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旋镖》（7） 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下）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

（接上集）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来到弗莱悠，看到的是一片萧条。关了门的商家，建筑周围长满了杂草。在这里，你可以随意停车而不必担心被罚款，因为已经没有交警来管这事了。市政厅里面灯光暗淡，门外却有一堆人在拍卖房地产。整个市政厅只有两个人：主管伯奇勒和他的秘书；大多数的房间都空着。

伯奇勒看上去60多岁，已经退休；退休前，他的工作是帮助市级政府解决财政困难。当弗莱悠市政委员会请他出来主持破产重组的时候，他推辞再三，最后才答应。

2008年，弗莱悠因为无法还债，宣布申请破产。这个城市开支的80%，是付给公共安全人员（警察和救火队员）的工资和福利。破产以后，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停止了。原来为市民服务的公务员，成了让弗莱悠大出血的原因。但这不只是警察和救火队员的问题，也不只是公共事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人们从社会攫取他们能够攫取的财富，而不考虑这样做将给社会带来什么长期的后果。美国人很知道他们要什么；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忙着为自己敛财，而不顾社会后果。

弗莱悠市的财政跌到了底。伯奇勒说，“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追究责任于事无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变革。”弗莱悠欠了债主们5亿美元的债，却只有600万美元的资产。他试图说服所剩下来的公务员们，如果要让弗莱悠起死回生，大家必须团结一心，共同努力，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他认为弗莱悠的问题不是财政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不改变社会的文化，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我们必须教会人们互相尊重，诚信做事，努力工作。文化是可以改变的，但前提是人们自己要求改变。”

2011年8月，弗莱悠的破产计划终于得到法庭的批准。市政债券的债主们只拿回5% 的本钱，退休的公务员们拿回只有原来价值20-30% 的退休金和福利。我又重回弗莱悠，去采访整改以后的消防队长佩奇.迈耶尔。

弗莱悠的救火站之一（图转自互联网）

迈耶尔41岁，脸上有烧伤的痕迹；他的自然表情是微笑。他对自己的工作和同事们都充满了自豪，“在很多城市，你一年也就只有一次大火要救吧；可在我们这儿，大火是常事。”弗莱悠是个老城市，居民老，房子更老，而且是木质的，中间又没有防火夹层，一旦着火就直冲阁楼，非常危险。迈耶尔热爱救火这一行；十多年前，他就是冲着这里的火灾频繁才要求调来的。

破产重组以后，这个有11万人口的城市，消防队员从121人减到67人。他们平均每年接到13000次求助的电话，其中多数是像猫上了树下不来啊，有人头痛啊，有人身上痒挠不着啊，甚至于没腿的人感觉“腿疼”啊，等等。虽然是小事，消防队是每叫必到。为此他们曾经有8个消防站，8辆3人救火车，1辆4人救火车，一艘救火船，一支“狭小空间救护队”，还有一支“特殊材料处理队”。如今，他们剩下的还不到一半。

两个月前，迈耶尔“临危受命”，接下了消防队长的重任。他坐下来，仔细思考消防队应该如何提高效率，如何用一半的资源，提供和以前一样、甚至更好的服务。救火死亡最常见的原因是心脏病突发，其次是救火车撞车事故。他决定要把救火队员的健身训练列入常规。他还得找到办法缩短响应时间，并且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灭大火。总之，他在重新研究救火，要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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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借债借到还不起的数目，他们的潜意识里有几个并存的想法。第一，他们想要自己供养不起的东西；第二，他们认为满足眼前的需要比应付将来的困境更重要；第三，他们在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自然有办法。真到了时候，他们不是总有办法；然而奇怪的是，这种乐观尽管很愚蠢，倒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在环境的逼迫之下，他们也许是能够改变的。

（全文完）

《回旋镖》（6）美国加州：迟付的代价 （上）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五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继《大空头》描写的美国金融危机之后，作者在这里写了地方财政困境的根源和后果。

2011年8月5日，美国一家债券评级机构把美国国债降了级；然而，美债的价格不降反升。这说明至少在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还可以继续举债度日。美国的政府经费问题，更多的将体现在基层。

