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过敏儿


两岁时的小儿子

小儿子出生以后,我母亲来美国,白天帮我们照看小家伙。他快一岁时,有天外婆喂了小半匙花生酱给他。花生酱是磨得粉碎的花生加上奶油做成的,很香,不用嚼,又有营养,是美国儿童和家长们最喜欢的食品之一。
谁知几分钟以后,儿子的脸肿了起来,呼吸也接不上,只听他小小的喉咙发出细细的尖声,像是堵住了在使劲抽搐。外婆一看吓坏了,赶紧给正在上班的我打电话。四十分钟以后,我冲进家门,看到儿子满脸紫胀,眼睛已经肿得挤成了线,小人儿气都喘不过来,更别说哭了。
我从来没见过这阵仗,慌乱中打电话给儿科医生,医生说快送医院急救!可等我把儿子包好准备去医院,他却奇迹般地缓过气来,昏昏睡去。医生看了,确诊是严重的花生过敏。
花生过敏,是人体的免疫系统错把花生当成有害的异物,如临大敌,作出过分反应的结果。身体内凡是有粘膜的地方都会肿起来,包括气管壁。这一肿,气管就变得很窄,严重的甚至堵住,引起窒息死亡。每年,美国大约有数十人死于花生过敏,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儿子的过敏假如再严重一点点,他那天就没命了。真是越想越让我后怕!
美国大约有1%的人对花生过敏,症状有轻有重。近年来,花生过敏的人数比例在上升,医学界还没找出是什么原因。医生说,有些食物过敏随着孩子的长大会减弱或消失,但是对花生的过敏却大多是终生的,而且说不定还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病也无药可治,只能远离过敏源,一丁点花生都不能吃。像儿子这样严重的过敏,别说花生,就连“花生碰过的东西”都不能吃。比如拿过花生的手,再拿别的东西,难免会有星星点点的花生带过去,就可能会触发他的强烈反应。
儿子的小脸到第二天才消肿。从此我们把家里一切可能含花生的食品都清除了,生怕不留心被他吃进去。医生给开了急救针,随时备用;万一吃了含花生的东西,先得一针打到大腿上,再上医院急救。
一岁半的时候,儿子开始上托儿所。有天我去接儿子,阿姨说她开了一大罐花生酱,那气味就让儿子有了反应,还好只是脸上红肿,没送医院。从此,他除了不能吃花生,还得避开别人吃花生的场所。那时飞机上发的零食常常是花生米;前后左右的旅客一起打开小口袋的时候,我只能带着儿子到座舱的最后面避一会。有次被乘务员看到了,告诉我下次再坐飞机之前,可以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请他们这班飞机上不发花生米。如今美国的航空公司为了避免过敏事故,已经一律不在飞机上发花生了。
家有过敏儿,才发现食品中有多少是含有花生的。零食是不用说了,几乎所有的巧克力都有嫌疑;甜点如冰激凌也要小心。花生酱更是随处可见,做成三明治的,夹在饼干里的,抹在面包上的,防不胜防。每次买食品,都要仔仔细细地看上面的说明,确定不含花生才买。倒是花生油,医生说不碍事;因为这过敏是由花生蛋白质引起的,和花生里的脂肪无关。
每年十月底有个“万圣节”;那天晚上,孩子们穿上“戏装”,成群结队,兴奋地挨家挨户去讨糖。每次讨回来的糖,哥俩全部倒出来,一块块地挑拣,确信没有花生的才是弟弟的。等到拣完了,总是哥哥有一大堆,弟弟只有一小捧。
