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镖》(4)爱尔兰:“本土次贷”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三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3月。- 风铃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转自互联网)

201011月我飞到首都都柏林的时候,爱尔兰政府正在向老百姓解释他们的亏损有多大。两年前,政府对爱尔兰最大的几个银行做出担保,承诺银行的一切债务由政府偿还。不过直到现在人们才开始看到,这个承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损失的数字之大令人窒息:仅安格鲁-爱尔兰银行(Anglo-Irish Bank)一家就亏了340亿欧元,占该银行投资房地产资金的一半;而两年前,政府曾说这家银行“只是资金周转的问题,没有亏损”,二话不说就提供了担保。据估计,爱尔兰三家大银行的亏损达到1060亿欧元;假如爱尔兰政府的税收进项全部用来还这些债,也得至少三年才能还清。
这样巨大的债务,使得爱尔兰的经济在瞬间崩溃。失业率从2006年的6%增加到14%,而且在继续上升。几年前,爱尔兰的债卷利率比德国还低,如今就是能借到债,利率也比德国的高6%。政府的财政赤字占了GDP32%,远远高于欧元区的其它国家。
爱尔兰的金融危机和冰岛有类似之处。比如它也是由一帮过于自信,不肯问路的男人们造成的。不同的是,冰岛银行借了外国人的钱,去征服外国;而爱尔兰的银行,却是借了外国人的钱,去征服爱尔兰自己。在这个全球的“资本家”竭尽全力地去毁灭资本主义的时代,爱尔兰的银行家们堪称首屈一指,创下了毁灭的记录,比冰岛的银行家还要糟糕。
在历史上,爱尔兰一直很穷,也一直是人口外流。1980年代,爱尔兰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从90年代开始,爱尔兰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到2000年,爱尔兰只有6%的人在贫困线以下;而到了2006年,爱尔兰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将近十年中,投资爱尔兰房地产比投资银行的生意还要赚钱。爱尔兰历史上第一次,进口的移民人数超出了出口的,特别是波兰移民,在高峰的2006年达到了25万。(爱尔兰是个很小的地方,人口不到450万。)
爱尔兰失业率(蓝实线)与通货膨胀率(红虚线)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没有人能说清其中的奥妙。爱尔兰从穷得反常暴发成富得反常,中间没有在“正常”状态停留,难怪爱尔兰人民搞不清什么是“常态”。2000年代初,当低利率的信贷到处都是的时候,爱尔兰人已经处在一种“魔力”之下,头脑被迷糊得看不到风险了。
爱尔兰的金融危机,说来是由“次贷”引起的;但这不是美国的次贷(爱尔兰的银行曾经很自豪地说他们没有买美国次贷),而是爱尔兰自己的“山寨次贷”。不知为什么,他们相信爱尔兰将成为外国人买房的市场,包括有爱尔兰血统的外国人。于是他们一股脑儿地开发爱尔兰房地产:新的村庄,豪华旅馆,会议中心,管道桥梁…. 遍布爱尔兰的乡村。银行向外国人借债,再把借来的钱贷给大大小小的开发商,全国到处都有工地。银行贷款之快,也让人瞠目结舌。一个开发商下午去去申请几亿欧元的贷款,居然到傍晚就能拿到钱;因为他们是银行的熟人,“关系户”,银行根本不调研那个项目是不是该做,就把钱借出去了。这种豪放贷款,把爱尔兰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
然而,爱尔兰不是伦敦,没有国际房产市场,“外国人”也没有到这里来买房地产。这个泡沫破灭得很彻底,大家不约而同地刹了车,资金链在瞬间断裂;建得半半拉拉的工程废了,留下巨大的坑,堆满了水泥块、挖土机,无人收拾。一个原来预计能赚几亿欧元的工程,如今不但不能建,光是清理工地就得再花几百万。波兰来的临时工大批大批地离开,爱尔兰又成了出口移民的国家。
