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维的诞生】(8)牛顿的发现和发现牛顿


艾萨克.牛顿

牛顿发现了什么?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些:苹果熟了为什么落到地上而不是飞到天上?行星绕着太阳转的轨迹为什么是椭圆而不是圆?别忘了,还有微积分,还有力学三大定律。牛顿不愧是科学界的巨人;没有牛顿,就没有现代科学,我们如今也不会在博客上相遇了。

牛顿是如何被欧洲发现的?这个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造就艾萨克.牛顿的(1642-1727),是什么样的学术、思想背景呢?这本身就是个有趣的题目。

17世纪中叶,欧洲各地的男青年们对于科学很感兴趣,关注着以数学、物理为主题的各种社团。这些科学社团几乎都在“体制外”,和当时的欧洲大学界完全分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学校还在继续用拉丁文教授传统的经院哲学,继续用上帝赋予物体的目的来解释物体的运动,就好象哥白尼、伽利略等科学巨匠们根本不存在似的。这种经院哲学占据欧洲大学的情况,直到18世纪后才有所改变。对新思维有兴趣的人们,只能到学校以外去结社,探讨那些离经叛道的科学知识。(体制内不容许讨论新思想、新科学,体制外社团却能“百花齐放”,这说明那时的欧洲对思想的控制还不算很严,呵呵!——风铃)

在英国,从1640年开始,伦敦、剑桥、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教授们就常在校外开会。他们反对经院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被他们叫做“经验哲学或“新哲学”)有着浓烈的兴趣。弗朗西斯.培根的理论、力学和其它定量科学的进步,让这些新一代的科学家们兴奋无比。

到了1660年,这个科学社团每个星期都要开会,探讨物理-数学-实验推理。他们很明智地选了一个英国皇家理事会成员当他们的头,因而争取到很多的赞助。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将他们命名为皇家学会,当时有大约130个成员。皇家学会对于科学的态度,就像伽利略所主张的:不要通过书本来了解自然,而要观察自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提出假设,再到自然中去验证。皇家学会的活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进行观察和实验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是通过动态的、合作的方法来做研究,不僵化停滞,也不是靠一个人、一个天才,而是互相交流工作,同时也向大众报告研究成果。(这个合作、交流的传统一直保存到今天。——风铃)

1664年,英国皇家学会根据其成员的兴趣特长,成立了八个学部委员会:运动力学(物理),天文学与光学,解剖学,化学,农学,贸易史及航海学,“记录从未被记录过或从未被观察到自然现象,加上通信交流。其中第七个委员会最奇特:“记录从未被记录过或从未被观察到的自然现象委员会,或者可以叫做新发现记录委员会吧?这个名称,和开普勒的感受相呼应:“上帝他已经等待了6000年,等待有人用真正理解的目光,凝视他的创造物。”

培根对于皇家学会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虽然他早就过世了。1670年,培根的《新科学(The New Atlantis)》一书已经出了第十版;书中描写到科学家们在一起工作,向社会提供基础知识和对自然的了解。培根的这个理想,正是皇家学会用来定义自己位置的自画像。培根对于人们急于作结论的倾向很不安,他主张小心谨慎地验证和推断。(我觉得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很符合培根精神。——风铃)虽然培根在自己的书中并没有提到定量研究,那些新型科学家们却都自称为培根主义者。他们阅读培根的著作,被他的思想所激励,相信他们应用的正是培根的方法:观察自然现象,提出假设,用实验证明,再加以概括。

皇家学会还出版期刊,向大众报告他们的实验和观察结果。在第一期的扉页上,画着查理二世、皇家学会的会长、和培根,而培根被称为修复艺术的人the restorer of the arts)。在当时,艺术指的是人类知识的实际应用。每本期刊的出版,都被英国的学者和民众所期待,因为那里面既有开创性的光学物理学数学成果,也有实用性的窍门比如酿酒的配方、做苹果汁的指南,或是家畜交配的窍门。从“专家到乡绅,都可以在皇家学会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有的成为西方科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还有的提供了各种测量数据,比如各地的高度和气压。(听上去是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的科学期刊,适应了当时普及和提高科学水平的需要。英国皇室对于非正统的科学讨论研究如此赞助,实在是有眼光和气度的。——风铃)

