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拜尔
我们国家经过多年无神论的“教育”，大多数人都习惯理性思维，即使在理解“信仰”时也希望借助理性。但在欧洲却是反过来的，那里的人民有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信仰根植于他们的文化深处。直到17、18世纪，由于科学的进展，很多人看到了理性的力量，开始质疑信仰，理性与信仰的剧烈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思想家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把理性和信仰统一起来，前面讲过的笛卡尔、帕斯卡、洛克、霍布斯，都各有各的解说。这节介绍的法国人皮埃尔.拜尔(Pierre Bayle,1647-1706)主张把信仰和理性完全分开，说人在上帝面前要谦卑，别以为你能用常理去理解上帝。有意思的是，他的例子表明：同样一件事，观者的出发点不同，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
用非教徒的理性来看，《圣经》中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本节中给出了一些例子。假如你不信上帝，那么这些不合常理的例子会让你更加不信；但如果你信上帝，那么你会说人的理性有局限性，不能用来理解上帝的智慧，从而更加坚信上帝。
拜尔本人是非常虔诚的信徒，属于基督教的“加尔文教派（Calvinist）”。这个教派的主张和天主教有所不同，在法国受到皇室和教会的一致迫害（法国那时是天主教派主导，容不得其它教派）。他所卷入的冲突，不但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社会的。他的理论后来被曲解而带上政治色彩，这也是一个原因。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不代表我的观点。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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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一个人在世时的名声和几百年以后的名声迥然相异的话，皮埃尔.拜尔（Pierre
Bayle）该是首屈一指了。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具影响的人。17世纪的作者中，他的著作被人读得最多；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私人藏书中最多的就是他写的；任何人要想成为知识分子，或者想参与知识分子的讨论，皮埃尔.拜尔的书是他们必读的。但是今天，拜尔却很少为一般人所知了。（确实如此。我译介此文时，想在网上找点他的名字和书名的标准译法，却一无所获。——风铃）
我的目的是重现17-18世纪的文化。鉴于他在17世纪的重要性，拜尔是值得关注的。他的例子很能说明17世纪思想界的冲突和困境。有意思的是，拜尔在法国文化和学术界的名声经历了惊人的转变。他在世时，被公认为思想家，一个很虔诚很博学的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但和他论战的加尔文主义者却批评他不信教，当然这些指控当时没人当真。他死后，却被法国的启蒙运动尊为前辈；从18世纪到20世纪，拜尔这个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家，却被人称为“不信神的拜尔”，“怀疑宗教的拜尔”，“启蒙之父的拜尔”，堪称早期现代思想史上最大的讽刺。
直到20世纪中叶，才有人开始为拜尔“平反”。学者们开始透过18世纪的人们所知的拜尔的表像，探究他的背景、时代、著作、和生平，对拜尔有了新的了解。他的加尔文主义背景、他被放逐期间在法国清教徒中的生活，都被深入研究（17世纪末，法国清教徒被法国皇家和教会所不容，被驱逐出国）。20世纪初以后，学者们对拜尔的研究很出色，让人们看到拜尔是一个基督教的捍卫者及宗教思想家，但却屡屡被他的“自己人”所误解，遭受歧视和敌意。
