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孩子来美国上高中好吗？

一个朋友的朋友，准备送女儿到美国来读高中；已经通过国内的中介机构办理，却听说美国社会很乱，拿不定主意，辗转问到我这里。她想知道，美国是不是很乱？她女儿独自来此上私立高中，怎么选择才好？ 

美国是不是很乱？这是个太大的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至于送十三、四岁的孩子独自来美国念高中，我觉得需要慎之又慎，在这里说说一己之见。

国内一般人评论美国教育的好坏，指的是美国学校的“学业水平”。就这点来说，我想从小学到高中，美国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是理科不及中国，而文科优于中国。不过我想说的是更广义的“教育”，尤其是课业以外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育”。

美国的学校和家庭，教什么？不教什么？

学校教孩子们怎么做美国“公民”，这可以说是从幼儿园就开始了。通过各种课程和活动，让学生学习和了解美国的历史、宪法、三权分立的政府结构和职能、人民的权利、言论自由、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对规章制度的维护、爱心、慈善助人、合作双赢、团队精神、协商解决矛盾、不吸毒，等等。

学校不教什么呢？个人理想、人生态度、家族传统价值、宗教信仰。这些都属于家庭教育的范围。比如说，父母希望子女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子女继承什么样的家族传统？如何待人处事？交什么样的朋友？怎么处理和老师、朋友（包括异性朋友）的关系？碰到挫折怎么办？如何面对竞争？这些都要父母自己教孩子，不能指望学校。

而且，这种家教不是说教，不能依赖“遥控”。 称职的父母要常常和孩子们交流，以身作则地把道德观念传给他们，带着他们参加公益慈善活动，协助他们组织各种文体、募捐活动，鼓励他们立志，教徒们要带孩子上教堂，等等。我觉得，父母在孩子们成长中的作用远大于学校，学校的教育绝对代替不了家教。对“小留学生”来说，谁能取代他们“缺席”的父母呢？

孩子们的青春期，也是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期。在完全适应美国学校的环境以前，他们很可能会遇到挫折，受到打击。当然这都是人生难免的事，不过在没有家长关心、引导和支持的时候，十三、四岁的孩子能不能自己处理好这些问题，就很难说了。从以往台湾来美国的“小留学生”的情况来看，有不少负面的例子。如果出了事，学校一般是不负责的。

美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即使是好社区的好学校，也有吸毒、喝酒和性行为过早的学生，而且为数不少。孩子们交什么样的朋友至关重要。“小留学生”们没有父母在这方面的指导，交错朋友，卷进这样那样的法律纠纷的，并不鲜见。

据说，目前中国来美国的“小留学生”，上的都是全美排名100之内的私立高中，包括寄宿和走读。寄宿学校可能管得严一些，走读就很难讲了，因为放了学以后，学生就得自己管自己。即使是参加各项课外活动，也还有晚上、周末和假日的时间自己支配。就连以“爱学习”著称的美国华人的孩子们，也有一些沉迷于计算机网络游戏，立不了志的。

朋友，在您决定让孩子独自来美国上高中以前，也许应该客观地评估一下：您的孩子能“hold”住吗？

湖畔小城

今年的圣诞前后，是在滑雪村过的。滑雪村在密西根湖的东岸，附近有一个小城 Petoskey。开头两天都在阴沉沉地下雪，第三天雪霁天晴，趁机开车到湖边的小城转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
密西根湖是五大湖之一，也是五大湖中唯一全部在美国境内的；其它的都和加拿大共有。它虽然是内陆湖，却浩瀚如海，有着深蓝的湖水。Petoskey 是一个港湾。

不怕冷的水鸟

湖畔

相望

萧瑟中见精神

湖畔公园的钟塔

曾经的救生船

灯塔

空荡荡的船港，夏天会有如林的桅杆。

这么冷的天，还有人在沙滩上放“风筝”。
绳子系在腰间，是想跟着风筝飞起来？

附近的一个小湖，刚结了一层浮冰：

冰湖对岸是人家

夏天野餐的地方

圣诞夜，小城静悄悄：

静谧的小教堂

小城夜深

风中圣诞树

风铃 （代题记）

我一直对风铃有特别的喜爱；如今又拿来做了博客笔名，心里觉着要写点什么才对得起它 —— 所以有了这一篇。

不记得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风铃了。几根长短、粗细不一的铜管，缀在一块圆形的小木板上，在一个阳台的廊下随风摇曳，叮叮咚咚，时远时近，余音袅袅，把我带到了不知身在何处的意境。 