摩根.凯利是都柏林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2006年就怀疑这是个泡沫,准确地预言了爱尔兰的次贷危机。他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却被当作笑话,当作危言耸听而忽略了。2007年,凯利又写了文章,揭露爱尔兰银行40%的资金都借给了房地产开发商,指出这种投资行为的风险。为此他受到了来自银行的抵制和学校公关部门的压力,大家还是不相信他的警告。直到20089月,在美国的“雷曼兄弟”倒闭以后,爱尔兰三大银行的股票一天之内跌了20%-50%,凯利的观点才开始受到注意。
另外一个对爱尔兰泡沫发出预警的人,是美林(Merrill Lynch)投资公司的一个分析师,飞利浦.英格然。三十岁不到的英格然对爱尔兰的银行贷款做了仔细的分析研究,发现风险很大,写了一篇报告如实说明,引起了爱尔兰银行的反对;美林靠着爱尔兰银行的业务赚钱,不肯得罪客户,于是强迫英格然修改他的分析报告,收回他对爱尔兰银行的批评,而且炒了他的鱿鱼。
当爱尔兰的银行眼看就要倒闭的时候,爱尔兰总理咨询了美林银行,该怎么办?美林说这些银行的资产没问题,还在赚钱,只是现金一时周转不过来,建议爱尔兰政府给三大银行作后台,担保他们全部的债务;还说这些银行实际上不需要政府真的出资,这个担保就是为了稳定人心;人心一稳定,就不会急着到银行提款,那银行就可以缓过气来,危机就化解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尔兰政府承担了银行100%的债务,也就是说,这个因为少数人在几个银行乱搞而对外国投资人欠下的债,变成了全爱尔兰纳税人的债。而更加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担保银行的存款,不担保银行的债券。存款随时可以提取,而债券不是。借钱给爱尔兰银行,本来就该是有风险的,债主们亏损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为什么政府要全部扛下来呢?就这一个决定,把整个爱尔兰拖下了水。然而,政府官员对此一点也不认错,反而从外部找借口。
爱尔兰次贷泡沫的破灭,带来了大大小小的开发商的破产,加上老百姓房产价值的缩水。在美国,破产就可以赖账,还有希望“东山再起”。而在爱尔兰,“破产”的人要还清每一分钱,还不出来就一直背着,“永无翻身之日”。
奇怪的是,尽管形势这样严峻,这里的政客们好像无动于衷。冰岛和希腊的政府都因为金融危机而被老百姓换掉,可是爱尔兰执政的保守党却稳坐到2011年。迄今,爱尔兰没有类似美国“茶党”的运动,也没有老百姓大规模的抗议。和冰岛、希腊人相比,爱尔兰人是很能忍。美国人去爱尔兰,有两点会让他吃惊:一是爱尔兰之小,而是爱尔兰人的嘴紧:他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麻烦闹得让世界都知道。
在我去之前,爱尔兰仅发生过两起认真的“抗议事件”。一件是41岁的小开发商做的,他把水泥混合车身刷上了抗议政府的标语,开着它在都柏林转了一圈,然后顶住了爱尔兰议会的大门。他干了这事,出了口气,就又销声匿迹躲起来,我约见了几次,他都不肯见我。
另一件,是安格鲁爱尔兰银行的总裁被扔了臭鸡蛋。扔鸡蛋的是个老人,他自己并没有欠债或破产,就是看不下去银行总裁们的无耻;犯了这么大的错,还在忽悠人!其中让他最恼火的是爱尔兰联合银行的总裁,于是决定要在那银行的股东大会上表示一下他的不满。
这个老人计划周密,简直像在计划一次暗杀行动。他只有两个在车库放了6个月的臭鸡蛋 。怕停车不顺,他决定坐公共汽车去;怕鸡蛋碰破,他特地设计了装鸡蛋的盒子;怕太滑了扔不准,他在鸡蛋外面包了“创口贴”;怕场地不熟悉,他提前进了会场,找到不远不近、不偏不斜的位置坐下来等待时机。第一个鸡蛋打中了麦克风,臭臭地粘到那总裁的高级西服上;第二个鸡蛋打中了总裁身后银行的招牌上。对于爱尔兰人来说,这就是个英雄之举了。