让欧洲认识牛顿的,是他登在皇家学会期刊上的一篇文章:《光学(Optics)》。这篇文章为现代光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它的发表,不但是西方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向读者们引荐了牛顿。在那之前,牛顿是个无名之辈;在那之后,牛顿一个又一个杰出的发现,让他成为迄今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

牛顿出生于1642年,父亲是个农场主。从他早期所受的教育来看,父亲是想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知识的继承人的。1661年,牛顿进剑桥大学就读。当时的剑桥大学,占主导地位的是经院哲学;但是牛顿所在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却深受笛卡尔主义的影响。年轻的牛顿在那里学习了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其它数学理论。尽管牛顿后来推翻了笛卡尔的物理学,但在早期是受了笛卡尔学说的启蒙。牛顿从师于当时英国最优秀的数学家Isaac Barrow,为他自己后来成为数学大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665年,牛顿大学毕业。但是英国流行瘟疫,有办法的人家都躲到乡村去。牛顿回到父亲的农场,在那里度过了18个月。这一年半中,牛顿都想了些什么呢?他想了月亮的运行,和摆动的圆球的运动。这个问题是当时一个有名的力学家Christiaan Huygens提出来的。你如果仔细想想一个球的摆动旋转,就能懂得牛顿要解决的问题具有怎样的戏剧性。看看世界,天上有天体在转圈,漩涡里有水在转圈,惯性的旋转似乎是一种常见的自然运动。当时只有开普勒提出了“行星轨道是椭圆形”的假设,但他没能证明这一点。Huygens还观察到:让一个圆球摆动旋转,然后松手,那球不是继续旋转,而是按直线飞了出去。

牛顿思考着这个问题的时候,苹果确实从树上掉了下来,那个传说是确有其事的。他开始琢磨:什么样的一种力,能让苹果落到地上,也能让月亮在它的轨道上转?最简单的解释是: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在拉着月亮或是其它的天体。当时,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就是没法用计算来证明。而牛顿的推算是:地球对任何一个物体的引力,和那个物体到地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物体离地心越远,那个引力就越弱。但他的书不在家里,牛顿只好凭着记忆中的地球周长来计算地球半径,结果略有误差。他觉得这个问题几乎解决了,就把它搁在了一边。事实上,牛顿发现的是重力定理,他却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在牛顿的计算中,有多个变量:空间,运动,时间;他感到笛卡尔的解析几何不够用了,于是自己开始推导微积分。为了解释伽利略的天体理论,牛顿提出了三个运动学的定律:
  1. 任何物体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条件下,动者恒动,静者恒静。
  2. 速度等于加速度乘以时间。
  3. 对于每一个力,都会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

在大学毕业后的18个月中,23-24岁的牛顿发现了计算重力的公式,提出了成为现代物理学基础的力学三定律,创立了微积分,为现代光学奠定了基础,还解决了大量的数列计算问题。可就像他常常忘了吃饭一样,牛顿没有把这些发现告诉任何人。几年以后,牛顿把他的数学成果给Isaac Barrow教授看,后者立刻辞去了自己的系主任职位,坚持要牛顿代替他;这在学术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可牛顿关于地球重力的理论和力学定律还是没人知道,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1684年。 那天,在伦敦的一家咖啡店里,坐着三个科学家:有名的天文学者Edmond Halley (哈雷,哈雷彗星以他命名),伟大的建筑师Christopher Wren(雷恩,1666年伦敦大火后重建的设计师),和天文学家、数学家Robert Hook(虎克,发现了弹性物体的虎克定理)。他们三人谈到圆球摆动的问题,又联想到月球的旋转轨道。而牛顿在二十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两者间的联系。虎克提出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假设,雷恩想了想,打赌说那不可能证明。哈雷和虎克的数学都很棒,就去演算证明,但没成功,俩人很沮丧。听说剑桥大学的牛顿是个数学天才,哈雷就去请教牛顿。