从那以后，风铃一直是我“罗曼蒂克”的对象。 

我喜爱风铃的自在。它没有钢琴那骨架笨重的束缚，也没有小提琴那流线精致的牵扯。风来了，它伸一伸手，碰一碰脚，不经意地敲出轻盈的音符。它没有固定的旋律，也没有程式的节奏，从未被作曲家的灵感眷顾，也未被善歌的鸟儿学舌。它永远有创意，永远新鲜，永远敏感于心，又永远我行我素。唯一能让它改变心意的，是那自身亦无定式的空气的流动。

我喜爱风铃的质朴。它不登大雅之堂，也不求名士的欣赏。它受大自然的馈赠，也把自己的才情奉还给自然。它素面朝天，不善修饰，胸无城府，更不会耍花腔。它的心灵敞开着窗口，任人凝视和探索 —— 它自信，以这样的坦诚相待，没有谁能对它加害。

我喜爱风铃的定力。它不会走音变调，不需时时调弦。它会守着与生俱来的音阶，直到地老天荒。无风的时候，它静如处子，甘于寂寞；有风的时候，它翩然起舞，却不改自己的音符。无论它有没有听众、会不会得到掌声，它都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它的心里只有风，那才是它的知音，它的归宿，它的世界。

我喜爱风铃的亲和。远远地传来，它像一缕梵音，不食人间烟火；走近了，见到它的简单和自在，你会与它结伴为友。它是调皮的精灵，教你放下烦恼，步入空灵；它是天真的孩童，引你走出孤独，置身欣喜。

 …...

虽然喜爱，我家却没有挂风铃，因为没有特别合适它常住的地方。我理想中的风铃，应该有一片开满野花的草地在它的脚下承接；有几株婀娜的树木在它的头顶遮护；视线所及之处，有一汪泉水做它的知音，回应着它的清亮，又悄悄地为它配着和声；离它几步之遥，有一张半新不旧的摇椅，从孩子到老人都会喜欢在那里坐下，聆听它有一阵没一阵的歌声。那里要有南国的轻风常在，将它的情愫悠悠地传给四邻；又要能抵挡北方的寒流，不然那凛冽会叫它慌乱无助，泣不成声。

—— 心里有着这样的一幅图景，真的不容易为风铃找到家，不如让它继续住在我的想象之中，做我遐思的伴侣吧。

祈祷室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公司大了，什么人都有。在我服务的技术中心，员工有白人、黑人、印度裔、中东裔、西裔、华裔，…。人种的丰富，也带来了宗教的丰富。基督教的各教派自然不必说，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都有教徒在这里工作。

公司几年前建的新楼里，有一间“祈祷室”，专供员工去那里面壁静坐或祷告；不限宗教，无教亦可。祈祷室在餐厅之上的二楼，约莫30平方米的房间，靠墙放着一圈椅子和一个讲坛；外面有一个小套间，放着大大的存物架，架子上堆着各人自带的拜垫、毯子，我的瑜伽垫也靠在墙角。墙上的留言板里，贴着各种教义学习班、集体祈祷仪式的时间表。

自从两年前我们的办公室搬到新楼附近，每周有两三次，午饭休息的时候，我会争取去那里做一会儿瑜伽；有时侯中午没空，也会在下午去，见缝插针，时间不定。对我来说，十几分钟的瑜伽可以伸伸拉拉，消除疲劳，平心静气，放松压力。因为去的时间不定，我常常见到各种人在那里祈祷，以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为多。

有一位女士，大约是天主教徒；我常看到她跪在地上，面前放了一叠纸，一边轻声祷告，一边划十字，动作、声音都不大。她的祷告很长，估计有很多人、很多事在她的名单上，她要一一替他们祈求神的眷顾。

