真地听讲、思考，加倍认真地联系实际联系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增强自己的党性，使自己从世界观到思想作风，真正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奋发工作，为中国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谁知几个月以后，风云突变：
“从报纸到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文章都告诫我们：五七年的夏季，在中国晴朗的天空上出现了乌云。中国的政治形势，突然由‘吹皱一池春水’变为‘黑云压城城欲摧’，‘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我整风之隙，向中国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于是，对党的‘八大’精神，教员一讲而过。学习内容改变为讨论罗隆基、章伯均、葛佩奇、储安平等极右派人士的反党言论，在小组会里进行声讨和批驳。
“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论断，党报上大肆挞伐的统一宣传口径表明，形势竟然到了这等严重的地步：资产阶级右派不但不服共产党领导，否定我党执政八年来的辉煌成就，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指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搞的是’一党专政’，否则，为什么要称现在是‘党天下’呢？说共产党员作了恶，犯了法，‘该杀的就得杀’，多么杀气腾腾，不是明明白白要‘杀共产党’吗？说什么要建议中央成立一个‘政治设计院’，实际上这是叫嚣要共产党与他们‘轮流执政’。此外，还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对他们不适用‘言者无罪’的方针。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只是因为对这些‘先生们’客气些，仍称之为‘资产阶级右派’。
“在小组里声讨和批驳‘右派谬论及其罪行’时，我们显得义愤填膺。只有当静下来思考的时候，才想到：这不是我们党动员他们鸣放、帮助党整风，而在座谈会上发的言吗？报上公布的这些言论既无前提，又无后语，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共产党员如果犯了死罪，就该判处死刑’，这能说就是叫嚣要杀共产党吗？新中国由我党一党执政，这是事实。共产党执政八年来取得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缺点错误只是次要的。对这样的一党执政，贬作‘党天下’，态度十分不友好。然而，就此一句，就断定是资右派要求‘轮流执政’，这种论断似乎还缺乏说服力……。然而，领袖的文章，党报的论述，都是不容怀疑的。我在思想深处怀疑了一下，是不是‘右倾’了呢？我只应该相信领导和党报，他们一定是根据大量确凿的事实才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判断的。这些‘右派先生’是怎样‘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我虽不了解情况，但是应当相信，领袖和党报是不会无根据地陷人于罪的。
“对右派谬论和罪行的批驳、声讨，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家都准备回到原单位去，参加伟大的反右整风运动。校部及时宣布提前结束学习，我在八月的骄阳下回到了镇江。”
谁知等着他的，却是引蛇出洞、按住“反右”不提、先搞“大鸣大放” 的计谋：
“地专机关进行的整风运动，是和市、县（丹徒）同时进行的。这时，全国的‘反右’已进入高潮，但地委领导绝口不提在机关、单位进行‘反右’。宣布‘开门整风’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干部向党的领导提意见。针对有人怕提意见如说了错话会当作资产阶级右派批斗等顾虑，地委副书记迟xx作了有力的动员报告。他要求每人至少提十项意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他当众保证，地委领导是为的听取大家的批评建议，来克服自身的官僚主义和错误思想作风而开门整风的，这决不是
