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系统性的腐败造成了政府巨大的财政赤字，把国家经济拖到了破产的状态。本文是对迈克尔.刘易斯的《回旋镖》第二章的节译和综述。原作写于2010年。 - 风铃
——————————————
 |
| 希腊阿瑟斯山（本图转自互联网） |
我到达希腊首都雅典的那天，离下一次骚乱暴动还有整整一周。几天之前，德国的政客们公开建议希腊政府拍卖岛屿，再加上些古代遗迹来还债。希腊新上台的总理紧接着出来反驳，说他没有这个“卖国”的计划。信贷评级公司穆迪刚刚下调了希腊的债务等级，到了“垃圾债务”的级别（就是说，谁买希腊的国债，血本无归的可能性很大）。这在短期内倒不是问题，因为欧盟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已经同意出手救助，借145亿美元给希腊这个只有1100万人口的国家。从财政上说，希腊短期内是别的国家在负担。
这还算好的；要是看长期的形势，那还要严峻得多。除了已有的4000亿美元的国债，财政部刚刚发现，希腊的退休金短缺了8000亿美元。分摊到每个希腊人的身上，是25万美元的亏空。这还只是官方的数字，真实情况肯定更糟。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的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调查情况，简直不能相信希腊人是怎么算账的。他们只知道政府同意花多少钱，却不知道真正花掉了多少。别说比不上新兴国家，简直就和第三世界差不多了。”
过去的12年中，希腊国营部门的工资总数净增了一倍（扣除通货膨胀之后），还不算公务员们收的贿赂。国营行业的平均工资是私营行业的三倍。比如，国家铁路一年的收入是1亿欧元，发出的工资却有4亿欧元，再加上3亿欧元其它的开支，实际上已经破产了；而铁路职工的平均年薪却高达6万5千欧元。20年前有人指出，就是用出租车来运这些旅客，也比让他们坐火车要便宜；至今还是这样的情况。再比如，希腊的公立学校系统效率极差；在欧洲国家中，芬兰的教育质量最高，希腊最低，可是希腊学校的师生比例却是芬兰的4倍! 希腊人如果送孩子上公立学校，都得另外花钱给孩子找家教补课。希腊有三家国营军工企业，一共欠了几十亿欧元的债务，还有与日俱增的亏损。在希腊政府定义的“艰苦行业”中，男人55岁、女人50岁就可以退休，从国家领取丰厚的退休金；这些“艰苦行业”包括理发师、广播员、餐馆服务员、音乐家等等。希腊的公共医疗系统，花在采购物品上的钱远远高于欧洲国家的平均花费；一个希腊人告诉我，医生护士下班的时候，胳膊下夹着纸巾、尿布、或其它能够家用的东西，是司空见惯的事。
浪费和盗窃的分界在哪里，根本就说不清；两者互相掩盖，又互相依存。比如说，希腊人公认，只要是给政府做事的人，就是要收贿的。到公共医疗诊所看病，就得要贿赂医生才能看得好。从政府部门退休的人，通常都买得起数百万美元的别墅，外加两、三套乡村度假房。
奇怪的是，这些弊端都不能怪到希腊的金融机构头上。希腊的银行一直很守规矩，做传统的储蓄业务，没有买美国的次贷衍生债券，没有放款放到自己不能承受的地步，也没有给自己发高薪；这在欧洲的银行中是绝无仅有的。希腊银行最倒霉的，是借给希腊政府300亿欧元，被政府挥霍浪费掉了。在希腊，是政府搞垮了银行。
到雅典的第二天一早，我去见希腊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诺。他的任务是整理这一堆混乱的财务账目。部长随行中有六个看上去忙乱疲惫的女子，替他安排日程，但他还是迟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工作人员之多。部长很开放、友好，脸刮得干干净净。和大多数希腊上层的头头脑脑一样，他看上去不像希腊人，倒像是安格鲁民族的。
这位部长2009年10月上任时，希腊政府财政赤字的官方数字是GDP的3.7%。 两个星期以后，这个数字被修改成12.5%，后来的实际数字是14%。 作为财政部长，他得向外界公布和解释这个百分数。“上任的第二天，我把总会计室的人集合起来查账，那真是个发现的过程。”每天都会发现大笔漏算的赤字，比如每年有10亿美元的退休金开支不知怎么从来没上账，大家都假装没这笔开销；个人退休基金的短缺不是3亿而是11亿欧元，诸如此类的错误。“每天结束的时候，我都要问‘全在这儿了？’他们会说‘是的’；可等到第二天早上，又会有个人举手说，‘部长，这儿还有1亿或是两亿欧元的亏空。’”