建筑工业产值指数(蓝线:爱尔兰;红线:西班牙;黑线:英国)

我的职场领路人(2): 师傅

除了我,L又在他的母校物色到几个即将出炉的博士。不过在他们到来之前,我是L唯一的“弟子”,他到哪儿都带上我;倒不是要我拎包——他常常为我开门,说是“女士优先”,让我很不好意思—— 而是带着我做事长见识。

L比我年长十多岁,是个菲律宾华裔,老家在福建;不过他的个头很高,肩膀很宽,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福建人。幼年时他的父母带着全家,改名换姓去了菲律宾。60年代他来美国求学,从UC伯克利机械系拿到博士学位后,被公司的研究所录用。我见到L的时候,他刚从研究所调到开发部两年多。
他的级别,在公司的技术人员中差不多到顶了。L直接向我们部门的大主管报告,平时做的工作,也完全由他自己“设计”。我因此跟着他去了各种各样的地方,见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负责开发不同款式汽车的总工程师,各设计开发部门的主管,汽车装配厂的工人和工程师,试车场的实验室技术员,到公司找合作项目的大学教授,汽车零件厂家的质量管理员,等等。他通常是挑一个重要的质量问题,了解情况,诊断出问题的症结,然后找出解决的办法,教给别人实施,直到问题解决。
听上去这是个技术活,其实远远不止。凭L的机械工程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发现和诊断问题都挺准。可要想说服别人,得到各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的支持,却是艰巨的“攻心战”。按照传统的管理方法,产品的质量问题是靠生产线的控制和产品的检验来解决的,没设计人员什么事儿。出了问题,大家往往是手指着厂里的工人:“你们没造好,是你们的责任。”而稳健设计突破了这个传统的思维方式,要从设计上优化;可又不同于一般的优化,还得考虑制造和使用中的不定因素,得用到统计学的知识。对于工程师们,加工误差是工厂的事,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如今L告诉他们,这也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应该选择另外一种设计,让生产误差不至于引起质量问题。这就不单是技术上的改变了,得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再加上公司的文化是“防火的人显不出功劳,救火的人才是英雄”,稳健设计的推广就更不容易了。如果出了问题,你到生产线上把它解决了,人人都夸你;可是如果你看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预防,别人八成不领情,因为他还没看到后果,没有那个危机感。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阻力。
我最佩服L的,就是他改变别人观点的本事。他很善于交流,包括与各种人的交流。我们公司的总工程师,其实不是个技术职位,而是个管理职位;他们通常学历并不很高,大学毕业吧,但是负责一款车的开发、生产,责任大,手上的财政预算也大,重要的决定由他们作。和他们谈的时候,L从不用高深的术语,而是用高中生就能懂的道理来解释技术问题,同时强调稳健设计的好处,比如成本低、质量高、客户会更满意、市场会更欢迎等等,争取他们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 到了工厂,和装配线上的工人们交谈时,L除了用浅显的例子来解释他的想法,还常常会采纳工人们的意见。他和工人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是谁在“教”谁。只有和技术人员交流的时候,L才使用技术语言;而且也是深入浅出,从不故弄玄虚。
L尊重别人,善于观察别人,读懂别人的心理。他会根据对方说的话和表情、动作这些肢体语言,推测对方的立场,决定自己应该如何去说服对方。无论和谁对话,他都是平等相待,与人为善,从不居高临下。他走到哪里都能交朋友,别人尊重他,却不会敬而远之,而是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来亲近。性格的魅力,使他很有说服力;别人喜欢和他合作,愿意听他的指导。
对于我们这些“弟子”,L不像个主管却像个教授。他想让我们做什么,并不直说。而是先和我们聊天讨论,说有个什么问题,挺有意思,挺有挑战,他觉得可以如何解决等等,引起我们思考的兴趣。然后再问“你想不想做这个课题啊?”到了那会儿,我们多半会说“想!”假如我们没答应,也会告诉他不答应的理由;过一天他又会来找我们,修改了他的想法,看能不能说服我们。我们几个弟子,就这么被他“宠”坏了;后来遇到不那么“民主”的老板,都很想念L
第一代华人移民从小没在美国长大,说英语一般都有“乡土气”,“中国英语”的口音很重。很多华人把交流的困难归咎于自己英语不好。L的英语也有很重的口音,但是他与人交流从来不是问题。他说有一个演讲专家曾经告诉他,有口音不一定是坏事;独特的口音也许会让别人的印象更深呢!关键在于有没有道理、表达得是不是清楚。英语不好,就别呱呱呱地乱讲,要想好了再讲,言之有物、有理。“宁愿想得比讲得快,不要讲得比想得快。”有次公司开大会,一个口齿特别利落的美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半道上张口结舌,接不下去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场。L的评论就是:“他的嘴比大脑动得快!”
我们那时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靠几个人是不能都做的。L教我们如何选择课题。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做这个课题难度高不高?收益大不大?难度高但收益大的课题,要花很多精力,但是做好了能解决大问题,L把这样的课题比作有大志的“雄鹰”;难度不高但是收益大的,好像“奶牛”;难度高、做成了收益并不大的,是傻傻的火鸡;而不难做、可做出来没啥收益的,就像无事忙的狗了。他建议我们多做“奶牛”,也可以做一个“雄鹰”。重要的是别去做火鸡!
L的这张形象之极的图,传遍了办公室,大家边笑边说好,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所幸的是,对于自己的课题,我一直有选择的余地;这“选题图”可是没少用,呵呵!