20世纪曾经流行定量研究，历史学者们也需要通过统计资料来研究史实，其中包括18世纪的私人藏书。在法国，假如一个人死了，那么他留下的所有财产必须经过法庭登记，包括那人的藏书。学者们分析以后大吃一惊：从16世纪开始出版的书中，被人收藏得最多的竟然是皮埃尔.拜尔的《历史批判词典》（Historical and Critical Dictionary）。而且不单是法国，在其它几个欧洲国家也是这样。18世纪欧洲的私人图书馆里，拜尔的这本书多于任何其他早期现代作者的书。
拜尔的使命是捍卫基督教。他想让理性在信仰面前认输，想证明人类对于信仰的绝对依赖。在那个理性的浪潮冲击欧洲大陆的年代里，他要论证“推理”和“信仰”的不兼容，显示谦卑对信仰的必要、把理性引入神学的谬误、以及宗教的神秘性。当然，宗教的神秘性对西方来说并不新奇，但拜尔想这么做的时候，恰逢理性成为欧洲大陆信仰的试金石的时刻。这是拜尔故事的戏剧性所在。
我们先来看拜尔的生涯。他出生在一个法国加尔文派清教徒的家庭，住在法国一个迫害清教徒少数派的地区。他经过思考后转信了天主教派，因而失去了家庭的爱和支持。数年以后，他又转回来成为清教徒，进入了最危险的境地：法国天主教把他当作背信弃义的异端、叛徒。他在欧洲的神学院多年，传授卡尔文主义。法国宣布驱逐清教徒以后，他的哥哥在国王路易十六的地牢里死去，拜尔逃亡到荷兰的鹿特丹，继续传授加尔文主义，成为该教派的主要善辩者。
17世纪法国的宗教之战
从拜尔的出版生涯，也可以看出他在17世纪的主要论战中占了中心的位置。他的每本著作都引起大论战。即使在加尔文教派内部，他也得罪了不同意见的人，因为他的文字雄辩有力，而且绝不放弃辩论，会把他的论点坚持到最后，直到取得合乎逻辑的结论。他认为必须用振聋发聩的文字，才能把观者、读者从自我陶醉中叫醒，才能让他们看到推理和信仰间矛盾的真正性质。他的四卷著作《历史批判词典》取得了现代出版史上无以伦比的成功。这本词典实际上是一系列的文章，题材涉及几乎所有的事物，看似无害，却加上了爆炸性的犀利的注脚，充满了哲学的、宗教的、历史的、学术的、博学的尖锐评论。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再版、扩增，被欧洲人广泛阅读。
拜尔著《历史批判词典》
和帕斯卡一样，拜尔相信人必须好好地思考。思辨本身就能让人认识到理性的局限性，从而为接受信仰做好准备。此外，拜尔对于博学和真理的追求很严格；他认为在他之前的学者们写的只是他们愿望中的真相，而不问问自己“关于欧洲的历史、宗教、崇敬的人物，我们确切知道的真相是哪些？”拜尔相信真正的信仰不惧怕知识、真相、或者思辨。
让我们来看一下拜尔《历史批判词典》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曾使整个欧洲反感。文章说的是犹太人历史上的国王大卫。（这个大卫就是米开朗基罗著名雕像《大卫》的原型。在圣经故事中，大卫被上帝选中，年轻时以小胜大，用石子打败了强大的敌人，后来做了以色列国王。大卫王却犯了很多罪，但始终得到上帝的宠爱。——风铃）拜尔在注脚中写了什么呢？他说没错，大卫得到了上帝的恩宠，上帝爱他，拯救了他的灵魂。拜尔又引用圣经里的描写，说大卫王是个贼，是个撒谎的人，是个通奸者。他不但通奸，还把情妇的丈夫派到前线去送死，好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老年时用年轻女人们的裸体盖在自己身上取暖。他抢劫自己的人民，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他还是被上帝宠爱着，还是以色列的国王。拜尔写这段三、四十年后，18世纪的法国人读到这一段，会怎么想呢？自然会想：看看圣经里尊崇的国王是啥样的！人们误以为拜尔颠覆性的文章是为了减少甚至毁掉人们对圣经和基督教的尊敬。但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让我们把拜尔放回他的时代，放回到那时的政治争论和宗教争论的背景中来理解。
当时被流放到鹿特丹的法国加尔文教派内部有着不同的政见。他们的领导人物 Pierre Jurieu主张反抗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呼吁全欧洲的清教徒们打一场圣战。拜尔却认为基督教反对暴力行为，是和平的宗教，圣经教导信徒们服从国王，因为国王也是上帝选中的。他认为假如清教徒们是和平的，路易十六终将认识到清教徒不会危害他，那时就会让清教徒们回去。
拜尔和Jurieu这两个阵营的争论，一个说“圣经确实是说了国王们都是上帝授权的，我们必须服从国王。”另一个说：“但是路易十六是个撒谎者，杀人犯！他是个贼，是个通奸犯。”而在拜尔关于大卫王的文章里，大卫王也撒谎、偷盗、屠杀、偷情，却没有被上帝惩罚。明白了这个论战背景，就可以理解拜尔的文章是对Jurieu的直接回答。