梅丽迪斯.维特妮是华尔街的一个独立分析师，因为正确地预测了花旗银行的次贷问题而出名。她在2010年底说，美国市级政府发的债券很可能有一大批付不出利息，导致很多市政府破产。这一说法立刻引起了市政债券市场的恐慌，一时间市政债券成了烫手的山芋，遭到投资人的抛售。其实维特妮并不是研究市政债券的，她只是认为，在本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将形成地方经济圈；经济危机前“发达兴旺”的州，其繁荣是建立在房产泡沫的基础上的。如今泡沫破灭，它们面临着比其它州更大的困难。而危机前没什么泡沫的地区，相对来说会恢复得快一些。所以，今后数年内，美国地方经济将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她并不认为各州政府会破产，因为州政府可以把问题推给市政府。我问维特妮，美国目前形势最严重的是哪个州？她毫不犹豫的说：“加利福尼亚。”

于是，我开始了加州的旅行。

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是加州的前任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他约我早上7点和他在沿着海边的大路上骑自行车。施瓦辛格是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十几岁从奥地利移民美国，从给人砌砖墙谋生开始，到成为男子健身的冠军“世界先生”，到出演《终极者》里面的“主角机器”，到不费吹灰之力被加州选民推上州长的位子，到七年后下台。他骑车时只看前面；而他做人也一样，不回头，也没有个人反思。他在任时没写“日记”，不象很多官员，卸任以后就可以写回忆录。“我干嘛要写那玩意？经历过一次，还不够啊？”

施瓦辛格在2003年当上州长。当时正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加州经济急刹车，他的前任格莱.戴维斯被选民罢免。那天施瓦辛格在电视脱口秀上做嘉宾，临时决定说要竞选州长。两个月以后，他这个共和党人成了民主党势力极大的加州的州长。

七年的州长生涯，他是这么总结的： 虽然是偶然上任，他并不是没有主张。他认为，加州的政府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政府为政客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谋利益，超出了为全州人民谋利益。他想做人们理想中的好州长：大胆地决策，而非处处受民意调查制肘；不拿权力做交易；公平对待反对派；犯了错迅速承认；等等。但是他的政绩却微乎其微。

加州的政府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房地产税收；房地产泡沫一破，税收也就急遽减少，而支出却没减。在富裕的时候，公务员们包括监狱看守的待遇都很好。比如一个人如果45岁开始到监狱当看守，50岁就可以退休，而且退休金几乎是工资的100%。（我所在的公司，工作30年后退休，也只能拿到20-30% 的工资。- 风铃注）这样的待遇，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按法律规定又不能减。施瓦辛格在任时，曾经多次尝试通过财政改革的提案，减少政府开支；但每次都被打败。加州的老百姓不愿做出牺牲，加州的政治体制造成了“无作为”的局面。施瓦辛格说，他只好削减最不应该削减的开支，比如教育经费。换言之，能够获得通过的措施，是牺牲长远的利益，而满足眼前的欲望。

施瓦辛格的从政经历说明，加州的政治问题，不是换个州长就能解决的。加州的制度正是加州人想要的：他们要政府提供服务，但是不要为此付钱，所以就只能借债。2011年加州人的平均收入是43000美元，而平均负债是78000美元。当年罢免戴维斯州长，加州的民意在说：“这个州长不行，换一个兴许能解决问题。”施瓦辛格尽了各种努力：他试过共和党的主张，也试过民主党的主张，还试过讨好州议会，不行的时候又直接向百姓呼吁；都不灵。最后还是民众“免费午餐”的意志占了上风。“我以为选民们把我选上去是让我解决问题的，但是他们又把我解决问题的工具拿走了。”

和施瓦辛格上台的时候相比，如今州政府公务员的退休金支出增长了一倍。未来需要的退休金至少还短缺1000亿美元。2010年，加州付了60亿美元给不到3万人的监狱工作人员。工资最高的是监狱精神病医生，年薪86万美元。那一年，州政府付了60亿美元给监狱，而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只有47亿美元（加州有33所大学校园，67万大学生）。过去的30年内，政府对加州大学的经费的贡献从30% 减少到11%，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州政府如此，基层又怎样呢？我下一个采访的，是硅谷圣何塞市的市长扎克.李德。

