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维的诞生】(18) 伏尔泰:转向人道主义



伏尔泰《老实人》

上节中,我们讲到休谟对乐观的自然宗教的反对。这节介绍伏尔泰是怎样从信奉自然神论转向人道主义的。

人们往往把西方的人道主义归功于基督教,但是在启蒙运动之前,欧洲基督教的重心是爱上帝。因为伏尔泰,欧洲知识界开始从仰望上帝转变成眼睛向下,关注大众的疾苦,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伏尔泰功不可没。

《老实人》是伏尔泰最重要的著作,以小说形式诠释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值得一读。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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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的自然宗教认为:世上没有真正的邪恶,只有上帝的仁爱;看上去是邪恶的事物,其实已经是最好的了,只是我们不能理解而已。正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所言,邪恶怎么可能和无限仁慈的、全能的上帝共存呢?上帝给我们的世界是“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了”(The best of all the possible worlds)。在自然宗教看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善意的,尽管眼下它可能给人类造成痛苦。它是一种哲学和神学意义上的深层的乐观主义。

伏尔泰(1694-1778)早年也是积极主张自然神论的。但是在1750年代,也就是他60岁左右时,伏尔泰的观点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对自然神论的背叛比其他欧洲名人的背叛更有戏剧性。当时,伏尔泰的生活遭到了灾难:他最爱的女人Gabrielle Émilie le Tonnelier de Breteuil 在为别人生孩子时难产而死,他们之间在生活上和智识上的合作从此画上了句号;这段关系本是他生活的中心。伏尔泰对欧洲背离启蒙方向的局势也忧心忡忡,并且为自己在欧洲的境遇而感到极度的失望。他曾经指望自己能成为欧洲君主们的启蒙老师和顾问,他被普鲁士国王Fredrick二世请到波茨坦,却感到受了侮辱:他以为普鲁士国王会让他做主要的顾问,但事实上他只是在宫廷当花瓶做摆设。他失望至极,离开了普鲁士,无家可归。无论他到哪里,都被当地政府或教会制裁、驱逐。最后他只得在法国和瑞士的边界线上买了房产,地跨日内瓦和法国的领土。他说:清教会来抓我的时候,我就逃到家里属于法国的那一块;而天主教会来抓我的时候,我就逃到属于瑞士的那一块。(当时法国容不下清教徒,瑞士容不下天主教徒。伏尔泰不愧是机智的人,呵呵!——风铃)

175511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整个城市沦为废墟,数万人死在废墟之下,或者在那里带伤挣扎。当时伏尔泰已经悲观绝望,这场地震更是焦灼着他的良心,改变了他的思想,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知识分子。那场地震,直击哲学与神学上自然乐观的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面对如此灾难性的事实,乐观的自然宗教还说得通吗?如何用上帝的神意来解释地震中人们所受的痛苦和悲惨?假如自然规律产生的灾难是如此残酷,人们如何能从自然现象去领会上帝的仁爱?



1755年铜版画:里斯本大地震后的火灾和海啸

伏尔泰反对莱布尼兹对于里斯本地震所作的解释。在伏尔泰的心里,一方面是他原来信奉的乐观的自然神论,否定世上有邪恶;另一方面是奄奄一息的婴儿,伏在被倒塌的建筑砸死的母亲胸脯上。一个说“地震不是真正的邪恶,这最终将是件好事,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中最好的。”另一个看到人类的痛苦而发出苦闷的呐喊:“邪恶是真实的、无法解释的!” 这两者的矛盾迫使伏尔泰作出选择。在他的诗作《里斯本地震》(Poem on the Lisbon Earthquake)中,伏尔泰说:把地震解释为上帝的仁慈、把灾难合理化,那是在伤口上撒盐。哲学家们,你们能袖手旁观地对失去所有儿女的父母们说:这事儿有哲学上的解释,地震让你的孩子死去是世上最好的可能?不要拒绝承认这世上有邪恶,不可理喻的邪恶。

如果说人类历史上遭受的痛苦、发生的地震连上帝也没法阻止,那不合道理。(此为基督教的道理:上帝是全能的、无限仁慈的——风铃)没有什么能约束上帝。而我们却在受苦。上帝是存在的——伏尔泰对此丝毫也不怀疑——世界如此复杂,没有上帝设计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可能理解神意。伏尔泰在诗中说,上帝不需要我们的爱和关注,受苦的人类需要。我把我的崇敬给上帝,把我的爱给人类。他们需要希望;他们需要安慰。“It is not God who requires our love and attention, it is suffering humanity. I give my respect to God, I give my love to human beings. They need hope; they need comfort.”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是个热心的自然神论者,他指责伏尔泰“背叛了上帝的意旨。”卢梭坚持认为世界是最好的、完美的,是道德和肉体的和谐,所以我们必须试着去理解为什么会有地震。假如你把城市建在水下,当然会被淹死;但你不会去怪上帝,只会说“上帝的意思是让我们住到地上,而不是水下。”为什么会有地震和痛苦?你应该说,是上帝让我们不要聚居在城市。城里的人太多了,成了腐败的中心。我们本应该住得靠近大自然,地震是上帝对我们的指示,通过物理规律给我们的道德上的指示。