儿子小时候可没少给学校添麻烦。上小学之前,学校的公共健康护士就和我们见面,详细地了解情况,拟出一套措施:他的教室外面贴了大大的字:“无花生教室”,禁止任何人把含有花生的东西带进去;在食堂吃午饭时,儿子被“隔离”在“无花生餐桌”;任课老师都被告知这孩子对花生过敏,也知道怎么急救;一套急救针、急救药放在办公室里应急,附着医生写的急救指南,孩子们出游时,老师也得带上急救药为了这个过敏的孩子,连累了多少人小心翼翼,让我们很感动。
即使防范得这么严,儿子小时候还是出了N次的意外,每次都是惊师动众:
一次学校开会,有家长自己带了饼干之类的零食,放在门口给大家吃;小家伙嘴馋,咬了一口,才发现里面有花生。
一次上课,老师用巧克力糖奖励答对问题的孩子们,儿子开心地吃了一块,才想起来有花生,学校立刻叫了救护车。
一次上中餐馆,要了葱油饼;儿子吃了一口说有花生味,到厨房问了才知道大师傅在葱油饼上抹了点花生酱。全家人饭也不吃了赶紧奔医院。
一次回国去北京,我姑姑请吃烤鸭,完了在王府井逛街。街边有卖冰激凌的,孩子们每人要了一个。冰激凌上撒了花花绿绿的碎末,谁知是有花生的。幸好随身带了急救针,我就在路边给他扎了进去。姑姑说协和医院就在附近,一家人急急忙忙地赶到那里,小儿子已经在药物作用下昏昏睡去。我抱着他在急诊室外面的长凳上等了一个多小时,看他没什么反应,就回了旅馆。可到半夜他的药性过去,又吐又肿,多亏一个值班的服务员陪着我,打了出租找到一家夜间营业的药店,买到了过敏药。
每年带孩子们回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亲戚们也都是神经紧张,草木皆兵。家里所有的花生自然是清掉,带小儿子出去吃饭也是提心吊胆。孩子的表姑带他出去玩,碰上他肠胃不好,吐了,吓坏了表姑,以为是过敏,立马又给送进了医院
从小到大,花生过敏让我们不知操了多少心。我一直关心着医学方面的进展,期待着根治的办法。孩子大了,要出去了,有这样危险的过敏我怎么放得下心?
一般的季节性花粉过敏,是有办法“脱敏”的。把过敏源做成针剂,从小剂量开始注射,逐步增加,一直到患者不再过敏。可是这办法对花生过敏却不灵,因为很小的剂量就会引起反应,一旦反应又很危险。科学家们研究了很多年,都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两年前的一则新闻,燃起了我的希望:英国和美国有两个医学院试验了一种新的花生脱敏方法,初步结果很有效。他们把花生磨成粉,从极小的剂量(几十毫克)开始,搅合在其它食品中让患者吃;连续吃一个星期,再加一点剂量。这样几个月过后,多数的孩子都能吃几粒花生而不过敏了。
这真是天上来的福音!可惜这方法还在试验阶段,几年以后才会得到推广。
我可等不及了。仔细研究了资料,我决定自己在家试;为了安全,咱用的是更加保守的方法。买来磨咖啡的小电磨和小电子秤,从每天1毫克,5毫克,10毫克,30毫克,…, 每两个星期加一次剂量。一年以后,儿子终于可以吃半颗花生而没有反应了!
如今小儿子高中毕业,秋后就要离家上大学。我这做妈的不再担心他的过敏,只要他记得每天吃半颗花生保持着就行。谢天谢地,更谢谢多年来为他的安全付出努力的、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