加州圣何塞（图转自互联网）

圣何塞市的人均收入是全美国第二高，仅次于纽约市；它的市政债券得到标普和穆迪评级AAA，美国只有少数几个城市有这种“殊荣”。但这是因为它的债主有权让市政府提高房地产税来还债。至于本市的开销，那是另一回事，目前市府已经离破产不远了。

我在李德市长的办公室见到他时，门外聚集了一群人，在喊口号。他们是市政府的公务人员，正在向市长抗议。李德看上去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他曾经当过空军军官，参加过越战，有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有斯坦福大学的法学学位。他一生对公共政策都很有兴趣。2000年，他被选进市政委员会，六年后被选为市长。2010年，他又以77% 的得票率连任。他是民主党人；不过此刻，他面临的问题是如此之大，已经超出了党派之争：圣何塞市欠政府公务员的债是如此之重，就是减半也付不出来。“我算了一下，还不至于像希腊那么糟”，他说。

他说这个危机起源于19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时期。“我们住在富人们附近，于是以为我们自己也很富有。”圣何塞的预算和其它城市一样，取决于公共安全人员的待遇，包括警察和消防队。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会，向市政府提出自己的待遇要求。假如双方谈不拢，按加州的法律，应由法官仲裁。可是管这事的法官是偏向工会的，所以市政府往往不得不向工会让步。其结果，就是每次谈判都以周边城市中待遇最好的为起点，在那基础上再加高。2002年，圣何塞警察工会争取到3年内工资升18%的待遇。随后消防队搞到了3年增加23%的好处；这么一来警察觉得他们亏了，又去找市政府争得了5% 的“反恐训练补贴”，反恐训练结束，补贴却继续拿着。“我们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们退休后挣的比工作时还多。他们的病假可以不用，攒到一起，到退休的时候可以拿回几十万美元。这是腐败，不单是财政的腐败，而且是公共服务态度的腐败。”

“我刚当市长的时候，想也没想过退休金的问题。”一直到2002年圣地亚哥市政府破产，李德才开始注意圣何塞的财政。从那以后，市府的退休金计划每年要付的钱从7300万美元增加到24500万，如今公务员的退休金和健康保险两项占了市政可变开支的一半以上。三年以后，退休金开支将达到40000-65000万美元。因为法律规定这些支出不能减，李德只能在别的地方节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减少了三分之一，尽管人口多出来四分之一；留任的公务员，也一律减薪10%。 市图书馆每星期有三天关门；公园的服务也减少了；一个新建的社区中心不能开张，因为没有人手；圣何塞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消防队员被裁员。

圣何塞有100万人口，是美国第十大城市。李德估计，到2014年，将只有2400公务员。“这样少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你不得不问：为什么要有城市？我们为什么要住到城市里？” 到了那时，市政府就只剩了一个功能：付钱给退休的公务员；而且他们越来越长寿。

李德说，从数学上看，这就是个“庞氏计划”，后面的人交钱给前面的人。他和工会的谈判毫无进展。“警察和消防队员们认为，他们是不可缺少的，削减别人也不能削减他们。”圣何塞的公民们绝不愿意多交税，这无米之炊是不能持久的。“市民们并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愿意付账单。”最可能的前景，是市政府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少，造成“文化破产”。

圣何塞怎么会走到这一步？李德说，“我们集体处在一种幻像之中，以为我们会更富有，不必担心钱的问题。如今这幻象终于破灭，我们面临的是现实。”

圣何塞这样的高收入城市尚且到了破产的边缘，那么，更穷的城市会怎样呢？我接着采访了弗莱悠市。

（待续）

家有过敏儿

两岁时的小儿子

小儿子出生以后，我母亲来美国，白天帮我们照看小家伙。他快一岁时，有天外婆喂了小半匙花生酱给他。花生酱是磨得粉碎的花生加上奶油做成的，很香，不用嚼，又有营养，是美国儿童和家长们最喜欢的食品之一。