‘钓鱼’，打右派。他说：‘你们谁要求同党中央轮流执政没有？谁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你们并不是主席文章里说的鲨鱼，不是鱼又何必怕被钓呢？’迟副书记的动员很有说服力，态度非常诚恳，他用眼神频频扫视整个大礼堂，微笑着结束了动员报告。除了几位事前通过气的地委领导人之外，凡是听了迟副书记动员报告的，谁也没有料到这不是什么‘引火烧身’，而是‘引蛇出洞’；不是要听取什么批评，而确实是在‘钓鱼’。还早埋了一笔‘伏笔’，即：‘正因为你是鱼，才被钓出来的。’必要时，可以指着一个个正直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宣称：‘你是大鲨鱼，所以上钩了。我们不钓你，你也是鲨鱼啊。谁是不是右派分子，这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意思是说，只要你被指称是右派，就非承认不可，不能声辩一下；只要你被指称是兴风作浪向党进攻的鲨鱼，如果你还说自己不是鱼，而是人，那就更加证明鲨鱼之为鲨鱼，哪有鲨鱼会承认自己是鱼的呢？这又是一个客观存在！……当然，这套诡辩术、诬陷法，我只是在对我进行八个日夜的批斗过程中领教到的。
“在地委领导们进行制造出来的‘鸣放’阶段中，除了那些晓得要‘钓鱼’的人和认定对领导是不能提意见的人，还有个别心领神会存心想在打右派运动中捞好处的人之外，大家都被动员起来，提出十条、八条批评意见。大字报，一版一版地上墙了；鸣放会，一个一个召开了，领导更是反复动员大家发言。不久，心里憋了好久的话说出来了，尖锐的、动感情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终于，地委领导认为‘鱼’被钓出来了，运动一转，从‘整风’转成‘反右’，好一个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在领导和运动健将组织下召开了，小报上天天揭露着‘右派分子xxx’的反党言论，还有‘xxx，你反对共产党，我们不答应’，‘大右派xxx，你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等冠有通栏标题的声讨文章。
“其实，我要被打成右派，是早有端倪的。整风学习之初，我虽是整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但是三两名健将与领导之间召开的秘密会议，从来是瞒着我召开的。只是，当时多数同志处境与我相同，并不显得突出。待到‘鸣放’阶段一结束，我和被目为右派、右倾的六七个同志就划为一个小组，被指定要认真准备检查思想。这时我才正式认定，这下子弄得好算个‘严重右倾’、‘中右’，弄得不好就只好当‘右派分子’了。不过，我只能等待，看他们编派我些什么罪名，总不见得无中生有、进行歪曲和陷害吧。再者，心想运动初期即使过火些，做结论还总会实事求是的。不管如何，我要相信党，相信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我不应该在运动烈火般的考验中，动摇对党的信念。
“（想到这里，我真该检讨自己的幼稚无知，书生气十足，没有在相信党的问题上做出具体的分析。党是具体的，党的领导又是具体的。我为什么不分析分析，是谁以党的名义在发号施令？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是想整掉自己身上的积污的吗？他们爱护正直和追求真理的同志吗？当然，更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会在顷刻之际撕碎八大决议和自己说的话、写的文章，发动和部署这场对党内外‘不听话的’和可能不听话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大清洗、大镇压。）
“地委理论讲师团，从团长、副团长到中级组教员、初级组辅导员、文秘人员，总共二十多人。反右运动中，打出极右分子两名，右派分子一名，反动分子一名。（另外还有中右、严重右倾两名，一般右倾若干名，不计在内。）戴上政治帽子，定成敌我矛盾的人员比例超过17%。整个地专机关和直属单位，打出三名极右分子，其中有两名在讲师团。真是战果辉煌，先进之至。
“运动一开始，汤副团长首先靠边检查，之后，由于他是‘抗战派’的干部，十六、七岁就参加新四军的，没有戴右派帽子，但逃不了‘中右’处置。老汤靠边的真相是：地委隋副书记在运动开始前几天。召汤问道：‘你们讲师团有几个右派？’汤答：‘我看讲师团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隋副书记责令老汤再考虑考虑，到明天回话。第二天，隋问：‘考虑了一天了，你说吧，有几个右派。’汤说：‘真的没有。’隋副书记大吼一声：‘你靠边去吧，好好检查思想！’接着，宣教口的另外两位领导同志也靠边了，文教部长张x、副部长冯xx，他们也成了‘中右’，原因是不该反对提高打右派的百分比，甚至说根本不应该套百分比，应该实事求是。”
这位隋副书记在文革初期被斗，我还记得街上到处贴着打倒他的标语。挂着牌子站在台上被斗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冤？他有没有想过自己冤枉了多少人，包括那些被他打成的右派？