再看宗教论战。加尔文教派说上帝救谁不救谁是预定好的，人类没法知道那个秘密。天主教派反驳说：“假如是这样预定的话，那最坏的罪人也可能得救，最虔诚的人也可能被上帝诅咒；是不是得救和操行无关，这是人类完全不能理解的。”
这种反驳很有力，也得到很多人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拜尔关于大卫王的文章就显出了它的爆炸性力量：拜尔说：读读《圣经》吧，用常理来衡量，大卫王犯了一个人能犯的所有的罪孽，但上帝告诉我们，大卫王得救了，上帝爱他。难道他犯的罪不是罪吗？我们不能这么说。大卫王是犯了罪，却仍然得救。由此可见上帝的意志是神秘的，我们不能用常人的理性来解释。
拜尔问：上帝的意愿是人类不能理解的，上帝的理性超过人类的理性，人类不是世界上最终的裁判，这么说难道是反基督教的吗？对拜尔来说，人们唯有谦卑地接受信仰，接受理性的不足道，尽管这引人反感。如果要有信仰，那么就要懂得如何区分常理的判断和神秘的信仰。
拜尔《历史批判词典》中的其它文章也一样让他的同代人反感，比如有关邪恶的三篇。假如上帝是全能的、善良的，那么世界上怎么会有邪恶？
用推理到底能不能解释这个矛盾？拜尔说：假如用常理推断，那你没法回避这个矛盾。一种可能是上帝有能力制止邪恶但是选择不去制止，那么按照常理，上帝就不善良；另一种可能是上帝想制止邪恶却制止不了，那么按照常理，上帝就不是万能的。拜尔认为这矛盾不可能用推理来化解。相信上帝是个信仰问题，通常的推理不适用。
拜尔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邪恶，谁也不能否定邪恶的存在。在见到那么多的邪恶时还要相信上帝的善和万能，唯一的可能是通过信仰，而不是通过常理。但这就是信仰，信仰才能解释人类的理性解释不通的事情。他认为人类认知的所有领域都存在推理不能解释的现象，只能相信上帝有他的道理。
对于宗教派别的不宽容，让拜尔非常愤怒。他认为“宽容导致和平，不宽容导致骚乱和纷争”；那些对自己的宗教信心太过的教徒们，借了上帝的名义对不同教派的人拷打、监禁、杀戮，那是一种傲慢，和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背道而驰。对拜尔来说，理性应该臣服于信仰，臣服于人道主义，臣服于对别人的宽容。基督徒应该去除以为自己的信仰高于别人的那种傲慢，寻求在不损害别人的同时不被别人干扰，寻求自己的良知和信仰。
拜尔试图批判他自己文化遗产的根基，从而激怒了神学家们，他们认为拜尔的著作很危险。于是加尔文教派、怀疑主义者和主张社会宽容的人们联手，向世人揭示多数的基督教徒们实际上是迷信、傲慢的人，偏离了原本简洁的宗教。拜尔的著作中写了历史上基督教对彗星的害怕，对“巫术”荒谬的恐惧，还有多数地方多数人的胡说八道。他说：现实表明，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社会甚至可能比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更糟糕；因为上帝的恩宠是神秘的，上帝高兴的话也许会去拯救无神论者。
拜尔认为，那种傲慢的神学摒弃了简洁、宽容的信仰，过高地估价了人类的理性，否认神秘性，否认信仰是上帝的礼物，而且造成了教派间互相屠杀、拷打、监禁的情况；好像人类有资格说“我知道上帝的意图，我能按照那个意图去监禁、杀戮。”你们这些无知的坏蛋——拜尔对他的同代人说——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以为可以按照你们解读的天意去拷打、监禁别人？那么我要包围你们，让你们尴尬，把你们的虚弱暴露出来，让你们的理性和骄傲丢脸。我会把你们引向你们想也没想到的结论上去。拜尔当时是反潮流的。
但是那个潮流比他更厉害；随着欧洲重理性和重证据的风气越来越盛，人们把他的观点理解成“宗教的基础只是信仰，不是理性，也不是证据。”把拜尔变成了反宗教的，忘了他是个十足的基督徒。读了拜尔关于大卫王的文章，伏尔泰也写了讲大卫王的文章，几乎是一字一句照抄了拜尔的原话；仅仅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同样的文字却成了对《圣经》的极大嘲讽。
在拜尔的时代，“灭掉理性的灯，世界将更清晰”这一观点正在被宗教放弃，而他却想力挽狂澜，论述信仰高于理性。在欧洲思想史和宗教史上，这是最有戏剧性的一章。
下集开始介绍18世纪思想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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