哈雷被领到牛顿的房间里,问他假如卫星和地球之间的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个行星的轨道是什么样的?牛顿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椭圆。所有天体包括月球的轨道都是椭圆,和开普勒假设的一样。哈雷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牛顿说:哦,我二十年前就证明了,但算出来的地心位置有点误差。”“你的论文在哪里?哈雷问。牛顿于是一个一个地翻抽屉,找他二十年前写下的计算。正如一位史学家描绘的:整个欧洲都在寻找重力定律,牛顿却把它搞丢了”!

牛顿最后找到了他的稿纸,哈雷读了,立刻看出了误差在哪里。哈雷意识到,只要把牛顿用的地球半径的数字改正过来,那计算结果就对了;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就得到圆满的解释,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也就得到了证明,牛顿用数学发现了宇宙的属性、系统性和引力。在哈雷的鼓励和私人资助下,牛顿继续研究,整合了他的力学理论,在1687年用拉丁文发表,题为《The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自己保存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一版,
内有他为该书第20版所作的修改手迹

 这本书牛顿写了18个月;它改变了整个文化,改变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方法,也改变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下一节,我们来讲牛顿的发现给欧洲带来的革命。



伦敦西敏寺内的牛顿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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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

【闲言碎语】一图胜千言



有两件事让我想到了这张图。

一件是电影《战争与和平》。友人说他看了两个版本:美国1956年拍的,和苏联1966年拍的;苏联版的极好。我查了一下,苏联版的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美国版的我以前看过,这次就找了苏联版的来看。除了电影整体的质量,我对它的配乐印象很深。惨烈激战的场景,常常配上轻松优雅的旋律,凸显了战争与和平、死亡与享乐那种互不相容的并列。

另一件是北美最近的天气。冬天的冷,对我们密西根人来说,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今年却是冷得早、冷得狠。如果不计从北极刮来的寒风,最低温度到了摄氏零下三十度以下;要是加上寒风,那就更别提了。想到让拿破仑大败的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那年冬天非同寻常的严寒。就连二次大战时日本和英美盟军在阿拉斯加交战,到了严冬,冰冻三尺,双方也只好撤退了。在冰天雪地里远征,实在不是闹着玩的!

第一次看到这张图,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有个同事出去上了几天培训课,回来向大家推荐,说很长知识,我于是也去听。讲课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Edward Tufte,教人们如何用高质量的图像说明问题。他所说的“高质量,并不是图像的清晰度等技术层面的质量,而是如何把信息资料安排得让人一眼就能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要动脑筋了。Tufte教授举了很多范例,其中包括这张图。

1812-1813年拿破仑的远征”,点击看大图

图中讲述的是1812-1813年拿破仑侵略俄国的故事。棕色的粗线是法军进入俄罗斯的路线和人数(左端是俄国边界的涅曼河,右端是莫斯科),线越细人数越少。从左到右,可以看到法军走过的地方,渡过的河流,还有两小支分兵部队的路线。黑色的粗线是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路径和军队人数。从右到左,黑线越来越细,到最后只剩了1000人渡过涅曼河。在图的下部,标出了他撤退沿途的日期和最低温度的曲线。这些温度很可能都不包括风的因素,和我这里今年的冬天有得一拼。

虽然只是一张平面图,它却显示了六个变量:拿破仑军队的行进方向(进攻和撤退)、路线的经度和纬度、人数、撤退时的日程和最低温度。这样一综合,就描绘出那场战争的大略,而且既有数字又有图像,资料丰富而直观,让人看了一目了然。它虽然是1861年画的,150年来却一直是图解的典范。直到如今,这样高质量的图也还是凤毛麟角。

图的作者是法国土木工程师Charles Joseph Minard1781-1870),他当时在法国的运河、港口、铁路建造业很有名声;咱们可以想象他画过、看过很多的工程图。但他并没有专门学过地图制作,在将近60岁的时候才开始尝试用这种特殊的地图来表现社会和历史事件。制作这张图的时候,他已经80岁高龄了,他的智慧和创新精神让我叹服!

