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一下：咱不是怀念"样板戏时代"，咱是怀念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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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的年轻人喜欢说：“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使我由衷地羡慕他们。花季的少男少女，萌动的青春，束缚不住的生命力，就连忧伤也是快乐的。他们在春华秋月冬雪夏露中浪漫着，在登山观海追星时尚唱歌读书中写下青春的第一页。
他们可知道，这一切，曾经是多么奢侈？
- “偷戏”
1971年底，我在上初三。说是初三，其实连初一的程度都够不上。我们那一届，刚进小学四年级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接下去的两年没课上；到69年又全进了初中。按居住地区，我被分到了第一中学。一中原来是个很棒的学校，可那年月，学校被“工宣队”接管，“阶级斗争”第一，整天搞运动；“知识无用”，学生不想学习，只想玩，老师们也无能为力。生物课叫“农基”（农业基础知识），物理课叫“工基”（工业基础知识）。最可笑的是英语课，一学期学几条翻成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每次上课时，全体起立，教英语的陈老师带着我们大声说：“We
wish Chairman Mao a long,long life!”(“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Our party is a great party, a glorious party, and a
correct party!”(“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
假如不是因为下面的这一段经历，我的初中就像一张白卷了。
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歌星来如数家珍，唱起卡拉OK的话，谁没有几支拿手的？我们那会儿，不但卡拉OK还没有诞生，就连歌，也只有“革命歌曲”可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社会主义好”，“上甘岭”，再不就是歌词像说话的“语录歌”，反正我们都早已唱得滚瓜烂熟，听得耳朵起茧子了。
我小时候爱唱歌，会唱好多歌，只是那会儿多数都不许唱了。后来有了样板戏，一出戏有几十个唱段，男声女声，生旦净丑，西皮二黄，更别说那些唱段都是有故事情节的，当然还有念白，这比歌的内容可是丰富得多啦！而且，到处都有广播大喇叭在“普及样板戏”，你不听也得听。听着听着，我也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从唱腔、道白，到伴奏的过门儿，所有的角色，一点也不落下，一个音符也不差；出一台戏咱就学会一台。那时已经学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假如换成“旧社会”，咱一定是个小票友无疑。
有天课间，我被李老师叫出去，让我别上课了，准备去上海。李老师教语文，但是不教我们班。他是从部队话剧团转业当老师的，曾经给学校写过一个诗朗诵剧，叫做《一顿忆苦饭》；说的是“忆苦思甜”的时候，得吃糠做的窝窝头，体验“旧社会的苦”；有个女学生咽不下去，被教育以后，硬把那窝窝头咽下去的故事。我被找去演那个咽不下窝窝头的女孩，就是这么认识了李老师。
李老师说，学校决定要组织学生排演新出的样板戏《海港》，让我参加，但是不演任何角色。几个主角们已经选好，我们要一道去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正宗《海港》，回来再依葫芦画瓢，演山寨版的。
后来才知道，之所以选上《海港》，有两个原因：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是港务局派的，他们觉得演码头工人的故事很对口；再加上《海港》是“文戏”，基本没武打，演起来容易些。可因为是刚出来的戏，剧本、唱腔都还没出版，更没有拍成电影，那会儿也没有录音机，不像现在喜欢啥都能录下来跟着学。这样一来，要想山寨《海港》，就只剩下去看戏“偷戏”这一招了。
我高兴极啦！能去看原汁原味儿的样板戏，而且是去上海，多棒啊！说实话，那会儿上课很无味，一学期不上课大概也没什么损失。我也不在乎演什么，最好啥都不演，因为我自己知道嗓子不行，“漏气”。而几个主角，特别是演方海珍的，嗓子一级棒，那代表咱们学校可是很挣脸的！
带我们去上海有几位老师，各有各的分工：李老师当导演自然不用说，音乐董老师和拉京胡的朱老师负责唱腔、伴奏，美术顾老师管灯光、布景和服装，方老师是总务，“方海珍”、“韩小强”、“马洪亮”、“钱守维”们各自观摩自己的角色。我呢，是打杂的，帮着李老师记那戏是怎么演的，比如人物出场、下场的时间顺序，在台上有什么动作表情，等等；总之能记多少记多少，多多益善。那会儿咱不知道，现在看来这叫“场记”吧？
方老师是上海人，我们一行就住到他家。他家不大但有个阁楼，用梯子爬上去。阁楼约莫四尺高，打了地铺，我们就在那儿过夜。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兴奋，一直说话，想象那戏会怎么演。第二天方老师去排队买上了票，大家早早地吃了晚饭，带上笔记本，就去看戏。
不记得那剧院的地址了，只记得剧场很大，坐得满满的。我们每人都很忙，目不暇接。看完了戏，顾老师画了一本速写，董老师记了一堆音符，李老师若有所思，我嘛，脑袋瓜都要胀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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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的我。为了学生证拍的。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