卢梭的这一说法,让伏尔泰感到惊骇。接下来,欧洲在普鲁士国王 Fredric 二世的发动下烽烟四起,而那个国王曾经拜伏尔泰为师,这更让伏尔泰的内心受到折磨。从伏尔泰在1750年代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一个备受煎熬的人。他对朋友们写道:世界仿佛到了毁灭的边缘;欧洲即将面临大饥荒,男男女女将死在天降的地震和人为的战争中;而哲学家们却在说这是最好的世界。伏尔泰想找到答案,而那答案即将成为让他不朽的著作。

伏尔泰写作一向很快捷,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用了数年时间才写成,改了又改。他不知道如何结尾,最终的结尾对他自己都是个意外。他对自己和对卢梭的回答是他最著名、被阅读最广的书《老实人》(Candide),副标题是或曰乐观主义。如果你去读《老实人》的手稿,将会看到他一直不确定把谁作为主要人物,什么是主要的结论。他反复重写,犹豫不决。但是一旦他写完《老实人》,完成了他的宣泄,伏尔泰就离开了哲学的问题,而献身于救治他眼中的人类的痛苦。

《老实人》英译本第一章插图

《老实人》充满了机智和幽默,伏尔泰的著作都有这些特点。但《老实人》又是一部严肃的、不轻松的著作。透过表面,它实质上是想用小说中描写的人类生存状况来对比、反驳乐观的哲学,让读者在哲学和人道主义之间作出选择。书中主人公“老实人”有个师爷叫庞格罗斯,那师爷能说会道,相信莱布尼兹的哲学,面对人们所受的苦难,他的解释总是无效果的、不相干的、荒谬的空话。他总想解释现实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可能,最终会有好结果。

老实人和仆人遇到被残肢的奴隶

在《老实人》中,伏尔泰说哲学上的乐观主义等于宿命论。书中有一个好人、基督教徒杰克,里斯本地震时他在船上被人推下水,他却拼命去救那个推他下水的人。老实人看到以后,要跳下水去救杰克,师爷庞格罗斯却拦着他说:不要救杰克。假如杰克被淹死,那是上帝的本意要他淹死,上帝自有道理。在这个最佳的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别去改变它。但是这种认为每件事都由神意决定、世上并没有真正的邪恶、一切都在最佳状态的乐观哲学,导致了宿命论:啥都是命中注定的,应该逆来顺受。假如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是最佳状态了,那么任何想要减少人类痛苦的行动都没有意义。但现实是残酷的,到处都有苦难。老实人的经历让他看到了疾病、战争、酷行、自然灾害、没完没了的痛苦。在书的结尾,老实人得出的结论是:让我们做事吧,别去空谈理论。师爷庞格罗斯还在那里用哲学解释为什么他们最终会得到那样的结果,老实人回答他说:让我们去园子里种地吧。在充满苦难和罪恶的世上,唯一的办法是在园子里做事,以对抗痛苦和绝望。

上帝是存在的,世界的设计证明了他的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是不是在乎我们。伏尔泰在《老实人》里问道:埃及的国王在乎他的船上有老鼠被淹死吗?是有埃及国王,但我们不知道他和我们的关系如何。我们必须做事,不要空谈理论,不要抱有幻想,也别以为一定会成功。

这个结论代表了当时哲学界大多数人的想法,标志着新哲学的重大转向:从关注哲学问题转向关注大众的疾苦,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伏尔泰的一生代表了18世纪的这个转折。在他的余生中,伏尔泰不再关注抽象的神学理论。他成为卓越的改革者,致力于改变他认为能够改变的人类痛苦的根源:宗教迫害和不容忍、农奴制、为了王朝和为了牟利的战争、不平等的法律、酷刑。伏尔泰尤其认为,欧洲迫切地需要认识到宗教仇恨和狂热的危险,认识到他们共同的人性和共同的弱点。

60岁到88岁逝世,是伏尔泰最多产、最活跃的时期;他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促使欧洲知识分子从旁观的哲学家、神学家,转变为参与世事的人道主义党。这人道主义党的名称是伏尔泰起的。他在这方面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同代人。

