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室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公司大了，什么人都有。在我服务的技术中心，员工有白人、黑人、印度裔、中东裔、西裔、华裔，…。人种的丰富，也带来了宗教的丰富。基督教的各教派自然不必说，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都有教徒在这里工作。

公司几年前建的新楼里，有一间“祈祷室”，专供员工去那里面壁静坐或祷告；不限宗教，无教亦可。祈祷室在餐厅之上的二楼，约莫30平方米的房间，靠墙放着一圈椅子和一个讲坛；外面有一个小套间，放着大大的存物架，架子上堆着各人自带的拜垫、毯子，我的瑜伽垫也靠在墙角。墙上的留言板里，贴着各种教义学习班、集体祈祷仪式的时间表。

自从两年前我们的办公室搬到新楼附近，每周有两三次，午饭休息的时候，我会争取去那里做一会儿瑜伽；有时侯中午没空，也会在下午去，见缝插针，时间不定。对我来说，十几分钟的瑜伽可以伸伸拉拉，消除疲劳，平心静气，放松压力。因为去的时间不定，我常常见到各种人在那里祈祷，以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为多。

有一位女士，大约是天主教徒；我常看到她跪在地上，面前放了一叠纸，一边轻声祷告，一边划十字，动作、声音都不大。她的祷告很长，估计有很多人、很多事在她的名单上，她要一一替他们祈求神的眷顾。

更多看到的是伊斯兰教徒，一拨一拨的，鞋子一律脱在外间，有的还把皮带解开。他们总是站在面对东方的墙角。 一组人中，有一个领头的，先说几段我不懂的语言，再唱几段我不懂的经，然后大家匍匐礼拜，一次又一次。上星期碰到的一拨，讲了一段解伊斯兰教的教义，说的是回教没什么“隐私”，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太阳底下公开，只是如厕除外。这倒是第一次听说。

结束以后，其中的一个和我搭话，问我练的是什么。我说是瑜伽；他说他的女儿也许会喜欢，我就告诉他哪里可以上瑜伽课。我说对不起，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也在里面；他说没事，他们没有隐私，欢迎我参观。

昨天又见到一个很熟的印度人主管，印象中他信的是印度教。我从不知道他也去那里祈祷。我们打了招呼，然后各练各的，互不干扰。

哪天这世界也像我们的祈祷室一样，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各得其所，该多好 ！

心不在焉

我从小就有“心不在焉”的毛病，常常会“思想开小差”。

有一次上学，外婆让我把一封信寄掉。上学的路上就有一个绿色的大信筒，我把信从收信的口子塞进去，接着走我的路。忽听后面有人叫，一回头，是几个行人告诉我那个邮筒已经取消了。我回去一看，果然如此，信筒的肚子敞开着，我的信歪歪斜斜地躺在中间。人人都看到了，就我视而不见。

上中学时，中午回家吃饭。女孩子们都是成群结队，一路叽叽喳喳地说笑。我和伙伴们一起走着，看也不看前面是什么 —— 忽然对上了一个自行车的轮子。脚停了下来，身子却止不住，背着书包从轮子上越过，顺势一个前滚翻再站起来。虽然毫发无损，却让伙伴们笑了半天，说我不长眼。

进了公司，常常下班时想不起来早上把车停哪儿了。不过还有比我更心不在焉的人：我的技术主管。他不但忘了车的位置，连车停在哪个停车场都忘了。有一次下雨，我开车载着他，从一个停车场转到另一个，他手里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最后终于听到一声喇叭回应，这才结束了“寻车记”。部门的秘书开玩笑，说我们有“博士综合症”；说念了博士学位的，这些事上都有点“弱智”。

几年前有一天，家里来亲戚。他从德州租了车，大老远地开过来，在我家歇脚，车就停在车库外面的私家车道上。我第二天早晨上班，看也没看就倒车出车库，不偏不倚地撞到他的车门上，理赔麻烦不说，这样待客也太不好意思了！

人到中年，“心不在焉”又和“健忘”交上了好朋友。

前阵子下雨，有天下班时换了球鞋，到家才发现两只鞋不一样：一只是走路鞋，另一只是运动鞋。幸好两只都是黑色的，天也暗，大概没人看见。第二天上班，想了一会儿，还是穿着一样一只的鞋出了门。从停车场走到办公室的几分钟，生怕别人注意我的脚，见人就送上微笑，让人家看我的脸。