Charles Joseph Minard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是数一数二的小说;而Minard先生的这张图,可说是数一数二的图解了。当然,这图上没有彼埃尔,没有安德烈,也没有娜塔莎,没有那些让我们同情和喜爱的人物;有的只是棕色、黑色的两条线。但是那两条线每一次的收窄,都代表了无数生命的消失,俄国的和法国的,在场的士兵和不在场的家人。这两条线浓缩了战争的痛苦,让它在我们面前赤裸裸地、严酷地呈现出来。

我们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很多大事值得记载和思考;比如明朝的人口大迁徙,比如文革的知青下放和回城,比如当今雾霾的起源和扩散。我好奇,什么时候,咱们也能有这种高质量的图解,把复杂的数据资料直观地呈现在大众眼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呢?






(本文图片均来自互联网,鸣谢!)

【现代思维的诞生】(7)帕斯卡:从科学到宗教




懂点计算机程序的人都知道“帕斯卡语言,那是为了纪念法国人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因为他发明了最初的计算机,用“0”“1”两个数字来作算术。帕斯卡是个神童科学家,年纪轻轻就有很多成就,却在中年时完全放弃了科学家的生涯。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信了上帝。当然,那时的科学家信上帝并不出奇,出奇的是帕斯卡不但信教,而且成为天主教的有力捍卫者。因为他上下求索以后,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解释人性之善恶。

本文是我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Alan Kors的讲座【现代思维的诞生】的译述。文中插图均转自互联网,鸣谢!     ——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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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欧洲出现了“新哲学”;它主张通过实验来获得知识,对自然现象作定量的观察研究,而且对传统权威和经院哲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当时的思想界,对于人类是否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有着很深的怀疑。(从古希腊到今天,“怀疑主义的含义经历了极大的演化;今天人们说怀疑主义,一般是指对于宗教的怀疑。)首先,用什么来衡量真知?逻辑在这里常常不能自圆其说。其次,人的感觉总有误差,感觉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知(参见本系列之五:笛卡尔)。

十六、十七世纪怀疑主义,其主要形式是唯信仰论(fideism)。它认为人类没有能力确认什么是真理,应该放弃寻求真理的徒劳,转而绝对地依赖信仰和上帝的恩赐;什么都可以怀疑,但是不能怀疑上帝。唯信仰论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天主教思想家布莱士.帕斯卡,另一个我们以后再介绍。

即使帕斯卡没有为宗教写书、没有成为唯信仰论的代表,他也会是17世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是原因不一样。帕斯卡是个极其出色的科学家,对数学、大气物理、流体力学、气动学、概率论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父亲是个收税官,他曾经为父亲做了一架计算机,用二进制的“0”“1”来作算术。


帕斯卡发明的机械计算机

帕斯卡站在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前沿寻求真知,而那种真知可以通过归纳法、实验、定量分析、以及数学推理去获得。正因为如此,帕斯卡转向怀疑主义和为宗教的辩护才格外有影响力。他在中年时接触了当时欧洲天主教的一个教派,从此放弃了自己的科学事业。

让帕斯卡着迷的教派叫做詹森主义(Jensenism,是由丹麦主教詹森发起的。詹森主义在当时引起了争议,其焦点是一个在西方和伊斯兰国家都很古老的问题:一面是虔诚的信仰,另一方面是对神学的理性化。这两者能不能统一?或者说,理性能不能导致虔诚的信仰?