如此持续了一个星期。发现的漏洞包括许许多多假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财政部长告诉我，“农业部私下建了个单位，招了270个人，去搞希腊农田的数码地图。问题是这270人中没有一个是搞过数码摄影的，他们真正的职业是理发师之类。”
最后算出来的赤字，远不是原先报的70亿欧元，而是300亿。怎么会差得这么大？因为到那时为止，没人在算账。“我们没有议会财政预算委员会，也没有独立的统计服务。”部长解释说。—— 执政党根据自己的需要，直接造个数字就是了。
财政部长说，“这不是简单的报账、算账的错误。2009年是选举年，所有的收税人员都奉命停工，不收税。”
“什么？”
部长笑了，“政府在选举年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回税务员。”
花销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政府的收入。希腊一家大报的编辑曾经告诉我，税收部门不但腐化得包庇偷税漏税，而且牵涉到贩毒走私等黑社会的行当。只有几个税务员对此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愿意接受我的分别采访。他俩都是因为举报同事受贿帮助逃税而被降级，被调离税收第一线。
第一位税务员告诉我，除了政府发工资时扣除的税收，大多数希腊人都在逃税漏税，包括一年赚几百万欧元的整形外科医生。因为年收入不到12000欧元的人不需要缴税，希腊有三分之二的医生，申报的年收入低于这个数。“逃税成了一个文化特征，希腊人从来没学会缴税，因为从来没有人因为违反税法而受惩罚，——逃税，就好象绅士没有为女士开门，算不上什么罪。”问题不是没有税法，而是没有执法；“假如把逃税的医生依法判刑坐牢，那么你就找不着医生看病了！” 这个税务员说。逃税的人，假如被税务员发现，他们可以贿赂税务员，求得通融；实在不行上了法庭，那官司没有十年八年也结不了案，所以人也不告了。既然没有法律的惩罚，那谁还去缴税？希腊的经济活动中，有30%
- 40%是在税收体系之外；而欧洲总体只有18%的经济在税收体制之外。
最简单的逃税方法是收现金，不开收据；而最容易的洗钱方法是买房地产。希腊没有全国统一的房产登记，换个地方买房子，就能躲过查询。
因为收税难，希腊政府更加依靠房产交易税，按房产价值的某个百分数来收税。希腊人照样有对策：贿赂房产价格评估人，把价估得低低的，按这个低价缴税。希腊议会的300个议员，每一个都谎报了他们的房产价值以逃税。从外表上看，希腊的方法仿效了先进国家；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全民作弊的机制，而且还养了庞大数目的税务员。
和我交谈的第二个税务员带来了一大叠报表，都是他经手的希腊企业逃税的例子。他说希腊的公司常用这几种方法逃税：根本不正式成立公司；用假发票假造公司成本开销；对税务员行贿；等等（听上去很熟悉吧？）
我在希腊听到太多类似的例子，到后来都麻木了；逃税的规模之大，用进去的心思之多，都是令人震惊的材料。别说能写一篇文章，连一个图书馆的书都能写了。
希腊的体制，不但“被腐化”了，那体制本身也能腐化人。希腊人彼此没有信任；对于“成功”的人，他们都认定那人一定作了弊，贿赂了官员政客，或是谎报了财产收入，或是逃了税。希腊人只能相信和依靠他们自己和家庭。这种完全没有信任的社会是恶性循环的：说谎、偷窃的流行病使得任何社会文明都成为不可能；而社会文明的崩溃又更加助长了说谎、偷窃的行为。
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希腊的利率多数时候都比德国的利率高10%
（比如，德国利率4%时，希腊为14%），这是因为希腊国债被投资机构认为风险较大。那时希腊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房屋贷款。当然希腊人希望得到和北欧国家相同的金融待遇。在90年代后期，他们的机会终于到了：废除他们自己的货币而使用欧元。但为了进入欧元区，希腊必须满足一系列要求。具体地说，政府的财政赤字必须低于GDP的3%， 通货膨胀率必须控制在和德国一样的水平。2000年，经过紧张的运作，希腊终于“做到”了。为了让账面上的财政赤字降下来，希腊政府把各种开支从账本上消除，包括退休金、国防开支。为了降低账面上的通货膨胀率，希腊政府玩了很多花样，包括把税收从价格中扣去，冻结水电的价格，在物价抽查的时候用便宜的食品代替贵的食品，等等，伪造了统计数字。当时外界就有人指出，希腊政府公布的数字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难以相信。
