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视点:有自信才有成功

在美国,最重视教育的族群是犹太裔、华裔和印度裔。撇开犹太裔不谈(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咱的不同),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古国的教育理念是挺相近的。咱老中鼓励孩子在功课上“争上游”,那老印家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乘法口诀,咱们教孩子背到99,而老印是背到2020。咱们的孩子去课后的数学“加强班”,老印送孩子去“超加强班”还不够,据说在家开派对也让孩子们比赛做算术。凡是华裔和印裔学生多的学校,课业上名列前茅的大多是他们。美国的老师们,本来就以鼓励为主;这些学业不错的孩子们,当然更是信心满满。
我的一个印度同事有次和我聊天,谈起孩子的教育。他说,“我儿子自以为他什么都能做,真让我担心。”他儿子当时在上高中。
我说,“好啊,有自信是好事啊!”
他摇摇头,苦笑一下:“嗨,那是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美国老师给他太多的鼓励;可我知道他的真实能力。”
我听他讲完,笑说:“你不用担心,现实会修正他对自己的估计。他将来走进社会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了。气可鼓而不可泄啊!”同事莞尔。

自信,是对自己能力的相信。我认为,人有了自信才可能成功。无论做什么,假如没有自信,那是未战先败,更不用说“愈挫愈勇”了。
不信的话,看一看得了忧郁症的人就知道了。我曾经亲眼见到能力很强的人,因为得了忧郁症,对自己顿生怀疑;昨天还能做得很好的事,今天忽然觉得做不了;因为觉得做不了,就不去做,也就真的做不了啦。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朋友,在您自己的经历中,是否曾经因为信心不足而放弃机会?或是因为信心不足而功亏一篑?
我认为,我们家长要做孩子的后盾,支持他们的理想,鼓励他们的自信。如果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到了实践中会碰钉子,会遇到外界的压力;他们也许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在挫折下丧失勇气。这时,我们更是他们的城堡,是他们疗伤的地方,恢复信心的地方,修改计划、重整旗鼓的地方。他们需要理解和鼓励,需要睿智的顾问,而不是泼冷水、吹冷风的父母。
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我那位印度同事类似。父母总怕孩子过分自信,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将来遇到现实会受到挫折。这个担心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原因,总是给孩子泼冷水,使他们失去自信,不敢去尝试没做过的事,那是对他们人生的极大限制。
其实,“有自信”和“过分自信”是两码事。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的强项和弱点,找到克服的方法或是扬长避短的策略。这要求我们了解孩子,看到他们的潜力,做他们的朋友和老师,引导他们不断挑战自己,一步一步地增强自信心。我们对孩子的鼓励,不应该停留在空泛的“你是个好孩子”上,而应该具体、实事求是、有分寸。比如肯定孩子说的某句话,做的某件事,具备的某种能力,并且告诉他们好在哪里。
“有自信”和“自大”也是两回事。前者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后者是不相信别人也有能力。一个成熟的人,应该自信却不自大,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不卑不亢”。想让孩子避免“自大”,就要帮助他们认识到别人也有能力,有长处,甚至有可以弥补自己短处的长处。不过,我相信“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家长首先要尊重别人的孩子,指出他们的优点,鼓励孩子们互相学习。假如我们这样做了,孩子们也会互相尊重的。反过来,处处拿自己孩子炫耀的家长,其实是在助长孩子的“自大”。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也许您的孩子在学校不出色、没人注意,但这不应妨碍您对孩子的爱和信心。相信他,他也就会相信自己。这世界上让孩子们失去信心的因素很多,但不应该是身为家长的我们!

桂林游:大水漓江


第四天:多云到晴。我们终于上了桂林到阳朔的船,一路顺水下漓江。
这一段航程,是我盼望已久的。从网上看到漓江春景的照片,那清澈、平静的水面,像镜子一样倒映着翠绿的山峰,细细长长的竹筏上,站着撑篙的渔人和他的鱼鹰,让人爱得眼睛都挪不开。置身于这样的山水之间,定是天底下第一件爽心悦目的事!
谁知这满腹的期盼,却被漓江上游连日的大雨给浇灭了。清澈变成了浑浊,绿水变成了黄河;虽然沿途的山峰依然秀丽,却因少了它们的另一半而花容失色,令人好不遗憾!
不过,比起前几天不得不放弃这段旅程的游客来,我们又算是幸运的了。不看水,总还能抬头看山,而且那是什么样的山!像婴儿的手指,像少女的乳峰,像墨客的笔架,像壮士的盔甲,一座座拔地而起,随情恣意,它们是怎么“长”成这样的?
因为水大,江中小小的绿洲都没入水中,只露出半截高的树木。漓江两岸,是一片片浓密的凤尾竹,据说那是1960年代,按周恩来总理的建议栽种的。记得文革中有一首歌唱到凤尾竹,属于那时屈指可数的好听的曲子。因为那曲调的婉转,我一直把凤尾竹想象得细而长而弯。如今真的见到它:一丛丛,一蓬蓬,柔而有骨,用来比喻美人的腰肢是再合适不过了。
为了把积压了几天的客人运到阳朔,旅游公司调动了大批的船,搅得江面倒影全没了。拍出来的照片,都留下了黄黄的水色,让我心有不甘。挑了一张转成黑白的,水不黄了,可是山也不青了,失去了生气,不如彩色的原版。对比一下:


