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京剧(3): 击鼓


排戏、制作布景的同时,乐队也开始成形。“文场”,有京胡、二胡、高胡、扬琴、月琴和唢呐;“武场”,有大锣、小锣、钹、铙;虽然阵仗不大,也算齐全,独独缺一个敲板鼓的人。

京剧的板鼓,其实是乐队的指挥。这个人必须详熟全剧,包括乐谱和锣鼓谱;可那会儿,初中生里懂乐谱的非常之少,而且懂谱的人多半也拉乐器,已经被董老师征入乐队了。看我在那儿“无事忙”,这“鼓佬”的差事,就阴错阳差地派给了我。

虽然初二的时候,我曾经被董老师训练过,给三百人的大合唱打拍子,可从来没有敲过板鼓。按说女孩子打板鼓,多少有点不入流;不过我是那种喜欢尝新的脾气,觉得没啥好怕的,学呗!

《海港》的全剧简谱一出版,乐队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了。老师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一副板鼓,咱就开始学当鼓佬。那板鼓就像这图里的,敲起来清脆嘎嘣。


拉京胡的朱老师是教数学的,戴一副深度眼镜,说话是上海一带地方的口音,脾气特好。他练琴的时候,常常闭起眼睛,随着琴弓的一拉一推晃着脑袋,很陶醉的样子。和他搭档的是一个姓佘的高中男生,拉二胡,非常安静,专心拉琴,不太说话,连笑脸也难得有一个;他俩配合默契,把主要唱腔一段段地练过来。我就跟着他们“敲边鼓”。

刚开始,我的板鼓是四平八稳,隔一拍敲一下。练了一阵,朱老师说,“你这么敲太单调了,得敲点花样出来;有的地方敲,有的地方不敲。”可是乐谱上并没有标明,听戏也不是很清楚。再请教朱老师,他说你去找京剧团的学吧。

董老师还真是有办法,找到了一个“京剧团的”。和我同年级有一个姓钱的女生,她爸是京剧团的演员,答应去找京剧团的司鼓,给我上堂课。

小钱和我个子一般高,有一双细细长长的眼睛,一笑就弯弯地眯起来,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她爸是演“刁德一”的,给我讲过她爸“救场”的故事,把我给笑翻了:在《沙家浜》里演胡传魁的花脸,也在《红灯记》里演鸠山。有天演“智斗”一场,胡传魁不知怎么犯了糊涂串了戏,该对阿庆嫂说“我问你这新---”,却脱口说成了“我问你这密--码!”台上的阿庆嫂愣了,不知道该怎么接他的茬;胡传魁呢,压根没意识到他说错了台词,转不过弯来。眼看着就要冷场,刁德一急中生智,对胡传魁说:“司令,咱先别问她密电码,咱先问她这新--军!”那边厢阿庆嫂会意,立刻接上:“新四军?有啊,有啊——” 俗话说,“救场如救火”;虽说刁德一是反派,可在台上救场的人,都是英雄呢!

小钱家在京剧团宿舍,和那职业的“司鼓”住一个院;人家一看我那样,就知道完全是个“鼓盲”。所以也不用给咱教啥深层的了,就扫盲吧。他告诉我敲板鼓是手腕的活,别老是大臂小臂一起挥;伴奏的时候,鼓点可以随意;又教了我一些常用的锣鼓谱 —— 就这已经够我练的啦!

咱这一开练,也是够着迷的。在家,拿筷子练;在课堂上,拿手指练;练得手腕酸痛,满脑子尽是锣鼓点,一开口就是“大大大大台!”

这锣鼓点,也是有谱的,但记法并不规范;有的用符号,有的用字。比如这个常用的鼓点吧:

“大八 大八|乙八 乙|仓 仓|台七 台|仓(亮相)|

 “大”、“八”是板鼓,“台”是小锣,“仓”是大锣,“七”是钹。“乙”也很重要,是休止符;假如没有“乙”,就读不顺口记不住了。

练多了,咱也开始欣赏京剧的锣鼓。那节奏,和唱腔的一板一眼、动作的一招一式协调,真是没话说。你能想象人物的“亮相”没有那么一声提神壮气的“仓”吗?少了那由慢及快的“嘟…”,长长的拖腔又会失去多少戏剧性!