谁知几分钟以后，儿子的脸肿了起来，呼吸也接不上，只听他小小的喉咙发出细细的尖声，像是堵住了在使劲抽搐。外婆一看吓坏了，赶紧给正在上班的我打电话。四十分钟以后，我冲进家门，看到儿子满脸紫胀，眼睛已经肿得挤成了线，小人儿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哭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阵仗，慌乱中打电话给儿科医生，医生说快送医院急救！可等我把儿子包好准备去医院，他却奇迹般地缓过气来，昏昏睡去。医生看了，确诊是严重的花生过敏。

花生过敏，是人体的免疫系统错把花生当成有害的异物，如临大敌，作出过分反应的结果。身体内凡是有粘膜的地方都会肿起来，包括气管壁。这一肿，气管就变得很窄，严重的甚至堵住，引起窒息死亡。每年，美国大约有数十人死于花生过敏，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儿子的过敏假如再严重一点点，他那天就没命了。真是越想越让我后怕！

美国大约有1%的人对花生过敏，症状有轻有重。近年来，花生过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医学界还没找出是什么原因。医生说，有些食物过敏随着孩子的长大会减弱或消失，但是对花生的过敏却大多是终生的，而且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病也无药可治，只能远离过敏源，一丁点花生都不能吃。像儿子这样严重的过敏，别说花生，就连“花生碰过的东西”都不能吃。比如拿过花生的手，再拿别的东西，难免会有星星点点的花生带过去，就可能会触发他的强烈反应。

儿子的小脸到第二天才消肿。从此我们把家里一切可能含花生的食品都清除了，生怕不留心被他吃进去。医生给开了急救针，随时备用；万一吃了含花生的东西，先得一针打到大腿上，再上医院急救。

一岁半的时候，儿子开始上托儿所。有天我去接儿子，阿姨说她开了一大罐花生酱，那气味就让儿子有了反应，还好只是脸上红肿，没送医院。从此，他除了不能吃花生，还得避开别人吃花生的场所。那时飞机上发的零食常常是花生米；前后左右的旅客一起打开小口袋的时候，我只能带着儿子到座舱的最后面避一会。有次被乘务员看到了，告诉我下次再坐飞机之前，可以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请他们这班飞机上不发花生米。如今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了避免过敏事故，已经一律不在飞机上发花生了。

家有过敏儿，才发现食品中有多少是含有花生的。零食是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巧克力都有嫌疑；甜点如冰激凌也要小心。花生酱更是随处可见，做成三明治的，夹在饼干里的，抹在面包上的，防不胜防。每次买食品，都要仔仔细细地看上面的说明，确定不含花生才买。倒是花生油，医生说不碍事；因为这过敏是由花生蛋白质引起的，和花生里的脂肪无关。

每年十月底有个“万圣节”；那天晚上，孩子们穿上“戏装”，成群结队，兴奋地挨家挨户去讨糖。每次讨回来的糖，哥俩全部倒出来，一块块地挑拣，确信没有花生的才是弟弟的。等到拣完了，总是哥哥有一大堆，弟弟只有一小捧。

儿子小时候可没少给学校添麻烦。上小学之前，学校的公共健康护士就和我们见面，详细地了解情况，拟出一套措施：他的教室外面贴了大大的字：“无花生教室”，禁止任何人把含有花生的东西带进去；在食堂吃午饭时，儿子被“隔离”在“无花生餐桌”；任课老师都被告知这孩子对花生过敏，也知道怎么急救；一套急救针、急救药放在办公室里应急，附着医生写的急救指南，孩子们出游时，老师也得带上急救药… 为了这个过敏的孩子，连累了多少人小心翼翼，让我们很感动。