《回旋镖》(3)希腊:国家搞垮了银行


在希腊,系统性的腐败造成了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把国家经济拖到了破产的状态。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二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0年。 -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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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阿瑟斯山(本图转自互联网)
我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那天,离下一次骚乱暴动还有整整一周。几天之前,德国的政客们公开建议希腊政府拍卖岛屿,再加上些古代遗迹来还债。希腊新上台的总理紧接着出来反驳,说他没有这个“卖国”的计划。信贷评级公司穆迪刚刚下调了希腊的债务等级,到了“垃圾债务”的级别(就是说,谁买希腊的国债,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很大)。这在短期内倒不是问题,因为欧盟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已经同意出手救助,借145亿美元给希腊这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从财政上说,希腊短期内是别的国家在负担。
这还算好的;要是看长期的形势,那还要严峻得多。除了已有的4000亿美元的国债,财政部刚刚发现,希腊的退休金短缺了8000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希腊人的身上,是25万美元的亏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字,真实情况肯定更糟。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的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调查情况,简直不能相信希腊人是怎么算账的。他们只知道政府同意花多少钱,却不知道真正花掉了多少。别说比不上新兴国家,简直就和第三世界差不多了。”
过去的12年中,希腊国营部门的工资总数净增了一倍(扣除通货膨胀之后),还不算公务员们收的贿赂。国营行业的平均工资是私营行业的三倍。比如,国家铁路一年的收入是1亿欧元,发出的工资却有4亿欧元,再加上3亿欧元其它的开支,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而铁路职工的平均年薪却高达65千欧元。20年前有人指出,就是用出租车来运这些旅客,也比让他们坐火车要便宜;至今还是这样的情况。再比如,希腊的公立学校系统效率极差;在欧洲国家中,芬兰的教育质量最高,希腊最低,可是希腊学校的师生比例却是芬兰的4! 希腊人如果送孩子上公立学校,都得另外花钱给孩子找家教补课。希腊有三家国营军工企业,一共欠了几十亿欧元的债务,还有与日俱增的亏损。在希腊政府定义的“艰苦行业”中,男人55岁、女人50岁就可以退休,从国家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这些“艰苦行业”包括理发师、广播员、餐馆服务员、音乐家等等。希腊的公共医疗系统,花在采购物品上的钱远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花费;一个希腊人告诉我,医生护士下班的时候,胳膊下夹着纸巾、尿布、或其它能够家用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
浪费和盗窃的分界在哪里,根本就说不清;两者互相掩盖,又互相依存。比如说,希腊人公认,只要是给政府做事的人,就是要收贿的。到公共医疗诊所看病,就得要贿赂医生才能看得好。从政府部门退休的人,通常都买得起数百万美元的别墅,外加两、三套乡村度假房。
奇怪的是,这些弊端都不能怪到希腊的金融机构头上。希腊的银行一直很守规矩,做传统的储蓄业务,没有买美国的次贷衍生债券,没有放款放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也没有给自己发高薪;这在欧洲的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希腊银行最倒霉的,是借给希腊政府300亿欧元,被政府挥霍浪费掉了。在希腊,是政府搞垮了银行。
到雅典的第二天一早,我去见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诺。他的任务是整理这一堆混乱的财务账目。部长随行中有六个看上去忙乱疲惫的女子,替他安排日程,但他还是迟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之多。部长很开放、友好,脸刮得干干净净。和大多数希腊上层的头头脑脑一样,他看上去不像希腊人,倒像是安格鲁民族的。
这位部长200910月上任时,希腊政府财政赤字的官方数字是GDP3.7% 两个星期以后,这个数字被修改成12.5%,后来的实际数字是14% 作为财政部长,他得向外界公布和解释这个百分数。“上任的第二天,我把总会计室的人集合起来查账,那真是个发现的过程。”每天都会发现大笔漏算的赤字,比如每年有10亿美元的退休金开支不知怎么从来没上账,大家都假装没这笔开销;个人退休基金的短缺不是3亿而是11亿欧元,诸如此类的错误。“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要问‘全在这儿了?’他们会说‘是的’;可等到第二天早上,又会有个人举手说,‘部长,这儿还有1亿或是两亿欧元的亏空。’”
如此持续了一个星期。发现的漏洞包括许许多多假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财政部长告诉我,“农业部私下建了个单位,招了270个人,去搞希腊农田的数码地图。问题是这270人中没有一个是搞过数码摄影的,他们真正的职业是理发师之类。”
最后算出来的赤字,远不是原先报的70亿欧元,而是300亿。怎么会差得这么大?因为到那时为止,没人在算账。“我们没有议会财政预算委员会,也没有独立的统计服务。”部长解释说。—— 执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造个数字就是了。
财政部长说,“这不是简单的报账、算账的错误。2009年是选举年,所有的收税人员都奉命停工,不收税。”
“什么?”
部长笑了,“政府在选举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回税务员。”
花销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政府的收入。希腊一家大报的编辑曾经告诉我,税收部门不但腐化得包庇偷税漏税,而且牵涉到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的行当。只有几个税务员对此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愿意接受我的分别采访。他俩都是因为举报同事受贿帮助逃税而被降级,被调离税收第一线。
第一位税务员告诉我,除了政府发工资时扣除的税收,大多数希腊人都在逃税漏税,包括一年赚几百万欧元的整形外科医生。因为年收入不到12000欧元的人不需要缴税,希腊有三分之二的医生,申报的年收入低于这个数。“逃税成了一个文化特征,希腊人从来没学会缴税,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违反税法而受惩罚,——逃税,就好象绅士没有为女士开门,算不上什么罪。”问题不是没有税法,而是没有执法;“假如把逃税的医生依法判刑坐牢,那么你就找不着医生看病了!” 这个税务员说。逃税的人,假如被税务员发现,他们可以贿赂税务员,求得通融;实在不行上了法庭,那官司没有十年八年也结不了案,所以人也不告了。既然没有法律的惩罚,那谁还去缴税?希腊的经济活动中,有30% - 40%是在税收体系之外;而欧洲总体只有18%的经济在税收体制之外。