午饭在船上供应,除了份内的盒饭,也可以另买河鲜。江面上间或可见穿梭的小船,是渔民们在给游船送去新鲜的鱼虾。这能干的女人,独自操作着小船运送鱼虾,在我们的船前急急地驶过:








有名的“九马画山”石,你能看出上面“画”了几匹马?


这里的民居,有徽州建筑的特色,据说是古代徽州的移民带来的。山坡上有农民的田地,种起来一定很辛苦。






迤逦的凤尾竹:






当地人说,只要上游三天不下雨,漓江就会恢复她的澄清。假如没有时间的限制,我愿等!等它的清纯,等它的平静,等它的晨雾,等它的月夜
等得起,那是最奢侈的旅游。

教育视点:假如有了新瓶…


“新瓶装旧酒”,这是鲁迅先生用过的比喻。他的原意是,新的形式可能包含着旧的内容;好比换汤不换药,遮人耳目而已。
前两篇“教育视点”的拙文发出以后,有不少朋友在评论中指出体制的缺失。我同意这些朋友的意见,不过我也认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制度要靠人去改进,更要靠人去维持和运作。体制的改变,离不开人的观念的改变。没有观念的改变,新的体制不但不能发挥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蜕变,逃不脱“新瓶装旧酒”的命运。
撇开如何建立新体制不谈,咱们不妨假设,N年以后,国家和教育都有了更好的体制。问题是:我们的观念能够支持新的体制吗?
比如说,在新的体制里,学校由纳税人直接监管。作为纳税人的我们,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学校领导的优劣、衡量学生的成功、教师的水平?我们如何选择校长?愿意花多少税款去办教育?如何监督学校的运行?会给教师讲课多大的自由度?会允许学校对学生作什么样的惩罚和奖励?
假设在新的体制里,高考不再是“独木桥”。作为家长的我们,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能不能尊重孩子?如何培养他们的独立和自信?会教育孩子学什么、怎样学、做什么样的人?分数不再是第一,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又该如何培养孩子?简言之,我们如何做父母?
假设在新的体制里,学校不再有“升学率”的压力。身为教师的我们,会如何对待学生?我们能不能发现孩子的特长、因材施教?我们如何选择教材、课题,让孩子们有学习的兴趣?我们如何尊重学生,培养他们成为有自尊和高尚品格的人?
假设在新的体制里,社会对下一代的教育成长有更大的责任。作为社会一员的我们,肯不肯贡献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钱财,让孩子们到我们工作的场所去实习、教他们学习实际的知识、帮他们了解我们的职场、给他们的球队做教练、带他们参加慈善活动,等等等等,而且是对不相识的、别人家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任何好制度的运行,都需要以社会公德为基础。假如没有公民的人格、尊严、自信心、诚信做基础,还有什么好制度能够持久地运行呢?我们历史上“新瓶装旧酒”的例子是太多了!
酿“新酒”需要时间。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在1940年代就发明了。可是它的大规模应用却在几十年以后。互联网的发明在1960年代,而直到一代人以后才有全面的推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观念改变得没那么快。新技术的创新者往往是年轻人,而新技术的推广者却往往是中年人。年轻人接受了新理念、新技术,当他们到了中年,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时,才有那个能量推动潮流,改变行业。
科学技术上的进步是如此,社会的进步也是如此。所以观念、文化的变革,不能落后于体制的变革,而应该超前。这可不是我的观点,智慧的前辈们早就说过了。
朋友们,在打造“新瓶”的同时,让我们开始酿“新酒”,从改变我们的观念做起,为孩子们铺路。也许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的努力。但我相信“新瓶”是会有的,“新酒”也是会有的!