即使防范得这么严，儿子小时候还是出了N次的意外，每次都是惊师动众：

一次学校开会，有家长自己带了饼干之类的零食，放在门口给大家吃；小家伙嘴馋，咬了一口，才发现里面有花生。

一次上课，老师用巧克力糖奖励答对问题的孩子们，儿子开心地吃了一块，才想起来有花生，学校立刻叫了救护车。

一次上中餐馆，要了葱油饼；儿子吃了一口说有花生味，到厨房问了才知道大师傅在葱油饼上抹了点花生酱。全家人饭也不吃了赶紧奔医院。

一次回国去北京，我姑姑请吃烤鸭，完了在王府井逛街。街边有卖冰激凌的，孩子们每人要了一个。冰激凌上撒了花花绿绿的碎末，谁知是有花生的。幸好随身带了急救针，我就在路边给他扎了进去。姑姑说协和医院就在附近，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到那里，小儿子已经在药物作用下昏昏睡去。我抱着他在急诊室外面的长凳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看他没什么反应，就回了旅馆。可到半夜他的药性过去，又吐又肿，多亏一个值班的服务员陪着我，打了出租找到一家夜间营业的药店，买到了过敏药。

每年带孩子们回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亲戚们也都是神经紧张，草木皆兵。家里所有的花生自然是清掉，带小儿子出去吃饭也是提心吊胆。孩子的表姑带他出去玩，碰上他肠胃不好，吐了，吓坏了表姑，以为是过敏，立马又给送进了医院…

从小到大，花生过敏让我们不知操了多少心。我一直关心着医学方面的进展，期待着根治的办法。孩子大了，要出去了，有这样危险的过敏我怎么放得下心？

一般的季节性花粉过敏，是有办法“脱敏”的。把过敏源做成针剂，从小剂量开始注射，逐步增加，一直到患者不再过敏。可是这办法对花生过敏却不灵，因为很小的剂量就会引起反应，一旦反应又很危险。科学家们研究了很多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两年前的一则新闻，燃起了我的希望：英国和美国有两个医学院试验了一种新的花生脱敏方法，初步结果很有效。他们把花生磨成粉，从极小的剂量（几十毫克）开始，搅合在其它食品中让患者吃；连续吃一个星期，再加一点剂量。这样几个月过后，多数的孩子都能吃几粒花生而不过敏了。

这真是天上来的福音！可惜这方法还在试验阶段，几年以后才会得到推广。

我可等不及了。仔细研究了资料，我决定自己在家试；为了安全，咱用的是更加保守的方法。买来磨咖啡的小电磨和小电子秤，从每天1毫克，5毫克，10毫克，30毫克，…, 每两个星期加一次剂量。一年以后，儿子终于可以吃半颗花生而没有反应了！

如今小儿子高中毕业，秋后就要离家上大学。我这做妈的不再担心他的过敏，只要他记得每天吃半颗花生保持着就行。谢天谢地，更谢谢多年来为他的安全付出努力的、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

老师出错题

周末，上大学的大儿子回家，和我聊他的课业。喜欢数学的他这学期修了一门“拓扑学”。这是门很抽象的数学理论课，当年我学的时候不知杀了多少脑细胞。

上星期的期末考试，有一道证明题；教授写出一个定理，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证明这个定理是对的。可咱那儿子左看右看，硬是证不出来。倒是被他看出了破绽，觉得教授让他证明的定理，并不正确。他找到一个反例，写到答卷上，说老师，这个题有错。交了卷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教授会给他多少分。

出乎意料之外，那位教授给了他A+，说对不起，题出错了；能看出错的学生，给加分。

不禁联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位好友，她的儿子非常聪明好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出类拔萃。他做题总有和老师不一样的思路和解题方法。可是为了这个，他和老师也常有矛盾，因为老师不理解他的解题方法，不但不鼓励他，反而扣他的分。这种现象到他上了清华大学还时有发生，弄得孩子很恼火，也更看不起那种老师。

在我看来，好老师不应太看重自己的“权威”和“面子”；让学生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教学的真谛。做科研的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错，也要勇于认错。不认错的老师，还有什么“权威”呢？不允许学生有不同见解的老师，又怎么能带出有创见的学生呢？

儿子的这位数学教授，虽然出错了一道题，却教了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儿子会一直记住这堂课。

