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小心地开着车，我和韩老师帮他看路。几乎处处都在修路架桥，就连GPS也赶不上更新。有时候明明地图上有高速公路，开着开着就断了，我们只好另寻途径。离黄海边还有几十公里时，我们下了高速，准备从县道过去。但开下去才知道，这些县道其实是国营农场的机耕路，只比一辆车略宽，车子单向开没问题，如果需要掉头或者会车，那就得退到路口了。幸好路上车很少，我们只遇到一两次这样的情况。
从地图上看，这里已经离黄海边很近了。父亲的描述和眼前的景象在我的脑子里重叠交错着：如今这每一块地，每一条水渠，每一棵庄稼，它们的起源是什么？不是挖土机，不是拖拉机，也不是种籽，而是被强制劳动的人的身躯，他们的汗水和泪水，他们的苦难。父亲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述了那一段岁月：
“大跃进”的狂风，刮遍了全国……。58年秋冬，我只在报纸上看到密植的稻株上可以躺着睡觉、亩产8000斤，又是大兵团作战、深翻、绞关化……，还有“吃饭不要钱”、“全民大炼钢铁”、“不出几年，超英赶美”等。进入59年，这阵龙卷风毕竟刮进了劳教农场。
我们这里只种棉花，不产粮食。但要通过深翻、密植，种植大豆、小麦；无钢可炼，但要开盐滩。劳动时间、定额，都要翻番，要白天干，晚上干，大雨大干，小雨小干。看来，农场领导和全体干部，是创造性地实施着毛主席倡导的“大跃进”。
于是，我们的劳教生活，也来了一场“大跃进”。
天不亮，高音喇叭就播来铜管吹奏的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人民生活多美好…… 右派分子要反，反呀反不掉。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春天里大跃进，丁等劳力要干甲等劳力的活（风铃注：我父亲体弱，是丁等劳力）。我被指定到排河底里打锹掘泥，将河泥一锹一锹抛上二丈高的河岸。夏天里大跃进，我们进行“深翻”，一锹要下挖一尺半，连挖三层；每人自挖自挑，每天两立方、三立方。欢迎检查团，白天整天干，晚上通宵干，一天吃五餐，十几天不睡觉。人们干不动，小组长将人马偷偷分成两班，一半人哼唷哼唷的喊声连天，一半人睡上几个小时；之后，再互相换班。完成了多少土方，翻土翻了几层，上报时玩“客里空”。
秋冬大跃进，来真个的了。整个中队将凡能走动的人，几乎全部调至东北角五六十里外的黄海边海滩上，安营扎寨，开掘盐场。海滩上，长着稀稀朗朗瘦得象狗尾巴草一样的盐蒿，刮着漫天大风。我们一早起来，走了大半天才走到目的地。先头部队已在这里架筑“滚地龙”。他们先挖上两条平行的浅沟，再用两层芦扉扎结成半圆形，作为屋面墙面；下端插入浅沟，用竹扦将芦扉钉联地层，然后壅土。两端出入口，各用芦扉挡住，当作门户。我们每人在荒原上割几捆枯萎的盐蒿、黄蒿，铺摊在“滚地龙”内地面上，队干部挨个儿将我们编号，分配到铺位，放上铺盖。这便是我们的“工棚”。
我被分配“修小堰子”。打锹掘土和出土挑运，则是作为主力的乙等以上劳力干的。他们平地挖土，按石灰粉打的线迹倒土，堆成棋盘格形两公尺半高的“小堰子”；按要求成形后，再由人打夯。然后，就由我们在两侧按规定角度铲修堰堤。这是除了病号伤员之外最轻的活计。然而，技术要求颇高，免不了受到吆喝训斥，会返工和延长工时。至于吃饭，据说按丙等标准，可打在盆儿里却并未见多。
秋天里这儿的日子比较好挨。早晚在工地可以观赏海边日出日落的美景。太阳比平日见到的要大几倍。鲜艳的红日，扁扁地挂在天边，酷似一盏巨大的宫灯。周围天色，云蒸霞蔚，瞬息万变。可是不知怎末，总觉得这朝暮的景色既是美丽的，又是凄惨的。尤其是落日余晖，竟这么惨淡而短暂。
活儿不能说重，多亏父母给邮寄来一身三轮车工人穿的漆布制雨衣雨裤。裤脚管上扎根小绳，腰间束一条腰带，上衣有连在一起的斗篷。劳动时，可以全身贴在堰堤斜面上铲土，既不怕潮湿，身子上也进不了七、八级的大风。哪一面来风，我就拉上斗篷背向大风作业。这一套装备，使我安然挨过了二、三个月。可是，一到寒冬腊月，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和每天十四、五小时的艰辛作业中，忍着辘辘饥肠，终于，我挨不下去了。
冬天，是可畏的。在寒冬的海滩上大跃进，是可怖的。
这一溜海滩紧连着淮北盐场，向北望去，一座座盐滩，象连绵着的雪山冰峰，远处的云台山露出淡淡的身影。它是一个半截子梯形的几何立体。云气常常掩盖着这座苏北平原唯一的山岭，增添了几分神秘色采。海在我们的视界内，是苍黄色的，只有日出时才变得金光耀眼。一早一晚海鸥成百上千在我们上空盘旋，觅不到食，又飞向大海。冬天没有雨雪，就是有雨雪，也早在高空就被大风刮走了。
这年，气温降至历史最低点，零下26°C。尽日呼啸的北风如刀剑割裂着手足和人体；夜里人们穿两层棉衣，套两只棉帽，还冻得无法入睡。有人不小心，擤鼻涕时扒去半个鼻子，脱鞋上床时拖出两段脚趾。吐口痰，砰然作声；小便到桶，竟成了一截冰棱。霜花每晚无声自息地钻进滚地龙的芦扉，散落在被上、脸上。有了经验以后，我们都蒙头而睡，上端将被子塞得紧紧的，只留一道缝透气；下端将被子用绳子扎紧，以免冻坏脚趾。
我已经记不清如何由铲修堰堤调为清洁工了。大约是有好几次躺在堰堤上不能动弹，自己觉得眼睛变小，眼皮启动困难，该是浑身浮肿，行动无力吧。这是两个多月后的事。“清洁工”是抬抬粪便桶，打扫打扫工棚，我大概干了十来天。有一天，被人用担架抬着回队部，这天正是60年初的旧历除夕前一天。多亏队部干部给了我人道待遇，如若再在海滩迷迷糊糊地干下去，我这条命非报销不可。事后，我有些奇怪，他们为何待我特厚，对“最危险的敌人”施起了“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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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小堰子”，就是如今灌溉着大片农田的渠岸的前身吗？父亲和难友们裹着棉衣睡过的工棚，是化成了这里的泥土，还是卷进了黄海的浪涛？我模糊的泪眼找不到它们的痕迹，只能想象着父亲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哆嗦，渴望着阳光的温暖，期盼着重得自由，再见到亲人，包括他心爱的女儿。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