詹森派认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原罪腐蚀了人类,使我们依赖于肉体、感官;因为这种腐蚀,我们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注定是靠不住的;我们想通过感官来找到上帝而得救的尝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正是感官把我们和邪恶和堕落连起来,不让我们的灵魂得救。假如没有上帝的救赎,人类自己不可能通过理智来分辨,也不会选择顺从上帝,远离罪恶。很多詹森派人士喜欢笛卡尔关于上帝存在的论点,因为他没有用感性知识就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但帕斯卡不同意笛卡尔的观点。他相信人类的原罪使我们不可救药,人类自己不能通过理性找到有意义的真知,了解现实世界的本质,了解上帝的属性。

詹森主义强调:上帝的恩典是施予个人的。上帝可以拣选某人,对他施恩,把他从罪人变成上帝眼中的“干净人”。这种立场和当时天主教会的主张不同。天主教会说上帝的恩典只能通过教会组织的活动才能祈求到,比如受洗、恳谈和其它各种仪式。詹森派认为虽然有那些仪式,周围的天主教会却仍然充斥着丑闻。人们依赖于教会的仪式去赎罪,而避免自己向上帝请求宽恕,不去寻求自己和上帝的相遇。帕斯卡谴责那样的天主教徒,他们星期天去教堂忏悔、接受救赎,星期一又开始继续犯罪;他们从周一到周六做着坏事犯着罪,然后在星期天参加恳谈会,“洗清”自己。

帕斯卡在遇到詹森派以后,为自己没能建立和上帝的关系而绝望,决定彻底放弃他的科学工作。他说:审视自己的内心,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救赎。哲学家的上帝,并不是《圣经》里描写的上帝;经院哲学或笛卡尔证明存在的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不能让灵魂得救。帕斯卡亲身经历过上帝的神迹以后,成为詹森主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卓越捍卫者。


再版多次的《思想录》

帕斯卡只活了39岁。他死后朋友们发现了他的大量手稿,阐述他的宗教思想。朋友们替他编辑出版成《思想录》一书。这本书拨动了17世纪欧洲文化深处的弦,非常轰动,再版了一次又一次。人们喜爱《思想录》,《思想录》也改变了思想界论争的方向。从《思想录》的主题,人们可以了解帕斯卡是如何为宗教辩护的:

他说,没有上帝,人类会活得很悲惨。人的生活是什么?是无穷尽的追求娱乐、消遣。我们总是不开心,总是想尽办法不独处、不自省。我们宁愿去做各种傻事,和随便什么人谈天;我们会去狩猎,不是为了得到猎物,而是为了得到兴奋;我们宁愿做那些无意义的事,而不愿面对自己的良心发问:我是谁?”“我的宿命是什么?

我们有着两种绝对超常的情感:仇恨和自恨。憎恶别人,希望朋友失败,害怕别人成功,——这还嫌不够—— 也憎恶自己,轻蔑自己,伤害自己。没有对上帝的信仰,人类会走向现实主义和绝对荒谬的状态。谁能解释这种仇恨?帕斯卡有句名言:两国间有一条界河,一边是我的朋友,另一边是我杀了能得到赞赏的人。这种荒谬成了人类的常态。我们见到一个普通的人,对他轻蔑;可如果让他戴上法官的假发,或是穿上国王的袍子,我们又会敬畏他、崇拜他。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这世界的运作缺了慈善,缺了爱,缺了智慧;它的运作基础是:物欲让我们害怕不遵守规则、法律的后果。虽然这样的世界能够运作,我们苟且地活在其中,上帝允许我们的物欲,让我们拥有一点可怜的和平,但是我们的周围充满了不幸与非理性。