老师出错题


周末,上大学的大儿子回家,和我聊他的课业。喜欢数学的他这学期修了一门“拓扑学”。这是门很抽象的数学理论课,当年我学的时候不知杀了多少脑细胞。

上星期的期末考试,有一道证明题;教授写出一个定理,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去证明这个定理是对的。可咱那儿子左看右看,硬是证不出来。倒是被他看出了破绽,觉得教授让他证明的定理,并不正确。他找到一个反例,写到答卷上,说老师,这个题有错。交了卷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教授会给他多少分。
出乎意料之外,那位教授给了他A+,说对不起,题出错了;能看出错的学生,给加分。
不禁联想到我在国内的一位好友,她的儿子非常聪明好学,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出类拔萃。他做题总有和老师不一样的思路和解题方法。可是为了这个,他和老师也常有矛盾,因为老师不理解他的解题方法,不但不鼓励他,反而扣他的分。这种现象到他上了清华大学还时有发生,弄得孩子很恼火,也更看不起那种老师。
在我看来,好老师不应太看重自己的“权威”和“面子”;让学生学到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教学的真谛。做科研的人,要善于发现自己的错,也要勇于认错。不认错的老师,还有什么“权威”呢?不允许学生有不同见解的老师,又怎么能带出有创见的学生呢?