更多看到的是伊斯兰教徒，一拨一拨的，鞋子一律脱在外间，有的还把皮带解开。他们总是站在面对东方的墙角。 一组人中，有一个领头的，先说几段我不懂的语言，再唱几段我不懂的经，然后大家匍匐礼拜，一次又一次。上星期碰到的一拨，讲了一段解伊斯兰教的教义，说的是回教没什么“隐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太阳底下公开，只是如厕除外。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结束以后，其中的一个和我搭话，问我练的是什么。我说是瑜伽；他说他的女儿也许会喜欢，我就告诉他哪里可以上瑜伽课。我说对不起，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也在里面；他说没事，他们没有隐私，欢迎我参观。

昨天又见到一个很熟的印度人主管，印象中他信的是印度教。我从不知道他也去那里祈祷。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各练各的，互不干扰。

哪天这世界也像我们的祈祷室一样，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该多好 ！

心不在焉

我从小就有“心不在焉”的毛病，常常会“思想开小差”。

有一次上学，外婆让我把一封信寄掉。上学的路上就有一个绿色的大信筒，我把信从收信的口子塞进去，接着走我的路。忽听后面有人叫，一回头，是几个行人告诉我那个邮筒已经取消了。我回去一看，果然如此，信筒的肚子敞开着，我的信歪歪斜斜地躺在中间。人人都看到了，就我视而不见。

上中学时，中午回家吃饭。女孩子们都是成群结队，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笑。我和伙伴们一起走着，看也不看前面是什么 —— 忽然对上了一个自行车的轮子。脚停了下来，身子却止不住，背着书包从轮子上越过，顺势一个前滚翻再站起来。虽然毫发无损，却让伙伴们笑了半天，说我不长眼。

进了公司，常常下班时想不起来早上把车停哪儿了。不过还有比我更心不在焉的人：我的技术主管。他不但忘了车的位置，连车停在哪个停车场都忘了。有一次下雨，我开车载着他，从一个停车场转到另一个，他手里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最后终于听到一声喇叭回应，这才结束了“寻车记”。部门的秘书开玩笑，说我们有“博士综合症”；说念了博士学位的，这些事上都有点“弱智”。

几年前有一天，家里来亲戚。他从德州租了车，大老远地开过来，在我家歇脚，车就停在车库外面的私家车道上。我第二天早晨上班，看也没看就倒车出车库，不偏不倚地撞到他的车门上，理赔麻烦不说，这样待客也太不好意思了！

人到中年，“心不在焉”又和“健忘”交上了好朋友。

前阵子下雨，有天下班时换了球鞋，到家才发现两只鞋不一样：一只是走路鞋，另一只是运动鞋。幸好两只都是黑色的，天也暗，大概没人看见。第二天上班，想了一会儿，还是穿着一样一只的鞋出了门。从停车场走到办公室的几分钟，生怕别人注意我的脚，见人就送上微笑，让人家看我的脸。

又过了一天，下班回家换衣服，发现只戴着一只耳环。我到处找：地上，换下的衣服里，都没有；只好说“不找它就出来了”，不找了。把戴着的一只耳环卸下来，放到盒子里，才看到它的“另一半”好好地躺在里面 。回想那天一直戴着一只耳环，还开了会，也没人说啥。人家别以为我这是赶什么“新潮”吧？

我先生和我是半斤对八两。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常常是轮到付款的时候，先生才发现他没带皮夹。当然有我作后盾，这不是问题；我付账。一次又一次以后，孩子们得出的结论是：“妈妈比爸爸有钱。”

因为他常忘事，我建议他不要太依靠记性，拿张纸写下来吧。他说写下来了，可是忘了纸条放哪儿了，两个人都哭笑不得。

大儿子继承了我们的“心不在焉”，还加上“无厘头”。 上大学以前，常常是作业做好了往书包里一塞；该交作业了却找不到，只好当堂再做一遍交上去。一个学期中，这样的事有几十次。我开他玩笑，说是不是做过的作业都背下来了？这样学习记得更牢吧？