《回旋镖》（5） 德国：两难

德国能不能化解欧洲的金融危机？这对世界与中国的经济至关重要。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四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本文中的不雅用语均译自原文；因为和主题很有关系，加以保留。如有冒犯，风铃在此致歉。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图转自互联网）

知名的人类学者艾伦.頓蒂斯（Alan Dundes）在1984年出了一本书，说德国民俗文化中有很大的比重与“屎”有关。他举了很多德国谚语、民间故事、民歌、谜语作例子。比如把爱人称为“我的小屎袋”，把有钱人叫做“拉屎币的”。有一句骂人的话叫“舔我的屁股!”而回骂则是“你先舔我的!”欧洲仅有的“马桶博物馆”在德国的慕尼黑。頓蒂斯说，德国人对于人类排泄方面的活动好像特别感兴趣，名人也不例外。比如莫扎特写过一封信，其中对于大便的形象描写，几乎是无以类比的；希特勒喜欢用“屎脑袋”来形容别人和他自己，他的私人医生说他“花了令人诧异的大量精力去检视自己的大便”，等等（此处省略N字）。

頓蒂斯写道，“外面干净里面脏；形式干净内容脏；这种干净和污秽的组合，好像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这话曾经引起争议，不过用来描述德国在本次金融危机里的作用倒是挺贴切的。德国人喜欢靠近污秽，却不想弄脏自己。

我来到德国的时候，正值国际金融界风雨飘摇，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们都在担心：如果投资人不再买他们的国债，经济就将陷入危机。而德国是唯一不需要担这个心的国家。不但如此，欧洲各国所欠的债，只要德国肯出手，都能替他们还掉；问题是德国愿不愿意这么做？德国人是要继续做德国人，还是做“欧洲人”？外界此时对于德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很关注，他们的一句话就能让金融股市上升或下跌。

我在柏林采访了44岁的德国财政部副部长阿斯谬森（Jörg Asmussen）。他剃着光头，桌上所有的文件都放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墙上挂着亨利.福特的名言：“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他说话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像其他的财政官员那么刻意回避。

阿斯缪森说他刚读完国际货币基金关于希腊改革的最新报告，“希腊人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他们还是收不到税。问题不是希腊没有税法，是收税的体制需要改变”，他说。 “但这只是诸多问题之一。希腊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的步子太慢了。”我请他举个例子。“比如说，同等的公务员，在德国的年薪是5万5千欧元，但在希腊是7万欧元；为了掩盖这一点，希腊政府给他们发13个月或者14个月的工资。希腊必须改变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可不是几个月就能达到的目标。”他的意思很明白，假如希腊人想继续留在欧元区，那么他们必须改变自己。

但是要让希腊人这么快地改变也是不现实的。摆在德国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德国同意参加一个新系统，将欧盟各国的财政捆绑在一起，类似美国各州之间的关系，德国纳税人的钱流入欧盟公用；另一条是希腊等德国以外的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奇迹般地改变自己，像德国人那样高效率、高产值地工作。这第一条希腊人很喜欢，德国人不干；德国人喜欢的第二条，希腊人却又坚决反对；所以有希腊人寄“炸弹信”威胁德国总理。

现实一点来看，欧洲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德国和其它几个有能力的欧洲国家合力，救助破产的几国；但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很难得到德国人民的同意。每个德国人都记得，当年他们参加到欧元区、将马克换成欧元之前，他们的领导人斩钉截铁地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们替其它国家还债。所以德国总理绝对不敢答应“救市”。可另一方面，德国对欧洲其它地区的出口又占了德国经济的30%左右，如果别国不景气，德国也难善保其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欧洲的金融问题走进了死胡同。欧盟央行一直在一次又一次地补窟窿，借钱给破产的欧洲国家和银行；每次补的时候都说可以了，钱应该够了；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更大的窟窿又出现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有了问题。假如希腊倒闭，也要连累欧盟央行，连累其它欧元区的国家。

从德国财政部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问题都源于希腊人不肯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欧元区的联盟，建立的基础是各国都要遵守与德国一样的准则。就像阿斯缪森身体力行的一样，忠于职守，当官不为自己发财。他这样的官员会把希腊人吓坏。

