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维的诞生】(14)自然神论与基督教的冲突



本节接着讲述自然神论(Deism)的观点,比较它和基督教教义的差异。这些差异引起的辩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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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明的进步过程中,最惊人、最具影响力的意见冲突是自然神论与基督教的辩论。本来,即使没有自然神论,在西方思想史上对于上帝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反复冲突和对抗:一种是哲学家的上帝,强调上帝广义的、普适的特征;另一种是虔诚教徒们的上帝,强调上帝对人事的特殊干预。早在十七世纪,虔诚的教徒们就把圣汤玛斯.阿奎那的系统神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威胁,因为阿奎那所描述的上帝不同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耶稣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旧约”中的人物,犹太人历史上的英雄。在旧约故事中,他们和上帝都有着特殊的关系,有“契约”;他们多次见过上帝显灵,直接接受上帝的指示,甚至和上帝讨价还价。——风铃)但是哲学家们对上帝的诠释比较广义、普适、抽象,这让虔诚的基督徒们感到不安。而自然神论的上帝,更是直接和传统的犹太-基督教的耶和华、和“三位一体”的上帝概念相矛盾。这个矛盾引起了最本质的论战,论战的焦点在于:人类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性质的?也就是说,宗教知识的性质是什么?具体地表现在下面的对比:
  •   关于对上帝的认识。几乎所有的基督教神学家都同意:从自然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基督教有相当广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不依赖于上帝的神迹(revelation)。从大自然中,我们可以了解上帝的威力、智慧、和善良;这也不需要超自然的奇迹(miracle)来证明。但这种自然神学的局限在哪里?对此基督教内部虽然有争论,但他们一致认为仅仅从自然界认识上帝是不够的,不可能对上帝有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只能通过见识上帝超自然的神迹来达到。自然不能使我们理解耶稣、三位一体(Trinity)、以及人类的救赎。而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只通过自然来统御我们——他给了我们的感官,让我们理解世界;人类只能通过研究上帝造出的自然世界来认识上帝。
  • 关于上帝之爱。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基督教说,从自然界当然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看一看天下雨、庄稼生长,水分蒸发、又变成雨水落下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难道不是上帝的智慧和爱?但是对于基督教来说,上帝爱人类的终极表现是让自己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这个最重要的认识是依赖于神迹的。(这里的神迹指耶稣的死而复活。——风铃)而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爱世界,把救赎设计成自然的一部分,时时存在,处处都有,等待人们去发现、去理解、去应用。这两种对于神爱的理解有极大的区别。
  • 关于创世(Creation18世纪几乎所有的神学家们都同意,上帝在六天中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这是圣经“创世纪”里所说的故事。他们相信上帝创世发生在约6000年前,上帝造了最早的人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所有人的祖先。而对于自然神论者来说,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是牛顿定律所描述的那个精致非凡的宇宙的作者、设计师,是自然规律的作者。创造发生在何时,当时怎么样,后来又怎么发展到现在的样子,都是科学和自然知识的范畴。
  •  关于上帝和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围绕着这个问题,发生了18世纪发生的最深刻的论战。基督教相信特殊的神意,相信上帝和他的作品之间有特殊的关系,特别是和人类的关系。而自然神论相信上帝只在普遍的意义上和他的造物有关系。
让我们用20世纪的通常的语言来想一想这个问题。假定因为高速公路上交通堵塞,某人误了飞机。然后飞机出了事,那人幸免于难。他接受媒体采访说,“感谢上帝!上帝一定留着我有别的用。”那么他是相信“特殊的神意”,相信上帝是这么想的:“甲,你上飞机;乙,你上飞机;丙,你也上飞机;丁,我另有计划,让我来把你上机场的路堵住,不让你上飞机。”这种上帝和人的关系是特殊的,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显示的是特殊的神意。假如你相信祈祷可以改变自然事件,那你也是相信特别的神意。你所爱的某人生了病,你向上帝祷告不要让那人死去。那人活了下来。假如本来那人生病的自然结果是死亡,但是因为你的祈祷,被上帝听到了,干预了这件事,修改了那普遍的自然法则,让病人不死,那么这也属于特殊的神意。2011年,美国德州严重干旱。州长Rick Perry号召大家祈雨,无果。最近又有干旱,德州人又在祈雨了。——风铃)