桂林游:七色芦笛


第三天大早,雨停了,太阳像捉迷藏似的忽隐忽现。按计划,我们要乘船去阳朔。一切准备就绪,却接到旅游公司的电话,说漓江水位超过了警戒线,所有的游船都停了航;什么时候恢复还不知道。
好在我们可以等。既然不能“玩水”,那就去“游山”吧。桂林周边的岩洞多多,都从广告册子上向我们招手。芦笛岩,七星岩,冠岩,…各有各的特色;最终选了芦笛岩。它在1200年前的唐代就被人发现了,可算是溶洞的经典。就像去北京一定要去长城,来桂林不去芦笛岩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
我看过一些不同的溶洞,包括号称世界最长的猛犸溶洞(Mammoth Cave,美国肯塔基州)和挂满仍在生长的紫水晶的卢瑞溶洞(Luray Caverns,美国佛吉尼亚州)。有趣的是,中、外在如何展示溶洞上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来说,美国的溶洞里尽量用接近自然的照明光,以显示岩石的本色,好比素面朝天、不加修饰的农家闺女;而中国的溶洞,则大都用多色彩光来营造缤纷的景象,像是浓妆重彩、衣着鲜艳的京剧花旦。一个是写实主义,另一个是浪漫主义,哪一种效果好呢?大概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萝卜青菜,各人各爱吧。我想,用彩光更能显示想象出的一些形象,更有戏剧性,但是对灯光设计的艺术性也要求更高。况且每一处的景色都要根据那里的岩石形状来定,别需匠心,不能千篇一律。配色也很重要,比如大红配大绿未免太乡气,而且有眼花缭乱的感觉;配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
芦笛岩的灯光配色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尤其是那些以蓝色为主调的场景,比较柔和。随着导游的讲解,不同的灯依次亮起来,然后又熄灭了。咱拍照片的速度跟不上导游的讲解,拍着拍着就黑了。好在我们是“散客”,不必跟着大部队赶路;原地等下一拨的游客过来,就又可以拍一轮照片。
咱不是行家;这里用自己看着是否“顺眼”为标准,贴几张照片让大家评头品足:
沿着走道是浅浅的地下湖,让游人置身于梦幻之中:

向下游的金鱼唯妙唯俏,尽显彩色灯光的妙用:

倒挂的莲花座,全靠灯光来定义:

数丈高的石幔,打上大红的色彩,像舞台的帷幕,很有戏剧性:

蓝色的主调,柔和养眼:

顶天立地的“龙柱”,像是雕满了故事的图腾:

如果打成深深浅浅的绿色,也许更像桂林的山水?



这倒是接近原色的,更利于欣赏钟乳石的质地:

这样的大红大绿,看多了必定视觉疲劳;还好绿色用得简约,不至于眼花缭乱:

结束以前,有雄狮送客;假如是单色,就不太容易看出形状了:

出了溶洞,是洗净铅华的青山绿水:



附:贴两张美国溶洞的照片作对比:

猛犸溶洞一景(转自互联网)



卢瑞溶洞一景(转自互联网)


(待续)


桂林游: “不宜出行” 、雨中三山


阳朔晨雾


“不宜出行” 

每年回国,都争取玩一个地方;今年的是桂林-阳朔,计划在六月底到七月初。
“会不会太热?”咱如今是“北方人”,怕热。
“不会,桂林是秋老虎,六、七月没那么热。” 一位广西的博友告诉我。
我于是放心地定了行程,买了机票。
那天正好在网上读到一篇带“黄历”的博文,好奇之下我把启程的日子打进去,却跳出来个“不宜出行”;再看接下去的日子,也是“不宜”的居多。不过我向来不信这类“预警”,一笑了之。
出发的日子,我和先生、小儿子早早地到了机场。过完安检,还有时间上会儿网,其间换了一次登机口。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桂林。瞧,一切顺利,谁说“不宜出行”?
飞机停稳,大家起身拿头上的随身行李。我先生忽然问:“相机包呢?”
相机包?出门的时候肯定拿了呀,到哪儿去了?我们面面相觑,脑子里飞快地回放着上飞机以前的镜头。糟了,是拉在南京机场候机室了!那包里有我们全部的摄影摄像的家什,可不能丢!
从空姐那里拿到了机场问讯处的电话号码,拨通说了缘由。
“你们在哪儿丢的?”
“登机口外面的候机室。”
“肯定吗?”
“肯定。”
“我们查一下。” 屏住呼吸等着。
几分钟以后来了回答:找到了,是机场安检交到失物招领处的。原来我们把相机包放进了安检的“黑箱子”,只顾着举手“投降”过X-光机,却把相机包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拿到相机包。机场不能运给我们,因为相机里有锂电池,说是危险品;如果把电池卸下再寄,没电池咱也拍不成。我先生说算了,不拍了;可我不甘心。他说要不在桂林买个“傻瓜”,可咱又不缺傻瓜,就用这一次岂不浪费?
最后的决定,是请一位友人帮我们领了相机,然后和我们一起游桂林。这个人得有时间,又想玩,而且和我们都熟悉…  几个电话以后,我先生的表妹欣然应允。她第二天就飞到桂林,替我们解了围。
不过,整个行程中,每天都有小小的“不宜”。让我不得不对那“黄历”多了一点敬意,呵呵!