“宣教口搬掉了三块‘绊脚石’，反右运动就蓬勃开展起来了，右派百分比直线上升。7%左右，当然就只能‘左’一点，不可‘右’一点，一下子就超过10%。之后，又因几位左派健将提出这儿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右派百分比就还应该提高。浮面的、有明显言论的已经打出来了，这下子就得‘深挖’。我就是被‘深挖’出来的一条‘大鲨鱼’。打一个就添一个‘极右’，而且做成‘铁案如山’，左派们这才满意。
“……讲师团的批判会不停地开着，斗的全是‘混进党内’的右派。先斗‘右派分子’刘xx。他的罪名主要是发动签名的顺口溜大字报, ‘讽刺革命领导同志’地委宣传部于副部长是‘四脚朝天’，叫‘于部长下乡记’，还有对别的领导‘讽刺打击’，最后是一贯骄傲自满……。接着，斗姚xx。他的罪名比刘重，是‘阴谋篡夺讲师团的领导’，因为他去年就说过讲师团是学术机关，各组组长可以由大家推选，不必由领导委任。此外，当然还有若干条罪状。批斗会上的横幅是内部定了性的，上书‘极右分子姚xx批判会’。第三个挨斗的，是在党校顽固抗拒交代的‘极右分子张富农’，据说是在党校火力不猛，斗他不下，故合起来到讲师团来批斗。他的罪行是有‘反动日记’，里面记着他如何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是‘披星戴月勤耕耘’。现在，要求他交代：你为什么这么强烈地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你戴月耕耘了些什么毒草出来？最后，还有名字，为什么叫‘富农’？这不是正好说明你早就要走‘富农路线’即资产阶级路线的吗？……这场批斗会上，老张当然无法满足群众要求，也回答不出这类问题。于是丑化人格的漫画出场了，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还不免有
‘左派’对他动手动脚。可是，他仍然不肯交代。大约做结论时，他勉强交代了些什么，依旧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不过，免除了开除公职和劳动教养，处置和‘态度较好’的姚xx一样，拿个起码工资，下农村监督劳动。至于于xx的打成‘反动分子’，很是干净利索。因为她父亲是地主，土改前在她处住过。为了这事，于早已检查受过党内处分。现在，则是重新定性,‘双开’了事。”
父亲目睹了这一切，预感到不祥，却没有想到加到他头上的罪名更加冤枉：
“最后批斗的是我，罪名最重的是我，处置最严厉的也是我。‘左’派们指称：整个地委机关最有纲领、最顽固的右派分子就是我。
“对我的批斗会，是当作一场‘压轴戏’，经过精心编导的。
“一开场，责令我对照检查。我对比前几场斗批会，自知编导者定要给我套上一顶政治帽子。那末，就只好自己捡一顶先戴上再说。我检查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场：对全国知名的右派人士，曾以为批判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论就行，没有认识到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还有，在机关整风中提的意见，有两处言辞尖锐。这些说明我的政治思想立场已经滑到右派边缘，够个‘中右分子’了……。
“‘胡说！你只是中右吗？你是地地道道的极右分子！’头一个开炮给我定性的是什么讲稿也组织不起来，无法开课的中级组教员孙xx。从他开始，所有发言者提到我，都得加上‘极右分子’的冠词，否则，孙xx的眼神就会怒视，部长们的脸色就会阴沉。虽然，事后有几位同志因为对我批判时不发言，或者发言而不称我极右分子，或者只是轻微地说几句我有些不对之处，没有能对事先编定的‘要害问题’挞伐，就被定为思想严重右倾。
“我是怎末定性为‘极右分子’的呢？原来，给我编制的右派言论和罪行，真可称得上又有纲领、又全面、又顽固。我的罪行有六条：
“第一条最吓人，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有四大好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有四大坏处’。真‘比罗隆基还罗隆基，比章伯均还章伯均’。
“编制者说，他们不是没有根据地瞎派我这个罪名的。根据就是九月份省里召开的马列主义教员理论研讨会上，我在小组里提过一个问题：‘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反动的。至于它的某些形式，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可以加以利用？’
