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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和我，1979年 |
回铃音响了几次以后，电话接通了。对方听上去不像老人，但人的声音大概是最不易变老的吧。我说请问江宇先生在不在？他说“我就是”。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回去。
我先自我介绍，再讲为什么要找他，又是如何找到他的。父亲的劳教经历，我的苏北之行，读他的《苏北利亚》，我一股脑儿告诉了江老。他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听我报了父亲的姓名，江老马上说出是哪几个字，让我大为惊讶。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人了，他居然一口说出我父亲的名字是怎么写的！
“我记得你父亲。个子高高的，戴一副深度眼镜，是不是？”
“是，是！”我期盼他讲出更多父亲的事。
“我印象中他不怎么说话，不太和人交谈，身体也不好。他是弱劳力，我是强劳力，不在一起干活。我记得他打扫厕所、工棚什么的。”
那应该是父亲在黄海边上晕倒后得到特殊的照顾，被安排干轻活的一段。父亲在我眼中是个健谈的人，和朋友聊起来，几个小时都不带歇的。原来他也有缄口不语的时候？想必父亲那时刚遭受了反右的重击，妻离子散、流放苏北，在生死线上挣扎，没有心境也没有力气多说话了。况且原本就是“祸从口出”，此时多说又有何益？
“你父亲离开苏北以后怎么样了？”江老问我。我于是告诉他文革中父亲的遭遇。江老叹道：“你父亲虽然比我早回去十几年，但他在外面的日子可能比我更难堪，因为在劳改队里，彼此都一样，而在社会上，谁都比你强，谁都可以朝你脸上吐唾沫。”
我积了一肚子的问题，此时索性倒了出来。江老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他思想的敏捷锐利仍不亚于年轻人。他也很健谈，不经意中，我们已经聊了三个小时。我怕他老人家累了，就和他交换了电邮地址，接着笔谈。我把父亲的回忆录和我这次苏北之行拍到的照片寄给江老，他也给我寄了一些他的文稿，包括已经发表的和准备发表的。
《我的一些看法》，江老自述是“一篇导致廿二年劳改的演说”。1957年5月31日，南京工学院正处在大鸣大放的热潮中。那天他在文昌桥广场的“民主论坛”演讲，事前并没有写讲稿。因为听众的反应热烈，学生会和团委会联合邀请他再作第二次演讲。校领导找到他，要他提供讲稿以便印发，他说没有稿子，只有几条提纲。领导说那我们就根据你演讲的录音替你整理吧。十九岁的江宇一听，心里有点发毛：他没想到自己说的话已经被录音了。于是硬着头皮说：那还是我自己写吧。可他第二天就要到外地毕业实习，只好连夜赶着写出来。江老告诉我，他当时决定自己写的原因是怕别人的文笔不好，不合他的写作标准。我俩谈到这里都大笑：大难临头之际，他居然在担心自己的“证词”文笔如何！
这篇令他的命运拐弯的演讲共五千多字，概括地说，有这几个论点：
- “目前鸣放已带有民主运动性质，但也没什么可怕”；应该相信大学生们受过七年的共产主义教育，会站稳立场，明辨是非。
- “肃反中混淆了两种矛盾”（指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又没有及时平反，造成了党群关系的尖锐化。
- “斯大林错误的产生，和苏联的民主制度有关。”
- 大学电力工程系不应该只用苏联的教材，西方国家的工程教科书也应该採用。
文中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批评相当有深度，即便60年后也并没有过时。我读了很好奇：以他当时的年龄，如此深刻的见解是从哪里来的呢？江老说，他念大学时，教材都是从苏联的教科书翻译成中文的。因为译文不太好，常有看不懂的地方。他的俄语学得好，就去南工图书馆找俄文原版的教科书来解疑。图书馆除了教科书，还有苏共官媒《真理报》，江宇有空也读。其时斯大林已死，赫鲁晓夫上台后开始否定斯大林，批判他的错误，在《真理报》上都有报道和评论。但是中国并没有公开报道，举国上下还在继续维护斯大林。虽说图书馆有《真理报》，但像江宇那样去读的大概寥寥无几。所以当他在演讲中批评斯大林时，所引起的轰动和争议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但批评斯大林，江宇还说“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往往某种决定经过一致通过以后，后来发现仍然有许多人不赞成。我认为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西方的议会制也有它可取的地方，他们对某一问题往往经过长久的辩论才进行投票，这样才能把事情弄清楚，而不至于盲从。当然西方的民主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民主，但是它的民主形式并不是一无可取的。”我父亲在小组讨论会上问“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是反动的。至于它的某些形式，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可以加以利用？”那只是疑问，也只涉及“形式”；而江宇的想法就更近一步了，他赞成充分地辩论达到共识、作出决策，这在当时简直是大逆不道。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没错。
如果说我父亲被打成极右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上层斗争、基层的公报私仇和打右派的指标，江宇的案情似乎极少“公报私仇”的因素。“如果有私人原因，那可能是我年轻时太骄傲了，对有些水平不高的老师不太敬。”他的才华在校时就得到一些老师的赞赏，更在他一生的经历中得到验证。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我们的国度是真理，几千年不变。