在帕斯卡看来,人类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群体。我们不缺天才,你只要看一看科学和数学的前沿就会知道;但我们又很无知,在荒诞的迷信中走失。我们能成就辉煌的科学,却缺少道德和尊严。我们充满了能量,但那是无目标的能量。我们有微妙和细致——看一看我们的艺术就知道了——但我们也有粗劣和不可理喻的兽性。我们可以不断地自我肯定,但又会被恐惧和罪恶感所打败。我们是理性动物,但是我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是服从随意而没理由的习俗,只因为“在河的这一边,就是这么做的”。我们的理智衰弱:我们有理由,没诚意;我们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我们被虚假的外表统治着;激情和偏见影响着我们的心智,这一点人类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已经清楚地证明了。知识对我们来说是相对的,有的人靠直觉获得,有的人则必须一点一点地验证。即使我们中的天才人物,也绝对无法了解那些无穷大或者无穷小的物体。(帕斯卡深知人性的弱点。但是,尽管我们知道人类有这些弱点,到如今也还没有办法战胜自己,除了利用制度来规范人性。即使在以基督教为“国教”的地方,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仍然会有腐败和堕落。 —— 风铃)

十七世纪的欧洲,人人都是赌徒;所以帕斯卡的概率论很受知识界的欢迎,让他成为英雄。帕斯卡打了一个比方,很有意思,被叫做押注的逻辑:假设你不信上帝;如果你是正确的,那对你毫无益处;但如果你错了,却会有无穷大的害处,你把自己从上帝那里勾销了。再假设你相信有上帝;如果你对了,那会有无穷大的益处;如果你错了,也对你无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傻瓜才不信上帝(这个比方足以说服喜欢投机的人们,呵呵! ——风铃)

有人误以为这是帕斯卡对上帝存在的证明;不是的。帕斯卡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不能“证明”的。人类的理性很弱,人类的意志不愿相信。帕斯卡用“押注的逻辑来打比方,只是要指出不信上帝的人有多傻。

帕斯卡认为笛卡尔等哲学家所证明的上帝是不足的。笛卡尔证明了什么样的上帝呢?是一个“完美的存在”,是第一推动力,或是最终的原因。即便知道这样的上帝存在,也还是不能解释人性的恶,不能解释我们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憎恨。帕斯卡写道:在对上帝的认知和对上帝的之间,有无限远的距离。哲学家们的“证明”,永远也不能让你产生对上帝的爱,所以你还是只能生存在一个充满了堕落、仇恨、苦难和不幸的世界中(这的确是笛卡尔的上帝之软肋——风铃)

而信仰给出的是耶稣的启示。它有自己的理性,有预言和神迹为它作证;但那不是人们相信的原因。心灵有其内在的理性,不能用常规的理性来解释。人们相信耶稣,因为那能使他们与上帝和谐,让他们爱上帝,让他们理解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理解了亚当的堕落和耶稣的救赎,那就能理解人性的善恶两面。如果我们理解了上帝造人和亚当的堕落,那就能理解我们为什么兼有细致和粗劣、智慧和愚蠢、美和丑。这样的理解,从哲学家们的证明里是得不到的。(当然,如今也可以用进化论来探讨人性为什么具有两面:“利己”或“恶”,来自残酷的生存竞争;“利他”或,来自合作的必要。但达尔文的进化论要到19世纪才会产生,在帕斯卡的时代,基督教的解释显然让他满足了。——风铃)

帕斯卡认为,世界就像那种玩花样的图像: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东西,换个角度看又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一切就都有序了、可以理解了。理解了亚当的堕落、原罪、耶稣为人类的赎罪、初始的人性、后来的堕落,一切就都顺理成章。从这种信仰中得到的不是哲学的结论,而是内心的平和。那种平和与救赎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

帕斯卡所处的十七世纪,被冠之为理性的时代。但他却说:信仰和理性是不兼容的。心灵有着自己的理智,心灵的理智是寻常的理智所不能理解的。 (这点我也有同感;假如你去读《圣经》,会发现很多矛盾的地方,没法统一。信仰就是信仰,信了就有了;信仰不是科学,用推理是推不出来的,呵呵! ——风铃)


(艾伦.考尔斯教授是牛津出版社出版的四卷《启蒙运动大百科全书》的总编辑。如果您有意听考尔斯教授原汁原味的讲座,可以通过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借到CD书《The Birth of the Modern Mind: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更多资料见:http://www.thegreatcourses.com/tgc/courses/course_detail.aspx?cid=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