最简单的逃税方法是收现金,不开收据;而最容易的洗钱方法是买房地产。希腊没有全国统一的房产登记,换个地方买房子,就能躲过查询。
因为收税难,希腊政府更加依靠房产交易税,按房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数来收税。希腊人照样有对策:贿赂房产价格评估人,把价估得低低的,按这个低价缴税。希腊议会的300个议员,每一个都谎报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以逃税。从外表上看,希腊的方法仿效了先进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全民作弊的机制,而且还养了庞大数目的税务员。
和我交谈的第二个税务员带来了一大叠报表,都是他经手的希腊企业逃税的例子。他说希腊的公司常用这几种方法逃税:根本不正式成立公司;用假发票假造公司成本开销;对税务员行贿;等等(听上去很熟悉吧?)
我在希腊听到太多类似的例子,到后来都麻木了;逃税的规模之大,用进去的心思之多,都是令人震惊的材料。别说能写一篇文章,连一个图书馆的书都能写了。
希腊的体制,不但“被腐化”了,那体制本身也能腐化人。希腊人彼此没有信任;对于“成功”的人,他们都认定那人一定作了弊,贿赂了官员政客,或是谎报了财产收入,或是逃了税。希腊人只能相信和依靠他们自己和家庭。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社会是恶性循环的:说谎、偷窃的流行病使得任何社会文明都成为不可能;而社会文明的崩溃又更加助长了说谎、偷窃的行为。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腊的利率多数时候都比德国的利率高10% (比如,德国利率4%时,希腊为14%),这是因为希腊国债被投资机构认为风险较大。那时希腊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房屋贷款。当然希腊人希望得到和北欧国家相同的金融待遇。在90年代后期,他们的机会终于到了:废除他们自己的货币而使用欧元。但为了进入欧元区,希腊必须满足一系列要求。具体地说,政府的财政赤字必须低于GDP3% 通货膨胀率必须控制在和德国一样的水平。2000年,经过紧张的运作,希腊终于“做到”了。为了让账面上的财政赤字降下来,希腊政府把各种开支从账本上消除,包括退休金、国防开支。为了降低账面上的通货膨胀率,希腊政府玩了很多花样,包括把税收从价格中扣去,冻结水电的价格,在物价抽查的时候用便宜的食品代替贵的食品,等等,伪造了统计数字。当时外界就有人指出,希腊政府公布的数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难以相信。
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从此它的国债就有欧洲央行作后盾,可以用德国那样的低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借钱。为了继续满足欧元区的要求,希腊政府要接着谎报数据。2001年,美国一家投资银行Goldman Sacks从希腊政府那儿拿了3亿美元,替它“做账”,让巨量的国家债务从账面上消失。Goldman Sacks还教会了希腊政府各种窍门,把将来可能有的彩票收入、高速公路的收费、机场着陆费、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答应借给希腊的钱,都统统证券化。换言之,把希腊政府将来的收入换成现在能用的钱,寅吃卯粮了。
这个谎越撒越大,直到2009年希腊政权换马,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盘点国库,才发现钱少了;没办法,只好向外界摊牌:“我们算错了,少算了赤字和通货膨胀”。消息一出来,不但希腊犹如破产,凡是买了希腊债券的投资机构都倒了霉,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几家大银行。希腊的信誉一落千丈,借债、付款都很困难。希腊需要进口许多物品,没有信誉,如何进口呢?
国际货币基金和欧盟央行虽然可以向希腊提供贷款,可那是有条件的;希腊必须同意财政紧缩,削减开支,表明他们有能力还账才行。这是一副苦药,希腊人不肯推迟退休年龄,不肯减工资,不肯失去既得利益,于是罢工、上街暴动、烧毁建筑、阻止游客,一时间希腊成了混乱之国。
在这个风暴的中心,是一起牵涉到希腊有名的古寺庙“瓦特派第寺”的丑闻。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在拜占庭时代就有了。它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瑟斯山的悬崖边,脚下是深蓝的爱琴海。这个寺庙年久失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帮年轻的僧侣来到瓦特派第寺,“经营”起一个庞大的产业,找来巨款,修复寺庙。为首的“伊夫然神父”很会结交政府官员,接受他们的忏悔,代表上帝宽恕他们的良心,换来这些官员的赞助。
瓦特派第寺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封地”,遍布希腊和土耳其;后来产权都被政府收去了。伊夫然神父居然神通广大,找出一张古老的地契,从希腊政府那里拿回来一个湖;这个湖的价值虽然不大,却几经周折和政府换来了73块非常值钱的房地产。然后又让政府重新划区,允许寺庙的房地产公司在那里开发,建成别墅卖出。这么一转手,瓦特派第寺就赚了10-20亿欧元。
瓦特派第寺庙(本图转自互联网)
这件丑闻,引起了希腊人的愤怒,不约而同地拿寺庙当出气筒。因为有高层官员的卷入,当时的政府只得下台,由社会党接任。
按照伊夫然神父的解释,“聪明人适应形势,傻瓜才坚持己见。”寺庙可以卖“上帝的宽恕”,只要有人买他们就可以卖。“要不然我们寺庙怎么能生存了一千多年?”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也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腐败。
我离开雅典的前一天,希腊议会辩论通过了一个法案,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政府发的退休金,缩小国家经营的产业。希腊总理公布了这些措施,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要求,而不说是希腊议会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希腊人也许更能接受外界的呼吁。换句话说,希腊人放弃了真正的自治。
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作人员上街抗议这个法案,他们是希腊版的“茶党”:受贿的税务员们,不教书的教师们,年年亏损却享受高新待遇的铁路职员们,国营医院里拿回扣高价进货的人们。他们编成方队和防暴警察对抗,希腊总理说,“他们要见血。”5月份曾经有三个银行职员被暴动的人烧死,其中一个是怀孕的妇女,只因为他们没有加入罢工。警察看着暴乱者放火烧人,却没抓一个。当这三人被烧死的时候,街上的暴乱者高喊“活该”。其实希腊的银行是最无辜的。如果还有公正,应该是银行的人出去游行,抗议希腊社会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才对。
因为罢工和抗议,机场关闭,码头禁止游船下客,本来可以为希腊赚钱的旅游业大受损失;私营企业的职工,如果不加入罢工,就像那三个被烧死的银行职员一样有生命的危险。雅典所有的餐馆和店铺都只好关门。
在金融市场,气氛是同样地紧张。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希腊会不会破产?就是说,希腊政府欠的债会不会还?还吧,希腊经济承受不了,无异于杀鸡取卵;不还呢,希腊政府信用尽失,所有希腊银行会立即破产,国债利率将会很高,同样是沉重不堪。(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希腊政府承认还85%的债,也就是说1块钱还85分。)
但更加严峻的问题却是:希腊人的道德体系、社会诚信,一旦失去,还能重建吗?