儿子的这位数学教授,虽然出错了一道题,却教了学生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相信,儿子会一直记住这堂课。

《回旋镖》(5) 德国:两难


德国能不能化解欧洲的金融危机?这对世界与中国的经济至关重要。
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四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1年。本文中的不雅用语均译自原文;因为和主题很有关系,加以保留。如有冒犯,风铃在此致歉。
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图转自互联网)
知名的人类学者艾伦.頓蒂斯(Alan Dundes)在1984年出了一本书,说德国民俗文化中有很大的比重与“屎”有关。他举了很多德国谚语、民间故事、民歌、谜语作例子。比如把爱人称为“我的小屎袋”,把有钱人叫做“拉屎币的。有一句骂人的话叫“舔我的屁股!”而回骂则是“你先舔我的!”欧洲仅有的“马桶博物馆”在德国的慕尼黑。頓蒂斯说,德国人对于人类排泄方面的活动好像特别感兴趣,名人也不例外。比如莫扎特写过一封信,其中对于大便的形象描写,几乎是无以类比的;希特勒喜欢用“屎脑袋”来形容别人和他自己,他的私人医生说他“花了令人诧异的大量精力去检视自己的大便”,等等(此处省略N字)。
頓蒂斯写道,“外面干净里面脏;形式干净内容脏;这种干净和污秽的组合,好像是德国人的民族性格。”这话曾经引起争议,不过用来描述德国在本次金融危机里的作用倒是挺贴切的。德国人喜欢靠近污秽,却不想弄脏自己。
我来到德国的时候,正值国际金融界风雨飘摇,主要国家的财政部长们都在担心:如果投资人不再买他们的国债,经济就将陷入危机。而德国是唯一不需要担这个心的国家。不但如此,欧洲各国所欠的债,只要德国肯出手,都能替他们还掉;问题是德国愿不愿意这么做?德国人是要继续做德国人,还是做“欧洲人”?外界此时对于德国领导人的一言一行都很关注,他们的一句话就能让金融股市上升或下跌。
我在柏林采访了44岁的德国财政部副部长阿斯谬森(Jörg Asmussen)。他剃着光头,桌上所有的文件都放得整整齐齐,横平竖直,墙上挂着亨利.福特的名言:“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他说话直截了当,一点也不像其他的财政官员那么刻意回避。
阿斯缪森说他刚读完国际货币基金关于希腊改革的最新报告,“希腊人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他们还是收不到税。问题不是希腊没有税法,是收税的体制需要改变”,他说。 “但这只是诸多问题之一。希腊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现在的步子太慢了。”我请他举个例子。“比如说,同等的公务员,在德国的年薪是55千欧元,但在希腊是7万欧元;为了掩盖这一点,希腊政府给他们发13个月或者14个月的工资。希腊必须改变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可不是几个月就能达到的目标。”他的意思很明白,假如希腊人想继续留在欧元区,那么他们必须改变自己。
但是要让希腊人这么快地改变也是不现实的。摆在德国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德国同意参加一个新系统,将欧盟各国的财政捆绑在一起,类似美国各州之间的关系,德国纳税人的钱流入欧盟公用;另一条是希腊等德国以外的国家实行“结构性改革”,奇迹般地改变自己,像德国人那样高效率、高产值地工作。这第一条希腊人很喜欢,德国人不干;德国人喜欢的第二条,希腊人却又坚决反对;所以有希腊人寄“炸弹信”威胁德国总理。
现实一点来看,欧洲问题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德国和其它几个有能力的欧洲国家合力,救助破产的几国;但是从政治上来说,这很难得到德国人民的同意。每个德国人都记得,当年他们参加到欧元区、将马克换成欧元之前,他们的领导人斩钉截铁地保证过,绝对不会让他们替其它国家还债。所以德国总理绝对不敢答应“救市”。可另一方面,德国对欧洲其它地区的出口又占了德国经济的30%左右,如果别国不景气,德国也难善保其身。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欧洲的金融问题走进了死胡同。欧盟央行一直在一次又一次地补窟窿,借钱给破产的欧洲国家和银行;每次补的时候都说可以了,钱应该够了;可是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更大的窟窿又出现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法国都有了问题。假如希腊倒闭,也要连累欧盟央行,连累其它欧元区的国家。
从德国财政部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问题都源于希腊人不肯改变他们自己的行为。欧元区的联盟,建立的基础是各国都要遵守与德国一样的准则。就像阿斯缪森身体力行的一样,忠于职守,当官不为自己发财。他这样的官员会把希腊人吓坏。
普通德国人在低价信贷的利诱下无动于衷。德国没有次贷,房地产的价格也没有上涨,德国人尽可能地存钱,不浪费,这些品质好像存在于他们的基因里。
德国简直就是冰岛、爱尔兰、希腊、还有美国的对照。那些国家拿着别人的钱滥用;而德国则通过它的银行家们,借钱给别国,支持它们滥用。德国的银行放贷给美国次贷的债主,给爱尔兰房地产开发商,给冰岛的银行大亨们;他们在德国本土干干净净,却竭尽全力到德国以外的地方搞了一身脏。目前的统计是,德国银行借了210亿美元给冰岛的银行,1000亿美元给爱尔兰的银行,600亿美元买了美国的次贷。
2003-2008年间,德国的银行从只做传统的业务突然卷进了国际金融的复杂游戏之中,根本搞不清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德国人讲规则,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讲规则;他们诚实缴税,以为希腊人也和他们一样地诚实缴税;他们成了华尔街投行的忽悠对象,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总之是他们自己干净惯了,不知世界有多脏;或者是明知世界脏,也要去赚钱,结果自己沾了一身的“屎”。如今,德国拿钱给欧盟央行,央行再给爱尔兰政府,爱尔兰政府再给爱尔兰银行,爱尔兰银行再还给德国银行有人说,何必绕这么大个圈子,德国政府直接把钱给德国银行,不就得了?
说公道话,德国的这些“银行家”们当时干这些事,并没挣那么多钱;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如今他们却吃了罪坐牢服刑,而华尔街投行的主管们还在继续拿着高薪。
也许,德国财政副部长把“成功的秘密是理解别人的观点”挂在墙上,是为了提醒自己别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之处:别国的人会撒谎。在这个充满欺骗的金融世界里,天真幼稚的德国就像一个封闭的岛,从来没有被外界的病毒侵入,也就没有抗体。另一种观点是,德国信任别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不论是什么原因,要是你一面执着于洁身自好,一面又对污秽很感兴趣,那就免不了要惹来麻烦。没有污秽就没有清洁,没有杂质就没有纯粹;对前者的兴趣必然会导致对后者的兴趣,逃不掉的。