又过了一天，下班回家换衣服，发现只戴着一只耳环。我到处找：地上，换下的衣服里，都没有；只好说“不找它就出来了”，不找了。把戴着的一只耳环卸下来，放到盒子里，才看到它的“另一半”好好地躺在里面 。回想那天一直戴着一只耳环，还开了会，也没人说啥。人家别以为我这是赶什么“新潮”吧？

我先生和我是半斤对八两。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去买东西，常常是轮到付款的时候，先生才发现他没带皮夹。当然有我作后盾，这不是问题；我付账。一次又一次以后，孩子们得出的结论是：“妈妈比爸爸有钱。”

因为他常忘事，我建议他不要太依靠记性，拿张纸写下来吧。他说写下来了，可是忘了纸条放哪儿了，两个人都哭笑不得。

大儿子继承了我们的“心不在焉”，还加上“无厘头”。 上大学以前，常常是作业做好了往书包里一塞；该交作业了却找不到，只好当堂再做一遍交上去。一个学期中，这样的事有几十次。我开他玩笑，说是不是做过的作业都背下来了？这样学习记得更牢吧？

和哥哥相比，小儿子简直是另一个星球来的。事事都自己安排得有条有理，极少忘记；让我这当妈的少操许多心，暗地里感谢上帝的公平：有一个磨人的，就有一个省事的来补偿。前几天见到一个朋友，说她的两个孩子，老大爱忘事，老二不忘事，我不禁莞尔。

反过来想想，咱凡夫俗子，脑门就只那么大；样样都上心做不到，退而求其次，有选择地“心不在焉”吧。只要不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也就满足啦。

儿子的“塞翁失马”

三年前，大儿子申请大学，要写一篇短文；题目是“讲述你经历过的一次挫折；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在美国，申请大学的作文很重要。学校要从作文中评估孩子的为人和潜力，帮助决定是不是录取。这样的作文要孩子们自己写，别人最多只能提些建议。儿子写好以后，我问他能不能让妈妈看看；他犹豫了半天，同意了。

儿子的作文，写的是我这当妈的完全没有想到的一段心路历程。

从幼儿园起，儿子上的是一家私立“Montessori”学校；那里用的是东欧一个名叫Montessori 的人发明的方法，对于开发幼儿智力很有一套，不过学费昂贵。在那儿上完小学一年级以后，我和先生决定把他转到我们学区的公立小学上二年级。

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他班主任的约请，去学校讨论儿子的学业。老师是个中年妇女，非常和气。她说看了儿子做的作业，觉得他早就学会了二年级的功课，坐在课堂里是浪费时间。我和先生问她：可不可以让儿子跳一级，直接上三年级？老师说行啊，让他在三年级插班一个星期试试看吧。接下去的几天，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在他的教室里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他的心智能适应，跳级应该不成问题。

儿子的作文就从这里开始。他走进三年级的教室，看到的全是比他大的生面孔；他因为近视，戴着眼镜，成了同学们嘴里的“书呆子”， 在操场上被欺负；更加“滑铁卢”的，是他有一天上课憋着尿，不好意思请假上洗手间，结果湿了裤子，被同学们笑话。 他从此觉得丢份，不愿意参加学校的社交活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进高中。

我读着，心里隐隐作痛。儿子从来没对我们说过这些事。他在学校一直是全优生，也有几个好朋友，还在校队踢足球，只是学生组织的派对、舞会他从来没有兴趣参加。我一直以为他是遗传了我先生的内向性格，不喜欢热闹、扎堆，也就没勉强他；这时才知道他的内心深处另有原因。怪不得他那么坚决地要把眼镜换成隐形的，原来是怕人说他“书呆子”。在美国，“书呆子”可不是什么褒义词，而是众人取笑的对象。

接下去，高中第一年的暑假，儿子去芝加哥西北大学上了三个星期的夏令营。住校，修一门课，交了一群朋友，受到新伙伴们的喜爱；那里没人知道他小时候的“糗事”，他忽然感到自己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包袱”，豁然开朗，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封闭是多么可笑和不值，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自卑。从此，他变得开放、自信；那个夏令营，是他成长路上的转折点。