这一段当“鼓佬”的经历,培养了我对京剧音乐的喜爱。直到如今,听到板鼓的一声“嘟儿”,咱的耳朵就立马竖起来,像当兵的听到“立正”一样,哈哈!

(待续)

附:京剧锣鼓字谱说明

          大锣、钹、小锣
才、七      钹、小锣
          钹闷奏
          小锣强奏
          小锣弱奏
大、打      板鼓右手强奏
          板鼓左手或双手强奏
          板鼓弱奏
         板鼓击鼓心  


“山寨”京剧(2):排戏



(转自互联网)


从上海看戏回来,“海港剧组”立马进入排练。学校腾出了两间大教室,一间排戏,还有一间制作布景。参加演出的学生们,轮番去排练;主角们“脱产”学戏,我给导演打杂,也很少上课了;反正上课也学不到什么,还不如跟着老师们上这不正规的学呢!

我很喜欢董老师。她那时三十岁左右吧,个头不高,圆圆的脸,有一对酒窝,齐耳的短发,显得精精神神;用如今的话来说,绝对是个美女老师。董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多才多艺,弹琴、唱歌、作曲、指挥,样样拿得起来;学校在文艺方面的事儿,基本是董老师说了算。她的性子急,做事风风火火的,发脾气的时候不拐弯,女高音的嗓门又大,盖得过学生调皮捣蛋的喧哗。

董老师当时教着全校几十个班的音乐课,还负责每学期的文艺会演,再加上为学校去市里参加演出排节目。她对学生中的文艺人才了如指掌:谁会唱,谁会跳,谁会演,谁会乐器,都在她的肚里装着呢。“剧组”的成员,我猜想是董老师提议的。

演方海珍的女生姓张。她不但嗓子好,善于表演,而且个子高高、鼻梁挺挺,很配得上方海珍的英雄形象。记得她比我略大两岁,还挺爱玩。有一次她演“痛说革命家史”里的李铁梅,我在台下看她彩排。李玉和被日本鬼子抓走以后,铁梅伏在桌上哭那一场,张同学表演得很到家,哭得肩膀一起一伏,抽抽泣泣,哭声也极有音乐美,看的人正在佩服她演得好,她忽然抬起头来,却是笑得止不住,眼泪都笑出来了;原来她一直是伏在桌上笑啊!惊诧之余,咱也长了见识:原来笑声和哭声可以很像,像到分不出来呢!不过,那会儿把样板戏里该哭的地方演成了笑,可是很危险的;要是被抓住“辫子”,上纲上线,那就糟糕了,至少是“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严重的,说成“破坏江青同志的革命样板戏”也有可能呢。

所以啊,我一直为张同学暗暗地捏把汗,怕她演出的时候“笑场”。要知道,我们那个年龄的女孩,常常会莫名其妙地、中了魔似地笑个不停;忽然觉得有什么事儿很可笑,一开了头,就止不住了;好不容易不笑了,过一会儿想起来,又开始笑,没办法。我原来还以为就我们那些傻丫头有这毛病,前阵子读了朱莉.安德鲁斯(《音乐之声》的女主角)写的回忆录,她年轻时在百老汇演音乐剧,也有几个月老是“笑场”,和我们一样地失控。原来这是女孩们的通病,哈哈!

张同学很聪明,也很认真,她的戏基本上不需要李老师花太多的时间;指导一次,她自己去练;下次再来,基本上就能通过了,再练下一折。倒是演韩小强的小朱,让李老师费了不少力。小朱和我同年级,中等个头,瘦瘦的,是个单薄的帅锅,和韩小强的形象也很吻合。但那是他第一次演戏,念、唱、做都很生疏。他的角色又不好演,“落后”但又天真单纯,“犟牛”却还“可以教育好”,分寸不太容易掌握。其他几个角色,马洪亮、高志扬和反派钱守维,也都是新手;那就是李老师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李老师有个外号,叫“李激动”。他是苏州人,但表演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他的普通话说得很好,丝毫没有苏州话的影子,而且注重抑扬顿挫,轻重缓急,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感情处理”。李老师很有涵养,对学生总是很耐心,不厌其烦地教;我没见过他发火的样子。不过印象中李老师除了排戏,别的场合并不多话,也不太和其他老师说笑,尤其是有学生在场的时候。他那时还是单身,住在校园里的教师宿舍,傍晚常常关着门拉小提琴。学生们议论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对他却是很崇拜。