普通德国人在低价信贷的利诱下无动于衷。德国没有次贷，房地产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德国人尽可能地存钱，不浪费，这些品质好像存在于他们的基因里。

德国简直就是冰岛、爱尔兰、希腊、还有美国的对照。那些国家拿着别人的钱滥用；而德国则通过它的银行家们，借钱给别国，支持它们滥用。德国的银行放贷给美国次贷的债主，给爱尔兰房地产开发商，给冰岛的银行大亨们；他们在德国本土干干净净，却竭尽全力到德国以外的地方搞了一身脏。目前的统计是，德国银行借了210亿美元给冰岛的银行，1000亿美元给爱尔兰的银行，60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次贷。

在2003-2008年间，德国的银行从只做传统的业务突然卷进了国际金融的复杂游戏之中，根本搞不清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德国人讲规则，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讲规则；他们诚实缴税，以为希腊人也和他们一样地诚实缴税；他们成了华尔街投行的忽悠对象，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 总之是他们自己干净惯了，不知世界有多脏；或者是明知世界脏，也要去赚钱，结果自己沾了一身的“屎”。如今，德国拿钱给欧盟央行，央行再给爱尔兰政府，爱尔兰政府再给爱尔兰银行，爱尔兰银行再还给德国银行… 有人说，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德国政府直接把钱给德国银行，不就得了？

说公道话，德国的这些“银行家”们当时干这些事，并没挣那么多钱；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如今他们却吃了罪坐牢服刑，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还在继续拿着高薪。

也许，德国财政副部长把“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挂在墙上，是为了提醒自己别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之处：别国的人会撒谎。在这个充满欺骗的金融世界里，天真幼稚的德国就像一个封闭的岛，从来没有被外界的病毒侵入，也就没有抗体。另一种观点是，德国信任别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论是什么原因，要是你一面执着于洁身自好，一面又对污秽很感兴趣，那就免不了要惹来麻烦。没有污秽就没有清洁，没有杂质就没有纯粹；对前者的兴趣必然会导致对后者的兴趣，逃不掉的。

(待续）

法门寺的兴衰，见证了什么

法门寺在西安以西110公里，享有盛名。我2008年去的那天，游人不是很多；寺院由和尚们管理，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烟香缭绕。进门后左首，有一处长廊。廊壁上是壁画和文字，详细介绍佛舍利的来源，以及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

法门寺

1987年，法门寺的塔突然半边倒塌。在清理地基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地宫。在地宫里，保存着4枚舍利，其中一枚是佛指真身舍利。另外还有2000多件贵重的唐代珍宝，鉴定后大多数被订为国家一级文物。从网上找到了当时塔基和地宫的照片：

法门寺地宫发掘（图来自互联网）

放置佛舍利的宝函（图来自互联网）

如今，地宫与塔都已经重新修建；地宫开放给游人参观，不过里面陈列的都是复制品了，只有佛指舍利是原物供奉。展出的佛指舍利，看上去比一般人的指骨要粗，颜色微黑。 

佛舍利（图来自互联网）

当年从地宫里找到的宝物，都是唐代的皇帝们用来供奉佛舍利的。如今这些文物保存在与法门寺相邻的珍宝馆里。法门寺由和尚经营，而珍宝馆由政府经营。

去法门寺前，读了梁福义写的《法门寺纪事》一书，有两点感想：

感想之一，是佛教被中国接受的过程之艰难。

我原来以为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是由于唐代的皇帝们对佛教的信奉。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佛教从东汉年间就传到中国了。陕西的法门寺（最早叫阿育王寺）、洛阳的白马寺，都是东汉年间建造的，而且都是为了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从建成以后，历代的帝王们，有的信佛，有的不信佛；信佛的大兴土木，扩建庙宇；不信佛的轻则没收寺庙，毁佛经佛像，命令僧人还俗；重则烧毁庙宇，杀死和尚，甚至毁掉佛舍利。法门寺遭到过无数浩劫，但是也多次被修复，可谓历尽沧桑。而佛舍利能够幸存至今，简直是奇迹。