这个转折，同样没有被我这当母亲的看到。我可真是“后知后觉”啊！

儿子最后写道，因为这段经历，他很理解受伤害的感觉，敏感于心，对弱者也有着格外的同情。他看重善良的品质、真诚的友谊，和对弱者的关注，将追求社会公正的理想。

读完了儿子的作文，我感到内疚。儿子就在身边，这样的事我却没有察觉，是不是太粗心了？可是又一想，假如我知道他受了委屈，出面为他说话，其实还不如让他经过自己的体验，克服自卑的情绪来得有效。为人父母，不必怕孩子们受挫折。我们能够教孩子们的其实很有限；他们更需要从实际的生活中学习与锻炼。一帆风顺的成长，不见得对孩子的将来有多大的好处。倒是吃过亏，有过挫折的经历，可以让孩子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让他们更有人性、理性、和韧性，更能对付未来的困难和挑战。

儿子跳级本来不是坏事，却阴错阳差地让他陷入自卑；长期的自卑当然不好，可是一旦走出这种心态，又让他重建自信，而且格外懂得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重要。“塞翁失马，安知祸福”—— 我们的老祖宗深知这种辩证。

大儿子如今读大三，是个成熟而乐观的青年了。我们没再提起过他的“滑铁卢”，不过我相信，他会一直记着自己从中得到的教训。

校车安全，亡羊补牢

这几天，人们都在关注甘肃正宁幼儿园校车事故的遇难者，对于事故的原因和防范的措施讨论得很多。本人在汽车公司工作多年，也来谈谈我的一己之见。说得不对的，欢迎补充、指正。

两车相撞时，车内人员受伤的程度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第一，是撞车前的相对车速；车速越快，危害越大，而且是按速度的平方增加。

第二，是汽车的重量（指汽车本身的重量，不包括车上装的可活动的人或物）；两辆车中，重的沾光，轻的吃亏，基本如此。

第三，是车内乘员的保护系统，如安全带、气囊等；尤其是安全带在前撞时的保护作用很大。

儿童因为承受能力弱，需要更好的保护；所以在发达国家，汽车的撞车试验中，用专门模拟儿童的假人来测定车的安全系数。

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美国的校车和“悍马”相撞的照片；悍马头被撞得稀烂，校车却毫发无损。其实这并不奇怪：美国的校车比悍马大很多、重很多，悍马当然不是它的对手。而甘肃正宁幼儿园的出事校车，和撞它的大卡车相比是太轻太小了，根本没有幸存的机会。即使车内没有超载，我敢说也是个惨祸，只是受害人数要少得多。 —— 所以，安全的校车要大、要重。

撞车后，车子嘎然而止，里面的人却按惯性继续向前，撞到前方的人和物，造成伤害。为了防止这种惯性运动，才有了安全带。安全带可以把人和座位绑到一起，帮助人减速。 —— 所以，安全的校车要有帮助乘员减速的装置。

最重要的，是防止相撞；这个不说自明。不幸的是，我国现在的交通事故正以极快的速度上升，也许很快就要赶上“世界水平”了。

可是安全的校车，要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学生家长们出得起吗？

我先说说美国是怎么做的。

美国公立学校的校车不属于学校，而属于“学区”，一个学区和中国的一个区差不多大，有多所小学、初中和高中。各个学校的上学、放学时间不一样，比如校车先接了中学的学生，再接小学的，等等。一辆校车每天通常要接送几次。学校放假的时候，校车也可以用来接送夏令营的学生等等。

买/租校车的钱、司机的工资等，来源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州政府（相当于中国的省级政府）从本州居民交的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给各学区，按学生人头计算； 另一部分，也是主要的部分，是本学区居民所交的房产税，按房产价值的一定百分比上缴，这个百分比由本地居民投票通过。房产税用来办本地一切公共事业，包括市级政府、警察局、学校、公共图书馆、消防队等，每年公布账目。如果需要提升房产税收，必须经过居民投票批准。所有的房主都要缴房产税；如果你租房，那你的房租里一定也包含了房产税；所以这是全民有份的。当然，富人的房产价值更高，税也交得多；穷人交得少。州政府补贴的那部分，会在穷学区与富学区之间作些调剂，“劫富济贫”。