我的职场领路人(1)

1989年暑假,导师推荐我到一家汽车公司实习。那会儿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差不多完成,就等秋季答辩了。美国对于外国留学生准许18个月的实习时间,我想这是个好机会,长点经验,回国可以派用场。

我去的是公司的研究所,做汽车发动机控制的计算机仿真课题。这工作对我来说新鲜有趣,咱干得也很努力,大家开玩笑说我的屁股整天都粘在计算机前的凳子上了。那会儿用计算机还得计时算费,我开始不知道,一个星期就把咱们组那个月的定额都给用完了,害得我的主管Z只好去跟IT部门“赖帐”。
实习快结束的一天,汽车开发部的L到研究所来“串门”,在走廊里碰到Z,两个人聊上了。Z问,“最近忙什么呢?”L说,“嗨,别提啦,上面给我几个名额,让我在两个月内招人做稳健设计。这么短的时间,我上哪儿找合适的人啊!”Z一听大笑,说“我这儿正好有一个,你要不要见见?”两个人说笑着来看我,互相介绍以后,说好让我第二天去L那儿面谈。
那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公司的生意不好,每天都在亏损,招聘也被冻结,连研究所也不例外;所以我压根没指望被公司聘用。我觉得奇怪的是,这“稳健设计”是个啥玩意,让公司破例招人呢?
L的办公室很大,有一长面玻璃窗,一张大办公桌,还有一张圆桌,可以开个小会。我们挨着圆桌坐下,他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和善随意的交谈让我的拘束和紧张顿时消失。然后他拿了张纸,在上面画了一座房子,旁边靠着一架梯子,“如果有人让你测一下这房子有多高,你没有别的工具,只有两架梯子,一架24呎长,另一架30呎长。你想起中学里学的三角,把梯子靠墙斜着,让梯子的顶头和墙头平齐。然后站到侧面,用眼睛目测一下梯子与地面所成的角度。用这个角度的正弦(Sin)乘以梯子的长度,就是墙的高度了。问题是,你该用哪一架梯子?长的?还是短的?还是无所谓?
这个问题很吸引我。按照常理,长梯子或短梯子都可以用,应该没什么差别。L接着给我看了他让人们目测的角度和估算出来的数据,结论是用短梯子算出来的误差小,尽管目测的误差是一样的。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琢磨了一会儿,就把原因解释了出来。L又告诉我,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很多尺寸都有制造误差,会影响汽车的质量。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却因汽车设计的不同而不同;就像短梯子和长梯子的测算结果误差有大有小一样。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那个误差影响比较小的设计,这就是“稳健设计”。
我和L越谈越投机,对这份工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当时,公司的产品质量问题很多,远远落后于日本车,市场份额年年下降。L用稳健设计的方法,低成本解决质量问题,所以得到管理层的支持,让他多带几个人,多做一些项目。——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让他破例招人的原因。
L谈完,他又带我去见了大主管。大主管同样和蔼可亲,问了我一些情况。第二天,L打来电话:公司决定聘用我了。
接下去的事快得像流水:我回到华大,论文答辩通过,填了一大堆公司人事部门寄来的表格,搬家公司把我那一堆破烂家具仔仔细细地打包运走,那年十月,我在L的部门正式上班。
连一封求职信也没写的我,就这么阴错阳差地当上了汽车工程师。23年过去了,我在职场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走,从没后悔过选择这一行;虽然稳健设计不是我所学的专业,却一直喜欢着,至今仍不失当年和L面谈时的热情和新鲜。对于我这最怕重复性工作的人来说,真是难得的幸运!