除了帮李老师排戏,我还喜欢去隔壁教室看顾老师画布景。顾老师也是我敬仰的人。她因为难产后遗症,右腿瘸了,右手瘫痪,像周总理的胳膊那样不能动。可她的专长是画画,右手动不了怎么画呢?顾老师没有放弃,学会了用左手画画,继续教美术课。那时有很多男生调皮捣蛋,欺负老师是他们最开心的事;可就连他们也是尊敬顾老师的,从来不在她的课上胡闹,反而愿意帮她拿作业本、画画的工具什么的。

《海港》的布景,是黄埔江和码头。背景是用幻灯机打到天幕上的,近景却要画在有木头架子绷着的布或纸上,换场的时候推到台上去。这些布景,都是顾老师按照她在上海看戏时记下的速写设计的。顾老师很安静,大教室里常常就只有她一个人,旁边是大大小小的景,有的刚打了底子,有的画了轮廓,还有的在着色。我去了,给她帮帮忙;她教我怎么调色、怎么画出立体感,做了示范再让我试试看。我像一个小徒弟,学得很用心,也很快乐。有时自己独立完成了一件,那就更高兴啦!

(待续)

“山寨”京剧(1): “偷戏”



先声明一下:咱不是怀念"样板戏时代",咱是怀念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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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年轻人喜欢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使我由衷地羡慕他们。花季的少男少女,萌动的青春,束缚不住的生命力,就连忧伤也是快乐的。他们在春华秋月冬雪夏露中浪漫着,在登山观海追星时尚唱歌读书中写下青春的第一页。

他们可知道,这一切,曾经是多么奢侈?


  1. “偷戏”

1971年底,我在上初三。说是初三,其实连初一的程度都够不上。我们那一届,刚进小学四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接下去的两年没课上;到69年又全进了初中。按居住地区,我被分到了第一中学。一中原来是个很棒的学校,可那年月,学校被“工宣队”接管,“阶级斗争”第一,整天搞运动;“知识无用”,学生不想学习,只想玩,老师们也无能为力。生物课叫“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物理课叫“工基”(工业基础知识)。最可笑的是英语课,一学期学几条翻成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每次上课时,全体起立,教英语的陈老师带着我们大声说:“We wish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Our party is a great party, a glorious party, and a correct party!(“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假如不是因为下面的这一段经历,我的初中就像一张白卷了。

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歌星来如数家珍,唱起卡拉OK的话,谁没有几支拿手的?我们那会儿,不但卡拉OK还没有诞生,就连歌,也只有“革命歌曲”可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社会主义好”,“上甘岭”,再不就是歌词像说话的“语录歌”,反正我们都早已唱得滚瓜烂熟,听得耳朵起茧子了。

我小时候爱唱歌,会唱好多歌,只是那会儿多数都不许唱了。后来有了样板戏,一出戏有几十个唱段,男声女声,生旦净丑,西皮二黄,更别说那些唱段都是有故事情节的,当然还有念白,这比歌的内容可是丰富得多啦!而且,到处都有广播大喇叭在“普及样板戏”,你不听也得听。听着听着,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从唱腔、道白,到伴奏的过门儿,所有的角色,一点也不落下,一个音符也不差;出一台戏咱就学会一台。那时已经学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假如换成“旧社会”,咱一定是个小票友无疑。

有天课间,我被李老师叫出去,让我别上课了,准备去上海。李老师教语文,但是不教我们班。他是从部队话剧团转业当老师的,曾经给学校写过一个诗朗诵剧,叫做《一顿忆苦饭》;说的是“忆苦思甜”的时候,得吃糠做的窝窝头,体验“旧社会的苦”;有个女学生咽不下去,被教育以后,硬把那窝窝头咽下去的故事。我被找去演那个咽不下窝窝头的女孩,就是这么认识了李老师。