“记得当时在小组里曾详细说明我提出这一问题的想法：我引用了列宁关于要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有用的东西，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引用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批判地继承’的论述。还说到我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形式或名称上，事实已经利用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如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名称、作用，虽然实质不同，但在形式上是被无产阶级政权加以利用了的。北洋军阀时期，有个国务院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我们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名称上也叫‘国务院’。刘少奇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过，人大、政协并存，在某种意义上也有两院互相补充，兼听则明的作用。至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有联盟会与民族院。在波兰，国家之首沿称总统。人民代表大会性质的组织，既不叫苏维埃，也不称‘人大’，而沿称‘议会’。在朝鲜，金日成同志不称主席，而沿用‘首相’。这种种资产阶级民主形式的‘利用’，丝毫也不改变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
“当时，在小组里只有同意我提出问题的论据的，没有人驳斥过，因为我的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都是无可争议的，都是事实。可是，隔了二、三个月，我在学术讨论的小组会上提出的这一学术性的问题，竟被说成是我趁党整风之际，向党猖狂进攻的主要罪状。
“理由怎末成立呢？第一，‘你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实质反动，是虚。你所说资产阶级某些民主形式可以利用，是实。说前半句，是为的掩护后半句。第二，现在要你交代，你所指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到底是哪些？第三，民主形式都是具体的。你对多党轮流执政、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资产阶级两院制、自由办报，抱什么看法？必须老实交代！’
“我把当初提问题时说的话又重说了一遍。但是，据说这只是糊弄人的，还歪曲革命导师和我党领袖的理论，十分反动。勒令我只准老实交代，不许狡辩蒙混。接着，有人领头举臂喊口号。有人‘护送’我单独退场，到指定的办公室去写交代材料。以后，则是上午批判会，下午写交代，晚上再开批判会，直至深夜二、三点钟。批斗者分成两班人马。我知道，这个战法叫做‘轮番轰炸’，又称‘疲劳战术’，拿你弄得又气又昏，打熬不住了，就逼得你缴械，承认一切罪名。这一过程，延续了八天八夜。最后一次批斗前，孙xx、张xx两位，把编写定当的‘极右分子反动言论’书面材料要我签字。罪状又加上五条，当然，这五条也都是有人在第六、第七个晚间会上提出过的。这五条是：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党的领导，欣赏修正主义，最后是进行翻案并煽动别人翻案。”
父亲详述了那六条罪状，每一条不是莫须有，就是无限上纲。“统购统销”是农村计划经济的开始，按照预先估计的粮食产量决定交多少“余粮”给国家。可是各级领导过高估计粮食产量，实际上没有生产那么多粮食，这时公粮还要按原来定的指标征购，农民自家的粮食就根本不够吃了。那时农村自留地都取消了，也不许农民养鸡养猪，没有口粮，他们怎么活？这种事，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合常理。退一万步说，即使原先定的指标是合理的，实际征购也应该按照事实上产了多少粮食来定。至于“反对党的领导”这一条罪名，是因为父亲写了一张大字报，批评地委陈书记动用公家的小轿车为家属服务，认为地委领导有责任制止这种事。这是他在大鸣大放中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触怒了书记。
“反对党的领导这一罪名，现在想来是最容易加的。因为你向党员领导干部提过批评意见。党是具体的，党员领导人就是党的化身，因此，只要你批评了党员领导人，就是反对党，反对党的领导。不管你的批评是否符合事实，批评了正确的东西或是错误的东西，统统适用这一条。