(待续)

法门寺的兴衰,见证了什么

法门寺在西安以西110公里,享有盛名。我2008年去的那天,游人不是很多;寺院由和尚们管理,打扫得干干净净,到处烟香缭绕。进门后左首,有一处长廊。廊壁上是壁画和文字,详细介绍佛舍利的来源,以及法门寺的历史和现状。
法门寺
1987年,法门寺的塔突然半边倒塌。在清理地基的时候,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地宫。在地宫里,保存着4枚舍利,其中一枚是佛指真身舍利。另外还有2000多件贵重的唐代珍宝,鉴定后大多数被订为国家一级文物。从网上找到了当时塔基和地宫的照片:
法门寺地宫发掘(图来自互联网)
放置佛舍利的宝函(图来自互联网)
如今,地宫与塔都已经重新修建;地宫开放给游人参观,不过里面陈列的都是复制品了,只有佛指舍利是原物供奉。展出的佛指舍利,看上去比一般人的指骨要粗,颜色微黑。 
佛舍利(图来自互联网)
当年从地宫里找到的宝物,都是唐代的皇帝们用来供奉佛舍利的。如今这些文物保存在与法门寺相邻的珍宝馆里。法门寺由和尚经营,而珍宝馆由政府经营。
去法门寺前,读了梁福义写的《法门寺纪事》一书,有两点感想:
感想之一,是佛教被中国接受的过程之艰难。
我原来以为佛教在中国的兴盛是由于唐代的皇帝们对佛教的信奉。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佛教从东汉年间就传到中国了。陕西的法门寺(最早叫阿育王寺)、洛阳的白马寺,都是东汉年间建造的,而且都是为了供奉释迦牟尼的舍利而建。从建成以后,历代的帝王们,有的信佛,有的不信佛;信佛的大兴土木,扩建庙宇;不信佛的轻则没收寺庙,毁佛经佛像,命令僧人还俗;重则烧毁庙宇,杀死和尚,甚至毁掉佛舍利。法门寺遭到过无数浩劫,但是也多次被修复,可谓历尽沧桑。而佛舍利能够幸存至今,简直是奇迹。
为什么有的皇帝不信佛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其中有排外的因素,也有经济利益的因素。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在做皇帝以前是隋朝的大丞相,那会儿他是信佛的。但是当了皇帝以后,他因为自己姓李,改尊老子的道教(老子也姓李)。他排的顺序是:道教为第一,其次是儒教,再其次是佛教。但是他的儿子李世民出生在一个寺庙里,从小身体不好,李渊曾求佛保佑。结果李世民越长越壮实,对佛教有着特殊的感情。所以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重修法门寺,增加僧人,法门寺也升级为由朝廷管理的“直辖”独立寺院。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影响下,热心于佛事活动,曾把法门寺的佛骨“迎”到洛阳的的东宫里供奉了三年。在“迎佛骨”时,皇室花了许多银子,置办了许多贵重的宝物,表示对佛的诚心。唐玄宗李隆基当政以后,对佛教冷淡,崇尚道教。他淘汰了全国12000个和尚、尼姑,禁止创建佛寺,不准添塑佛像。到了唐肃宗时,又信佛教了。唐代中期以后,国家的赋税很重,又常常打仗,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投靠到寺庙。唐武宗李炎又一次严禁佛教,毁佛教道场,烧佛经,用老子的像取代佛像,勒令26万和尚尼姑还俗;又下令包括法门寺在内的寺庙不许供奉佛骨。法门寺的地宫也被捣毁。三年以后,李炎的叔父当了皇帝。他是个信佛的,重新修复了法门寺。
如此等等,法门寺见证了中国对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接受的过程。在它的全盛时期,法门寺的规模很大,占地百亩,内有24院,每院有知名僧人主持,包括了佛教的各个教派,是当时中国佛教文化的综合融汇的地方。但是当寺庙的势力过大时,帝王们往往会改变政策,削减佛教的势力,以保护皇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在这种时候,帝王们尊崇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儒教,而佛教就被“排外”给排掉了。
顺便提一下,唐玄奘去“西天”取经并没有得到唐朝皇帝的“资助”,甚至都没有拿到“出国护照”。他是私自出走,自费去印度留学深造的。在印度修习十几年以后,有了很高的造诣,才回中国来,带回了佛经,而且得到了当时皇上的认可。

如此温和的佛教,尚且经过了大几百年才被中国的朝野所接受;现代“杀伤力”更大的外来思潮,看来也要几百年,才能融入咱们的社会了。

感想之二,是宗教狂热在中国古已有之。

佛舍利为什么没有收藏在京城长安呢?据说是因为毕竟是“泊来品”,不宜离皇帝太近。信奉佛教的帝王们想和佛骨亲近时,就把佛舍利请出法门寺地宫,“迎”到皇宫的佛堂了去供奉一阵。唐代先后有 7次迎供佛骨,差不多每三十多年一次。每次都花费巨大的钱财,打造宝物,置办绫罗绸缎,举行盛大的仪式,长达数日,跟现代的重大庆典差不多。法门寺离西安不近,在古代车马得走几天吧。这迎供佛骨的队伍一路走来,男男女女的信徒们每天有几万之多,沿途顶礼膜拜,烧头燎指,刺血撒地以表示虔诚。