李老师说,学校决定要组织学生排演新出的样板戏《海港》,让我参加,但是不演任何角色。几个主角们已经选好,我们要一道去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正宗《海港》,回来再依葫芦画瓢,演山寨版的。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选上《海港》,有两个原因: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是港务局派的,他们觉得演码头工人的故事很对口;再加上《海港》是“文戏”,基本没武打,演起来容易些。可因为是刚出来的戏,剧本、唱腔都还没出版,更没有拍成电影,那会儿也没有录音机,不像现在喜欢啥都能录下来跟着学。这样一来,要想山寨《海港》,就只剩下去看戏“偷戏”这一招了。

我高兴极啦!能去看原汁原味儿的样板戏,而且是去上海,多棒啊!说实话,那会儿上课很无味,一学期不上课大概也没什么损失。我也不在乎演什么,最好啥都不演,因为我自己知道嗓子不行,“漏气”。而几个主角,特别是演方海珍的,嗓子一级棒,那代表咱们学校可是很挣脸的!

带我们去上海有几位老师,各有各的分工:李老师当导演自然不用说,音乐董老师和拉京胡的朱老师负责唱腔、伴奏,美术顾老师管灯光、布景和服装,方老师是总务,“方海珍”、“韩小强”、“马洪亮”、“钱守维”们各自观摩自己的角色。我呢,是打杂的,帮着李老师记那戏是怎么演的,比如人物出场、下场的时间顺序,在台上有什么动作表情,等等;总之能记多少记多少,多多益善。那会儿咱不知道,现在看来这叫“场记”吧?

方老师是上海人,我们一行就住到他家。他家不大但有个阁楼,用梯子爬上去。阁楼约莫四尺高,打了地铺,我们就在那儿过夜。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一直说话,想象那戏会怎么演。第二天方老师去排队买上了票,大家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笔记本,就去看戏。

不记得那剧院的地址了,只记得剧场很大,坐得满满的。我们每人都很忙,目不暇接。看完了戏,顾老师画了一本速写,董老师记了一堆音符,李老师若有所思,我嘛,脑袋瓜都要胀破了!

初中的我。为了学生证拍的。

(待续)

戏说筷子



(本图转自互联网)

洋人到中国餐馆吃饭,常常会试试筷子。侍者会笑着给他一双,正规的或是一次性的,插在封套里;封套上印着图和英文,教他怎么用。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说明书时,不觉莞尔;因为我拿筷子的方法是完全不入流的:像是握铅笔,不会把中指夹在两根筷子的中间运作。吃平常的饭菜还凑乎,碰到“高难”的食品,像特别滑溜的、特别小巧的,就夹不住了,只好求助于匙子。

刚结婚时,和公公婆婆同住。我公公是个很幽默的人,曾经在饭桌上笑话我,说我小时候一定被家里惯坏了,以致从来没有人纠正我拿筷子的方法。我这才知道,原来我已经误用筷子二十多年!一面笑着辩解“我也没饿着啊!” 一面又觉得公公的推论很有意思。

咱们汉族,不知是不是最讲究个人技巧的民族。筷子可算是最简单的餐具,咱们却能把它用到极致:扒拉干饭、稀饭,夹菜肉、夹汤团,挑面条、挑粉丝,去骨头、去鱼刺,搅鸡蛋、搅疙瘩,… 除去喝汤,一切食物用筷子都能搞到嘴里。即便是汤,筷子也能对付,只要端起碗来喝汤,拿起筷子捞内容就是。当然,这是假设您的筷子拿得够正确,技巧练得够好,才不会像刘姥姥那样,抓着银筷子撮不住鸽子蛋,呵呵!