雨中三山

广西博友没说错;尽管那几天中国北方热浪滚滚,桂林却还算温和;只是今年的雨季推迟到来,正好被我们赶上了。不是那种细雨,而是瓢泼,让我想到电影里美国大兵在越南丛林里遇到雨季的情景。可也正因为下雨,游人少了许多,没几个人愿意像我们那样冒着雨去游山玩水的,呵呵!

桂林市的经典景区有“三山”——叠彩、伏波和象鼻。它们沿着漓江西岸由北向南排开,可以买联票进去。
登上叠彩山,可以俯瞰桂林。近处的漓江,因为连日的大雨,变得混浊而满溢。远处是云雾中的山峰,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不过,雨幕中的一切,落在镜头里都模糊了。
从叠彩山上远眺,近处是伏波山:


右边近处是独秀峰,据说是俯瞰桂林的最佳地点:



伏波山脚下,岩洞壁上有千年石刻的佛像,“人行道”被淹了不少:



伏波山试剑石;天然的缝隙像是被利剑削成的:



象鼻山,桂林的标志。如今被围起来,不进象鼻公园是看不到的。



象鼻山肚子里,有存储桂林三花酒的酒窖,周围是浓浓的酒糟味儿:



连接三山的滨江大道,沿路是树冠硕大繁茂的榕树。和别的城市不同,这些老树在桂林的城市建设中没有被砍;它们的枝叶为游人遮荫挡雨,也让这条大道美丽妩媚。




(待续)

教育视点:有自尊才有人格


有一年我回国探亲,带孩子们看了自己当年上过的实验小学;又和学校商量,安排他们在那里插班一天,体验在中国当小学生的滋味儿。

放学后,我问孩子们看到了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学校和美国的有什么不同?大儿子那天在四年级插班,他的印象是:老师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原来,有个老师课堂提问,第一个学生没答对,老师就让他站着;第二个也没答对,就让一块儿站着;直到终于有人答对了,才让坐下。这在中国是司空见惯,可看在美国长大的孩子眼里,却是对学生人格的侮辱;站在那里分明是受精神上的惩罚,会伤害那学生的自尊心。

我很同意儿子的观点。不知道那位老师有没有想过:学生答不出题,就该被羞辱吗?羞辱他,能达到什么效果呢?作为一个人,那受辱的孩子从中学到了什么?他的行为,又会如何改变?这样的惩罚,对于旁观的学生又有什么影响?

在我看来,对于经常受这样的羞辱的孩子,虽然也有奋发图强的可能,但最合逻辑的结果是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美国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一个普遍印象,是我们不爱提问题;不但课上不爱提,课后也不爱问老师;不懂的地方宁愿问同学或者查书本。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怕自己的问题太“蠢”,被人笑话。我们不知道,在美国的课堂上,没有“愚蠢的问题”。老师欢迎学生提问,因为提问意味着学生对他的课有兴趣。“低水平”的问题让老师得到反馈,进一步解释没说清楚的地方;而“高水平”的问题更让老师有机会和学生展开讨论,教学相长。美国学校课堂的活跃和学生的参与,远远超过中国的学校。

我们的这种“谨小慎微”,是从哪里来的?和我们从小受过的、或者看到别人受过的羞辱有没有关联?

我的小侄自尊心与人格子在国内上小学,聪明但不好学。他上课不太守规矩,讲话、做小动作,挨老师批评是家常便饭,还动辄被罚写检查(有一次学校打扫卫生,小侄子忘了带抹布,就这也要写检查!),连他父母也常被老师叫去训斥。他父亲被老师训了,一头恼火,回来再把儿子打一顿。可这些惩罚一点也没用,孩子越来越厌恶做作业,成了恶性循环。后来实在没办法,家里给他转了学。新老师对他以鼓励为主,越鼓励,他就越肯学;越肯学,老师就越鼓励,变成了良性循环;结果今年以品学兼优从小学毕业了。

我觉得,老师和家长都应该懂一点儿童的心理。健康的好奇心、求知欲,会在那一次次的羞辱后消失殆尽,哪里还有学习的乐趣和主动性呢?靠这种办法教育孩子,岂不是缘木求鱼?

不但如此,自尊心还是人的脸面。一个人没了脸面,同时也就失去了独立平等的人格,失去了立身之本,连文明社会公民的责任都担当不起。如果一代代的孩子们是这样教育出来的,那无异于抽自己的筋,剥自己的皮,造就的只会是一个孱弱的群体。

那么,孩子做错了事,该不该惩罚呢?我认为孩子该教育,该让他们学会为自己行为的自然后果负责,但不是用简单的惩罚,更不是人为地伤害他们的自尊。不过那是另一个话题了,改日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