至于私立学校，接送学生一般是家长的事，或由家长请人接送。有的私校也有自己的校车，一般也是比较大的面包车，而且必须经过特定的检测才能运作。

美国校车享有优先权，校车为大。当它停下来让孩子们上车下车的时候，司机会把一个写着“停”的牌子伸出来，那么在它后面、旁边的所有的车都必须停下来等。等孩子们上、下完了，校车关好门，司机收回“停”牌，别的车才能接着开。如果我上班的时候不巧跟在了一辆校车后面，不管我有什么急事，也只能耐心地等。有一次早上开会，我的老板打电话来，说对不起，今天堵在一辆校车后面了，开会要迟到一会。大家也都理解。

再说中国。哪些措施是适合中国的呢？下面提几条，大家看看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实际可行：

1.  立法规定校车要有统一、醒目的标志；要让别的车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校车。让着它，绕着它，别撞它；同时，规定对于冒充校车的处罚方法。这一条应该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地方政府应该能办到（假如他们想办的话）。

2.  立法规定校车的优先权，校车为大。校车可以打“停”牌，其它车辆不得越过。这一条应该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不过每个开车人，包括政府用车的司机，都要遵守。

3.  立法规定校车的最大限速。校车不应该开得太快，无论路上交通情况如何，这是为孩子们的安全着想。这一条也不用花很多钱吧？怕做不到吗？把举报电话号码写在校车上，别人看到校车超速可以举报。

4. 在考驾照时，加入如何礼让校车的考题；答错的拿不到驾照。这一条不是太花钱的，却需要每个开车人的配合。

5. 对校车司机设立专门的规章，发给专门的职业执照。校车司机应该经过有关保护儿童安全方面的训练；包括出事时应急的知识。这一条要花一些钱，但是不应该太多吧？

6. 立法规定校车的安全标准，包括乘员人数、改装要求、撞车试验、乘员保护等等。校车必须定期检查车闸、转向系统。这一条可能比较花钱，一时办不到；但是要有计划地逐步推行；也许可以先在大城市推广。

如果能做到上面这些，我相信校车就会安全得多。

非洲人有一句谚语：“养育孩子是一个村庄的事”；我觉得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重要的不是“有钱”，而是“有心”。

说服我考大学的人

我曾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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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70年代，我在念中学。学校有个医务室，就在大门的右首。小小的两间屋子，外间看诊，里间有一张床，医生需要“摸肚子”的时候用。校医室只有王医师一个人，看病、护理都是他。他给我们上过一次生理课，说起话来轻声慢语，耐心很好，和蔼可亲。

我偶尔去医务室，总看见一屋子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想让王校医给开病假条的。王校医摸一摸他们的额头，看一看他们的喉咙，说“你没有病，不要调皮。”学生们却不走，在那儿缠着他；他也不发火，等到上课铃响了，他就催着他们快回教室。

知道王校医的故事，却是在中学毕业以后。那时我常去化学老师家，零零星星地从他那里听说，王校医年轻的时候是国民党部队的军医。他在驻地认识了一个姑娘，两个人相爱，但是姑娘的父母不肯把女儿嫁给军队上的人。于是两个人私奔，结为夫妻。但是年轻的妻子很快因为难产去世，只留下一个孩子。王医师后来又结了婚，有五个孩子。文革时他和妻子都被斗得很厉害，夫妻终于离异，孩子们都跟着他。他对儿女们很好，觉得每一个都很可爱，是个慈父。

骨子里，王校医是个浪漫的“性情中人”。他喜欢文学，古今中外的都喜欢。有一次在化学老师家，他给我们讲述刚刚读完的一个印度爱情故事。我不记得情节了，但是还记得他讲到男女主角为了爱情而双双死去的结尾时，眼睛里闪着的泪花。

一九七七年底，全国高校宣布恢复招生， 我们省先要初试。当时我在工厂当学徒，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在抽空自学微积分。我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在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而我却无心应试。原因是我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多年，我从小就在各方面受到牵连，自认上大学的机会几乎为零；“与其让自己失望，还不如不寄希望”，是我当时的真实心态。

那天下班，我在路上遇到王校医。他关心地问我有没有报考，我只得如实相告。他听了，耐心地劝导我不要放弃希望。他告诉我上大学不但能增长知识，而且会开拓眼界，让我千万不要错失机会。寒风里，我们站在街头谈了半个小时。他对我说：“好孩子，听我的话，你一定要争取去上大学。”我被他真诚的关心所感动，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去报了名。