美国德州求雨祷告牌

如果某人计划了几个月,准备在明天开野餐会,他向上帝祈求好天气,那么他表达的是对上帝特殊神意的信仰。不是感恩的祷告,而是向上帝提出请求的祷告,祈求上帝改变既定规律的祷告:亲爱的上帝,请你不要在明天下雨。这是相信上帝能听到祈求,暂停明天要下雨的规律,让艳阳高照。

但是自然神论者不承认有这种特殊的神意,不承认上帝和他的造物之间有这种特殊的关系,从而否认了祷告改变自然进程的力量。这是极富戏剧性的。类似地,自然神论也否认上帝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显灵的历史事件。这种显灵是犹太教-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圣经中有很多描述。对于自然神论者,这些显灵的事不可能发生。他们常说,上帝和人类的关系怎么可能取决于出身的偶然?多数人信什么宗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生在印度教的家庭,他就信了印度教;生在穆斯林家庭,他就信了穆斯林教;生在天主教或是清教徒家庭,他就成了天主教徒或者清教徒。上帝会选择用这种方法来显灵吗?既然上帝是掌管整个宇宙的,是万物的创造者,那么所有的人都会有机会见到上帝显灵,那就是通过自然与科学。

  • 关于宗教信仰18世纪的神学家们认为,人对上帝的认识虽然也从对自然的认识得来,但更重要的是从信仰得来,这和理智与实证并不矛盾。而自然神论认为,通过理性和实证才能相信,才能有信仰。这么一来,自然神论就否定了所有的宗教信仰。这将成为基督教与自然神论的论战题目。基督教说上帝存在的实证包括了人们主观的体验、宗教的体验,那些体验来自尝到神意果实的信众。而自然神论说,那些自称的、主观的、无法重复的宗教体验不能作数,就好像说:我知道这个科学道理是对的,并不是因为你也能体验这个道理,而是因为我对它有体验,而且是很强烈、很令人信服的体验,强到改变了我的生命。
如何看待宗教信仰体验,还有着更广的意义。辩论的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基督徒说:“你们声称只相信由经验得来的知识,这宗教也是很多人的亲身体验啊。”自然神论者则说:“非也,那只是暂时的热情,暂时的幻觉,暂时的迷信。真正的经验是通过对自然的研究,经由我们的感官才能体验到。”

  • 关于上帝的干预。基督教相信,上帝不但直接干预了创世,而且直接干预了人类的历史。他干预不完美的自然而使它完美。自然不是上帝,自然本身并不完美,常常需要上帝的手来改变自然的进程。因此,18世纪多数的神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上帝的奇迹是真实的,先知的预言是真实的,圣灵的礼物是真实的。他们视人类历史为神意的、被上帝之爱所干预的。而新教(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相信,日常的、普通的事物受自然法则主导,但那是次要的。上帝作为自然法则的作者,可以随时让它们暂停,上帝想怎样就可以怎样。
自然神论认为,上帝不会干预自然或历史;那会与上帝创世的完美相矛盾。上帝不会像一个人那样造了一样东西还要去修理。上帝的意愿体现在他所创的自然及其运行法则中。人类才是易变的,上帝的意志不变。上帝造了自然和人,让人类生存,以实现上帝的意志。只有在这个终极的意义上,人类历史才是受神意支配的。