伏尔泰的遗产是:在十八世纪中叶的信任危机中,在乐观的自然神论潮流中,欧洲的知识文化界经历了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变化。其一,知识界的思辨从哲学转向人类苦难之成因;其二,用人类的真实经历去驳斥书面的理论。从此以后,欧洲和西方的读者们将会更多地从小说、戏剧等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去理解人的生存状况,而不只是从哲学家那里去了解。最后,我们看到在自然神论的危机里,神学从此退出了知识界的活动中心。

几乎所有熟知文学作品的人都能说出五个、十个、二十个启蒙时期作家的名字,他们在十八世纪为改进人类的生存环境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在一屋子的学者中,恐怕谁也记不得任何十八世纪法国神学家的名字。欧洲的文化生活,在十八世纪发生了何等戏剧性的变化!

 (跟随伏尔泰脚印的,有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其伟大在于他们对于人间疾苦的同情。

我读了这一集很有感受。用今人的智慧来看,一方面,我相信自然界有它的规律,看似灾难的事情可能真有它背后的道理;人类要尊敬自然,别以为人定胜天;另一方面,我领会到伏尔泰的伟大;他的人道主义、他对社会底层疾苦的关注、他为社会的公正所作的努力,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风铃)




话剧《老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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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现代思维的诞生】(17)不那么乐观的休谟


苏格兰爱丁堡的休谟塑像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年)是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被视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本节主要介绍他对“自然宗教”的怀疑。

18世纪的“自然宗教”认为,人类通过对自然界的了解可以认识上帝;自然界是仁慈的、完美的、全能的,由此引申出造物主的仁慈、完美和全能;上帝设计了人的天性,使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经验学会分辨善与恶,形成道德观。休谟认为自然宗教过于乐观,自然界非善非恶,研究自然界也不能将人类引向上帝、引向道德。

今天看来,休谟说得很有道理。几百年来的历史证明:自然科学可以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来做坏事;认识了自然界可以让人成为天使或者恶魔。道德的约束,大概还要到自然科学以外的地方去寻找。在休谟时代的欧洲,是从基督教中找;在今天的中国,从哪里找?你懂的,呵呵!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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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过牛顿在文化上引起的惊人反响、新哲学产生的自然神论、持乐观主义的自然宗教、以及乔瑟夫·巴特勒主教的“天然人性”理论。这个脉络显示出18世纪乐观的自然宗教的两大基石,1.相信人类具有上帝赋予的感官和思维能力,让我们通过了解大自然去认知上帝;大自然是人类通向上帝的中介。2.上帝设计了自然界和人类的互动,从而让人类受益。二者都是从17世纪的思想革命继承下来的,是席卷18世纪的潮流,它们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的欧洲文化。

但是也有反潮流的思想家,对那种乐观的自然宗教表示怀疑。其中最著名的有两位:休谟和伏尔泰。这节先说休谟。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

休谟在这方面最深刻、最有针对性的著作是《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1779)。这本书休谟在世时没有付梓出版,但他的朋友们都读过。朋友们对他说:你这本书太危险了,先别发表。这些朋友大多是神学学者。从理论上来说,休谟在书中并没有说自己赞成哪一种观点,他只是把对于自然神学的不同看法写出来,借一个名叫费罗(Philo)的人物之口,对“新哲学”进行了分析和评论。休谟的朋友们很担心他在身后会遭到不利的评判,建议他把书中费罗的观点冲淡一些;休谟考虑了很久,加写了最后一章,使他的观点看上去比较“安全”。但贯穿全书的,仍是费罗对于自然宗教的基础所表示的怀疑和挑战。

自然宗教的基础是:人类具有上帝给予的感官和理性,能用归纳法、演绎法从自然现象的数据中找出宇宙的规律;从自然界的有序和仁慈中,我们能推断宇宙是由智慧的创世者所设计的,那智慧的创世者就是上帝。上帝是仁慈的、全能全智的。这个理论把宗教建立在对于人类经验的归纳上。

费罗指出了自然宗教的四个致命缺陷:

1.  这个理论把宗教变成了不确定的东西,因为人的经验并不能保证一定是真知,而只是接近真知的过程。这就好像在说:到目前为止我相信上帝,但还要看明天我从自然界会学到什么。作为宗教,这种不确定性不能令人满意。

2.  设计一座建筑或一台机器比作创立宇宙,这种类比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二者之间的相似是很有限的。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了类似之处。在科学归纳中,这种差异很重要,不能忽略。树木浆汁在树体内的流动和动物的血液循环系统有一点类似,但又有本质上的不同;傻瓜才会用树浆流动的道理来解释血液的循环。假如某人解剖动物,说啊,这就是血液循环系统。这对他所解剖的动物而言是正确的;假如说树浆也有同样的循环系统,那么树首先得有心脏啊。

3.  我们只观察到一个宇宙,不能类比。假如我们观察了多个宇宙,那么从一个宇宙的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可以放到另一个宇宙中去验证。但这是不可能的。不但只有一个宇宙,我们对它的了解也是微乎其微。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何能够去归纳宇宙的因果关系呢?更别说验证结果了。

请注意:这里说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如何认知上帝的问题。我们通过什么知道上帝的存在?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研究中知道的吗?