这个决定让我跨进了大学的门槛，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我开始懂得，成事或许在天，谋事却还在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失去希望和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正如多年以后我听到的一首美国歌曲所唱，“如果你没有梦，又怎能让梦想成真？”

王校医在两年前过世了。我常常想起他：他风中的白发，他慈祥的面容，他谆谆的教诲，至今犹在眼前耳边。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他为我指了路，令我感激终生。

同性恋与平常心

周末，正在上大三的大儿子回家。饭桌上，他心事重重地告诉我们，他的好朋友T是同性恋；让我们很意外。

T是个美国孩子，和儿子曾经是室友，也和我们打过几次照面。这孩子个头高高大大，性格温和，和儿子同修数学课。因为儿子的作息时间从来不规则，T常常在他早晨睡过头的时候叫醒他，为此我和先生都对他心存感激。我难以相信T会是同性恋，他看上去和一般的男孩子没什么两样。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怎么确定自己是同性恋呢？” 这问题大概太小儿科了，儿子耸耸肩说，“他当然知道，他说他早就知道自己被哪个性别所吸引了。”

看来是确定的事了。我下一个想到的就是T的爹娘知道了会怎么反应。虽然同性恋在美国受到很宽容的待遇，设身处地地猜想，同性恋孩子的父母总会有些失望吧？

“他告诉爸爸妈妈了吗？”

“还没有”，儿子回答我，“T的爸爸妈妈是天主教徒，他不知道该怎么说。” 原来儿子是在为朋友担忧。

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同性恋者被叫做“公母人”。我那时当然并不懂其中的意思，但是能感觉到那称呼里的轻蔑和猎奇；得出的结论是，那一定是些“不正常”的人。

第一次真正接触同性恋者，是刚上大学的时候。那次去省城，母亲让我替她送一本工作上的材料给一个省委干部，一个“很干练”的阿姨。我去了她家，却看到两个阿姨：一个高高瘦瘦，浓眉大眼，说话干脆利落；另一个矮矮胖胖，慈眉善目，说话柔声细气。她们家的墙上挂着两个人的合照，地上是两双拖鞋，一双黑色男式，一双红色女式。她们领养了一个孩子，叫一个“伯伯”，叫另一个“妈妈”。母亲说这两个阿姨是同性恋，但是因为工作上很能干，又没碍着别人，所以没有“受处分”；我母亲谈起她们的时候，完全没有不敬的语气；不过我知道，那时候的同性恋，多数没有她们那样幸运。

后来到圣路易斯华大念研究生，认识了我的“主人家庭”。“主人家庭”是一些自愿帮助来美国读书的外国学生适应环境的美国人。 这是一家四口，奶奶玛丽在中学教书，儿子史蒂夫是个诗人，兼写歌唱歌，没有固定的工作；儿媳爱琳娜在医院当护士长；夫妇俩有一个六岁的男孩。他们一家对我很好，常常接我去家里吃饭聊天听音乐，一来二去，我们就很熟了。

史蒂夫和艾琳娜上中学时，两人就恋爱了。美国孩子中学恋爱很平常，不过那只是“实验性”的，很少“终成眷属”。可这两个人却是一直爱下去，大学里就结了婚。史蒂夫身材高而瘦，留着络腮胡子，却是温文尔雅，有着介于学者和艺术家之间的风度。艾琳娜是丹麦人后裔，会做一手出色的点心，还喜欢在后院种花。她医院的工作非常辛苦，而史蒂夫在家的时间多，家务也帮着做，这一家人三代同住，母子、夫妻、婆媳、祖孙关系都很和睦。家里的财政，主要是靠两个女人的收入，两人都是任劳任怨。他们并不富有，却常常捐助穷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离开圣路易斯以后，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一年年过去，玛丽退了休，偶尔还去学校代课；史蒂夫终于改行，到中学去教书；艾琳娜还是一如既往地忙，医院里精简人员，她更辛苦了；他们的儿子也长大了，自食其力，而且有了固定的女友 …