其中公元 873年的一次迎供,耗费钱财之多超过了前几代。历史资料上记载:当时迎供佛骨的钱都是官家从京师长安居民那里征收。所用的佛具,都用金玉珠翠玛瑙装饰,用了无数宝珠,用彩绸做幡做伞,组织万对仪仗,从长安到法门寺三百里,车马昼夜不绝,有吃的、喝的供香客们随便享用。朝廷派高官迎供,再加上地方官一路护送。到了长安郊区,朝廷又派近卫军仪仗引导,官家和民间的乐队一齐敲奏,震天动地,香烟弥漫,灯烛遍地,达数十里。街上有皇上命令搭的浮屠塔和彩棚楼。家家摆出香案,绢绸横街搭帐,铺天盖地。有信徒砍掉自己的手臂、手指,以示诚心;也有和尚被信徒们强迫烧头顶,“呼痛而逃,街坊少年擒之,不令动移,头顶焦烂,哭号倒地...”。

看到这些记载,不禁心惊肉跳。原来我们文化大革命中大检阅时的狂热,早已在历史上演出过!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理智?

 













“带孩子上班日”

今天是是美国的“带孩子上班日(Take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ork Day)”。这一天,我们公司的员工们可以把正在上小学或中学的孩子们带来,让他们体验爸爸妈妈的工作,增加对于汽车工程的了解。各部门都会组织一些活动,向孩子们展示汽车设计开发的技术,讲解一些工程原理,当然,也要让他们开心、有乐趣!

1973年,在女权运动的高峰时代,美国有一个女权组织把每年4月的一天定为“带女儿上班日”,目的是鼓励女孩子们将来走出家门去工作。但这未免“歧视”了男孩们,所以从2003年开始,男孩女孩都可以带来上班了。
早上一到公司,满眼都是孩子们。小的六、七岁,大的十六、七岁,穿得整整齐齐,跟着他们的爸爸妈妈,从一个展示点到另一个。
我们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在表演“不系安全带的鸡蛋”:一个木头架子上支着斜坡,放着两辆一样的玩具汽车模型。孩子们拿着自己画了画的鸡蛋,排一会儿队,把蛋放到车座上。一辆车的车座有“安全带”,鸡蛋被绑住;另一辆没有安全带。两辆车一起向下“开”,到坡底撞上一堵墙。绑了安全带的鸡蛋完好无损,没绑的那个飞出车座,碰得粉碎。讲解的人说,“记好要系安全带啊!”不知是谁设计了这个演示,每年拿出来表演,很受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在视频室,孩子们可以体验3D的虚拟汽车。坐在特殊的座椅上,戴上特殊的眼镜和手套,就可以看到并不存在的汽车,摸到并不存在的方向盘。
在风洞试验室,孩子们可以见识如何用强大的人造气流,测量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的风阻,听听气流产生的风噪声被隔绝得好不好,试试发动机产生的热量能不能得到冷却。
在开发部的大实验室,孩子们可以看到各种安全气囊和它们的引爆表演,操作由本地中学生们自己设计的机器人,试试用激光扫描仪器把自己手掌的形状精确地变成计算机上的图像。
已经在学开车的孩子们,还可以试开新款式的汽车。
我们部门和计算机仿真有关,我也“捐”了一个小时,去给孩子们做讲解。计算机仿真如今在工程上的应用很广。以撞车实验为例,做一辆样品车撞一下要花50万美元,太贵了;所以我们要先在计算机上模拟撞车实验,改进安全系统设计,直到比较有把握了才做样车,真的去撞一下。
除了这些演示,孩子们还可以看看爸爸妈妈的工作。如果今天开会,很可能有同事带着孩子参加。没有带孩子的员工,也很乐意向别人的孩子们讲解自己的工作。
今天,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一些兴奋。看着穿梭往来的人流,我想到非洲人的谚语:“养育孩子是整个村子的事。”也想到美国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费曼的话:“一个儿童如果被科学吸引了,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科学家。”