4.  在科学上,如果要确认某一个假设的正确,就不能有反例。一个反例就能推翻假设。如果你认为房屋附近的植物长得好,只让我看那房子附近有一两棵植物确实长得好,但却不看那些虽然种在房子附近、却长得不好的植物,或是离房子很远却长得很好的植物,那你就是带有偏见、倾向性,就是不客观。选择性地採证是反科学的。(我们周围有多少选择性採证的例子!大家各取所需,包括有些所谓的专家。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就是一例。——风铃) 休谟笔下的费罗说:当人们讲“这个宇宙是智慧、全能、仁慈的,因此宇宙的设计者也一定是智慧、全能、仁慈的,”他们只用了正面的证据,而忽略了负面的证据即反例。他们举例说明宇宙是有序的:“看看这不平凡的天吧,我们需要雨水,结果就下雨了,植物就生长了,大自然多么仁慈!”但他们怎么不说天也有旱灾、也有洪水呢?怎么不说那些让人类辛辛苦苦建造的东西毁于一旦的暴风雨呢?怎么不说星球的相撞呢?怎么不说天灾呢?仅仅例举“有序”是不够的,因为还有很多“无序”的证据,同样需要得到解释。如果说宇宙是“智慧、全能、仁慈”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天灾?事实上,这些正反两面的证据让我们相信:宇宙有时候有序,有时候混乱无序;有时候对人类有利,有时候对人类不利。用它来类比上帝是正确的吗?

休谟更进一步地指出,即使允许自然神学做这样的类比,把宇宙的设计和建筑设计相提并论,用人类的智慧去想象造物主的智慧,也还是不能从宇宙推断出自然宗教的上帝。自然界是有限的,但上帝却是无限的。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有缺陷,可上帝却是完美的,怎么能有缺陷呢?宇宙倒更像是一个顽皮的神造出来的次品,被上帝扔掉,被我们捡着了。所以不能通过研究自然界去认识上帝。

休谟说,也不能从人类造物的经验去推论上帝的创世。想一想,人建造一艘军舰尚且需要很多个人的合作,需要很多双手。宇宙更大、更多样,我们只能推论出宇宙的创建需要很多的。我们人类的经验太狭窄、太有限了,不能据此理解上帝是怎么创世的,没法推论出上帝独立的能力和超自然智慧。

人类一直在改进自然。医药不就是对于自然的改进吗?对于小孩和老人的照料不是对自然的改进吗?农业不是改进自然吗?给牲畜配种不也是改进自然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自然界,变化也是经常发生的,时好时坏。这样时好时坏的机器,像是一个完美的造物主的作品吗?从这样的自然界,能推测出上帝的完美吗?
再看邪恶的存在。休谟通过费罗说:如果自然界具有上帝的无限仁慈,那么看一看人类的历史记录,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悲惨、痛苦、不确定的生活?假如仁慈且智慧的父母能够把子女从疾病、地震、痛苦的死亡中拯救出来,他们定会拯救;若他们救不了孩子,那我们就不会称他们智慧、仁慈。假如自然界是仁慈智慧的,那么它就不会让我们人类遭灾。自然宗教认为物种的生存表明了造物主的仁慈,但物种的生存却是它们互相残杀的结果。只要去医院的儿童病房探访一下,就会觉得这世界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是由完美、仁爱、全能的神创造的。看到孩子们受的痛苦,你会说这正是我所预言的无限仁慈、智慧、全能的神所造的吗?

休谟的结论是:自然界不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存在着痛苦和缺陷。它也不全是邪恶的,因为存在着健康和快乐;自然界更不是善与恶的永久争战,因为存在着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剩下的可能只有一种:自然界既不仁慈也不邪恶。

通过费罗之口,休谟表达了他的观点:人们可以选择相信上帝,但研究自然界并不是认识上帝的途径,也不应该把天然的人性作为道德的指引。以为人类用自己的感官和理性了解自然界就能认识上帝、得到道德上的指引,那是太乐观了。(这一点已经、正在、将要继续得到证实。如果没有制度的、道德的约束,人性之恶就会泛滥。——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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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