因为筷子的简单和多功能,决定了对使用者技术水平的高要求。相比之下,洋人对用餐的人,要求可没那么高:刀、叉和匙子是最基本的,更不用说各种尺寸和用途的刀、叉和匙子了。不但餐具的功能和食物相配,而且大小比例、精巧程度也匹配。无论吃什么,只要选对了工具,使起来不需要什么技巧,一学就会,用不着看说明书。他们的人民,无论是聪明的还是笨的,应该不会有活了一辈子不会用餐具的事儿。

孩子们小的时候,看着他们坐在“高椅子”里吃饭,叉子匙子乱舞,弄成了大花脸,我不止一次地感谢发明刀叉匙子的人,—— 省了我多少教他们用筷子的精力!(何况我自己的筷子用得也不标准。)照理说,咱们的历史比洋人长出老大一截,为什么没有走上“重器”的道路呢?为什么咱们一代代地、执着地完善着个人的技巧技能,却没有去发明效率更高、更合用的“器”呢?咱倒不是提倡用刀叉吃中餐,而是纳闷为什么东西方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不只是餐具。木匠活、铁匠活、硬件、软件,西方人发明的工具都比咱们多。我来美国只发现他们的锄头钉耙不如中国的好使;可他们早就不用锄头钉耙种地了。

也不止是工具:出了问题,他们总有人从规章制度上找原因,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认为好的规章制度应该能够避免人为错误造成的重大损失。当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地制定新规章;不过大家却会一试再试,乐此不疲。

去年读到国内某名人的名言,大意是说香港人搞法制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不好,而道德好的地方是用不着法制的;言下之意,咱们只要培养道德完美的人,用不着搞什么法制。不过他没说到哪里能找到只有“道德完人”居住的国度。

这让我想到了筷子、工具和规章。

也许,有了民主法制,就不必依赖有完美道德的人类的出现?

《动物使我们有人性》(5): “牛眼看人大”,是真的吗?


前几集贴出以后,朋友们提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虽然超出了原书的范围,却正是议论的好题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俗话说,“牛眼看人大,鹅眼看人小”,所以这么大的牛对人那么驯服。不知有没有科学道理?

答:没有找到现成的答案,我自己的推理是:这个说法不成立。如果牛的视觉有失真、将外界事物放大,那么应该放大所有看到的物体,不会仅仅“看人大”。况且,视觉的感应会被处理视觉信号的大脑所修正,所以牛对外界物体大小的认知应该是与现实相符的。

我认为牛怕人是因为人在移动;牛对移动的物体很警觉,因为它们的天敌是会移动的动物。

问:据说牛是有色盲的。既然是色盲,为什么西班牙人的斗牛士要拿一块红布来招惹牛,激怒牛?

答:一般认为牛是红、绿色盲。但是科学家又说,牛实际上是能分辨色彩的,只是不像人眼那样清楚。目前只知道它们对不同的颜色能有所区别,不知道它们感知到的颜色是什么样的。牛白天能看到蓝色和黄色,夜晚的视力也比人好。

西班牙斗牛士有两块布,一块黄绿色,另一块红色;红布是在最后阶段用的,据说是为了让杀牛的血溅上去不至于显出脏来。牛被激怒并不是因为布的颜色,而是因为斗牛士把布舞来舞去的移动挑逗让它感到了威胁,奋起反抗呢!

问:牛的视角有多广?能看到背后吗?

答:牛的视角很广,接近360度,所以不用掉头就能看到后面,只是眼角扫到的地方有些变形

视角有两种:一种是两眼都能看到的范围,另一种是单眼或者双眼能看到的范围。人的前者为120度,后者接近180度;牛的前者为30-70度,后者为330-350。一般来说,攻击型动物如人类,眼睛长在头部的前面;而被猎食的动物,眼睛一般长在头部的侧面。


人(左图): 两眼都能看到的是100-130度,黑色的是盲区
牛(右图):两眼都能看到:30-70度; 总视角:330-350

两眼都能看到的地方,有立体感,可以判断物体的厚度和距离远近;只有一只眼能看到的地方,缺乏立体感,不太能分得出厚薄远近。我有一次在乡下劳动,夜晚被墙上掉下来的砖头 砸了眼眶,第二天只能蒙着一只眼去劳动,捡地里的山芋扔到筐子里;可是因为独眼,距离判断不准,老是扔在筐子的外面,哈哈!