(待续)

《回旋镖》(2)- 冰岛:冻土上的华尔街

为什么我们要关心欧洲金融危机?因为它对全球的经济有影响,包括中国。如今欧洲的危机还远未结束,值得我们探究一番。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一章的节译。原作写于2009年初

2008106号,冰岛破产。那天我遇到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的人,正要飞到冰岛去,以确定借贷给冰岛是不是一件负责任的事儿。他平时的工作是去那些有金融危机的地方,通常都是些非洲国家。冰岛的情况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人民很富有(2008年,冰岛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名的国家),教育程度又高,历史上也是很理性的一个民族;可他们组织起来,做了一件世界金融史上最不可思议、最疯狂的事。“你得理解”,他说,“冰岛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一种风险很高的投资基金,通常会借贷押注。)

冰岛首都(图转自互联网)
冰岛地处北欧,面积约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30万。冰岛的历史从公元9世纪开始,1100年中都很封闭,直到上世纪末。这样一个对金融投资毫无经验的国家,远远地看着华尔街的榜样,说“嗯,咱也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它看上去也确实“能”。2003年,冰岛三个最大的银行的资产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十亿美元,相当于冰岛GDP100%。其后的三年半间,这些银行的资产涨到了1400亿美元,是GDP的多少倍就别算了。用一个经济学家的话来说,“那是人类历史上银行系统最快的扩张。”
这样快的扩张是怎么整的呢?一个冰岛人说:“比如你有一只狗,我有一只猫;我用10亿美元的价买你的狗,你用10亿美元买我的猫。交易做完以后,我们就都有10亿美元的资产了。” 同样,冰岛的银行之间相互交易,把价格抬得天高,让账面上的资产价值膨胀,然后用这些假资产为抵押,到别国忽悠贷款;在冰岛金融业崩溃之前,这些银行靠正常存款赚的钱只占总增长的10%,其余的都是靠这种“膨胀”吹出来的泡沫。
有了钱,这些银行又大量贷款给冰岛人买股票、买房产,使冰岛的股市、房市直线上升。从2003年到2007年,美国的股市涨了一倍,而冰岛的股市涨了9倍,房地产价涨了三倍,冰岛平均家庭收入涨了三倍多,这都是金融业的膨胀引起的。一时间,大学里就连工程学院也在开金融管理的课,培养数以千计的“金融师”。
可这种金融野心也有它的负面结果。当冰岛的三大银行倒闭时,30万冰岛人发现他们要承担1000亿美元的银行亏损,就是说,无论男女老幼,每个人摊上了33万美元的债。再加上家家户户炒外汇的损失共有几十亿美元,以及股市暴跌85%的损失。冰岛的债务是GDP8.5倍,而负债累累的美国,其债务也只是GDP3.5倍。美国因为实体经济强大,国民有能力代还亏损;而冰岛的亏损,和它的实体经济相比,是大得畸形,让人民不堪重负了。
12月来到冰岛,下榻的旅馆很豪华,兴旺的时候住满了“金融师”。如今38个房间只住了6个,还是半价。餐厅也是空空如也,一片凄惨。一个26岁的冰岛人告诉我,几个月前,他还是一个银行的货币交易员,年薪100万美元。0810月份,冰岛货币克朗崩盘的时候,他悄悄地溜到取款的窗口换外国现钞:日元、美元、欧元、英镑,能换多少换多少,用口袋装了拿回家藏起来。“那天街上到处都能看到拿着袋子的人,平日从没有的。”10月以前,银行家们是冰岛的英雄,现在他们不是逃到伦敦去,就是低姿态不吭声了。家家都把钱藏在家里,没人信得过银行。
过去数年间,冰岛人一窝蜂地去炒外汇。那时冰岛的利率是15.5%,克朗还在不断升值。他们就去借日元或者瑞士法郎,付3%的利息,然后换成克朗投资,拿高利息,跟着克朗水涨船高,可赚大了。
这种钱看上去大概是傻瓜也能赚的。可是10月间克朗惨跌以后,他们要还的钱换算成日元和瑞士法郎就翻了三倍,因为冰岛的货币跌了三分之二,一块钱只值三毛钱了。很多冰岛人特别是年轻人,手上有市值50万美元的房子,房贷却欠了150万。到处都可以看到因为资金不够而停建的“烂尾工程”。冰岛除了渔业和地热资源,别的东西都得进口;一时间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涨价三倍。