大约在五年前，我收到玛丽的一封长信。老太太告诉我，史蒂夫向家人坦白他是同性恋，说他这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快乐幸福；说他有一个男友，请求家人原谅他，让他搬出去和男友同住。老太太说，一家人包括艾琳娜都理解史蒂夫；同性恋是生来就有的性向，不能怪他；他们爱史蒂夫，帮他安了新家；就连艾琳娜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也让女儿把家里不用的床单被褥找出来，送给前女婿；已经搬出去的孙子对父亲也表示谅解，像成熟的男人一样拥抱了父亲…

读完信，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难以置信的不单是史蒂夫的同性恋，更是这一家人的反应和处理的方式。我心里责怪着史蒂夫：他和妻子这么多年的情分，难道都是假的？就算是假的，既然隐藏了这么久，人到中年了为什么反而要“出柜”？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又由衷地同情艾琳娜，她为这个家庭作了那么大的贡献，现在反而失去了丈夫；她怎么告诉别人？怎么面对亲友？如果这事发生在中国，她最有可能的反应是大哭大闹，痛不欲生，甚至和丈夫婆婆反目成仇。我尤其想不到的是艾琳娜的老母不但没有责怪女婿，还帮助他安家；九十几岁的人，居然这么开通！而史蒂夫的儿子正在血气方刚的年龄，能这样冷静地对待父亲的“背叛”，也不容易。想来想去，我觉得最关键的人物是艾琳娜；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他人的反应。我对她除了同情，更是充满了敬佩。不过，这件事总有点像天方夜谭，让我将信将疑。

三年前，我去圣路易斯开会，顺便去看望玛丽和艾琳娜。打电话告诉玛丽的时候，她高兴地请我去吃晚饭，说要全家聚会一下。

没想到，“全家”有六个人：多了史蒂夫的男友鲁迪，还有艾琳娜的儿媳。鲁迪在一家餐馆做经理，不像史蒂夫那么文雅，但是善于处理实际事务。他在玛丽家显得很自然，里里外外地帮忙，还抽空和我聊了一会儿，我对他的陌生感与戒备心也很快地消失了。艾琳娜和鲁迪像朋友一样地对话，没有做作，也没有尴尬。史蒂夫带去一摞作业，一直在那儿改；对我说他现在很忙、很满足。晚饭后，我和玛丽老太太聊天，她告诉我，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史蒂夫和鲁迪能够长长久久，不要再有变故…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充满了爱和宽容，让我深深地感动。

我不知道史蒂夫是怎么向妻子坦白的。想象中，他可能会说自己一直试图能像正常的男人那样爱她，但是没法控制自己被同性的吸引；他可能会说自己由衷地感谢妻子对他的爱和多年的支持，但是这样地凑乎下去是对她的最大不公； 他可能会说尽管他们不能继续做夫妻，却能做回真实的自己；他可能会说这辈子欠了她太多，如果有下辈子，要当一个完全的男人来让她幸福…  如果他这样说，我能责怪他“自私”吗？不，我也会同情他。

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同性恋的认识。我开始相信人的性取向是天生的，而且存在着介于两性之间的“灰色地带”；我相信这种性取向勉强不来，硬要压抑反而不人道；我也看到了在宽容和谅解的环境中，家庭的危机可以得到化解，过去的错误多多少少可以得到纠正，掺了假的婚姻也多多少少可以由真实的友谊来补偿。

不过，如果T的父母对儿子的同性恋感到缺憾，我也完全能理解，尽管我不歧视同性恋者。我这么告诉儿子，他却觉得有点失望：“妈妈，我以为你的观念会更进步一点的。”

前几天和一个同事聊起这件事，她说了一番话，让我深思。她说医学界目前认为，同性恋是会遗传的。以前的同性恋者怕被社会排斥，隐藏着，尽量像“正常人”一样结婚，有的繁衍了后代。那么这种基因就会显性或隐性地传下去，久而久之，也许会使同性恋的人数更多。反过来，如果社会对同性恋以平常心看待，不排斥他们，那他们就没有必要勉强结婚，他们的同性恋基因也就减少了繁衍的机会；久而久之，人类性别的“灰色地带”就会趋近消失；这也许就是造物主的本意吧。所以，以平常心对待同性恋，似乎是最合乎自然规律的态度。

这倒真是更“进步”的观点，也许我的大儿子会同意吧？

201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