“欣赏修正主义的罪名，加得我至今仍然莫名其妙。由来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铁托在普托演说反对苏联出兵干涉。当时，人民日报说铁托很反动。可是，到一九五七年秋季，人民日报有篇社论题目叫《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一面看报，一面自言自语：‘去年说铁托那末反动，今年又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还称铁托为同志。真不简单。’有人听到过我心中迷惑不解发出的自语，就将此歪曲为我欣赏修正主义。天晓得，关于匈牙利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南斯拉夫如何修正主义，我什么也不了解，叫我如何欣赏啊！再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社论上说的；称铁托为同志，还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社论上说的。要说‘欣赏’，那也只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欣赏’过，与我何干？
“最想不到的罪名是‘翻案并煽动别人翻案’。批斗会上，由人编派了那末重的罪状，一定要我承认所有的诬陷都是我脑子里的真实思想，否则就绝不收兵。斗了八天八夜，已经把我气昏了。我想，过去的三反五反运动、审干肃反运动，不都是运动初期过火，打了多少‘老虎’、‘反革命’吗？可是，到做结论阶段，总还是允许人申述、进行实事求是的核对的。再熬下去，连眼都睁不开了，不如先含糊其辞地承认一下吧。于是，我说：‘你们分析的我都承认下来就是了。’于是，孙xx们大喜，总算先包下来了，就做成书面要我签字。我想，这可是要根据它去做结论的，所以不但没肯签字，本着‘做结论总该实事求是’的认识，写了所有‘罪状’的由来与真相的申述。
“孙xx气势汹汹地指斥我这是进行翻案。被安排在我同一个办公室写检讨的‘右派分子’刘xx，出于主动赎罪，企图争得个不戴右派帽子的前途，此时就咬我一口，说我不但自己翻案，而且煽动他翻案。经过情形是：我在写申述，刘走过来问我写些什么，我说：‘要做结论了，总会实事求是的。我在写事实真相。还有一封短信，写给地委宣传部长兼讲师团长姜xx，请他将申述阅后，给我一次谈话的机会。’也许是刘奉命监视我而前来查问，我何曾‘煽动’他翻案呢？
“姜部长没有找我谈话，孙又受命来作答复了。他说：‘我们不能劈开你的脑袋，看看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所以，你的申诉我们不能接受。’我说：‘事实上，你们是在没有劈开我脑袋的情况下，否定了那些话的本来面目，否定了我的再次申述。又肯定了你们自己脑袋里的分析，要根据它来下我的结论。’这下子，把这位组织代表弄火了：‘不许你再狡辩。总之，你既已承认过，就不但是想过，而且形成了反动言论。这个案你休想翻掉！姜部长没有空来听你这一套，哼！这个字，我看你签不签。’说着，将‘极右分子xxx反动言论’的本子往桌上一摔，狠狠而去。”
父亲的不甘认罪，更加激怒了整他的人，他们的权威不容挑战：
“‘翻案’不准，不签字画押也有办法对付我，那就是用枪杆子逼我签字。当天晚上，孙xx，还有那个党委副书记张xx，带着两名武装警察，来到幽禁我的办公室。张满脸奸笑，孙杀气腾腾，向我宣布：‘在你的罪状上给我签名，再不签，就将你关进监狱。你不签，照样能定你的罪，而且要加重处分。我是代表组织，对你最后警告！’我当时只觉得脑门里轰地一声，犹如五雷轰顶。这还有理可讲吗？坚持实事求是就抓去坐牢，可能还有‘宣判大会’吧？唉！不要麻烦武装战士了，也不必蒙受更加难忍的耻辱了,就签给你…… 我站起身，抬起手，孙、张两人迅速地捉住我的右膀，将我的大拇指向印泥盒里一揿，又在‘罪行录’的结尾处一捺，按上了指纹，再喝令我：‘快签字！’但我已耷然落座，双眼发黑，拿不起笔了。孙、张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说：‘有指纹就行。’
“我过去看《白毛女》歌剧，见到杨白劳毫无反抗地在女儿的卖身文契被人强按指印，责怪过这位善良农民糊涂。想不到，今天我自己却做了杨白劳。不同的是，杨白劳是地主恶霸狗腿子逼他的，他的传统的服从统治者意志的温驯性格，使他不敢反抗。而我呢？逼我签字画押葬送自己一生的，竟是‘党组织’，还有人民武装战士！我欲哭无泪，也不愿意让要置我于死地者笑我孬种，我决不哭给他们看。总算认得这些自称是党的化身的人是些什么东西了。我抬起了眼，直愣愣的望着他们在黑暗中消失。此时，我的眼光大概是怕人的。
“隔了几天，召开全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大礼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台上坐着书记们、地委常委们。台沿上方挂着的大幅红布横幅，标明是‘xxx……批判大会’。有专人陪同我入场，坐在前排。我约摸知道是要在大会上批判我，或者还有什么人会一起批。程序是先由一、二个人宣读被批判者的罪状，接着由挨批者表态。大概批过二、三名‘罪犯’，最后轮到了我。上台宣读我‘六大罪状’的，是章xx。我直望着他的脸，章双目注视着讲稿，一字不漏地念完，始终没有望我一眼。章是解放前由我带队一齐到茅山地区留守处的，解放后在丹阳县委和讲师团两度共事，应当说是老战友了。选择他来宣读我的罪状，客观效果上比由孙xx或张xx更能混淆视听，可见领导在安排人事上的匠心独具。说真的，章xx的批判稿读得乏力、枯燥，全无激情。不必责怪他，他要不批我几句，不同意到大会上来宣读我被编定的罪状，能过关吗？章xx宣读过我的罪状，拒绝给我一个申述机会的姜部长走到我座位前，细声细气、不动声色地叫我，对我说：‘你有什么话要说，上台去表个态。’我知道，这是要我在大会上当众承认以上宣读的全是事实，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表示痛改前非，接受严厉处分，今后到劳动中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同时，决不准我在上千人面前‘翻案’，如其不悟，就要吃大苦头。
