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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旋镖》(7) 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下)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

(接上集)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来到弗莱悠,看到的是一片萧条。关了门的商家,建筑周围长满了杂草。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停车而不必担心被罚款,因为已经没有交警来管这事了。市政厅里面灯光暗淡,门外却有一堆人在拍卖房地产。整个市政厅只有两个人:主管伯奇勒和他的秘书;大多数的房间都空着。
伯奇勒看上去60多岁,已经退休;退休前,他的工作是帮助市级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当弗莱悠市政委员会请他出来主持破产重组的时候,他推辞再三,最后才答应。
2008年,弗莱悠因为无法还债,宣布申请破产。这个城市开支的80%,是付给公共安全人员(警察和救火队员)的工资和福利。破产以后,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原来为市民服务的公务员,成了让弗莱悠大出血的原因。但这不只是警察和救火队员的问题,也不只是公共事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从社会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财富,而不考虑这样做将给社会带来什么长期的后果。美国人很知道他们要什么;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忙着为自己敛财,而不顾社会后果。
弗莱悠市的财政跌到了底。伯奇勒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追究责任于事无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变革。”弗莱悠欠了债主们5亿美元的债,却只有600万美元的资产。他试图说服所剩下来的公务员们,如果要让弗莱悠起死回生,大家必须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弗莱悠的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不改变社会的文化,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我们必须教会人们互相尊重,诚信做事,努力工作。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但前提是人们自己要求改变。”
20118月,弗莱悠的破产计划终于得到法庭的批准。市政债券的债主们只拿回5% 的本钱,退休的公务员们拿回只有原来价值20-30% 的退休金和福利。我又重回弗莱悠,去采访整改以后的消防队长佩奇.迈耶尔。
弗莱悠的救火站之一(图转自互联网)
迈耶尔41岁,脸上有烧伤的痕迹;他的自然表情是微笑。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同事们都充满了自豪,“在很多城市,你一年也就只有一次大火要救吧;可在我们这儿,大火是常事。”弗莱悠是个老城市,居民老,房子更老,而且是木质的,中间又没有防火夹层,一旦着火就直冲阁楼,非常危险。迈耶尔热爱救火这一行;十多年前,他就是冲着这里的火灾频繁才要求调来的。
破产重组以后,这个有11万人口的城市,消防队员从121人减到67人。他们平均每年接到13000次求助的电话,其中多数是像猫上了树下不来啊,有人头痛啊,有人身上痒挠不着啊,甚至于没腿的人感觉“腿疼”啊,等等。虽然是小事,消防队是每叫必到。为此他们曾经有8个消防站,83人救火车,14人救火车,一艘救火船,一支“狭小空间救护队”,还有一支“特殊材料处理队”。如今,他们剩下的还不到一半。
两个月前,迈耶尔“临危受命”,接下了消防队长的重任。他坐下来,仔细思考消防队应该如何提高效率,如何用一半的资源,提供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好的服务。救火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其次是救火车撞车事故。他决定要把救火队员的健身训练列入常规。他还得找到办法缩短响应时间,并且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灭大火。总之,他在重新研究救火,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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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借债借到还不起的数目,他们的潜意识里有几个并存的想法。第一,他们想要自己供养不起的东西;第二,他们认为满足眼前的需要比应付将来的困境更重要;第三,他们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自然有办法。真到了时候,他们不是总有办法;然而奇怪的是,这种乐观尽管很愚蠢,倒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环境的逼迫之下,他们也许是能够改变的。

(全文完)