  • 关于人生的目的。对基督教,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上帝的荣耀和灵魂的得救。现世固然重要,但是死后灵魂去哪里更重要,是去地狱还是在天堂得到永远的幸福?整个18世纪,虽然基督教不断地更新对于自然和人类本性的看法,越来越认同追求人生幸福也是神意,只不过是“次要”的神意,在多数情况下自然规则能够按照上帝的本意运作,得到上帝想要的结果。但对他们来说,总有一个终极的世界,那个终极世界、上帝的荣耀、灵魂的救赎才是人生的基本目标。
而自然神论认为,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幸福。这是上帝赋予人类的,通过人的行为和欲望之规律教给人类的、符合道德的。自然神论者们对此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好人死后会进天堂作为奖励,有的认为没有这一说,而且他们常常为此辩论。但这种辩论并不改变他们对人生目的的看法。他们都同意没有永在其中受惩罚的地狱,说那不符合上帝的善良。


  • 关于邪恶与道德。自然界有邪恶如地震、洪水、干旱、龙卷风,人类心里也有邪恶如狠毒、加害于人。对于基督教,自然界的邪恶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就像圣经里约伯所说:谁能怀疑上帝?最终,他们服从上帝,服从信仰,尽管他们之中也有一些人试图用哲学来解释自然界的邪恶。自然神论对此则采取乐观的态度,认为所谓自然的邪恶只是一种幻象。既然上帝创造了世界万物,那么所有的事物都是有益的,上帝造了它自有用处,只是也许我们暂时还不了解上帝的好意。假如我们说自然世界中不该有蜜蜂,换了我来造这个世界,那我不会去造蜜蜂”——那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但上帝是完美的,他当然知道得比我们多,他造出的世界充满了神奇,我们人类不必怀疑上帝。假如我们对蜜蜂了解得更多,看到蜜蜂要用螯针来保护自己,使得自己不被灭种,那我们就越加理解上帝是对的。同样,看起来是自然界邪恶的事情也有它的广义的好处。


至于人性之邪恶,在整个18世纪,基督教会说那是亚当夏娃堕落的结果,我们作为亚当的后代,继承了他的原罪。而自然神论否认原罪,说人类的邪恶只是因为我们被误导了;恶行不能导致真正的幸福,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所以恶行是反自然的,我们被欺骗而脱离了正道。人类是无知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能辨别善恶,越能做好人。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引起了道德观的争论。在18世纪,尽管基督教内部也有反加尔文主义的派别对人性采取比较乐观的立场,基督教整体来说是认为人类已经堕落到不能自拔的地步,必须有超自然的神恩来拯救人类。上帝的拯救才能让我们发挥最大的潜力,用慈善、爱、与信念激发出善行。而自然神论相信,人类在道德上是自给自足的,他们有天然的道德意识和感受,有上帝授予的本能。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目的是完成让人类幸福的愿望,同时也能带来人类的互相理解、兄弟之情、和平、与尊严。

假如有人问 “如何才能成就人类的道德?” 基督教徒会回答:第一,要自我克制;第二,要信教。因为人类的原罪,因为人的邪恶,我们必须有极大的自我克制才能不做坏事。而由于宗教对人的救赎和行善不可缺少,所以国家的功能之一就是保存宗教的真理,防止人们因为不信教或者信错教而无法被救赎,无法取得道德上的成就。而自然神论会说:幸福是人类的愿望,达到幸福需要有一个和平的、有尊严的、安全的、人道的社会;只有经过启蒙,认识到自我的利益,又能以最大的自由去发展上帝赋予我们的本能,才能成就人类的道德。

从这些问题中,产生了与我们的文明相关的最深刻的争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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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秋天的故事】(5) 根


(本图转自互联网。鸣谢!)