“我在众目睽睽下，一片寂静中走上台，向领袖像和主席座行礼，又向全场‘观众’鞠躬。然后，睁大眼说了一句话：‘我服从以上对我的客观分析。’又鞠了一躬，就下位。姜部长以严肃的语气问我：‘你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吗？’我摇摇头迳自走下了台。主席座上的常委们小语了一阵，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常委们走下台来了，我迎上前去，向着陈书记说：‘陈书记，我有话要向您谈，请给一个机会……’。陈书记挥了一挥手，由常委们簇拥着离去。随即隐隐听见陈书记与他的同行者说：‘这个人只有长期到劳动中去脱胎换骨，吃吃苦头才行……。’
“显然，对我的‘表态’，领导不满意。然而，总算没有当众翻供，故而也用不着大动干戈，免得吃相过分难看。至于要我‘长期到劳动中去脱胎换骨’，要我‘吃吃苦头’，这是早就由健将们指说过几回了，是意料中事。对姜、陈两次拒绝我在做正式结论前向他们口头申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谁叫我‘攻击’了他们呢？……想到这里，我对地委领导残留的一丝‘也许最后会公正行事’的希望，算是熄灭了。我多么不愿意将地委领导人设想得十分险恶，但是，又不得不面对现实。
“从地委领导方面看来，对我的‘表态’不满意，也有道理。这算什么认罪服教啊？‘以上客观分析’可以说成并不符合被批判者的主观思想，况且，可以申述成这一‘客观存在’完全是他们指使人编捏出来的，是加了引号的。‘服从’，只不过是‘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而且，‘你不服也得服！’然而，又不能简单地指称你‘翻案’，不是说‘服从客观分析’了吗？这个极右分子坏透了，还没有死心，还会翻案。怎么办？有办法，往死里打，往死里整呗！这是你自作自受自遭殃！……
“这些话，没有一个地委领导人对我说过，他们那样道貌岸然，显得胸襟宽宏，笑脸常开。但是，在他们眼神的最后一闪中，在他们语态和手势的最后一个停顿中，我真切地感知到的，确是险恶行事者的心声。后来的事态，证明了我的感知是正确的。”
父亲所说的姜部长，我少时应该也见过一两面，现在已经想不起他的模样。父亲在长达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中多次提出申诉，要求甄别；他所在的劳教农场和后来监督改造的中学都曾经提出为他“摘帽”，每次都被“原单位”否决了，其中姜部长的作用不言而喻。1979年中央对全国右派“改正”，姜部长仍然不同意为父亲平反，坚持说他是真正的右派，有错误，没冤枉他。直到我父亲说要向省里的领导揭发他们当年逼供的情形，才争得彻底平反的结论。
大约六年前，我母亲生病，意外地遇到住在高干病房的前姜部长。他几次到我母亲的病房看望，又推荐了一份材料给她看，材料写的是改革开放的内幕。他说以前是执行上级的指示，上面错了也跟着错，现在才知道。还说反右的事，他对不起我父亲。但这并没有改变父亲对这位前上级的看法，“他又没有当面对我说，我理他做啥？”
母亲说，父亲当右派之前，有一次在上班时间找姜部长请示工作。姜部长正在和人下棋下得难解难分，父亲等了半个时辰，忍不住打断了部长的棋局。后来又给姜部长提过意见。父亲个性耿直，看不惯的就要说。他在一个县里管文教工作时，曾经驳回县领导要求调看女教师档案、物色女伴的要求，说“文教局又不是开妓院的。”这样的个性，得罪有些领导是自然的。我不知道，他的被打右派，其中有多少因素是类似的个人报复？
近年来常见到对文革中打死人谁该负责的争论。甲方说打人者是受了蒙蔽，他们没有罪责。乙方说打人者下得了那种狠手，说明他们心性残忍，良知泯灭。而我认为这两种因素都有。古今中外，人性之恶是所有恶行的根源。贪婪、嫉妒、权力欲、报复，这些都是最古老也最顽固的人性，莎士比亚早就写过，中国的历代史书上也有记载。就连京剧的脚本，也满是忠良遭到陷害的故事。心魔人人有，但重要的是社会倡导什么。好的社会抑恶扬善，而坏的社会能把人性之恶放大千百倍，酿成比莎士比亚悲剧大千百倍的、史无前例的灾难。
冤案几十年后，连姜部长这样的人也说出了“对不起”，那么普通人对右派们的同情也就不难理解了。苏州王老的一句“你父亲后来平反了吗”，我从中听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同情。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