我的职场领路人(3):真性情


写文章的人,为了一个恰当的措辞,可以冥思苦想,以至于“梦中得句”;对L来说,搞懂一个难题,或是找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就像文人们追求佳句,值得他日思夜想。他的许多经典案例,后来都收进了我们编的培训教材。
他的生活中,没有上班和下班的界线。哪怕周末去商场,也是妻子进去采购,L留在车里,拿出纸和笔,做他的工作解他的题。如果有人问他,“你下次度假有什么打算吗?”他总是一脸的茫然:“还不知道,好像没什么想去玩的地方。”对此,一般美国人是不太理解的;我们大老板有次好心,劝他出去放松放松,别工作得太辛苦;L听了觉得很委屈,跟我说大老板太不理解咱们华人对工作的认真了。
L心里整天琢磨着他的题目,别的事儿难免心不在焉。最经常的是下班的时候想不起来车子停在哪里了。我们的大楼有几千个人上班,各个方向都有大停车场;假如没搞错停车场,至少还可以一行一行地找;要是连哪个停车场都忘了,那可惨了,一个小时也不定能找着。有次下班,天快黑了,又下着大雨,L来找我帮忙,说实在想不起来在车停哪儿了;于是我开着车,L手上拿着汽车的遥控开关一路按过去;还算运气不错,找到第二个停车场的时候,有一辆车“答应”了。
其实不止L,我们几个弟子也和他差不多,各有各的心不在焉。秘书常常看着我们好笑,说“你们拿那个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一定丢掉了什么!”前阵子读了博友“爱城悟空”的一篇博文,把“博士”(Ph.D.)解为“永久性脑损伤”的缩写(Permanent Head Damage),不禁莞尔!
虽然工作认真,L平时是很有趣的一个人物。他的大办公室和我们的隔着十几二十米;而他笑起来很是全心全意,声音又响,极富传染性,周围的一片办公室都会跟着共振,听到的人也跟着咧嘴。L还喜欢拿自己开涮。我们组的秘书,平时省吃俭用(秘书的工资是比较低的),看到减价券总是剪下来收好,尤其是公司附近餐馆的减价券。L每次要出去吃午饭,就会到秘书那儿,问有没有哪家餐馆的减价券。有次问过以后,忽然又觉得自己很可笑:“我有这么多的钞票,反而到你这儿来找减价券,怎么回事?”接着一阵大笑。秘书看他前合后仰的,也忍不住笑起来。
弟子们有了麻烦,L总是不遗余力地帮忙。他妻子是个医生,也是菲律宾华人,和L一样地热心肠。我先生那时还在外地,我一个人住公寓。有次在医院做了手术出来, L夫妇怕我孤单,接我到他家住了一天,才放心送我回去。还有一次我生病,L约上我们的秘书,中午去中餐馆买了港式饮茶的点心去看我,让我很感动。
L真诚待人,也受到大家的爱戴。他有自己的工作方式,靠着和各部门的联系拿到一堆项目。大老板对他是言听计从,支持他,欣赏他;他们之间的合作,在我看来是天衣无缝了。
几年以后,大老板退休,换了一个中年单身的女主管。这位女主管有很强的控制欲。你如果愿意事事听她的,哪怕你没能力,干不出事,她照样喜欢你;可是如果你不愿受她控制,那么就等着她找碴吧。当然,这是我多年后总结出来的;当时的我,可没那么清醒。
L 恰恰很有主见、独立行事。女主管不喜欢L绕过她自己去找项目,说这不规范;要求L事事都通过她;可是她不懂工程,L通过她去做事很费力费时,她还动辄不满意。L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高兴和烦恼都会流露出来。那段时间,只见他低头走路,笑声也少了,让人看了忧心。
终于,L决定提前从公司退休,到硅谷一家公司去做副总裁,专管产品质量。为他送行的派对上,我流了泪,尽管那时我已经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上也早就独当一面了。
又过了几年,L退休了。闲不下来的他,还在教课、做咨询。每年一度的国际汽车工程技术会议上,我也总会碰到他。他的笑声还是和从前一样地爽朗、有感染力。
我在L手下工作了五年,受益良多;他是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之一。不过,他从没有教过我如何圆滑处世,如何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凭真性情做人做事,为了推广稳健设计付出一生的专注和热忱。二十年后的今天,稳健设计在全公司得到了应用。虽然知道L的人已经不多了,在我看来,他是很成功的。
每当我看到那些“职场成功经验”的热销书,都会想到L;心里希望读那些书的年轻人,不要“重技轻义”。讨巧的心术或许能带来一时的利益,但要让事业和人生的风帆远行,却需要真正的智慧、激情、执着和信念,就像L那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