《我写<苏北利亚>》回顾了写这本书的过程。本世纪初退休之后，江老才有时间为写这本书整理资料，其中包括一本劳改日记。“不过这日记是残缺不全的，因为绝大部份被当年的劳改队没收了，其余的都是我用塑料纸包着埋在地里才侥幸保存下来。由于受了潮，纸面上水痕斑驳，字迹依稀难辨。所以我的第一步工作便是用高倍放大镜来校读自己的日记并重新誊写一遍。这当然要费很多的时间。”“我一开始就想把这本书写成以个人经历为根据的纪实作品，即以真实而非虚构的方式反映发生那个时期和那个地方的真人真事。‘苏北利亚’这个词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发配到那里劳改的右派們给这片濒临黄海的苏北滩涂取的名字，因为他们认定这是和俄国的西伯利亚一样的苦寒之地。后来在我写作这个纪实作品的时候，‘苏北利亚’就成了一个现成的、不可取代的标题。”
2004年，天津作家杨显惠先生的《夹边沟纪事》出版，讲述了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的2400多名右派的苦难。我相信那是劳改农场中最残忍的一个了。江老写《苏北利亚》时，想从另一个角度让人们了解劳改农场：荒诞。“在不多的记忆遗存里，大多数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历史的荒诞。因此现在读者在《苏北利亚》里看到的往往不是呼天抢地的痛苦，而是荒谬绝伦的故事。这许多荒谬的故事，在过往的时空里，曾经像国王的新衣一样，无人质疑。这并不表示人人都变成了弱智，而是人人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种荒诞一旦被五彩的谎言包装便不觉其丑陋；而一旦被革命的言辞装饰更不显其罪恶，所以我认为支撑这种荒诞，并使之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利剑之外还有愚民。”——多么深刻！
江宇解释了为什么书中没有写爱情：“其实当年我被‘阳谋’击中而沉重地倒下时，正值双十年华，我必然有过青春、有过爱情、甚至后来有过婚姻。但是所有这些都在历史的风暴中夭折了，余下的是苦涩和无奈。”他也解释为什么没有提到理想 ：“实际上，在那贱如蚁蝼的劳改生活里，理想只能是‘明天还活着’，只能是‘吃饱一顿山芋’，至于自由民主之类的东西犹如遥远天边的海市蜃楼，既不必想，更不能说，说了要杀头的。坦白说，在长达廿二年的劳改生涯里我基本上不去想这些，想是庸人自扰。”
至于书的风格，江老说：“对于1957年的这场运动，我曾经思考的很多，所以我很想把我的故事和我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其实并不容易。年轻时读《战争与和平》，奇怪托尔斯泰为什么老是在每一章的起首写上一段与小说情节无关、然而却饱含哲思的议论。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想把他的历史观和他的思想塞进小说里。如今我好像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于是写来写去就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犯二代》写的是江老出书以后联系上的当年难友们的后代。“大多数难友已经撒手人寰了。难友就是當年在一起的勞改犯，他們的下一代，引伸官二代、富二代的称呼，自然是犯二代了。”这些当年的孩子们，都是江老女儿们的伙伴。“犯二代离开劳改队以后，虽是各奔东西，但彼此还是保持了一份特殊的‘战友’情谊，相互间还有联系，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经常互通信息。於是乎一传二、二传三，到后來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本《苏北利亞》。”“不像官二代、富二代，犯二代的命运沒有一個大致的模式，他們当中有人做了干部，有人赚了点钱，有人还在劳改单位做苦力，也有像我女儿那样出了国。他们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继续演绎自己的人生，演绎不同命运的人生。” 其中一位叫小芬的女孩，曾在江宇第一位妻子离他而去后照顾他，周末去帮他做饭洗衣，而他因为两人年龄相差太大而没有接受她的情意。几十年过后，江老才知道小芬后来的悲惨际遇，深感愧疚。
按照这样的划分，我是“右二代”，但大概算不上“改二代”，因我自己没在劳改农场待过。不过我对这些在苏北利亚长大的孩子们有着深切的同情，我和他们的命运，都曾连在一根绳索上。
就这样，我和江老通信、交谈。很快地，我觉得我们成了知音，江老说我们也算忘年交了。他告诉我他现在的家庭情况，给我寄了他的第二本书《活在美国》的部分初稿，从中我了解到他在1982年来美国打拼奋斗、柳暗花明的经历。我赞叹他是一棵移到哪里都能生长的大树。他说和死在苏北利亚的右派们相比，他是非常幸运的。在美国安身立命的辛苦，和劳改相比都不算什么。
江老2016年因为肝脏肿瘤住院开刀，担心自己时日不多，赶着把《苏北利亚》翻译成英文，正在让他的小女儿修改润色，说等出版时要送我一本。我听了非常开心，因为我的孩子们中文都不怎么样，日常会话还能讲几句，要读懂《苏北利亚》就勉为其难了。这本书里讲的事和他们的家史有关，我想让他们了解，他们也有兴趣了解。有了英文版，他们就可以无障碍地穿越到“苏北利亚”，而且地球村会有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那段历史，引以为戒。但我深知译书的辛苦。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和生命赛跑，在几个月中翻译了一本书，我不能不佩服江老的意志力。与他相比，我可是惰怠了。
转眼快到年底，我们一家准备去拉斯维加斯过圣诞节，然后去玩“死亡谷”、“约书亚树”两个国家公园。约书亚树离洛杉矶不过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问江老，可不可以去看望他？
“来吧，我和太太请你们吃午饭。她很会做菜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