问:决定动物食荤与食素的基因是什么?为什么素食动物往往要比肉食动物个儿大,力气也大?都说肉类的营养要远比草料的营养高,这一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答:动物是吃荤还是吃素,不是一个基因能决定的,需要有一整套的机制。举例来说,要想长肉,身体就要能够合成蛋白质。蛋白质有很多种,但是基本的化学元素是有限的。不妨将它们想象成两个不同的化工厂,一个用植物作原料(吃素),另一个用动物作原料(吃荤),但产品都是蛋白质。

这两种工厂需要不同的机器和设备、不同的催化剂,通过不同的化学反应,在不同的条件下(温度、浓度等)都能生产蛋白质。

吃素的动物,牙齿、口腔、胃、肠等和吃荤的动物都不一样,它们消化系统里寄生的微生物不一样(这些微生物帮助消化),身体能分泌的转氨酶(催化剂)也不一样。这些差别,使得它们都能消化自己的食物,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营养。

草料和肉类相比,营养的比例不同。吃草的动物要吃很多很多草,才能满足它的需要;而吃肉的动物不需要那么多,也许它们好几天才能吃到一顿美餐。所以要把数量和质量综合起来考虑。

至于哪些动物有力气,那是它们各自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因为生存的必须和自然淘汰而形成的。比如豹子要吃别的动物,它必须跑得快,跑得不快的豹子也许就被自然淘汰了。马是被别的动物猎食的,为了生存它也必须要跑得快,所以最终能存活的马都有健壮的腿。牛为了保护自己必须顶牛,也要力气大;没力气的最终也被淘汰了。

动物的基因有天然的变异,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下慢慢地进化成了能够生存的最佳组合。我们今天看到的吃荤和吃素的差别,就是这个漫长的进化过程的结果。

问:在电视中看到那些长年和野生动物生活在一起的动物学家我总是心生感动。风铃说他(她)们常常会有自闭症,是这样的吗?是因为自闭症了才去从事这种工作,还是这种工作使他(她)们生了自闭症?

答:野外工作者中有一些原来就有自闭症。他们不喜欢也不善于和人社交,和动物相处却没有这个问题。根据葛兰丁女士的说法,现在很多工作都需要正规的学位、文凭,而自闭症患者却不容易在主流教育系统里受正常的教育,他们得以从“后门”成为动物学者的渠道是越来越窄了。

我也是很佩服那些野外工作的科学家甚至艺术家们,愿意为了事业而甘冒生命危险。日本有一个世界知名的摄影师,他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只棕熊向他扑去的镜头...

评:  临终关怀,惠及家畜。老区的张木匠说:“格老子,人比人气死人。三餐都吃不饱的老子还不如要死的畜生?生不如死哟。”这种观点仍有市场。

答:不消说,在人的生存还很艰难的地方,首先要关注人的待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靠虐待家畜的办法来改进人的待遇。如果处理得好,这两者是可以兼顾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兼顾是唯一可行的路。

家畜是为人服务的、被人当食物的;对它们的人道,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人道;从前的农民很爱自己的牛呢。再说,种环保菜、用合乎家畜天性的方法饲养它们,也是可以谋生甚至致富的啊,和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不矛盾的。

评: 人在保证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向自然索取短期利益,很难,也很值得。

答: 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难以实行;因为环境破坏造成的影响有滞后效应,还有累积效应。人们容易看到眼前,不容易看到将来;一次两次也许破坏力有限,多了就很有害。

可是发达国家已经积累了这些经验,也有了相当准确的办法预测效果。这些经验教训都可以拿来用,不必再经历一次,尤其是在人口这么多的地方再经历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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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使我们有人性》译介完了。写这样的文字,不需要编故事;却好比採花人,要从缤纷的园子里,採到合适的花,插成一瓶美丽,呈给别人欣赏。这也是一种快乐。只是风铃採花、插花的本事还差得很远,慢慢修练吧,呵呵! 谢谢各位有兴趣关注这个话题!

这本书有三百多页,我这里能够介绍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兴趣、有条件的朋友,还是去读原著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