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母住的小区大门向右拐，不到五十米的路边，是一个小小的面铺。不足六尺宽的店面，门口架着口大锅，几个人在锅台旁边忙乎着，半隐半现在腾腾的热气里。店外的人行道上，摆着几张小方桌，围着圆凳，客人们七七八八地坐在那儿，吭着头呼噜噜地吃面条。一个剃着平头的中年男人，背有点驼，系着围裙，来来回回地端面条，擦桌子，招呼客人。我每次跑步经过，都忍不住被那里的香味诱惑，要咽下口水。
我的家乡以美味的酱油出名，放了很多酱油的“红面”是我的最爱。小时候上学的路上，也有一家小店，专卖豆浆油条酥烧饼锅盖面。那时候三分钱一个烧饼，8分钱一碗面条。面条是传统的做法：一大口锅，却配一个小锅盖（你不用担心水开的时候“噗”出来），里面的水被面条里的碱煮成了淡黄色。新鲜的机面，宽的细的有好几种。你排几个人的队，告诉大师傅要二两还是三两，要大宽、小宽还是中细、特细，要光面还是鸡蛋面，然后递上钱。大师傅随手抓一把面条，搂成一团，扔到锅里；不过你别担心，他一定记得哪一团面是你的。过几分钟，大师傅拿一尺半长的筷子把你的面捞到碗里，那里面已经放了酱油、荤油、葱花和蒜蓉。你接过碗，找半截凳子歪着身子坐下来，迫不及待地唏哩呼噜，喝汤吃面。
那天我跑完步，到妈妈的厨房拿了一只锅去面店。排了两三个人的队，告诉大师傅我要一碗宽面加两个鸡蛋，付了6块钱。大师傅抓了一把面，扔到小锅盖底下。我请他煮烂点，“家里有老人”；他说“等你拿到家就是烂面了”，倒也是。几分钟以后，他用一尺半的筷子把面捞到我的锅里，加上了红红白白的作料和煮鸡蛋，又放了半锅汤；我一路闻着香味端回家。
面条的口味很地道；至于是不是放了“地沟油”，先不去管它，解馋要紧。父亲和我边吃边聊。他惊讶于价钱的“公道”：六块钱，带两个鸡蛋，半锅面两个人还吃不完；如今柴米油盐样样涨价，算下来，店家能赚个一块钱就了不得了。这样一天，能赚100块钱吗？
父亲说，开店的夫妻俩原是工人，十几年前下了岗，就靠这个小店过日子；可以想象他们起早睡晚的辛苦。因为店铺太窄小，桌子只好放到人行道上；这下成了“违章经营”，前年被城管勒令收摊。城管去撤摊的时候，老板娘烧了一大锅开水，双手端着，拦在城管面前说：“不让我们开店，我也没法活了。你们要逼我关门，这滚水就浇我自己身上！” 城管一看这架势，怕出了人命闹大了，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让她家接着开店，这段故事也跟着传开了。
在我看来，那面店的夫妇俩都挺老实和气；这么铤而走险，是真没别的法子。没钱，没房子，没“关系”，底层的老百姓，在夹缝里过日子，还过不安生。
和那些城管打人致命的悲剧相比，这算是“人性化处理”了。但愿这样的“夹缝”能宽松些，让更多的人可以喘口气。一个社会，总不能为了市容观瞻，而断了很多人的生路吧？
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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