我一生至此,在美国度过的岁月略多于在中国。假如把人生比作一棵树,那我的根有一半在家乡。离乡多年,那一半的根系虽然稀疏了,但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她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养分。那根系和我父亲没有一点血缘关系,却成了他病中最有力的支撑。

38年前,我在家乡的一家电子元件厂工作。那是我当学徒的第二年,月薪刚从13元升到15元。厂里新设计了“电子电话交换机”,是那种不需要接线员动手,就能把电话接通的机器,每台可以管200个用户。信不信吧,那时在中国这就算是新技术了。我们厂原来是做电器零件的,开关插座什么的,技术力量不强,总共只有两个大学生和一个中专生。所以我们那批高中生一进厂,就被派了用场。我在高温压塑车间实习了两个月后,被分配去焊电路板,几个月后又被调去做总机调试。调试是个技术活,要懂电路原理,我于是开始自学微积分。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十几小时后,再花几个小时啃那些电路图,并不觉得累。不久,我也带了一个女“徒弟”,新新。

新新是南京人,父母在部队医院工作,文革中全家搬到苏北又迁来我的家乡。她比我大一个月,梳着两条短辫,漂亮活泼,爱说爱笑爱唱爱跳,热心肝直肚肠,我和她相比就算沉稳低调了。她跟我这个还是学徒的“师傅”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结成了一辈子的知交。

那年公司评先进,让各个车间自选,然后报到厂里去。我们车间推选了我。因为父亲是右派,我从小就学会了看淡荣誉,是不是“先进”对我不重要。当然我很感激师傅们的肯定,心里也是高兴的。谁知不一会儿消息传来:有人到厂长书记的办公室里拍桌子:“某某怎么能当先进?她爸是右派你们知道吗?” 问话的是个和我一道进厂的女孩,我们是街坊、同学,她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也认识,她知道我家的“底细”。她在另一个车间,没选上先进,心理很不平衡,就去找书记厂长发飙。我至今都佩服她的“底气”;她一定有着坚定的信仰,认为我那样家庭出身的人就该比她矮一截。但是新新听了不依,瞪起眼睛说,“右派子女怎么了?她有本事让他们车间选她呀!”我说算了随她怎么说吧我不在乎,新新却执意要为我打抱不平。结果下午上班,她就跑去那个女孩工作的线切割机房,伶牙俐齿地替我出了气。

几年以后,我嫁给了新新的表哥,新新嫁给了她父亲的学生。她父亲是骨科专家,先生是脑外科主刀,姐姐是心电图内行,姐夫是中医内科主任,他们家中医西医内科外科都有,我们开玩笑说可以开医院了。这么多年,我父母有病总是先去向他们讨主意。这次,他们也是我最信赖的人。家乡的几个医院,治疗我爸的病,哪个最有经验?哪位医生诊断比较准?哪些中药可以吃?流感症状如何控制?他们的参考帮我做了决定,他们的安慰也给了我希望。在我最悲观、最舍不得老父亲的时候,我和新新相拥而泣,那是一种超出言语的理解——她母亲病故于癌症。

能让我伏在肩上流泪的,还有我弟媳的母亲。她做得一手好菜,我爸胃口不好,不适应医院的伙食,劳她和我表妹轮着做饭送饭。你爸想吃什么?要不要鱼汤?肉丸?煨排骨?烂面条?红枣炖白木耳?菜肉饺子?腊八粥?五香牛肉?豌豆苗?藘蒿苔?… 她想着法子变花样,买最新鲜的肉,摘最嫩的菜。饭菜做好了,她用棉垫捂着放进大包,骑电驴子送到病房,哪怕是冷天风天雨天雪天,饭菜也还热着。有几天我和母亲都得了流感,她不顾自己有心脏病,让我们住到她家,悉心照顾。我不知道还有谁比她更善良、更为别人着想。她深厚的同情心,让我自然而然地把她当作母辈,而不必在她面前表现“坚强”。她让我想起我的外婆。