2001年，希腊正式加入欧元区，从此它的国债就有欧洲央行作后盾，可以用德国那样的低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借钱。为了继续满足欧元区的要求，希腊政府要接着谎报数据。2001年，美国一家投资银行Goldman Sacks从希腊政府那儿拿了3亿美元，替它“做账”，让巨量的国家债务从账面上消失。Goldman Sacks还教会了希腊政府各种窍门，把将来可能有的彩票收入、高速公路的收费、机场着陆费、甚至欧洲中央银行答应借给希腊的钱，都统统证券化。换言之，把希腊政府将来的收入换成现在能用的钱，寅吃卯粮了。
这个谎越撒越大，直到2009年希腊政权换马，新上任的财政部长盘点国库，才发现钱少了；没办法，只好向外界摊牌：“我们算错了，少算了赤字和通货膨胀”。消息一出来，不但希腊犹如破产，凡是买了希腊债券的投资机构都倒了霉，包括英国和美国的几家大银行。希腊的信誉一落千丈，借债、付款都很困难。希腊需要进口许多物品，没有信誉，如何进口呢？
国际货币基金和欧盟央行虽然可以向希腊提供贷款，可那是有条件的；希腊必须同意财政紧缩，削减开支，表明他们有能力还账才行。这是一副苦药，希腊人不肯推迟退休年龄，不肯减工资，不肯失去既得利益，于是罢工、上街暴动、烧毁建筑、阻止游客，一时间希腊成了混乱之国。
在这个风暴的中心，是一起牵涉到希腊有名的古寺庙“瓦特派第寺”的丑闻。这是欧洲最古老的寺庙之一，在拜占庭时代就有了。它建在几乎与世隔绝的阿瑟斯山的悬崖边，脚下是深蓝的爱琴海。这个寺庙年久失修，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帮年轻的僧侣来到瓦特派第寺，“经营”起一个庞大的产业，找来巨款，修复寺庙。为首的“伊夫然神父”很会结交政府官员，接受他们的忏悔，代表上帝宽恕他们的良心，换来这些官员的赞助。
瓦特派第寺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封地”，遍布希腊和土耳其；后来产权都被政府收去了。伊夫然神父居然神通广大，找出一张古老的地契，从希腊政府那里拿回来一个湖；这个湖的价值虽然不大，却几经周折和政府换来了73块非常值钱的房地产。然后又让政府重新划区，允许寺庙的房地产公司在那里开发，建成别墅卖出。这么一转手，瓦特派第寺就赚了10-20亿欧元。
 |
| 瓦特派第寺庙（本图转自互联网） |
这件丑闻，引起了希腊人的愤怒，不约而同地拿寺庙当出气筒。因为有高层官员的卷入，当时的政府只得下台，由社会党接任。
按照伊夫然神父的解释，“聪明人适应形势，傻瓜才坚持己见。”寺庙可以卖“上帝的宽恕”，只要有人买他们就可以卖。“要不然我们寺庙怎么能生存了一千多年？”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也并不比其他希腊人更腐败。
我离开雅典的前一天，希腊议会辩论通过了一个法案，提高退休年龄，减少政府发的退休金，缩小国家经营的产业。希腊总理公布了这些措施，说是国际货币基金的要求，而不说是希腊议会自己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希腊人也许更能接受外界的呼吁。换句话说，希腊人放弃了真正的自治。
成千上万的政府工作人员上街抗议这个法案，他们是希腊版的“茶党”：受贿的税务员们，不教书的教师们，年年亏损却享受高新待遇的铁路职员们，国营医院里拿回扣高价进货的人们。他们编成方队和防暴警察对抗，希腊总理说，“他们要见血。”5月份曾经有三个银行职员被暴动的人烧死，其中一个是怀孕的妇女，只因为他们没有加入罢工。警察看着暴乱者放火烧人，却没抓一个。当这三人被烧死的时候，街上的暴乱者高喊“活该”。其实希腊的银行是最无辜的。如果还有公正，应该是银行的人出去游行，抗议希腊社会对他们造成的损失才对。
因为罢工和抗议，机场关闭，码头禁止游船下客，本来可以为希腊赚钱的旅游业大受损失；私营企业的职工，如果不加入罢工，就像那三个被烧死的银行职员一样有生命的危险。雅典所有的餐馆和店铺都只好关门。
在金融市场，气氛是同样地紧张。所有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希腊会不会破产？就是说，希腊政府欠的债会不会还？还吧，希腊经济承受不了，无异于杀鸡取卵；不还呢，希腊政府信用尽失，所有希腊银行会立即破产，国债利率将会很高，同样是沉重不堪。（最近达成的协议，是希腊政府承认还85%的债，也就是说1块钱还85分。）
但更加严峻的问题却是：希腊人的道德体系、社会诚信，一旦失去，还能重建吗？