和哥哥相比，小儿子简直是另一个星球来的。事事都自己安排得有条有理，极少忘记；让我这当妈的少操许多心，暗地里感谢上帝的公平：有一个磨人的，就有一个省事的来补偿。前几天见到一个朋友，说她的两个孩子，老大爱忘事，老二不忘事，我不禁莞尔。

反过来想想，咱凡夫俗子，脑门就只那么大；样样都上心做不到，退而求其次，有选择地“心不在焉”吧。只要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也就满足啦。

儿子的“塞翁失马”

三年前，大儿子申请大学，要写一篇短文；题目是“讲述你经历过的一次挫折；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在美国，申请大学的作文很重要。学校要从作文中评估孩子的为人和潜力，帮助决定是不是录取。这样的作文要孩子们自己写，别人最多只能提些建议。儿子写好以后，我问他能不能让妈妈看看；他犹豫了半天，同意了。

儿子的作文，写的是我这当妈的完全没有想到的一段心路历程。

从幼儿园起，儿子上的是一家私立“Montessori”学校；那里用的是东欧一个名叫Montessori 的人发明的方法，对于开发幼儿智力很有一套，不过学费昂贵。在那儿上完小学一年级以后，我和先生决定把他转到我们学区的公立小学上二年级。

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他班主任的约请，去学校讨论儿子的学业。老师是个中年妇女，非常和气。她说看了儿子做的作业，觉得他早就学会了二年级的功课，坐在课堂里是浪费时间。我和先生问她：可不可以让儿子跳一级，直接上三年级？老师说行啊，让他在三年级插班一个星期试试看吧。接下去的几天，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在他的教室里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心智能适应，跳级应该不成问题。

儿子的作文就从这里开始。他走进三年级的教室，看到的全是比他大的生面孔；他因为近视，戴着眼镜，成了同学们嘴里的“书呆子”， 在操场上被欺负；更加“滑铁卢”的，是他有一天上课憋着尿，不好意思请假上洗手间，结果湿了裤子，被同学们笑话。 他从此觉得丢份，不愿意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进高中。

我读着，心里隐隐作痛。儿子从来没对我们说过这些事。他在学校一直是全优生，也有几个好朋友，还在校队踢足球，只是学生组织的派对、舞会他从来没有兴趣参加。我一直以为他是遗传了我先生的内向性格，不喜欢热闹、扎堆，也就没勉强他；这时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另有原因。怪不得他那么坚决地要把眼镜换成隐形的，原来是怕人说他“书呆子”。在美国，“书呆子”可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众人取笑的对象。

接下去，高中第一年的暑假，儿子去芝加哥西北大学上了三个星期的夏令营。住校，修一门课，交了一群朋友，受到新伙伴们的喜爱；那里没人知道他小时候的“糗事”，他忽然感到自己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包袱”，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封闭是多么可笑和不值，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自卑。从此，他变得开放、自信；那个夏令营，是他成长路上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同样没有被我这当母亲的看到。我可真是“后知后觉”啊！

儿子最后写道，因为这段经历，他很理解受伤害的感觉，敏感于心，对弱者也有着格外的同情。他看重善良的品质、真诚的友谊，和对弱者的关注，将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想。

读完了儿子的作文，我感到内疚。儿子就在身边，这样的事我却没有察觉，是不是太粗心了？可是又一想，假如我知道他受了委屈，出面为他说话，其实还不如让他经过自己的体验，克服自卑的情绪来得有效。为人父母，不必怕孩子们受挫折。我们能够教孩子们的其实很有限；他们更需要从实际的生活中学习与锻炼。一帆风顺的成长，不见得对孩子的将来有多大的好处。倒是吃过亏，有过挫折的经历，可以让孩子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他们更有人性、理性、和韧性，更能对付未来的困难和挑战。

儿子跳级本来不是坏事，却阴错阳差地让他陷入自卑；长期的自卑当然不好，可是一旦走出这种心态，又让他重建自信，而且格外懂得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塞翁失马，安知祸福”—— 我们的老祖宗深知这种辩证。

大儿子如今读大三，是个成熟而乐观的青年了。我们没再提起过他的“滑铁卢”，不过我相信，他会一直记着自己从中得到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