《回旋镖》(6)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上)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继《大空头》描写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作者在这里写了地方财政困境的根源和后果。
201185日,美国一家债券评级机构把美国国债降了级;然而,美债的价格不降反升。这说明至少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还可以继续举债度日。美国的政府经费问题,更多的将体现在基层。
梅丽迪斯.维特妮是华尔街的一个独立分析师,因为正确地预测了花旗银行的次贷问题而出名。她在2010年底说,美国市级政府发的债券很可能有一大批付不出利息,导致很多市政府破产。这一说法立刻引起了市政债券市场的恐慌,一时间市政债券成了烫手的山芋,遭到投资人的抛售。其实维特妮并不是研究市政债券的,她只是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将形成地方经济圈;经济危机前“发达兴旺”的州,其繁荣是建立在房产泡沫的基础上的。如今泡沫破灭,它们面临着比其它州更大的困难。而危机前没什么泡沫的地区,相对来说会恢复得快一些。所以,今后数年内,美国地方经济将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她并不认为各州政府会破产,因为州政府可以把问题推给市政府。我问维特妮,美国目前形势最严重的是哪个州?她毫不犹豫的说:“加利福尼亚。”
于是,我开始了加州的旅行。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加州的前任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他约我早上7点和他在沿着海边的大路上骑自行车。施瓦辛格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十几岁从奥地利移民美国,从给人砌砖墙谋生开始,到成为男子健身的冠军“世界先生”,到出演《终极者》里面的“主角机器”,到不费吹灰之力被加州选民推上州长的位子,到七年后下台。他骑车时只看前面;而他做人也一样,不回头,也没有个人反思。他在任时没写“日记”,不象很多官员,卸任以后就可以写回忆录。“我干嘛要写那玩意?经历过一次,还不够啊?”
施瓦辛格在2003年当上州长。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加州经济急刹车,他的前任格莱.戴维斯被选民罢免。那天施瓦辛格在电视脱口秀上做嘉宾,临时决定说要竞选州长。两个月以后,他这个共和党人成了民主党势力极大的加州的州长。
七年的州长生涯,他是这么总结的: 虽然是偶然上任,他并不是没有主张。他认为,加州的政府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政府为政客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谋利益,超出了为全州人民谋利益。他想做人们理想中的好州长:大胆地决策,而非处处受民意调查制肘;不拿权力做交易;公平对待反对派;犯了错迅速承认;等等。但是他的政绩却微乎其微。
加州的政府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税收;房地产泡沫一破,税收也就急遽减少,而支出却没减。在富裕的时候,公务员们包括监狱看守的待遇都很好。比如一个人如果45岁开始到监狱当看守,50岁就可以退休,而且退休金几乎是工资的100%。(我所在的公司,工作30年后退休,也只能拿到20-30% 的工资。- 风铃注)这样的待遇,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按法律规定又不能减。施瓦辛格在任时,曾经多次尝试通过财政改革的提案,减少政府开支;但每次都被打败。加州的老百姓不愿做出牺牲,加州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无作为”的局面。施瓦辛格说,他只好削减最不应该削减的开支,比如教育经费。换言之,能够获得通过的措施,是牺牲长远的利益,而满足眼前的欲望。
施瓦辛格的从政经历说明,加州的政治问题,不是换个州长就能解决的。加州的制度正是加州人想要的:他们要政府提供服务,但是不要为此付钱,所以就只能借债。2011年加州人的平均收入是43000美元,而平均负债是78000美元。当年罢免戴维斯州长,加州的民意在说:“这个州长不行,换一个兴许能解决问题。”施瓦辛格尽了各种努力:他试过共和党的主张,也试过民主党的主张,还试过讨好州议会,不行的时候又直接向百姓呼吁;都不灵。最后还是民众“免费午餐”的意志占了上风。“我以为选民们把我选上去是让我解决问题的,但是他们又把我解决问题的工具拿走了。”
和施瓦辛格上台的时候相比,如今州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支出增长了一倍。未来需要的退休金至少还短缺1000亿美元。2010年,加州付了60亿美元给不到3万人的监狱工作人员。工资最高的是监狱精神病医生,年薪86万美元。那一年,州政府付了60亿美元给监狱,而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只有47亿美元(加州有33所大学校园,67万大学生)。过去的30年内,政府对加州大学的经费的贡献从30% 减少到11%,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州政府如此,基层又怎样呢?我下一个采访的,是硅谷圣何塞市的市长扎克.李德。
加州圣何塞(图转自互联网)
圣何塞市的人均收入是全美国第二高,仅次于纽约市;它的市政债券得到标普和穆迪评级AAA,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这种“殊荣”。但这是因为它的债主有权让市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来还债。至于本市的开销,那是另一回事,目前市府已经离破产不远了。
我在李德市长的办公室见到他时,门外聚集了一群人,在喊口号。他们是市政府的公务人员,正在向市长抗议。李德看上去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曾经当过空军军官,参加过越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学位。他一生对公共政策都很有兴趣。2000年,他被选进市政委员会,六年后被选为市长。2010年,他又以77% 的得票率连任。他是民主党人;不过此刻,他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大,已经超出了党派之争:圣何塞市欠政府公务员的债是如此之重,就是减半也付不出来。“我算了一下,还不至于像希腊那么糟”,他说。
他说这个危机起源于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我们住在富人们附近,于是以为我们自己也很富有。”圣何塞的预算和其它城市一样,取决于公共安全人员的待遇,包括警察和消防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会,向市政府提出自己的待遇要求。假如双方谈不拢,按加州的法律,应由法官仲裁。可是管这事的法官是偏向工会的,所以市政府往往不得不向工会让步。其结果,就是每次谈判都以周边城市中待遇最好的为起点,在那基础上再加高。2002年,圣何塞警察工会争取到3年内工资升18%的待遇。随后消防队搞到了3年增加23%的好处;这么一来警察觉得他们亏了,又去找市政府争得了5% 的“反恐训练补贴”,反恐训练结束,补贴却继续拿着。“我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们退休后挣的比工作时还多。他们的病假可以不用,攒到一起,到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回几十万美元。这是腐败,不单是财政的腐败,而且是公共服务态度的腐败。”
“我刚当市长的时候,想也没想过退休金的问题。”一直到2002年圣地亚哥市政府破产,李德才开始注意圣何塞的财政。从那以后,市府的退休金计划每年要付的钱从7300万美元增加到24500万,如今公务员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险两项占了市政可变开支的一半以上。三年以后,退休金开支将达到40000-65000万美元。因为法律规定这些支出不能减,李德只能在别的地方节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尽管人口多出来四分之一;留任的公务员,也一律减薪10%。 市图书馆每星期有三天关门;公园的服务也减少了;一个新建的社区中心不能开张,因为没有人手;圣何塞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消防队员被裁员。
圣何塞有100万人口,是美国第十大城市。李德估计,到2014年,将只有2400公务员。“这样少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你不得不问:为什么要有城市?我们为什么要住到城市里?” 到了那时,市政府就只剩了一个功能:付钱给退休的公务员;而且他们越来越长寿。
李德说,从数学上看,这就是个“庞氏计划”,后面的人交钱给前面的人。他和工会的谈判毫无进展。“警察和消防队员们认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削减别人也不能削减他们。”圣何塞的公民们绝不愿意多交税,这无米之炊是不能持久的。“市民们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意付账单。”最可能的前景,是市政府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少,造成“文化破产”。
圣何塞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李德说,“我们集体处在一种幻像之中,以为我们会更富有,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如今这幻象终于破灭,我们面临的是现实。”
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