我的童年在外婆家度过。外婆有一家房客,说是房客,却并不收房租。我们住在一个大门里,合用一个天井,两家的孩子们一道长大,两家的大人互相帮扶。我外婆出了名的能干,有见识也有胆量。一个冬日,邻居伯伯阿姨出外谋生,早晨煮了一锅饭,捂在稻草编成的“饭捂子”里,用棉垫子塞紧了保暖。也许是锅底沾了火星,慢慢地把饭捂子的稻草点着了。等外婆在南屋看到北屋客堂有浓烟漫出来,火苗子已经高过人头。她冲过去推开房门(那时候出门连锁都不上),只见床上的帐子烧得正旺。她一把拽下帐子扔到天井里,又把着火的饭捂子连锅一起踢出去,抄起脸盆舀水浇熄了火,前后只有几分钟。外婆家的老房子全是木结构的,连窗户也是木格子上糊了纸,见火就着。外婆说她当时想也没想,事后才意识到有多危险。那是五十年前了,当年邻家的伯伯阿姨仍然健在,他们的小女儿,如今也有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了。这次我父亲住院看病,是她鼎力相助,找了关系(如今在国内看病没有关系真不行)。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能想到,半个世纪前我外婆结下的善缘,会在如今得到回报?

记住外婆的,还有和我异父异母的大弟弟。他七八岁时在我家住过几年,那是文革期间,他刚从农村来,既好奇又淘气,动不动就在外面闯祸,和别人家的孩子打架啦,把公用的自来水龙头搞坏了啦,邻居们常来向外婆告状,让外婆操心。我母亲和继父分手以后,我和大弟弟几乎没有联络,只知道他去沙特工作过几年。如今他已是沉稳好脾气的中年人,小时候的顽皮被生活磨得连影子也没有了。是他开车带我父亲去外地做PET CT检查、住院出院搬东西、送我去上海机场。姐,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爬树吗?怎么会不记得?那是外婆后院的一棵黄杨木,树干被我们爬上爬下,磨得光溜溜。那棵树和后院的一切在文革中被征走了。几十年物非人是,难得他对我父母如此照顾。

父亲的病房里常有访客。他的老朋友,他的忘年交,他的“单位”领导。有时候,父亲在昏睡;他们放下带来的水果、营养品,听我汇报一下爸爸的病情;有时候,他们正赶上父亲做放疗,也跟着轮椅,把我爸送进治疗室。这些患难与共的朋友,给了父亲莫大的安慰。我知道,在父亲的记忆深处,有着他们刻下的印记。

一个有阳光的早晨,大平来看望父亲。大平是父亲好友的女儿,小我一岁,我们从小就认识。她说她爸让她来给我爸“加油”,劝他安心治病养病,言谈笑语中透着乐观开朗,但谁能想到她自己正被癌症折磨着?大平08年查出癌症,去年不幸转移到肝脏,当时正在同一个医院做化疗。过去几年间,她一面治病,一面参加民间慈善工作,赞助青海西藏的孩子们上学,去监狱给少年犯人作心理辅导。她也是家乡癌症病人协会的,常去看望病人,鼓励他们别被癌症吓着——据说癌症病人有一半是“吓死”的。我由衷地佩服大平的坚强和乐观:假如换了我,能像她那样积极地生活吗?(一个多月之后,我在美国接到大平病逝的消息,止不住流下热泪。我不能相信美丽的大平已经离去, 不会忘怀她在生命的最后对我父亲的关心。报载她做慈善的朋友们从全国各地送来花圈吊唁,她生前做的善事被大家接手,她的老父亲替她给“赞助”的孩子继续捐生活费。我为她骄傲!)

我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当我把父亲转到一个医院,却因为医保不批准而不能办入院手续的时候,多亏母亲从前同事的女儿出面解决了问题。我念研究生时的同窗,如今是美国一个医学院的放射科专家;有关放疗的问题,我只要给他发一个电邮,他很快就会回复。他给我解释了放疗的方方面面,帮助我选择了治疗的路径。“假如是我的父亲,我会选择这样做…”看到这样的答复,我怎能不感动?还有一位兄长般的朋友,每天和我笔谈,问候父亲的病情,听我发感慨。面对父亲的疾病,我没有精神准备,毕竟不曾演练过。而朋友是过来人,理解我的心情,我和他感谓着种种人生况味。尽管这听上去不是“务虚”的时候,对我却是少不了的一课,且因父亲的病而显得格外紧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