为什么有的皇帝不信佛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其中有排外的因素，也有经济利益的因素。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在做皇帝以前是隋朝的大丞相，那会儿他是信佛的。但是当了皇帝以后，他因为自己姓李，改尊老子的道教（老子也姓李）。他排的顺序是：道教为第一，其次是儒教，再其次是佛教。但是他的儿子李世民出生在一个寺庙里，从小身体不好，李渊曾求佛保佑。结果李世民越长越壮实，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重修法门寺，增加僧人，法门寺也升级为由朝廷管理的“直辖”独立寺院。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影响下，热心于佛事活动，曾把法门寺的佛骨“迎”到洛阳的的东宫里供奉了三年。在“迎佛骨”时，皇室花了许多银子，置办了许多贵重的宝物，表示对佛的诚心。唐玄宗李隆基当政以后，对佛教冷淡，崇尚道教。他淘汰了全国12000个和尚、尼姑，禁止创建佛寺，不准添塑佛像。到了唐肃宗时，又信佛教了。唐代中期以后，国家的赋税很重，又常常打仗，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投靠到寺庙。唐武宗李炎又一次严禁佛教，毁佛教道场，烧佛经，用老子的像取代佛像，勒令26万和尚尼姑还俗；又下令包括法门寺在内的寺庙不许供奉佛骨。法门寺的地宫也被捣毁。三年以后，李炎的叔父当了皇帝。他是个信佛的，重新修复了法门寺。

如此等等，法门寺见证了中国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接受的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法门寺的规模很大，占地百亩，内有24院，每院有知名僧人主持，包括了佛教的各个教派，是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的综合融汇的地方。但是当寺庙的势力过大时，帝王们往往会改变政策，削减佛教的势力，以保护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在这种时候，帝王们尊崇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而佛教就被“排外”给排掉了。

顺便提一下，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并没有得到唐朝皇帝的“资助”，甚至都没有拿到“出国护照”。他是私自出走，自费去印度留学深造的。在印度修习十几年以后，有了很高的造诣，才回中国来，带回了佛经，而且得到了当时皇上的认可。

如此温和的佛教，尚且经过了大几百年才被中国的朝野所接受；现代“杀伤力”更大的外来思潮，看来也要几百年，才能融入咱们的社会了。

感想之二，是宗教狂热在中国古已有之。

佛舍利为什么没有收藏在京城长安呢？据说是因为毕竟是“泊来品”，不宜离皇帝太近。信奉佛教的帝王们想和佛骨亲近时，就把佛舍利请出法门寺地宫，“迎”到皇宫的佛堂了去供奉一阵。唐代先后有 7次迎供佛骨，差不多每三十多年一次。每次都花费巨大的钱财，打造宝物，置办绫罗绸缎，举行盛大的仪式，长达数日，跟现代的重大庆典差不多。法门寺离西安不近，在古代车马得走几天吧。这迎供佛骨的队伍一路走来，男男女女的信徒们每天有几万之多，沿途顶礼膜拜，烧头燎指，刺血撒地以表示虔诚。

其中公元 873年的一次迎供，耗费钱财之多超过了前几代。历史资料上记载：当时迎供佛骨的钱都是官家从京师长安居民那里征收。所用的佛具，都用金玉珠翠玛瑙装饰，用了无数宝珠，用彩绸做幡做伞，组织万对仪仗，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车马昼夜不绝，有吃的、喝的供香客们随便享用。朝廷派高官迎供，再加上地方官一路护送。到了长安郊区，朝廷又派近卫军仪仗引导，官家和民间的乐队一齐敲奏，震天动地，香烟弥漫，灯烛遍地，达数十里。街上有皇上命令搭的浮屠塔和彩棚楼。家家摆出香案，绢绸横街搭帐，铺天盖地。有信徒砍掉自己的手臂、手指，以示诚心；也有和尚被信徒们强迫烧头顶，“呼痛而逃，街坊少年擒之，不令动移，头顶焦烂，哭号倒地...”。

看到这些记载，不禁心惊肉跳。原来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大检阅时的狂热，早已在历史上演出过！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