冰岛股市走向
冰岛金融泡沫的“第一桶金”,来自它的捕鱼业。1954年,有个美国教授写了一篇论文,解释为什么海鱼资源价值很高,而渔民们却发不了财。他说原因是渔产资源属于大家,不属于任何个人。谁都可以去捕鱼,大家都尽量多捕,直到再多捕就赚不了钱的时候停止。结果谁都赚不大。1970年代,冰岛开始搞“包渔到户”:根据每个渔民以前历年捕鱼产量的记录,分给他总捕鱼量的一定百分比的“配额”。假如你家以前每年捕的鱼占总产量的2%,那么政府给你一张证书,允许你家以后每年都可以捕2%的鱼。每年,冰岛的科学家们算出允许捕鱼的总量,每家就可以按配额捕鱼。这样一个政策,把原来公有的渔业资源分给了渔民。假如你不想捕鱼,可以把配额卖给别人,也可以凭这个配额作抵押,到银行借钱;总之,渔业资产不但私有化,而且证券化了。
这个政策很不公平,公有的资源变成少数人的了;但是它的社会效应很大,一夜之间,冰岛渔民中出了一帮亿万富翁。1990年,冰岛是欧洲最穷的国家;而到了2000年,它成了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渔民们有了钱,送他们的子弟出国念博士,到美国的商学院学金融。
冰岛的资源,除了渔业,就是地热。地热可以用来冶炼铝矿。不过,读了商学院的年轻人觉得这些行业的钱来得都不够快,于是冰岛有了金融业。2002年冰岛银行私有化,更加速了他们实现华尔街梦。
这些银行,借了大笔的外国钱,放贷给自己的关系户。拿到贷款的冰岛人,又去世界各地购买资产。可是他们并没有投资经营的经验,买的是二流、三流的资产,还付了高价;买下来以后瞎指挥,最后这些资产大都经营不善,跟着破产了,三文不值两文,冰岛银行贷的款收不回去,却要以数倍的克朗去还外国的债,还不出来,可不就破产了。
当年借钱给冰岛的外国机构,也是看中冰岛的高利率——16%,而且克朗还在看涨。德国的银行借给他们210亿美元,荷兰人借给他们3亿,瑞典4亿,英国300亿,其中仅英国牛津大学就损失了5000万美元。这些债是不可能都追回去了。(查了一下,冰岛的三大银行都被政府接手,有些由政府拍卖抵债。2009年,冰岛议会通过法案,由国家还给英国和瑞士共50亿美元。这个数是大大少于欠账了。外国银行,凡是牵涉进去的,也都亏损,引起储户抢兑风潮,多米诺骨牌效应。- 风铃)
冰岛泡沫的另一个原因,和那里的男人有关。冰岛人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都有血缘关系。但是冰岛男人和女人似乎是各有各的世界。独立党大多是男人,而社会民主党大多数是女人。冰岛男人传统上有打渔和当海盗的职业,性格中冒险精神很强。他们打渔是不怕坏天气的,别人不敢出海,他们照样捕鱼。相比之下,他们觉得搞金融太容易啦;很多渔民出生的人,一天训练都没有,就敢去银行当外汇交易员。冰岛的泡沫,几乎全是男人们吹出来的。他们不但敢冒险,还过分自信,不肯认错;当外界有人指出他们的经济是不能持久的泡沫时,他们从上到下的反应是:我们冰岛人天生会搞金融投资,你们这是嫉妒我们的财富,动机不良,是阴谋搞垮我们冰岛。—— 就像全世界的男人开车迷了路却拒绝问路一样。
而冰岛的女性很会当家。泡沫破灭以后,唯一幸免的银行,是一个女子开的。如今,冰岛的总理不但是女的,而且还是个同性恋。可以想见,冰岛的未来,女人们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回旋镖》(1):解读欧洲金融危机



你见过“回旋镖”吧?扔出去的飞镖嗖嗖嗖地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你不知道这是个会自个儿找回来的利器,指望它击中远方的目标,那一定会瘁不及防,被它打个正着。

美国作家麦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新书《回旋镖: 新第三世界游记》(The BoomerangTravels in the New Third World20119月出版),用回旋镖来比喻本次欧洲金融危机的成因。等您听我介绍完毕,就会理解这个比喻是多么贴切。全书共分五章,分别考察了冰岛、希腊、爱尔兰、德国以及美国的加州。书中解剖的泡沫现象和后果,令人触目惊心。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现状,在作者看来,可与“第三世界”相比。
Michael Lewis

别以为作者只会指责他国。他在2010年出版的纪实性《大空头(The Big Short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中,已经详细地解剖了由次贷引起的美国金融危机,描写了少数有先见之明的投资人和华尔街金融大亨们之间的博弈。那本书连续28个月在最畅销书的榜首,中文版也将上市,如今正在被拍成电影。

您不妨将《回旋镖》看成是《大空头》的续集。它讲的是华尔街的悲剧如何在欧洲改头换面地上演,以及美国经济下一步的聚焦点。托尔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无不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泡沫和泡沫,尽管都是泡泡,形状颜色和制材却不一样。(假如都一模一样,那人类也太蠢了,呵呵!)事实上,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 社会与金融制度都不同,那吹出来的泡泡,也就各式各样了。相同之处是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情况特殊,没有泡沫,而最后都会破灭。
概括地说:
冰岛,是银行把国家拉下了水;
希腊,是国家把银行拉下了水;
爱尔兰,是它不想再像爱尔兰;
德意志,是它想更像德意志;
加州,是寅吃卯粮,正在缩减开支。
《回旋镖》以游记的形式写成。不过,这不是一般的游记:作者接触了各种人物,包括国家政要、货币交易员、税收官员、卷入舞弊事件的僧侣、房地产开发商、受财政削减影响的消防队员等等,从当地的体制、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寻找金融泡沫的深层原因。因为曾在华尔街工作,刘易斯对金融系统的运作极为熟悉。他幽默的文笔,让故事读起来轻松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称得上深入浅出。
限于篇幅,我只能松散地节译原书,夹叙夹译,希望能保留一些原作者的文风。
请诸位耐心,待我一篇篇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